就业率统计制度执行与高校单位制延续

戚 务 念

（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南昌330038）

就业率统计制度执行与高校单位制延续

戚 务 念

（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南昌330038）

教育主管部门公布就业率的初衷在于促进高校的人才培养工作。然而，随着就业率成为高校考核的重要指标，就业率统计制度成为高校发展资源约束的“紧箍咒”。政府和高校通过“一把手”工程、一级抓一级的组织措施以及“先就业，后择业”的劝诫策略以保障就业率作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中心工作。依此可见，在社会转型和市场化就业的今天，国家权力虽然不直接干预微观领域的大学生就业，但高校在就业率统计制度执行实践中仍然遵循单位制运行模式。单位制的运行实践造成高校组织的职能泛化、形象损伤、专业性职能削弱、师生关系撕裂等不良后果。要解决高校去行政化难题，必须面对“单位制”这道“坎”。

单位制；高校就业率统计制度；“一把手”工程；政策执行

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早在上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之前，就有相当比例的毕业生不能如期就业。2002年起，高校扩招的首批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大学生就业真正演变成为明显的社会热点问题［1］235。就业率“失真”便是其中焦点。 对此，有人从“道德”的视角出发，认为就业率的“虚高”是因为高校作假、学生就业心态和就业不诚信等［2］；也有人从“技术”的角度出发，认为就业统计的指标和方法存在重大缺陷，如监测指标不完善，监测主体不科学，统计监测时间设置不合理以及数据难核实、难收集、质量难保证［3］；甚至有学者认为由于统计指标的局限存在一定的夸大成分［4］；有学者持“应然论”，认为“就业率”不是大学教育的终极目的，“唯就业率论”违背科学发展观原则，不可作为大学教育的指导思想［5］，为此提出建构和谐公平的就业环境［6］，扬弃“就业率评价”开展“就业竞争力评价”［7］，并进行高校毕业生就业力的测量操作化尝试［8］。

就业率的“失真”，从时间上看，起始于就业率统计制度的执行与高校就业率的公布。教育部公布高校就业率的初衷在于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也就是说，制度制订的目的是好的，然而，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就业率失真”这样一个颇受争议的现象。然而，在政策理想转化成政策现实的过程中，理想目标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9］以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手段，往往导致实际执行过程偏离政策初衷的结果［10］。高校就业率统计和公布作为一项正在运行的制度或政策，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提醒我们，对于高校就业率“失真”这一问题的探讨，除了“道德论”、“技术论”、“应然论”等视角外，还需要回到制度本身。本文无意于笼统地批判高校就业率统计制度，旨在通过作者在一个高等教育欠发达省份长期生活、工作基础上积累的经验资料，而不仅仅是思辨的推理层次上，考察高校就业率统计制度在执行实践中的运作机制、运作后果，并从学理上探索这一制度执行背后隐藏的逻辑。这一从“制度”的视角对高校就业率统计制度的探究，不仅有利于澄清和加深人们对于就业率问题的认识，也可以为市场化背景下高校“去行政化”组织转型提供启示。

二 机制：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制度如何运行

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制度自1993年建立，统计方法和内容都相对简单，且统计结果只作为教育主管部门或各高校的内部参考而不对外公开。1999年，教育部公布了《1999年中央部委所属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状况》，仅列了专业名称、毕业生人数、就业方案落实人数和初次就业率等四个栏目，未对就业率统计方法和截止时间等进行说明。

就业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教育质量。教育部公布就业率的目的也在于促使高校改变只重招生不重就业的办学观念，试图以此来考核、评价、推动和促进高校的人才培养工作。2000年起，教育部公布的数据将截止时间定为当年6月，就业人数以6月各高校拿到教育部签发的毕业生就业报到证的人数为准。此次公布的就业率将原教育部属高校就业率划分为95%以上、90-95%、85-89%、80-84%、70-79%、70%以下六个区间段，而将2000年新划归教育部的高校本专科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按90%以上、80-89%、70-79%、60-69%等四个区间。教育部文件规定，2002年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定期公布本地区范围内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情况”［11］。

