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苦痛与灵魂的救赎
——《蛙》中姑姑形象创作原型探源

李晓燕

——《蛙》中姑姑形象创作原型探源

李晓燕

何为存在？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曾这样说：“存在是一切情感、思想、欲望和人一切活动的本原，是人的生存意义的基础，既表明人客观的地位，也表明人主观深邃的体验，是当下的，现实的，是自我的本质。存在是与人发生关系的，在小说中，若不能将人建立起来，也就不能将存在的维度建立起来。”人是万物之灵长，但人的肉身局限性又是天然的，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所以人的存在本身是苦痛与欢乐并存的。文学的重要价值就在于揭示人的存在，并努力探寻灵魂救赎的可能。莫言小说《蛙》就是这样一部反映社会现实，揭示真实人性，贴近生命存在的作品，正因如此，这部小说不但荣获了茅盾文学奖，而且走向世界，赢得了世界各国读者的广泛认可。

《蛙》以新中国六十年来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以乡村妇产科医生姑姑万心的经历为主线，描绘了高密东北乡故土大地上苦痛的生存本相以及个人内心的挣扎。小说成功塑造了姑姑这一血肉丰满、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这一形象的人物原型来自于莫言生活中的小姑管贻兰，同时，她的身上又承载着高密女性特有的坚韧，莫言对姑姑“忏悔”形象的创作则牵涉到莫言对灵魂救赎之路的探索。深入剖析姑姑这一人物形象形成的渊源，可以从小说发生学的视角考察莫言小说成功的奥秘及其蕴含的精神价值。

一、莫言笔下的姑姑

莫言一贯主张文学创作要始终盯着人来写，他在荣获诺奖的发言中亦说他是一个“讲故事的人”，通过一个个精彩传奇的故事，莫言塑造出许许多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典型人物。这些人物个性鲜明、独树一帜，在中外文学史上拥有一席之地。《蛙》中的姑姑就是这样一位神奇的女性，她集人性、神性、魔性于一身。姑姑童年时的传奇经历，年轻时与飞行员王小倜的美丽爱情都展现出姑姑勇敢、智慧、善良的美好人性。在姑姑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之后，她的人性更是升华为一种“神性”。姑姑对工作非常热爱，非常执著。为了救治病人，她几乎没有正儿八经地坐着吃过几顿饭，她曾骑着自行车疾驰在结了冰的河面上，也曾为推行新法接生勇斗老娘婆。她接生了一万多名婴儿，她是散发着百花香气的“送子观音”，在高密东北乡深受乡亲们爱戴。

爱情的失败与“文革”的遭遇成了姑姑从神性跌落的转折点。坎坷的生命经历锻造了姑姑坚韧的个性，她在工作中风风火火，被恋人王小倜称作“红色木头”。最终王小倜受到台湾女播音员声音的魅惑，驾机叛逃去了台湾。姑姑陷入了信任危机，曾一度割腕自杀。姑姑在“文革”中又惨遭批斗，为了适应艰难的生存环境，姑姑惟有令自己变得更加坚强。

姑姑的这份坚强却压抑了她善良温柔的人性。“文革”之后，姑姑成为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她又以火热的激情投入到了工作之中。为了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她曾带人围追堵截过违规怀孕的孕妇，姑姑成为“催命判官”，她亲手流产掉两千八百名婴孩，有人给姑姑起了个外号叫“活阎王”，姑姑居然感到很荣光。她的人性被遮蔽，显现出“魔性”的一面。

多年来姑姑将内疚与自责深深地压抑在内心深处，她试图说服自己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工作，为了党的政策的实施，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然而退休那晚的遭遇却唤醒了姑姑的人性良知，成千上万只青蛙对姑姑进行了围攻，令她魂飞魄散，她认为那是被流产的婴儿来向她讨债了。姑姑的人性复苏了，面对自己曾经亲手流产掉那么多婴儿的过去，姑姑认定自己有罪，并且罪大恶极。姑姑后来嫁给了郝大手，又通过郝大手捏出了被流产的婴儿的泥塑，对他们进行焚香祭拜，以此忏悔，希望能够赎罪。人的生命存在是如此地纠结苦痛，罪已犯下，备受煎熬的灵魂如何才能得到救赎呢？

