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妇会20年：性别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15年社会学年会”性别社会学分论坛综述

苏熠慧 王雅静

（1.上海财经大学社会学系，上海 200433；2.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世妇会20年：性别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15年社会学年会”性别社会学分论坛综述

苏熠慧1王雅静2

（1.上海财经大学社会学系，上海 200433；2.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2015年7月11-12日，第25届中国社会学年会“经济新常态下的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其中，由中国社会学会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举办的“世妇会20年：性别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分论坛也如期进行。本论坛28位发言人就性别社会学的有关理论与实证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性别理论反思与拓展

1.“社会性别研究”发展及实践总结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佟新教授总结了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后“社会性别”理论的引入，知识女性共同体的建立及其实践。她肯定了1995年以来知识女性在建立共同体过程中的重要实践，包括通过互联网建立起女性的共同体，产生“女性利益议题”，将私人领域的事情公共化。同时，她还提出知识女性共同体发展的动力机制所需的三种力量：一是知识女性兼具精英与边缘的双重地位，她们在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压抑与现代文化对自我呈现之权力的追求中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意识；二是全球女权主义为其提供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经济支持；三是国家女权主义创造出的主流空间和民间女权主义者们的倡导性别平等实践的相互结合。她还认为，知识女性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对形塑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女子学院性别与发展学院王颖也梳理了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社会性别概念进入中国后，如何在国家力量的影响下构建出一套话语体系，并付诸实践。她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一系列推动中国社会性别研究的因素，包括：建构话语体系和身份认同、发展项目制模式和社会性别培训、建立与体制的关系、妇女社会运动的NGO化等。她还认为，女权主义者和行动者在社会性别研究的学科建设与教育、NGO的创建与发展、项目与性别培训、女权倡导、国家政策建言等方面进行了多元实践。两位学者对历史的梳理，为我们反思“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社会性别”理论反思

除了历史的梳理与实践的总结，一些学者还对社会性别理论本身进行了反思。中华女子学院范从概念史的角度回顾了“社会性别”概念的产生与性

别研究早期状况，认为在这些研究中存在“性/性别”（sex/gender）互斥倾向，从而导致了两个概念在分析过程中的二元对立。他提倡以朱迪斯·巴特勒的理论来拓宽对社会性别的理解，从而摆脱社会性别研究中的内在矛盾。

浙江财经大学陈曦和上海财经大学苏熠慧都对范譞的反思做出了回应，但两位学者提出了拓展“社会性别”理论的不同可能性。陈曦赞成范譞从后结构和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超越“社会性别”理论。她从当前中国“女同”性别身份认定存在的误区和应关注的三个问题出发，认为可以引入“酷儿理论”讨论“女同”群里内部的差异性。她提出，在界定性别身份上需要以流动的、发展的、非固化的酷儿观点来进行，并从性相和性别身份关系角度分析“女同”群体内部存在差异性的原因。

苏熠慧则提出，在美国，对“社会性别”理论的批判衍生出不同的流派，除了范譞和陈曦提到的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流派，还存在黑人女权主义所提出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理论。她提出，在美国“社会性别”理论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末，被许多学者批判为忽略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性，许多学者纷纷提议要注意女性群体的多维身份，并提出“交叉性”理论来解决多元身份认同的问题。苏熠慧还提出，“交叉性”理论在西方已经运用得很广泛，但如何引入中国的性别研究还需要进一步讨论。除了概念框架方面的反思，一些学者还对“社会性别”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深入讨论。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李文芬重新梳理了女性主义口述史的内核，讨论了女性主义与口述史之间的关系。她认为，口述史与女权主义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都鼓励普通社群发声，挑战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不同的是，后者具有更自觉的批判和自省精神，以及更明确的改变社会的行动导向。女权主义与口述史的结合，一方面消减一般口述史可能存在的性别盲点与歧视，发展出更强大的批判力，同时吸纳口述史搜集、整理、分析史料的方法和理论，以口述历史的系统性、鲜活性和深刻性更有效地让妇女及性别不平等关系可见，提升女权主义观念、理论与行动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她还认为，在中国大陆，妇女运动的经验和资源需要梳理出来、散播出去，对此，女权主义口述史会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工具。

