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同”思想与景德镇陶瓷文化

2015-04-14 11:14朱景林
江西社会科学 2015年11期
关键词:民窑制瓷景德镇

■朱景林

“和同”思想与景德镇陶瓷文化

■朱景林

“和同”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对世界多样性统一的认识。“和”是矛盾的统一,“同”是否认矛盾的存在,强调绝对的同一。陶瓷本身是“和实生物”的结晶,景德镇陶瓷文化受中国古代“和同”思想的影响,与中国饮食文化、中国传统艺术、域外文化以及“官民竞市”的政治文化交互融合,实现了“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统一,“和同”思想奠定了景德镇窑火千年不断,成就了其世界瓷业中心的地位。

景德镇;陶瓷文化;和同思想;和实生物

朱景林,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景德镇陶瓷学院思政部副教授。(北京 100083)

景德镇是世界上历史最久的一座单一性手工业城市,陶瓷发展较早,“新平(景德镇)冶陶始于汉世”,宋代时就因瓷而扬名,元代瓷业发展已初具都市规模,明清两代更是进入了陶瓷发展的鼎盛时期,奠定了世界瓷业中心的地位。“诚以瓷货之美,冠绝全球,虽百图仿效,终莫能及,盖得于天地者厚也。”[1](P3)景德镇陶瓷起步并不突出,但能在激烈的南北名窑竞市中脱颖而出,并进而创造出世界闻名的陶瓷文化,其陶瓷发展绝非一时之偶然,千年窑火不断的背后是文化理念的支撑,其中就不乏中国古代哲学丰富的“和同”思想。

一、中国古代“和同”思想的阐释

“和”、“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古代贤哲们对此已进行了大量探讨,其中,最为知名的是西周晚期的太史伯提出的“和同”论。《国语·郑语》记载,史伯与郑桓公论兴衰中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这里,史伯把“和”与“同”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了出来。

“和”是矛盾的统一。“以他平他谓之和”,“他”是与“我”相对,指的是相异的两种事物;“平”,有协调、均衡的意思。认为事物只有在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中才能得到发展,才能“和实生物”,产生新的事物。“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国语·郑语》) “和”是事物发展的基础,把握好事物多样性的统一,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才能促进事物的发展。 “同”是指无矛盾的、绝对的统一。“以同裨同”,是指同一种事物如只有数量的增加,性质却不会改变,也无法产生新的事物。故“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国语·郑语》)。所以,这种缺乏多样性的简单同一,事物无法存在,难以发展。“同”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要求,“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史伯这一思想后来得到发展。《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了晏子与齐侯的一段对话,晏子用“烹鱼肉羹”的形象事例来解释对立统一的“和”的重要。“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长短、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他认为烹调应当是水、火、醋、酱、盐、梅、鱼、肉等多种物质相互作用,取长补短,才能去除腥膻异味,调和好五味;反之,同是一味,“以水济水”必定“食之无味”难以下咽;音乐也是如此,五音相互配合方能奏出悦耳的乐章。强调事物之间的矛盾统一性,有利于事物发展。认为事物的“和”是由多种不同甚至对立的因素“相济”而成,通过各种因素相互补充转化,才能达到新的统一,而看似符合事物发展的一味求同只会适得其反。与晏婴同一时代的孔子也极力推崇“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老子也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这些思想都体现了早期人们对世界多样性统一的认识。

“和”是矛盾的统一,“同”则是否认矛盾的存在,强调绝对的同一。“和”主张在差异的基础上,利用各种不同的事物参与其中,以一定关系相联结,发挥它们各自的独特作用,使事物健康发展。一味求“同”,追求表面无矛盾的统一,这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事物也难以健康发展。

二、陶瓷是“和实生物”的结晶

陶瓷是“由粘土或主要含粘土(尚有长石、石英等)的混合物,经成形、干燥、烧制而成的制品的总称。包括陶器、瓷器、炻器等”[2](P214)。陶瓷制品按使用范围来说,一般可以划分为日用饮食器皿、艺术陈设品、建筑卫生器材以及各种工业用陶瓷四大类。