二、莫言生活中的姑姑

小说《蛙》的女主人公“姑姑”在生活中的原型，便是莫言大爷爷家的小姑管贻兰。生活中的小姑待人热情，开朗豁达，她风风火火，具有男儿性格。她是高密东北乡家喻户晓的接生婆，莫言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眼见到的人便是他的姑姑——莫言正是由姑姑接生的。

莫言的小姑出生于一九三八年，当时正是社会动荡的时期。在解放前姑姑并没有接受什么文化教育，直到她十三岁时，才到平安庄小学就读。在读过五年的小学之后，到了一九五六年元月，公私合营，姑姑的父亲作为中医带徒，带着姑姑加入了大栏乡卫生院。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四年期间，姑姑一直都是大栏乡卫生院的医生。

后来到了一九七五年，高密县组织各乡镇的妇产科医生培训。姑姑作为大栏乡卫生院的唯一一名女医生参加了培训。在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间，姑姑在高密县人民医院参加了为期两年的培训。一九七七年之后，姑姑又回到了大栏乡卫生院从事妇产科医生的工作。

姑姑从十八岁开始四十多年间，一直从事着乡村妇产科医生的工作，经她的手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婴儿有上万个。她在高密东北乡赢得了乡亲们的尊敬和爱戴。姑姑工作尽心尽责，因为家里是地主出身，姑姑背负着巨大的思想压力，她工作比别人更勤奋更认真。在县医院参加培训时，别人休息时在宿舍里睡觉，她依然奋战在病房里。别人休息时去高密百货大楼逛商店，她依然还在工作。姑姑勤奋的工作换来的是她技术水平的提高，她见过的病人多了，处理的紧急情况多了，自然就经多见广，练就了一身好技艺。姑姑说：“眼经不如手经，手经不如常拨弄。”姑姑凭着一身好本领，回到大栏乡卫生院挑起了大梁。姑姑年轻时给人看病总是上门服务，她背着药箱子，骑着自行车在冰面上疾驰，她说在冰面上行走最顺畅。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天黑下雪，姑姑有十分的力气，恨不能拿出二十分的气力来使劲干。那时候除了工作，还要填写各种各样的汇报材料，姑姑的这些工作都是晚上加班加点干出来的。

姑姑的一生中经历过的政治运动很多，“整风”、“反右”、“三反”、“五反”、“文革”等等，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姑姑一心干好工作，她凭着对工作的认真执著和优异成绩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她说不求大富大贵，工作尽心尽力，多出力干，心里舒坦。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时，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姑姑管贻兰的形象却从“圣母”跌落为“瘟神”。作为中共党员、卫生院的医生，姑姑不得已成为计划生育政策的积极执行者，一方面她继续接生婴儿，同时她又变成了流产医师。在一九七七-一九八○年间，正是计划生育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那时候姑姑每天忙着结扎、放环、流产，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每天晚上都要忙到很晚。一九八○年代初期，姑姑任乡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参与了计划生育工作，工作就更加忙碌。后来，到了一九八○年代后期，成立了计生办，姑姑的工作才稍微轻松了一点。

姑姑一九八一年入党，后来成为高密县的政协委员，直到她一九九二年退休。退休后乡卫生院挽留姑姑继续工作，姑姑又一直工作到一九九六年才退休。

生活中的姑姑非常健谈，非常爽朗。姑姑的家庭生活很幸福，她有三女一男共四个孩子，她的孩子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她有一个女儿现在在高密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工作。姑姑的丈夫是河崖前王家庄人，他曾是部队的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后来从部队转业去了安徽工作。直到一九九六年才调回了高密县人民医院工作。姑姑和丈夫聚少离多，姑姑一心扑在工作上，儿女们多亏了姑姑的母亲照顾。

莫言在小说中说起姑姑接生了一万多名婴儿，流产掉近三千名婴儿，事实上，姑姑告诉我们，流产掉的婴儿要比接生的婴儿多，是接生婴儿的二到三倍。她说就从一九五六年算起，一年接生三百个婴儿的话，那么十年是三千个，到她一九九六年退休时，四十年间，她接生了大约有一万两千名婴儿。而流产掉的婴儿远比接生的婴儿多，大约有二到三万之多。