二、实证研究与现实中的性别问题

1.农村中的性别问题

农村女性的发展是性别研究中关注的重要方面，不同学者从不同方面对农村女性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为提高农村女性地位，改善她们的处境提供了参考依据。

华中师范大学祝平燕和李嘉欣从可行能力的分析视角，研究了湖南省S县农村贫困妇女的贫困现状与减贫措施。她们以贫困的概念解释作为出发点，通过对贫困理论中贫困的定义进行对比，提出用可行能力视角分析S县妇女贫困的合理性，同时从基本可行能力、生存可行能力以及发展可行能力三个层面来分析和展示S县农村妇女的贫困现状。她们根据上述三个维度研究S县政府的减贫政策、减贫措施对于贫困妇女可行能力提高的表现与实践，并结合分析与探究结果对贫困地区农村贫困妇女减贫工作提出对策。

安徽师范大学高修娟的研究发现，在农村人情仪式活动的举办过程中存在性别分工。她认为无论是仪式性活动还是非仪式性活动中，男性都承担着更加重要的职责。这表明当前农村性别关系仍然以男性为中心，需要提高女性在农村人情仪式活动中的参与性和重要性，从而提高农村妇女的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艾晶发现，农村中年丧偶女性的“再婚”生活存在着诸多的“适应危机”，可获得的各种社会支持也普遍处于碎片化状态，且存在种种缺陷。她对山西省J村丧偶女性“再婚”家庭进行考察发现，工作者通过个案工作的介入，能够挖掘丧偶女性自身潜能，积极链接社会资源，协助农村丧偶女性应对“再婚”生活的适应危机，以帮助其更好地适应“婚后”生活。

中山大学刘兴花认为工作带来的收入增加和妇女自身发展与性别平等意识增强是农村妇女家庭地位改变的共同机制；收入性质与数量的不同与是否扮演公共角色是农村妇女家庭地位改变的差异机制。她通过比较个案研究发现，个体的经济收入决定家庭地位这一“资源论”传统仍具有较强解释力；个

体的公共角色通过影响社区对妇女的评价，也对妇女家庭地位的改变产生重要影响；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意识是其家庭地位改变的重要动力。

厦门大学敖杏林考察了农村妇女阶层认同的现状、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她发现，农村妇女阶层认同主要受到配偶和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具体来看，个人或配偶的收入、个人或配偶的党员身份、从事非农职业劳动和养育子女（尤其是儿子）、信仰伊斯兰教等因素是导致农村妇女倾向于做出高阶层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高收入的影响最为显著。她认为，农村妇女的理想社会性别角色正处于转型之中，但传统性别角色仍束缚着农村妇女对自身价值的评价，配偶阶层地位依旧是导致农村妇女做出更高阶层认同的重要原因。

辽宁省委党校省情研究所霍红梅通过对辽宁125位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因素对于农民创业绩效存在性别差异影响。社会资本对农民创业绩效有显著影响；农村女性创业者的创业绩效低于男性；打工经历、风险偏好与创业意愿正相关。她建议，应从提高农村创业者社会资本水平入手，扩大其社会网络规模，增加关系网络中“弱联系”数量，从而提高创业资源获取能力和创业绩效。

以上的实证研究都为我们改善农村妇女境况提供了经验参考。学者们的发现表明，在农村可以通过政策倾斜、建立支持网络、鼓励公共活动参与、提供发展机会来促进农村女性的发展以及推动她们地位的改变。

2.组织中的性别问题

女性组织的发展情况以及女性在组织中的权力和地位状况是检验性别平等的重要指标。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石鑫和马冬玲就此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石鑫梳理了公益性民间妇女组织研究的制度困境和资源困境。她发现，公益性民间妇女组织面临的制度和资源困境主要体现在合法性、资金、人才等方面。在应对这些困境的过程中，公益性民间妇女组织发展出了提高合法性和公信力、培育孵化新组织、拓展筹资渠道、加强团队建设以及扩大参与者范围等一系列应对策略。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马冬玲则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从组织层面和个人层面，对“蜂后”假设即女领导比男领导更不利于女下属职业发展的观点进行了检验。她的研究发现，从组织层面来看，相对于单位一把手是男性的情况，在单位一把手是女性时，单位性别歧视现象会显著减少；从个人层面来看，对于女性受访者而言，单位一把手是女性时，她们认为自己在工作中得不到晋升的情况并不比单位一把手是男性时严重。这些发现驳斥了认为女领导多为“蜂后”的流行观念，对在政策设计中增加女领导的合理性提供了经验支持，也为女性职业发展提供了策略选择。