（一）资源约束：就业率制度成为了“紧箍咒”

就业率公布制度的实施，“犹如在高校竞争中又竖起新标杆”［12］。2000年，教育部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总结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把就业率作为一项重要指标来考核高校。2001年，教育部文件再次重申了这一政策［13］。2002年，教育部则进一步提出“政府有关部门要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以提高就业率为中心”［14］。2003年4月，教育部更是公布了被就业工作者称为就业率的“18条挂钩”政策［15］。这18条政策几乎每一条都是高校生存与发展的“紧箍咒”，其挂钩项目主要有年度招生计划、专业设置、学位工作、高校评估与评优、高校设置等，“真正的厉害的是与班子考核挂钩，与财政拨款挂钩”（2011年6月11日，田野笔记）。2011年11月22日，教育部通知指出，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从此，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作为一个统计指标，已经突破了仅仅用来评估一个地区、一所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情况的限制，在高校“自主办学权”日益扩大的同时，俨然成为评估高校办学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16］12。笔者不只一次地听到高等教育工作者感叹：“就如同高考是高中学校的指挥棒一样，就业率成了高等学校的指挥棒。”

（二）组织保障：“一把手”工程，一级抓一级

至此，就业率统计制度成为悬挂在各高校领导和就业管理者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教育部学生司负责人在“2005关注中国大学生就业”系列活动上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要达到73%以上，不低于上年水平［17］。2009年1月5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其官方网站公布《关于开展2009年就业服务系列活动的通知》，提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目标是力争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70%左右。目前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是通过各校的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或学生处以及省一级的高校毕业生主管部门进行统计的，统计数据源于高校自行报送的就业方案。在国家看来，大学生就业是关乎社会稳定的大事。我们的调研发现，国家为了实现“理想”的就业率，采用了新中国以来一直行之有效的单位体制。为了确保就业率指标的完成，教育部多年来一直下发通知，要求高校的“一把手”亲自抓就业。笔者见到的最早一份文件是2002年12月31日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机构及队伍建设的几点意见》（教学［2002］18号文件），要求把毕业生就业工作作为高校领导的“一把手”工程。

毕业生就业工作是怎么抓的呢，就是一级抓一级。国家抓教育部，教育部抓省里，省里呢，就盯着教育厅，教育厅就抓各个高校，至于到了学校，就是校级层面抓院系，各院系抓班级，班级抓具体的学生。我们的就业工作就是采用这样一级盯一级的方式抓起来的。（2011年4月，田野笔记）

至于就业工作为什么要实施“一把手”工程，当地官员认为，在高等教育不发达、经济也不发达的地区，必须搞“一把手”工程。比如北大清华，上海名校一样，不可能让教授也去抓就业。作为高等教育重心偏低的省份，就要求“一把手”工程。“是按国家要求来做的，不是我们的创造发明”，省级部门的就业管理者们执行“一把手”工程是依照上级指示行事，这不仅找到了政策依据，对高校也有了合法交待。这个一把手工程到底在其中会起多大作用呢？“一把手”工程更多的是彰显领导对就业工作的重视。就业率统计制度真正要落实到位，还必须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和物质保障。

我们这个“一把手”工程呢，要他落实还真的不容易。我们还要有具体措施，比如，我等下第八项要说到的，周报月报制度。这个周报制度，每个礼拜都要编一期，编到15期之后就实行月报制度了，这个呢每一期要报给省里的主要领导，省委书记省长、分管的几个副省长，还有教育厅领导，还有就是都要发给每个学校的领导。他们一看以后，（如果数据不理想）他们就没办法坐得住的了。省领导会过问，一看到这些数据，他们就会说哪个学校哪个学校是怎么回事，这些数据排得这么后，赶快召集他们的一把手过来开会，说明原因。这样他们就坐不住了。每个层级都是一把手，教育厅、学校、院系等都是，要钱就容易到位。（2011年6月11日，田野笔记）