姑姑说，计划生育本身就是个矛盾，搞计划生育每天都有哭号的、滚的、闹的，天天都这样。计划生育是从来没有过的政策，尤其在山东，重男轻女思想特别严重，让人断子绝孙，其对立面肯定是针锋相对。但计划生育是个国策，在那个位置上不工作能行吗？千人千思想，万人万模样。有的人理解这是一项工作，不干不行，有的人就朝着姑姑来了。姑姑干了一辈子计划生育工作，也是担惊害怕，下班回家后就早关门早堵窗。因为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姑姑家的门窗玻璃曾多次被人砸破，她家地里种的玉米也被人用镰刀砍断，就是夜里走路，也有人对她扔砖头。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拥有美满的爱情、幸福的家庭生活，然而因为从事特殊的计划生育工作，姑姑也品尝了诸多的艰辛，经历了太多的矛盾、煎熬和苦痛。

三、从原型到小说中姑姑形象的演变

莫言的小说，总是少不了精彩的人物传奇，曲折的爱情故事以及孕育的希望。在小说《蛙》中姑姑形象的创作中，从原型人物到小说人物，莫言亦融入了许多爱恨情仇相互纠缠的故事，塑造了姑姑更为立体生动的性格，体现出深受故乡齐文化影响的高密女性特有的风采，莫言更是对姑姑这一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深度挖掘，通过其心灵忏悔的转折，赋予了她更为深刻的人性内涵。

1.人物传奇的精彩演绎

莫言笔下的姑姑是在生活中人物原型基础上创作的艺术形象，姑姑形象的成功塑造充分体现了莫言人物创造的深厚功力、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以及编故事的卓越才华。那么，在姑姑的原型基础上，莫言又添加了哪些故事情节呢？

首先是胶州城里勇斗日军的故事。根据笔者访谈，现实生活中的姑姑在童年时，并未被日本鬼子抓到胶州城里，这一点是莫言虚构的情节，但姑姑的确是见过日本人。姑姑一九三八年出生，日本鬼子是一九三七年进入中国的，那时鬼子经常和日伪军一起到乡下扫荡，他们也曾多次到高密东北乡烧杀抢掠，童年时的姑姑亦亲眼目睹、亲身感受过日军的残忍与暴行。

其次是姑姑的男友王小倜叛逃到台湾去的故事，亦是莫言的艺术想象。姑姑作为高密东北乡少有的上过学的女性，当年上门提亲的人很多，也有许多人给姑姑介绍过男友，其中有一位是高密机场的飞行员，长得高高大大的，很英俊。这位飞行员并没有叛逃到台湾。由于种种机缘，姑姑最终选择了一位抗美援朝的军人结了婚。姑姑的爱情传奇是莫言的艺术创作，姑姑的爱人飞行员王小倜形象来源于姑姑曾经的男友，也因为高密东北乡临近高密和胶州两个军用机场，莫言从小就看着飞机起起落落，他心中对飞行员的生活充满了幻想。当年在高密经常能捡到台湾飘来的传单，说什么飞行员驾机到了台湾，最终黄金万两，美女相伴，过上了天堂般的生活，这些故事经莫言演绎，最终生成了小说中王小倜与姑姑的故事。

谈起《蛙》中姑姑在“文革”时经历过的批斗，姑姑说这也是艺术创作，在“文革”中，姑姑不曾得罪过人，她工作干得很出色，从未受到过批斗。关于和黄秋雅的矛盾，姑姑说，工作单位里会与同事有一些矛盾，但这些矛盾都是小事，根本不值一提。对于姑姑抽烟的描写，姑姑说，她从未抽过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有很多虚构的成分，不能在现实生活中仔细追究。

对于莫言在小说中写到的那些被围追堵截的违规孕妇的故事，特别是关于书中写到的王仁美、王胆、张拳的妻子耿秀莲流产的故事，姑姑说莫言妻子的流产手术，的确是她做的；在高密东北乡有两名袖珍女，她们后来生育时都是做的剖腹产手术，她们当中有一位生育了一名男孩，另一位生育了一名女孩，就再也没有生育了，也不存在二胎怀孕的事情；耿秀莲的故事，也并非姑姑亲身经历的。小说创作中肯定有一些虚构的情节，有些故事可能有类似的事情，有些故事则是莫言从别处听来的，或是经过小说艺术加工而成的。