两位学者都为女性在组织中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证经验，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

3.劳动与就业中的性别问题

劳动与就业直接关系生计问题，女性的劳动与就业情况与其在社会以及家庭中的地位息息相关，是性别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这个经典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学系石彤和周旅军利用2011年女大学生典型群体调查数据，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通过户口类型、大学生目前就读的年级、自评综合能力、自己期望的最高学位、职业规划量表等11个自变量对高校本科生职业规划的影响作用进行多分类logit分析发现，大学生的职业规划存在性别差异。对大学生群体规划毕业后去向有统计显著性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户口类型、是否独生子女、目前就读的年级、学科门类、自评综合能力量表、自己期望的最高学位、父母期望中的最高学位、是否找过工作、职业规划量表和政治面貌；对大学生群体决定理想单位类型有统计显著性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是否独生子女、目前就读的年级、学科门类、自己期望的最高学位、父母期望中的最高学位、政治面貌。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贾云竹利用1987-2013年中国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运用性别隔离指数分析了普通高校专任教师队伍的性别垂直隔离情况20多年间的发展变化。她发现，普通高等学校专任

教师队伍总体规模急剧增长，女性在其中的参与程度大幅度提高，这突出体现在专任教师中女性所占比例的持续提升、女性专任教师职称结构稳步改善、专任教师队伍的性别垂直隔离指数日趋缩小。

全国妇女研究所的杨慧、林丹燕和吴菁运用经济参与度与回归分析方法，对经济领域性别差距的变化趋势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20年来中国经济领域性别差距缩小了3.60个百分点，还需要155年才能最终消除该差距。市场化与经济参与度表面上显著正相关，但用人单位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容易对女性产生性别歧视。在控制其他因素条件下，市场化可显著扩大经济领域性别差距，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事业单位可显著缩小经济领域性别差距。在此基础上，杨慧建议继续发展高等教育、促进机关事业单位女性发展、加强劳动力市场监管，为女性平等参加经济发展、缩小性别差距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河北大学陈红利用2000年、2010年两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分析了全国男女两性收入差距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她发现，男性收入与受教育程度、年龄、行业、职业、上学年数、婚姻状况、民族、所在单位类型、参加培训次数显著相关；女性收入则更易受到受教育程度、职业、所在单位类型、参加培训次数、年龄的影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雅静梳理了理发业历史演变和发展现状，分析其中劳动性别分工变化情况，寻找形成等级性别分工的内在逻辑，以及这种性别分工影响两性职业发展的机制。她认为不平等劳动分工机制依然存在，表现为理发业行业内部通过现代性的学习制度建构了不平等的人力资本积累模式，消费社会主导的性别文化（性别想象）共同作用，再生产出不平等的劳动性别分工机制。

沈阳师范大学陶双宾探讨了沈阳老工业基地的拆迁工厂女性子弟原子化生活以及拆迁对女性工人二代的影响。他认为，历经这一宏大变迁的“70后”“80后”“孔雀女”，逐渐陷入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成长模式：归属感不断丧失，社会支持愈加匮乏，彼此界限明确，人人努力争先。从切断与旧式大家庭的联系，到工人新共同体关系的瓦解，这一切均可看作以现代性为名的宏大叙事的社会创痛。

淮阴工学院邓子娟对国外过去十年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的经验研究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发现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的前因包括人口学变量、人格变量和工作相关变量。

三、文化、身体与性别观念

几位学者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女性身体健康、性别观念、文化现象进行了剖析。

河北大学霍明贤和沈阳体育学院杨雪都对女性的身体健康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霍明贤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河北省数据对与女性健康发展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她从妇女健康自我评价、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年龄、生活方式等方面，研究了河北妇女的身体健康状况及其问题，得出了河北省妇女身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的结论，并从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提高受教育水平、保持和谐的婚姻生活、维持良好的心理状态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妇女身体健康的对策建议。