为了证明本省的“一把手”工程并非口头上说说而已，就业部门管理者经常用两则故事说明地方最高领导人是如何重视就业这一民生工程的：一件是省委书记对于高校就业管理部门的超常规视察；另一件是省长对于毕业大学生创业典型的超常规接见。

（三）“先就业，后择业”：就业工作者的劝诫

面对业已形成的劳动力买方市场，不少高校在毕业生就业指导中渗透以务实为本的思想，即“先就业，后择业”，以引导大学生就业观念的转变。这本是权宜之计。后来，随着就业率越来越成为高校生存与发展的核心指标，这一词汇成为对学生的常用劝诫语。其“指导思想”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是人生第一次就业，在整体就业环境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不应该对单位过分“挑拣”，先找一个单位就业是最为务实的做法。引导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实质是降低他们的就业期望以提高高校的就业率。其实，大学毕业生仍属于劳动力市场的优势群体，萨伊定律认为，大学毕业生能否找到工作不是“真问题”，只要肯降低求职期望总可以找到工作。然而，要降低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并不容易。就业部门的老师们不止一次地告诉笔者：“现在讲就业难，实际上是指就业质量难，要找好工作难。”GC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刘副书记如是说：“去年我们的校园招聘会提供了岗位6000多个，都是经过学校论证的，但只有1000多学生从我们提供的岗位走。学生对于就业并不急，用人单位在招聘大厅里等，但没有学生去应聘，岗位比人多。但用人单位也不急，他从你这里要不到学生，可以到其他学校去招人。”（2011年 4月 13日，田野笔记）SF大学就业处韩主任告诉笔者：“学生大多喜欢有编制、有资源、有地位、有保障的单位，如果是这样的单位来招聘，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没有编制的单位，同学不急于去应聘。我私下问了几个关系比较密切的同学为什么会这样？同学们说毕业以后这样的工作也很容易找到，这么快绑定自己，何苦呢？像这样，我的就业率就很难提高了，要完成上面下达的70%以上的指标就必须做‘工作’了。”（2011年5月12日，田野笔记）

与毕业生距离最近的要数学生工作人员（班主任、学生辅导员），“所有的就业数据都由他们收集，而所有责任也最终落实到他们头上”（2011年4月27日，高校就业处长，田野笔记）。

三 后果：高校就业率统计制度运行的非预期困境

国家的强制权力已经退出了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微观领域，国家与大学毕业生、用人单位不再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为引导人才流向，国家与个人均为平等的交易主体。然而，国家依然保持了对高校的强有力控制。国家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下指标”，这是一个备受就业管理者质疑但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硬性指标，说白了，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指的是不管做什么事情总是“指标先上”，先下一个指标，然后级级分派［18］。就业率能不能“要求”，这个问题要是放在包分配的年代当然不是问题，可如今岗位选择权早已交回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了。

“上级部门有要求，初次就业率要达到70%，定死了。这就变成了学校的任务，不能少于70%，要不然上级定的任务完不成”（2011年6月11日，田野笔记）。既然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要求”，“被要求”者当然只能是高校，可惜高校又不是用人单位，现在的用人市场也早已不是“卖方市场”，高校拿什么完成任务呢？实行就业率制度，国家本意虽在促使高校改变只重招生、不重就业的办学观念，然而，在大学生就业管理中，通过国家—单位—个人的管理体制，通过一级管一级的手段，把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责任分割到了学校组织，这种上下分治的体制同时也把矛盾几乎都集中到了学校内部，带来了“千军万马”搞就业、教学质量下滑、被（逼）就业等非预期后果。

（一）“千军万马搞就业”：组织职能泛化

一位省级就业管理干部形容，如今高校是“千军万马搞就业”。2007年的天涯论坛中发布了一则受到社会广为关注的帖子，题为“作为高校老师，我来告诉你就业率是怎么提高的”［19］，不少高校的老师和同学表示这些事情真实地发生在自己学校。这则被广泛议论的帖子生动地反映了行政命令和资源约束背景下学校（院系）领导、教师、学生等群体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展开的各自行动策略。面对“学校如何把住这一由人才市场的供求决定的就业率”这一疑问，我们对天涯论坛中的这一帖子分析如下。