莫言小说中所写的故事，来自于农村计划生育的现实生活。通过在高密东北乡的寻访，笔者了解到当年在莫言的家乡有一群专门从事计划生育的工作者们，他们工作作风泼辣，工作措施得力，成绩突出。莫言笔下姑姑拉倒门楼逼迫王仁美走出家门去流产的情景，在滔滔的大河上追赶孕妇王胆以及耿秀莲的情景，大多是从平时听到的抓计划生育工作时发生的故事演绎而来的。在具体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时，诸如拉家具、拉牲口、拆大门、拉倒门楼、扒房子、孕妇被逼跳河逃跑等等情节在农村也时有发生，从当时的计划生育标语也能看出计划生育在农村执行时的艰难复杂，如“引下来，流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一胎上环、二胎结扎、超怀又引又扎、超生又扎又罚”、“外出的叫回来，隐瞒的挖出来，计划外怀孕的坚决引下来，该扎的坚决拿下来”、“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要上吊，给根绳，喝农药，不夺瓶”等。

有些人，在计划外怀孕之后，经计生干部和风细雨地做工作，也会去医院里做引产手术，但很多的孕妇是不甘心束手就擒的，她们会强烈地想把孩子生下来，于是就选择逃跑。有“幸运”的会跑掉，隐姓埋名地找亲戚朋友，把孩子生在异地。然而，她们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往往会被迫参加学习班，要他们交待情况，逼迫孕妇们自首。有些孕妇被计生办的人抓住了，就会被送到医院里强行流产，被流产时，她们撒泼、哭闹，骂医生，骂计生工作人员，但也是无济于事，她们还是会被打上引产针，强行手术。

这些从事计划生育的基层工作者们每天面对这样的工作，他们也真是无奈，承受心理的煎熬和良心的不安。但如果不铁腕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就完不成工作任务，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孩子生下来。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这项基本国策要真正在省、市、县落实，就只能与行政挂钩，成为一级一级行政部门考核必须完成的指标。为了完成硬性的工作指标，基层的计划生育工作者们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有时不得不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

姑姑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当年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话，那么今天中国的人口数量得翻倍。如果那样下去的话，中国人的吃饭、穿衣、住宿都成了问题，国家的经济建设上不去，人口的素质更上不去。以前中国人的思想是“多子多福”，那时候要做工作不让人们生。现在的中国人，你让她们多生，她们都不愿意多生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素质提高上去了，许多观念也改变了。人要跟得上这个时代，有儿子指望儿子，没儿子就指望闺女，实在都指望不上了，还有敬老院。那时候大家都去住敬老院，同龄人在一起，有话说，有共同的爱好，也不错。

问起姑姑是否害怕青蛙？姑姑说她并不害怕。关于祭拜泥娃娃的事情，姑姑表示现实生活中也没有这样的事情。郝大手捏泥娃娃的故事取自高密姜庄聂家庄，姑姑的生活中也从未出现过这样一位捏泥娃娃的手工艺人。问起姑姑是否对经她的手流产掉的婴儿产生过内疚的心理，姑姑说刚开始的时候心里还觉得难受，过了三四年之后，渐渐地就把这件事情看作是工作的需要，就慢慢适应了。这是项艰难的工作，总得有人去做。

由此可见，作为支撑起小说《蛙》中姑姑的主要故事情节，均出自莫言在人物原型基础上的艺术想象与艺术创作。农村强制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受传统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的山东基层农村，产生了一系列尖锐的矛盾，莫言以姑姑复杂的生命经历集中反映了这一矛盾冲突。

2.齐文化影响下的女性特质彰显以及复杂人性的深度挖掘

莫言笔下姑姑的性格，具有“莫氏家族女性”特有的性格特征，这种特征，与“我奶奶”戴凤莲、母亲上官鲁氏、县令情人孙眉娘等女性一脉相承，具有独具魅力的高密女性特征，充分展示了莫言故乡齐地女性的风采。高密属于古代齐国的属地，齐国面临辽阔的大海，大海的神秘莫测培养了齐人辽阔的心胸气度以及对神秘之物的崇拜。齐文化历来是尊重女性的，齐国艰难的生存环境孕育了齐地女性自由开放的性格以及坚强不屈的个性。齐文化对高密女性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首先，齐文化开放包容的气度，给予了高密女性宏阔的精神境界；其次，齐文化的进取精神，给予了高密女性坚强睿智的性格以及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第三，齐文化的“怪力乱神”培养了齐地女性自由洒脱、浪漫神秘的个性。同时，高密的女性亦受到尊崇“忠孝仁义礼智信”的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她们自由、坚强、勇敢、魅幻，同时又有着善良仁德、忍辱负重的坚韧品质。莫言生活中的母亲、妻子、姑姑，以及众多的女性皆有这样的生命特征，莫言以其敏感的心灵洞察到高密女性的与众不同之处，并将这些独特之处融入到他笔下女性人物的创作之中，形成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女性人物形象。莫言以一种尊重、敬仰、爱慕的态度对女性形象进行艺术创作，这在现当代的男性作家群体中是并不多见的。

