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闺阁到街头
——评《劳作的女人》底层视角与空间焦点转换

杨可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从闺阁到街头
——评《劳作的女人》底层视角与空间焦点转换

杨可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从清末新政、清帝退位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20世纪初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上的大变局皆始于北京，这段大历史的变幻我们耳熟能详，对于其中关键精英人物的研究也比比皆是。但下面这几个问题也许并不容易回答——假如你是一位20世纪初生活在北京普通满族家庭里的女性，当你的父兄每个月不再领到朝廷的津贴，家庭经济陷入困境时，你有哪些路可走？如果你打算出去工作，有哪些职业可供选择？女性从事哪些职业受人推崇，哪些职业带有污名？节日来临的时候，你和女伴可以去哪里找乐？如果你没法谋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为你提供救助？

是的，这些历史深处的细节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因为我们的历史研究素来关注精英，却对大众的生活知之甚少。正如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说，我们对宫廷和宫廷生活的了解是事无巨细，但却不知道鲜鱼怎样装在水箱里被运到市场[1](P32)。有鉴于此，近年来国内外的史家逐渐开始跳出只关注重大事件和精英人物的传统轨道，出现了关注底层大众日常生活的转向，程为坤先生所著的《劳作的女人：20世纪初北京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以下简称《劳作的女人》）就是一例，它关心的是北京城普通女性在历史的风云激荡中如何适应变革，特别是如何利用城市的公共空间。该书2011年出版后即获评中美图书馆学会最佳图书之一[2]。作为一部女性史和城市史研究的专著，它试图走出上层人家的闺阁，摆脱闺秀诗作、缠足文化等女性史传统议题，避开北京精英女性的西化过程，就从清末民初普通女性的街头空间经验来展开，回答诸如前文所提的有关北京底层女性日常生活的细节问题。下面，本文就从《劳作的女人》一书最突出的两个特点——底层视角和空间焦点转换来加以评述。

一、以底层视角描绘普通劳动女性的群像

当下的海外中国历史研究已不像早期那样追求纵览全局、概述全貌，相反，分而述之是基本的研究策略。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提出，“中国中心观”的历史研究除了要用中国内部而非西方的准绳来确定具有历史重要性的议题之外，还趋向于“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3](P201)。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劳作的女人》在横向上对研究对象进行了区域的划分，框定北京城为研究的空间疆域；在纵向上则对女性群体再次进行了阶层的划分，以底层视角来书写劳动女性的历史可以说是该书最鲜明的特色。

20世纪初的北京不同于纽约、上海，由于工业欠发达，难以为女性提供在工矿企业就业的机会，北京几乎没有女工人。女性的工作机会多散布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做教师、护士、生意人，也有收垃圾的、帮佣的、接生的、做针线的、卖唱的和拉车的。也正因为没有集中的工作场所，北京的底层女性也缺乏在政治上被组织或动员的机会，无法在劳工运动、

妇女运动中留下她们的身影。她们为生计终日忙碌，甚或因谋生手段不体面而被视为城市落后的象征和改造的对象。但是，该书作者没有将这些“不进步”的女性排除在学术研究的视域之外。该书试图将整个北京的底层女性作为一个大的类别，以专题的形式对其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加以检视。第二章将她们的各种谋生之道合在一起，展现了底层女性形形色色的经济生活；第三章则介绍了她们日常生活的空间——邻里街坊；第四章讲述了底层女性的休闲活动，着重勾画了北京现代化进程中休闲活动的发展；第五六章分别介绍了底层女性中最引人争议的群体——女演员和妓女。

描写底层女性注定要面临一个底层如何发声的困境。庶民研究的理论家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曾提出了底层是否能发出自己声音的疑问，而底层女性在阶级和性别上双重的弱势身份决定了她们缺乏必要的文化资源和手段来记录其生活历程和思想情感。该书作者广泛运用各种原始资料，包括政府档案、报纸杂志、游记、个人回忆录、地方公报、社会学调查，以及有关北京地理、历史、通俗文化、宗教、经济生活以及相关主题的书籍[2](P26)，力求展现底层女性的日常活动。有时一些学者访谈、妓女回忆录和偶然的对话也为我们留下了探知思想观念的只言片语，但正如作者抱憾坦承的那样，因为缺乏足够的原始资料，难以全面地表现底层女性在行动时的想法和感受，因此，本书对底层女性主体性的呈现主要是通过观察其行动而不是分析其语言，通过女性利用公共空间的各种途径来体现其在急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积极适应的努力。

二、走上街头的妇女：女性史的空间焦点转换

从《内闱》到《闺塾师》，妇女史研究与空间的结合一度集中在名媛才女生活的闺阁之中，而描述清末民初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势必涉及其生活空间的延伸。北京普通家庭的女性无法享受深居闺阁的奢侈，只能离开家门，走上街头，自己创造谋生的机会。该书将空间关注的焦点从闺阁之内推到家宅之外，转换到女性生活和工作的寻常院落、街坊邻里，以及更远一层的诸如戏院、游乐场、公园等用于寻乐的公共空间。也正是在女性日常生活与城市空间的结合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是如何回应大时代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的。