接到上级部门要求的就业率目标后，学校领导制定工作目标——学校和院系的领导在一次又一次会议上反复强调：保证就业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为此，组织措施可以概括为：上下齐心协力，同抓共管。仿照教育部下发的“十八条挂钩”政策，学校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将各项经费与各学院的就业率挂钩。这样一来，各学院就纷纷想方设法去提高就业率，力争达到或超过学校这一指标。到了学院层面，带毕业设计（论文）的老师被动员起来把就业关。具体做法是：在提交毕业设计（论文）之前，毕业生必须向指导教师提交“签约”协议或工作单位“接收”证明，再由指导老师交给院行政，否则不允许参加并通过毕业答辩。面对质疑，学校领导和指导老师的辩护词往往是：连工作都找不到，怎么证明你是合格的毕业生？

其实，这种大学毕业生“被逼”就业的普遍现象也是运用资源约束理论的结果。那些一时没有找到工作或不愿意在此时此刻找工作的人往往“通过弄虚作假来制造一份盖章的协议或接收证明”以交差。毕业生虽然为此“良心”上过不去，但“有谁愿意在花费数万苦读四年之后放弃毕业证和学位证呢？”

（二）“承担了分外之责，却误了分内之事”：教学质量下滑

为千方百计完成预期就业目标，就业被列为各校“一把手”工程，结果，“承担了分外之责，却误了分内之事”，以学校为主的就业机制严重冲击了学校人才培养的基本职能，学校人才培养“缺斤短两”现象突出。大学最后一年，一般均应进行毕业设计（论文）撰写等环节，目的是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这是十分重要、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最近几年，在一切为了就业找工作的背景下，这些教学环节被淡化甚至成为走过场，学生实际能力明显降低正是与这类环节的缺失有关。学生在学校的最后一学年教学工作始终处在混乱状态，结果“就业率提高了，教学质量却下滑了”［20］。学校领导对此也只能表示无奈：

你跟学校领导谈就业率啊，学校领导是很反感的。（他们会说）我们是学校啊，只有把学生的能力提高，真正地能力提高这样才利于国家。现在这样至少要耽误一年时间，本科四年就变成了三年，专科三年变成了两年。首先认认真真地学，毕业后再去认认真真地找工作。现在是10月份开始就来招聘会了，搞的学生都没有心思读书了。10月份之前就开始搞简历之类的。（2011年6月11日，田野笔记）

（三）无奈的“被（逼）就业”：斫伤高校形象，撕裂师生关系

一段时间以来，“被就业”成为社会一个流行词汇。其实，一个学生接受教育能否毕业是看其是否修完了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德、智、体是否达到毕业要求。这不但是教育惯例，也是国家政策规定。但近几年，部分高校却把发放毕业证与其是否就业挂起钩来；否则，即便学业优秀，那也“对不起”了。因此，“被就业”也往往被理解成“被逼就业”。

无疑，高校如此提高就业率的做法损害了教育系统。就在李老师在QQ群里发送两则催学生上交就业协议之际，同学们开始了愤怒的质疑和议论：“学校是不是疯了，就知道干些不靠谱的事。怎么可以这么随便叫我们签啊！”“签约又违约，谁负责，还不是我们这些大头兵！违约金不是一两块钱可以解决的。几千块钱哦，半年的伙食费就打水漂了……”李老师在QQ群里作出了无奈的解释：“现在的确没办法，学校要求马上上交就业协议。所以没有就业的同学，现在只好先签个就业协议，但不一定就去这个单位工作。后面可以再择业，就不需要签就业协议了。学校从上往下要求、下命令。我们底层的只有一遍遍的做工作。希望大家尽快、按时将就业协议书交上来。”（2011年5月18日，20：52：31）该校就业中心主任熊老师也在无奈中反省说：“真正的就业辅导应该是为学生分析这个公司的好与坏，与学生的个性特征、生涯规划是否匹配，而不对学生说这么好的单位你都不去呀，或者为了就业率，赶紧劝别人去签掉。”（2011年4月1日，田野笔记）