莫言笔下的大部分女性，皆是具有独立精神的女性，她们并不依附于男性。她们坚强、独立、顶天立地，她们具有创造性，敢于担当。姑姑亦是继承了这些女性共有的特征。姑姑是高密东北乡有名的妇产科医生，她技术过硬，坚强独立，工作上能够独当一面，除此之外，莫言在姑姑身上实现了对现实姑姑原型的突破以及女性写作的突破，那就是这个人物的自省与忏悔意识。小说中写到，姑姑意识到自己的手上沾有两种血，一种是芬芳的，一种是腥臭的。对于经她的手流产掉的婴儿，姑姑一生都不能释怀。及至后来，姑姑帮助小狮子蝌蚪将陈眉代孕的儿子据为蝌蚪家所有，姑姑的人性就更加趋于复杂。本是赎罪，还蝌蚪一个孩子，却因此又犯下了新的罪孽，孩子从一生下来就与亲生母亲骨肉相离，陈眉因此而痛不欲生，神志失常。姑姑感觉愧对了陈眉，她不但没能赎罪，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心灵枷锁，甚至常常会想到死。

莫言曾说：“好的文学作品应真实地反映现实，文学艺术就是用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暴露人类灵魂中丑恶的一面。”莫言对现实生活原型人物的变形、夸张、扭曲化的艺术处理，就像电影的特写镜头一样，真实地反映、再现、突出了人性的矛盾复杂，同时，亦令《蛙》这部小说对现实的暴露，比真实的生活更加深刻和集中。小说并没有回避姑姑“人性恶”的一面，小说中写到，“‘文革’初起时，姑姑是卫生系统‘白求恩战斗队’的发起人之一。她十分狂热，对曾经保护过她的老院长毫不客气”，致使老院长无法忍受凌辱而自杀。张拳的外甥是个坏种，曾用纸包着青蛙把姑姑吓晕，但姑姑说她并不恨他，“花花世界，缺一不可，好人是人，坏种也是人……”小说中的姑姑集聚了众人的复杂人性，亦反映了莫言通过文学揭露现实的创作初衷以及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

3.心灵忏悔的转折

姑姑形象的独特魅力依托于精彩的传奇故事，亦依托于莫言对故乡女性的独特感悟以及对普遍人性的深刻洞察，莫言又将自己生命中真实苦痛的人生体验融入到笔下人物的创作之中，特别是姑姑的心灵忏悔，更是牵涉到莫言的自身经历以及精神境界的转型。

小说中写到，退休那个夜晚，喝醉的姑姑在回家的途中误入一片洼地，她被成千上万只青蛙围困攻击，姑姑几乎是被青蛙撕扯得赤身露体，她奔走呼号却无人来救，她艰难地从洼地中逃出，一头扎进了正在制作月光娃娃的泥塑艺人郝大手的怀抱，她喊了一声：“大哥，救命”，便昏了过去。姑姑喝着郝大手的绿豆汤闯过了生死关，后来她嫁给了郝大手。为了弥补心中的歉疚，姑姑将她引流过的婴儿通过姑父的手一一再现出来，供奉在木格子里，对他们焚香跪拜……姑姑一度以为这些孩子们享受了她的供奉，等他们得了灵性，便会到他们该去的地方投胎降生。”然而姑姑并未因此而摆脱良心的折磨，每到夜深人静时，她感觉那些讨债鬼们浑身是血，哇哇号哭着，跟那些缺腿少爪的青蛙们一起又来讨债了，他们追得姑姑满院子跑，姑姑被蛙鬼魇怕了，她再也难于逃脱这种精神惩罚，姑姑悟到：“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有权力去死，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像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自己的罪，罪赎完了，才能一身轻松地去死。”