从材料来看,陶瓷是“火与土的艺术”,是多种材料烧制融合的技艺。瓷器是在陶器制造技术不断发展提高的基础上演变而成,其烧制就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制瓷原料必须是富含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质的瓷石、瓷土或高岭土;二是烧成温度须在1200℃以上;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面。景德镇在元代就开创了“瓷石-高岭土”两元原料配制瓷胎的方法,提高了瓷胎的耐火度,减少了瓷胎烧制过程中的变形概率,提高了瓷器的热稳定性,制瓷原料的二元配方是景德镇制瓷技术的一大进步。

从制作来看,景德镇陶瓷“一器之成过手七十二”,是在不同工序相互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完美统一。景德镇陶瓷根据制瓷的需要、技艺提升的要求,分工制作极为精细,每种工序均有相应的技艺要求,彼此配合,相互协调,共同促进了景德镇陶瓷的发展。明代宋应星称:“共计一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天工开物·陶埏》)即是对景德镇古代制瓷业精细分工的生动记述。明代后期景德镇主要陶瓷产品是青花瓷器。以青花为例,“一器动累什百,画者则画而不染,染者则染而不画,所以一其手而不分其心也。”[3](P37)到清代,景德镇不仅单个制瓷生产单位内部分工精细,而且整个制瓷业中行业分工也很细。《景德镇陶录》中列有18个专业,窑户有制匣钵、装匣、满窑、烧窑、开窑之分,红店有加彩、烧炼之别。正如拉狄克所说:“每个中国之瓷厂,皆莫不有自己之专技,若计算之,直至造成卖出之时止,每件磁器,须经工人之手五十云”。[4](P116)

景德镇陶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根据生产的需要,技艺的要求,在这一行业中,分解出不同的看似孤立的各种工序,却彼此分工负责,配合协调,“和实生物”,共同促进瓷业的进步。

三、景德镇陶瓷“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统一

景德镇陶瓷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主要原因是“和而不同”地与多民族、多国家文化的融合统一,吸收各民族的优秀技艺,博采外来文化的精华,大胆革新,“和实生物”,创造了许多新的装饰、新的造型和新的品种,从而奠定了景德镇在全国的制瓷中心地位。

(一)景德镇陶瓷与饮食文化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为了生存需要,在与自然界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瓷器由于胎质坚致细密,耐酸碱,耐高温,和食物接触不起化学变化,且器表光滑,容易揩净,不利于细菌的黏附和繁殖。因此,非常适合饮食器具。原始社会的陶器造型,就以适用生活需要为目的,主要有装水的壶、盛食的鼎、贮藏的瓮和洗涤的盆等,这些造型设计,承载着方便人们生活的实用思想。“具体地说,陶瓮或陶罐可以储藏粮食,陶壶或陶瓶可以盛水搬运,陶釜、鬲、鼎可做炊具,陶碗或钵可做食具,陶刀可收割谷物等等。”[5](P7)陶瓷的制造反映了人类的生活需求,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在中国饮食文化中,茶文化和酒文化是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饮茶之风盛行,茶具开始从饮食器中分离出来自成体系。特定的饮茶方式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饮茶器具。唐代流行煮茶饮用法,是先把茶叶加工煮熟,然后连同茶末,茶汤一起喝掉。所以,唐代饮茶的主要器具是瓷壶和瓷碗,唐代瓷碗的造型及容量,正好适应这种饮茶方式。发展到宋代,不再盛行直接煮茶,而是风行“斗茶”,斗茶是在品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实为一种品评茶质好坏的比赛活动,其中尤为看重茶汤的色泽。“斗茶”使得饮茶器具亦随之变化,由饮茶的瓷碗演变为茶盏,由于黑釉茶盏更能反映出茶汤的色泽,故为盛行。茶盏的外观设计亦迎合了“斗茶”所需,它敞口,下狭上宽,斜壁小底,类似倒过来的斗笠,故俗称“斗笠碗”,这样既便于盛更多茶汤又易喝干不留茶渣,把茶具设计与饮茶习俗有机地结合起来。随着社会饮茶风俗的不断演变,陶瓷茶具也相应得到发展。陶瓷酒具的设计也是如此,生活方式和酿酒技术对陶瓷酒具的设计产生显著影响,不同的酒需要不同的酒具匹配。像元代后期,由于蒸馏酿造技术的发展,酒精的度数得以提高,相应的酒具器形也逐渐缩小。