清末民初的北京，除了现代工业欠发达之外，还因为政治动荡和军阀混战导致许多家庭陷入赤贫，加上新文化运动对封建家长制的抨击，家庭一方面无法为其成员提供全面的经济庇护（尤其是旗人家庭，随着辛亥革命后津贴的取消，一夕之间失去了经济来源），另一方面也无力再继续作为约束女性自由的桎梏。可以说该书展现的正是家庭在面临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压力之时，女性从家庭之中被“释放”到街头的过程。街头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街头政治，但作者提醒我们，女性突入公共空间不能全部理解为一种解放。“充满矛盾的城市环境使女性发展出了两种利用城市公共空间的倾向……一方面，经济上的困窘迫使穷苦女性走出家门来谋生，在城市空间里去施展拳脚；另一方面，北京城对西方影响和民族主义政治的逐步开放鼓舞了中产阶级女性，她们开创了各种利用公共空间的方法，并由此发起了一场解放运动”[2](P53)。换言之，对中产阶级女性而言，走上街头也许是主动的选择，街头是她们开拓职业空间和社交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宣传政治主张的舞台；而对底层女性而言，踏入街头让她们得到了更多自由，但同时也失去了安全感和依赖感，有时意味着必须从事原属于男性的苦工和边缘化的职业。例如，该书《在街头干活》一节中写道：“1920年代北京城女人力车夫越来越多”，“贫困女性，特别是满族女性，在拉车的行当里公开和男同行展开了竞争。……有时候，女人力车夫没法在白天照顾孩子，就把孩子带去干活。有位赵先生曾经雇了一位母亲拉的人力车，她的儿子就跟在车后跑。”[2](P68)

随着女性突入原本属于男性的公共空间，与自由一起增长的是男性精英的道德保守主义和国家管控女性的欲望，在这里她们得接受男性的“凝视”，服从国家、警察和精英的道德话语。在该书所引的一幅1909年的刻版画中，女性在戏园的二楼看戏，堂座里的男子扭头望着楼上的女性，而这幅画的标题便是《有伤风化》[2](P138)。该书第七章描述了警察所代表的男权社会和国家力量对女性的管制。国家对女性进入城市公共空间的态度复杂而矛盾，既同意赋予

女性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又想要规范女性进入公共空间的方式和身体。国家和精英改良城市的过程也是重塑公共空间中女性形象的过程。依据女性职业身份和阶层地位的不同，她们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形象也被区别对待：有的被视为落后的象征遭到排斥和禁止，有的因为合乎传统道德而受到鼓励，而诸如女演员这样的公共形象既有道德危害，也可能有利于政治宣传，经过精英之间的协议斗争保留了下来[2](P239,PP135-137)。

总体而言，作者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充满矛盾的街头，因为女性并非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公共空间对切身利益各不相同的女性而言也具有多重意义。北京底层女性，尤其是从事各种街头营生的女性，将街头变成了区域性的劳作空间，除此以外，街头还可以充当女性逃避家庭矛盾的避风港、节日闲暇时取乐的场所、需求公共舆论支持的论坛；同时，她们也在街头遭遇偏见、隔离、骚扰和威胁……这里没有一个统合的论述。对底层女性而言，街头带来了经济机会和社交可能，同时也让她们感到紧张、屈辱，但无论如何，她们和中产阶级的女性一样通过自己的行动争得了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开始真正植根于城市社区。

三、小结

告别政治史和精英叙事，转向大众文化的历史叙事如何与重大的时代政治主题相关联？《劳作的女人》一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尽管它主要展现的是底层女性几乎处于“无事件境”的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没有风云变幻的戏剧性，但仍力求将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置于具体的历史时空之中。正是在清末民初急剧的社会变革之下，北京经历了普遍的贫困和社会规范的松动，底层女性也由此有机会从封闭的家庭走上街头。该书关照底层女性日常生活，读来却并不给人琐屑之感，因为作者笔下的底层女性已步出闺阁，行走在更大的城市空间，和更广阔的社会环境发生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该书不仅为城市史、女性史写作提供了新的启发，也是关注底层的新文化史以小见大的成功范例。

除了结构视角之匠心独运，作者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方面的功力也颇值一提。该书所用的参考文献卷帙浩繁，广泛地借鉴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从甘博、陶孟和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调查统计中引用了北京家庭经济、人口结构、住居环境的数据，从麦倩曾20世纪30年代发表在《社会学界》上的《北平娼妓调查》搜寻到了北平娼妓业不为人知的资料。作者对阶层分析很敏感，始终带着分层的视角，他关注到旗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下移，看到了不同女性休闲方式的阶层分化，乃至公共空间所体现的阶层差异。作者还十分熟悉现今社会科学界对何为“工作”（work）的讨论，根据“能产生用于交换或家庭消费的产品和服务的活动”的界定[4](PP51-66)，该书所言的“劳作”采取了最宽泛的定义，既有正式的有酬劳动、自我雇佣，也有无酬的家务劳动，以及可以赚点钱的兴趣爱好[1](P77)。不过，在此笔者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即使在这样宽泛的定义之下，女乞丐是如何包括在劳动者的范围之中的？抑或作者只是把女乞丐作为底层女性的一部分纳入了讨论？

最后，笔者为该书感到最为遗憾的一点是其对视觉资料似乎开掘不足，其实空间的主题是非常适合用直观的视觉资料来表现的。不过，正如王笛先生在“序言”中提醒大家的一样，该书是一本未完之书，正如女性走向公共空间是未完的旅程。这样想来，该书视觉资料的留白，和书中作者刻意展现的复杂分化的经验、未完成的发展一样，也许正是后来人继续探索的出发点。

[1]王笛.不必担忧碎片化[J].近代史研究,2012,(4).

[2][美]程为坤著,杨可译.劳作的女人：20世纪初北京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3][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Entwisle,Barbara,and Henderson,Gail E.(eds.).Re-Drawing Boundaries:Work,Households,and Gender in China[M].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责任编辑：含章

D442.7

：A

：1004-2563（2015）05-0125-03

杨可（1977-），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社会史、性别社会学、劳工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