杨雪则对女性在中西竞技体育中的不同经历进行比较性梳理。她发现，女性在中西竞技体育中的差异化叙事源于身体叙事，并在各自的文化与体制影响下形成了女性参与竞技体育情况差异、女性面临的性别关系差异以及女性与国家权力关系差异几个维度的区分。

北京大学吴利娟和中华女子学院李洁则对社会上的性别观念进行了探究。吴利娟发现，人们对“嫁得好”的意义诠释变得更加多元，认为不能武断地将对“嫁得好”的追求视为一种传统观念。但她也发现，当将“干得好”与“嫁得好”并置并认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时，“干得好”与“嫁得好”的多重意义也进行了重新选择和排列，一方面消解了工作对女性个人价值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彰显了婚姻家庭对于女性个人价值的重要性。她认为，这种性别话语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似乎为女性提供了多元身份建构的可能，但它所生产的性别规范仍以婚姻家庭为女性的价值归属，难逃传统的窠臼。

李洁则考察了高校学生群体的性别观念，分析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对社会性别教育带来的影响。她发现，国家力量退出、个人能力至上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实质是工具效用的最大化。这种价值观对高校

学生群体产生影响，导致男、女性别观念的差异，表现为：高校男生的价值观念仍然更多地建立在竞争性的关系模式之上，他们更多地认同个人主义、效率和竞争性的发展分工模式。高校女生的价值观念则更多地挣扎在传统的家庭-共同体纽带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竞争的逻辑之间。二者之间持续而又紧张的压力让高学历女性陷入更大的主体撕裂和行为困境之中。

在文化现象方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杭苏红讨论了社会性别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性别解放”。她通过社会史的方法分析湖南新女性个体的“离家”过程，探讨在妇女解放过程中“情感解放”与“观念解放”之间的差异，以及“情感”对于个体的解放过程所产生的影响。她发现，一方面，家内的自然情感常常阻碍了一些观念已经解放的女性离家，获得个体的真正解放，另一方面，对于离家女性来说，虽然她们能够暂时克服这种情感对她们人身的限制，但是出走到社会的她们仍然对家怀有某种既怨又恋的“怨慕”情结，这无疑使个体陷入“解放”的情感困境之中。

此外，济南大学梁丽霞对女性旅游的研究进行了讨论。她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为文献检索来源，对1994年以来中国旅游地女性问题研究的21篇硕士论文和79篇重要期刊文献进行系统归纳和评述，并对今后的研究趋势进行展望，以期为中国旅游地女性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提供借鉴。

全国妇联研究所蒋永萍也结合国内外研究和实践经验，介绍了“提高妇女地位的国家机制”，即国家为提高妇女地位所做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及其运作。她进一步提出了有效提高妇女地位国家机制的四大要素：一是提高妇女地位推进性别平等的国家机构，二是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政策体系，三是促进妇女发展的国家行动计划，四是社会性别主流化传略的推行和确保机制运行的支持保障措施。

最后，本次论坛负责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佟新教授就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20年来性别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进行了回顾与展望。她着重强调了对性别研究的三个理解：第一，性别研究的推进需要知识的重构，即质疑已有的知识，对其进行重新评估，并重新思考性别的意义。第二，性别研究不仅仅是理论研究，还是一种行动。第三，性别研究需要更多批判性。

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浙江省社科院王金玲研究员就性别社会学的发展进行了展望。她认为社会性别学逐渐从边缘转向主流，表现为方法越来越多元化（从过去的定性研究为主，到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并重），越来越多男性也对此领域感兴趣，为年轻研究者进行性别研究提供的支持也在增加。她认为这是可喜的转变，呼吁更多的年轻人通过努力，为性别社会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责任编辑：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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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2563（2015）05-0112-05

1.苏熠慧（1985-），女，上海财经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研究方向：性别研究、劳动社会学；2.王雅静（1984-），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性别研究、劳动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