对此，如果说教育主管部门无所作为，的确有欠公正。2011年11月22日，教育部发出通知，一方面强调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将减招直至停招，另一方面要求高校不准以各种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不准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放与就业签约挂钩，不准劝导毕业生签订虚假协议，不准将顶岗实习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教育部还建立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库和就业率抽查举报制度，对就业率作假高校实行“一票否决”，从而保证了毕业生就业率的基本客观准确。然而，在这些极富张力的制度面前，我们却不时能发现“法令不能改变社会”的现实。

四 逻辑：市场化就业背景下高校单位制的延续

（一）高校：就业率统计制度执行中绕不过的组织

通过对高校就业统计制度的执行机制与后果的考察，我们发现，高校是这一制度执行中无法绕过的组织。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实施就业率统计制度的初衷在于促进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然而，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国家行政力量因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而无法直接干预用人单位和大学生个体，高校也无法对用人单位发生直接作用。但我们看到，大学生就业市场中，国家权力虽然不负责微观领域的大学生就业问题，但对于高校仍有极强的控制力。高校为了获得“理想”的就业率，通过“一把手”工程、“一级抓一级”的组织策略以及降低学生就业期望，以毕业条件等资源约束，最终使得不少不愿就业或不能就业的学生也能完成“就业指标”。这一政策执行的后果对于高校组织来说，也是存在诸多非预期性困境的，如本以教学为中心、以人才培养为己任的高校却不得不分心甚至“千军万马搞就业”，对于高校形象和师生关系也是一个不小的伤害。总之，这一制度的良好初衷、非良性执行过程、执行结果等都离不开高校这一组织。

（二）单位组织：转型社会背景下高校性质的未变

前已述及，高校是就业率统计制度执行中绕不过的组织。那我们就要问，是什么结构性因素使得高校成为这样的一个“结点”？

我们知道，转型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上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化改革进程对中国社会转型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作用，然而，市场化力量对于社会的各个组织机构乃至对同一类组织内部的不同部门的冲击也是不一样的。单位制就是新中国以来高校的最重要组织特征，高校往往被认为是计划体制的最后堡垒。从高等教育扩张、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的市场化变革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初步考察中发现，高校仍具有较典型的单位特征（通过国家—高校—个人的单位体制来保证“理想”就业率任务的完成，将就业问题尽量在学生毕业离校前解决），比较明显地具有“社会控制”根源。处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的高校，依然是典型的单位组织，仍然处于一种完全的行政隶属关系之中。国家对单位组织领导人的任免权和单位组织发展的资源约束是国家在社会转型中依然保持对单位组织强有力控制的基本统治手段。按照布鲁斯的说法，借助于对人事任免权的完全控制，就形成了一个所谓“完全依赖性结构”［21］19。这样，“一把手”工程在实现社会控制中成为新时期的有力工具。而高校之所以能够完成就业率任务，也主要依靠的是对于学生毕业或毕业证相关手续、证件发放的控制上。这样一来，虽然避免了国家与个人的直接冲突，但是，不管主观动机和初衷如何，国家权力却在客观上用制度化和结构化的方式将冲突和矛盾转移到单位之中。因此，可以认为，在转型中国，高校的单位组织性质基本未变，而这也正是导致就业率统计制度非良性运行、“理想”就业率目标得以实现的极重要组织保障。

（三）单位：高校去行政化迈不过的“坎”

“单位”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组织，是国家进行社会控制、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的组织化形式，承担着包括政治控制、专业分工和生活保障等多种功能。解放初期，党和政府为了巩固政权、稳定教育和社会秩序、培养符合新政权需要的人才，也为了保证政令畅通（包括毕业生分配制度在内的各项教育政策贯彻执行），对高等学校采取了一系列行政化的社会控制举措。高等学校统统被纳入社会改造工程的结果是，高校和其他组织一样成为了中国的单位组织。这种组织，在结构上，政治组织与具体的专业组织合二为一；在行为取向上，专业取向和意识形态的行为取向融为一体［22］7。因此，与西方大学不同，中国的大学是具有大学职能（教育和学术）的单位组织［23］。