陶瓷是人造物品,属于人化自然,是为满足人类的某种生活功能而产生的,是实现这种功能思想的对象化。例如设计生产出的茶具、酒具等,其材料选择、外观设计首先是满足它的使用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满足这一基本使用功能的前提下,这些制造出的产品又经过不断修饰,逐步融进人的真善美思想,以便更好地满足人类需要。

(二)景德镇陶瓷与书画艺术

中国书画博大精深,其渊深广博的艺术滋润着陶瓷绘画。中国画抒情寓意,追求神似的意境,墨线为主的造型手段,程式化的表现方法,还有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综合表达等等无不给陶瓷绘画以营养。“中国陶瓷在发展过程中,其作品题材就宣传、表现、遵从了民族精神、民族品格、民族历史、民族感情等内容;学习了青铜器、石雕、篆刻、泥塑、漆器等多门艺术,吸收其艺术营养以丰富自己,学习与运用传统的艺术形式、艺术纹样,创作了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题材。”[6](P671)

在唐代,随着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开始把中国书画的技法与表现形式移植到陶瓷的装饰设计,既能根据立意内容选择陶瓷器形,也能根据陶瓷器形安排立意内容,运用简练生动的笔法在陶瓷上创作栩栩如生的绘画或书写诗词警句,使得陶瓷文化与书画艺术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实现中国书画技巧与制瓷工艺的完美结合。有的直接从绘画中提取元素作为陶瓷装饰的纹样,像陶瓷装饰的“牡丹”“莲花”“萱草”等植物花卉;“凤凰”“孔雀”“鸳鸯”等动物纹样很多就来自中国绘画的图案。

陶瓷与书画的结合开创了崭新的艺术形式,像粉彩艺术,就较多地吸收了中国绘画的表现方法,其整个装饰构图、设色都近似中国画。陶瓷绘画在19世纪之前,都是画匠根据画稿,在瓷坯(素瓷)上进行描绘,到19世纪中晚期,在景德镇以“珠山八友”为代表,开始以瓷为纸直接绘画。“文人画的书卷气反映到陶瓷工艺美术创作中,当首推‘珠山八友’,‘珠山八友’以瓷当纸把中国书画移植到陶瓷上,让它们成为不可分割的综合艺术。”[7]

陶瓷装饰不仅博采中国书画的创作技法,还从版画中吸取营养。在明代,中国版画艺术已形成许多流派,如金陵派、徽派、建安派等,这些版画有的作为书的插图,有的作为画谱,自成系统,非常兴盛。陶瓷装饰的题材有许多就取自当时的版画画稿,如明永乐官窑的十六子婴戏纹碗、清乾隆瓷器上的婴戏纹上,就与版画“九子图”上的婴戏纹相似。景德镇陶瓷广泛吸取民族艺术与工艺的艺术营养,如漆画、帛画、年画、景泰蓝工艺等,丰富景德镇陶瓷的创作语言,也使景德镇陶瓷形成鲜明的民族艺术特征与民族艺术风格。

(三)景德镇陶瓷与域外文化

伴随中国陶瓷的对外输出,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陶瓷艺术风格传播到整个世界,对外国陶瓷艺术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外文化的交流也影响我国的陶瓷创作,丰富了景德镇陶瓷的文化内涵。

陶瓷装饰受域外文化的影响。“元代将佛教法华器制作移于瓷器之上,创造了一种三彩法花器,明代之景泰蓝,也是摹仿法蓝而有‘青出于蓝而更胜之’之概。明代的青花,采用苏尼勃青、回青;红色釉瓷,采取槟榔屿紫矿,胭脂石,在中国瓷器艺术上,都放了异彩。”[4](P96)随着社会的发展,东西方交往的频繁,到明代永乐、宣德时期,伊斯兰文化也给中国青花瓷器的制作以启迪。“景德镇依照西亚金银器、玻璃器风格,制作出大背壶、天球瓶、帽壶等青花瓷造型。其中适应穆斯林生活习惯,口径在60厘米左右的大盘,在奥斯曼帝国特别流行。”[8](P413)清乾隆时,景德镇已开始直接仿造洋瓷,包括胎质、造型、颜色釉、彩绘以及画面等。