青蛙大军围困的经历现实生活中的姑姑并未亲身经历过，但那是莫言自己的亲身经历。莫言曾讲到有一次他探亲回家，恰是在一个夜晚，他走近一个池塘，就听见青蛙呱呱乱叫，池塘因满水而四溢，青蛙满地，他一抬脚就会踩到青蛙，无奈的他只好在满地的青蛙中站了一夜。莫言并未将这段经历写进蝌蚪的故事中，而是将这段经历转嫁到了姑姑的经历之中，满地的青蛙似乎是在向姑姑控诉，又似乎是被流产的几千名婴儿在向姑姑讨债。这样艺术化的处理就更加符合故事中的人物身份和人生经历，更好地突出了人性忏悔的主题。

莫言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姑姑被青蛙围困这种离奇的故事，亦与莫言的童年经历有关。莫言小时候常常在村里听聊斋的故事，他说：“人因为恐惧，更能产生想象力。六十年代的时候，死人相当多，那时村子周围一片荒原，家里只有煤油灯，一出门，田野里到处鬼火闪烁，有时会看到空中有火球在滚动，据说那是狐狸在炼丹。”莫言写到姑姑被青蛙大军围困的故事，显然受到故乡齐文化“怪力乱神”的影响，这场景似乎是蒲松龄笔下聊斋故事的今日再现。

更重要的是，莫言通过这样奇特的情节转折，亦实现了人物心灵世界的逆转。姑姑从“红色木头”，党的政策的坚决执行者到心灵忏悔者，这样的转折无疑具有突变性，因为现实生活中姑姑的思想并未转化，现实生活中的姑姑对于生死，看得很开，她说死了就是死了，有没有什么灵魂，她不知道。姑姑说：“人死如灯灭，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说是过年的时候给祖宗们烧纸钱上香摆供，他们能来吃吗？那只不过是给活着的人心里一个安慰。”因为游离于现实，小说中姑姑的突变也曾为一些评论家所诟病。然而，因着齐文化的影响，前有蒲松龄祖师爷的写作手法铺路，后有莫言自己的亲身经历，这样的转折又是能够被大部分读者理解和认可的。这样的忏悔是在原型基础上的深化，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些许的内疚和自责，小说中的姑姑则承受着巨大的心灵煎熬，她的良心永世不得安宁，她曾为此上吊、焚香祭拜，却永远也无法得到真正的怜悯、宽恕与救赎。姑姑的痛苦，亦呼唤着那照进心灵世界的救赎辉光，姑姑的痛苦心声亦是莫言苦痛心灵世界的显现。

四、姑姑形象超越原型的艺术价值

莫言是一位具有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的中国当代作家，通过姑姑这一典型文学形象，莫言集中反映了计划生育这一国策对中国当代基层农村生活产生的重大影响。同时，莫言又将个人、家庭，乃至整个民族以及整个人类苦痛矛盾的深层生命进行了深刻揭示，通过建立在历史、现实以及民间传说基础上的艺术创新，莫言以姑姑形象集中展现了生命存在的苦痛，并由此揭示出人类社会面临的巨大的生存危机以及信仰危机，并为找寻人类灵魂的救赎之路进行了文学上的探索。

1.存在的苦痛

莫言的文学创作受鲁迅影响至深，他敢于直面残酷的现实，立足生命存在进行创作，他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以及对复杂人性的深刻挖掘。《蛙》的创作，涉及莫言对人口问题的思考，对社会的忧思，触及中国社会之痛。国家政策与国人的生育权，原本就是一个两难的问题。莫言并没有急于去表达自己的看法，而是让他笔下的人物自然地展演出这一政策对于基层农村的深刻影响。

莫言小说以姑姑的生命经历，亦反映出人类生命存在的苦痛，并将这些苦痛转化到灵魂救赎的高度，表达了作者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姑姑的痛苦亦触及莫言自己的痛苦。在经姑姑的手流产掉的成千上万个婴儿之中，其中就有一个是莫言的孩子，当年他为了自己的前程而放弃了这个孩子，这个不能来到世间的小生命就成了莫言心中永远的痛，在他的心中一直有着无法排解的重压。他在心中曾无数次地对这个婴孩忏悔，他想做些什么来弥补自己心中的愧疚。小说中姑姑的忏悔，蝌蚪的忏悔，亦饱含着莫言自己的忏悔，他用手中的笔，为这个未出世的婴儿以及被流产掉的千万个婴儿做了一个文字上的祭奠。因此，莫言笔下姑姑的忏悔，有着生命的温度与真实的苦痛，能够抵达人的灵魂深处。