“单位组织”和“单位体制”是极富中国特色的组织与制度，单位体制的改造和转换构成了中国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24］。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形成于1950年代的单位制度发生了剧烈变动。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甚至有学者认为单位体制行将解体［25］17，单位社会面临“终结”［26］1-2。 李路路等人认为，要回答当前是否还存在单位体制，很有必要详细关注具体的制度改革过程，包括1998年以来全面推行的教育改革等［27］。世纪之交，有教育学者引入“单位”概念以探讨高校组织，然而，大多数处于演绎推理、现象列举阶段。在极少数的实证研究中，赵炬明运用组织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进行整体式研究发现，与北美大学相比，中国大学存在明显的单位制度特点：不仅要完成教学、研究功能等，还需要负责职工生活的照应，是一个具有正式社会功能的工作生活共同体［28］。

在过去的十余年，单位制度受到市场化改革的严重挑战。赵炬明的研究中，考察单位与个体的关系时，个体主要指教职工，是单位的正式成员。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相对于单位这一铁打的营盘，学生并非单位职工，而是流水的“兵”，学习期满后，学生将离开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开始职业生涯。何明洁借用魏昂德的“新传统主义”分析框架［29］，通过某校“校长日”制度，观察领导与学生干部、普通学生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学校管理体制的运作逻辑和程序，认为“新传统主义”理论在转型时期高校环境中依然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但市场和民主的力量让旧体制发生了松动［30］3-28。世纪之交，国家颁布文件力推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学界也大力呼吁高校去行政化。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于高校具有更大冲击力的具体的市场力量当属就业制度的变革。自2000年起，官方宣布中国正式进入“自主择业”的市场型就业制度阶段。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的市场化转型可以促使我们思考：市场化就业背景中的高校与学生关系如何，高校管理体制运行逻辑表明单位制的消解还是单位制的延续？

田毅鹏使用“终结”一词来概括转型期中国单位社会变动的性质和结局，认为“单位社会”之走向终结是近年来中国社会最具根本性意义的转变。并进一步解释，认为单位社会的最核心特征是“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联结控制机制［31］。通过关注具体的高校就业率制度及其实施过程，笔者认为，单位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形成了一种新二元社会结构。所谓新二元社会，是指传统计划体制的社会机制和市场化社会机制共生的社会结构，是对中国改革进程的一种新的理解，也是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新视角［32］。高等教育史上，高校这一组织的本体职能是教学与科研。在单位社会中，高校是一种事业单位，一种具有教学与科研职能的单位组织。市场化力量对于社会生活的渗透是方方面面的，但也是不均衡的。在此背景下，高校改革何去何从，高校去行政化如何着力，“单位制”也许是个绕不过去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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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刘平.新二元社会与中国社会转型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7，（1）：104-117.

Implementation of Universities’Statistical System of Employment Rate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Universities’Unit System

QI Wu-nian
（Jiangxi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Nanchang，Jiangxi 330038，China）

Education authorities’original intention to publish universities’employment rate was to promote universities’talent cultivation work.Nevertheless，with the employment rate becoming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assessment，the statistical system of employment rate more and more becomes a magic spell for universities.In order to guarantee the employment rate，which has already became the center of university graduates’employment，government and universities adopt a variety of measures，such as the top leadership project，the top-down management and“employment first，selection second”exhortatory strategies.It can be seen that in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market-oriented employment，although state power don’t intervene the university students’employment in micro-field directly，universities follow the operating mode of system of units in the practice of the statistical system of employment rate.The practice of unit system causes university organizations’function extended，image damaged，professional functions weakened，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rn and many other negative consequences.In this context，to put de-administration of universities into practice，system of units should first be changed.

system of units；the universities’statistical system of employment rate；top leadership project；policy implementation

G647

A

1000-5315（2015）03-0087-07

［责任编辑：罗银科］

2014-12-20

戚务念（1976—），男，江西赣州人，社会学博士，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育组织与制度、社会分层与学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