制瓷技艺得到交流。“明初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相传就是用进口的青料,即苏麻离青,而且这一时期在造型和装饰图案上,也都反映接受了外来的影响。”[16]随着16世纪末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入华,西洋绘画技法也渐渐流入中国。在色彩上,中国画讲究固有色,即色调一致,无光线感,而西洋绘画讲究条件色,即色调有浓淡之分,追求光感。清代效法西洋技法使陶瓷装饰越发迷人,康熙晚期烧成的珐琅彩瓷,是在吸收西方金属珐琅技术并成功移植瓷胎的成果,是画珐琅技术与中国传统制瓷技艺彼此融合的产物,即“瓷胎画珐琅”,这种逼真、新颖的表现方法使看惯了平涂五彩的中国人耳目一新。

景德镇陶瓷发展过程是不断交流学习的过程,各产瓷区的陶瓷文化和域外文化源源不断传入景德镇,兼收并蓄,博采众长,造就了景德镇陶瓷文化多样性的鲜明特征。

(四)景德镇陶瓷与“官民竞市”的政治文化

封建统治阶级设立官窑的初衷是为一己之私,但客观上奠定了官民竞市的局面,促进了瓷艺的提高和景德镇瓷业的繁荣发展。明清两代的御器厂,都设立在景德镇的珠山。官窑因由官府督办,统治者往往不计工本、力求完美,这些因素促使景德镇御厂汇集天下技艺高超的制瓷工匠,使用最优良的原材料,以最严谨的制作工序,在威严皇权管理下,每一个操作环节都力求做到精益求精,制作出当时最高水准的瓷器。中国瓷器制作史上,历代官窑瓷一直是该时期瓷器最高制作水平的代表,不仅质量凌驾于民窑,纹饰、造型也足以引导全国制瓷发展方向,它对瓷业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引领作用。大西林五郎在《支那陶瓷全书》中称:“入宋代,陶业咸受王室之保护。彼之定、汝、官、哥诸窑,皆在敕令下而经营者,于是陶工遂占受世人崇敬之地位,此宋代陶瓷业发达之因由。”[4](P45)

官窑的督办客观上也促进了民窑的创新,推动了整个陶瓷行业的进步。御厂工匠均选拔于民窑,当他们在御厂学习、掌握先进制瓷技术后,必然流传到民间。官窑的造型、装饰风格也会受民窑竞相模仿,促进了民窑技艺,提高了民窑质量,壮大了民窑发展。到了清代,民窑占了压倒优势,官窑瓷器也为民窑所出,使得后来封建统治者干脆实行“官搭民烧”,直接利用民窑烧制御器。“官搭民烧”不仅包烧,也包做。早自元代,宫内用瓷就由内府设计样式,然后送到御厂按样烧制,明清两代也延承了该项制度,这样御厂先进技术能够迅速传入民窑,同时民窑造型与图案也经常成为内府样式设计的参考器物,导致部分官窑隐约带有民窑影子。“官搭民烧”是对景德镇民窑陶瓷生产水平的认可,提高了景德镇民窑的声誉,促进了民窑技术的进步。官窑与民窑在竞争中互相学习、相互激励,最终互惠互利,在明代中晚期出现了“官民竞市”的欣欣向荣局面,即民窑器与官窑器在市场上出现相互竞争出售的局面,这对发展各自制瓷技术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四、结语

陶瓷本身是“和实生物”,陶瓷的发明最初只是承载着实现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简单想法,随着社会发展,体脑的分工,陶瓷在实现人类物质需要的基础上,进而发展为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它的造型、装饰反映了人们的精神寄托和追求。陶瓷并非一种简单的生活器物,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晶,既服务于人们的物质生活又要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景德镇陶瓷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古代哲学精神,“和同”的辩证思想支撑着景德镇陶瓷的持续发展。

[1]许之衡.饮流斋说瓷[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2]辞海·工程技术分册(下)[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

[3](清)蓝浦,郑廷桂.连冕.景德镇陶录图说[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4]江西省轻工业厅陶瓷研究所.景德镇陶瓷史稿[M].上海:三联书店,1959.

[5]谢端琚,马文宽.陶瓷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6]霍华.陶瓷述古[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

[7]戴征艺,江和先.试析诗书画在陶瓷工艺美术中的结合[J].江苏陶瓷,2011,(6).

[8]]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胡 炜】

G122;J527

A

1004-518X(2015)11-0134-05

江西省教育规划项目“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拓展:基于景德镇陶瓷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13YB053);景德镇市软科学项目“景德镇陶瓷文化的教育价值及其发展研究”(景科字(2011)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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