小说中写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计划生育”政策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已是名存实亡——“有钱的罚着生”，“没钱的偷着生”，“当官的让‘二奶’生”，有些所谓的富翁、贵人甚至找人代孕，编造理由，避免罚款。计划生育政策日益成为针对城市里那些循规蹈矩的工人、教师、公务员等少数人的一个政策，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计划生育政策亦正在逐步得到改革。单独二胎政策放开以后，并没有很多人一拥而上地去生二胎，面对越来越高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很多人选择少生育甚至不生育。在上海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甚至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与此相反的是，在一些贫困的地区，超生问题仍相当严重，造成了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数量持续较大幅度增长。同时，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日益严重，养老问题成为关系着社会民生，影响着千家万户的严峻问题，失独老人老无所依，养老院虐老等等事件常常见诸媒体。计划生育政策已到了需要深度调整的时候了。

资本全球化时代到来，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这样一幅末世般的图景：“天下还有许多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还有许多人在死亡线上挣扎……某些地方炮火连天，尸横遍野；某些地方载歌载舞，酒绿灯红。这就是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面对被物质文明入侵以及人性的自私贪婪而造成的生态自然环境破坏，以及严重的社会问题，整个人类都在犯罪。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姑姑的矛盾，亦是社会共有的矛盾，姑姑的忏悔，就有着更加深刻的代表性，反映出深层的社会问题根源。这样的世态乱相，这样的苦痛和心灵创伤，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莫言用他的笔，揭示苦痛的生存现实，揭示人性的光明美好以及阴暗丑陋。

2.灵魂的救赎

莫言曾说，文学要想创新和突破，无非是通过两种力量，一种是外来力量，另一种要从民间寻找，这样才能真正与世界对话。八十年代，国门打开，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拥入中国，开阔了当代作家们的视野。同时，他们又转向民间去寻找文学的创新点。新时期文学的繁荣既借助于西方翻译来的小说对文学观念产生的巨大冲击，又从民间、个人生活中汲取了丰富的创作资源。莫言对姑姑形象的创作，就是来自于民间真实生活，扎根于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传统，同时又融入了西方基督信仰中的忏悔思想，这样一位姑姑形象，就成为承载着世界文学精神的小说典型人物。

莫言笔下姑姑对罪的良心发现以及忏悔的意识，亦有着广泛的社会心理根源，更涉及到人死后灵魂向何处去等与信仰相关的主题。莫言触摸到了那些故土大地上人们苦痛的生存本相以及精神苦闷的内心挣扎，姑姑这一人物形象承载着肉身存在的苦痛、人类灵魂对救赎的渴望，以及对终极信仰的追问。

莫言的故乡高密东北乡，是一个受多元文化恩泽的风水宝地。传统的儒释道文化对高密有着数千年的影响，同时，民间淳朴善良的人们亦有着对财神、土地爷、关公、送子娘娘、狐仙等各方神灵的信奉，高密人对祖先、娘娘的敬拜由来已久。基督信仰落地到高密东北乡，亦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姑姑这一人物形象就承载着具有高密东北乡特色的多元文化内涵。

首先是姑姑形象承载着中华传统的儒释道思想文化内涵。信奉祖先的传统与儒家思想息息相关，高密人历来是信奉祖先的，过年的时候挂“家堂”的风俗由来已久，“家堂”上所列的，就是列祖列宗的名号。虽然“文革”时这种风俗作为“四旧”曾被革除，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民间的传统又慢慢地回归。企望多子多福的想法亦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儒家思想有关。这种民间的信仰，曾是民间生命繁衍生息的根基，姑姑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就不得不面对这千年的古老思想传统，这种传统也是从小就注入姑姑灵魂深处的，因此，姑姑抗争的不仅仅是她工作时的对象，亦有过去的自己。那些儒家最基本的仁义道德良善的精神品质在民间亦代代相传，对姑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令晚年的姑姑陷入了自我反省与内心挣扎。同时，佛教在高密亦有着千年的传播，佛教中善恶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亦是深入人心，佛教主张诸恶莫做，诸善奉行，人如果做了恶事是要遭报应的，不仅今生受苦，祸及子孙，而且来世还要受尽惩罚。姑姑流产掉那么多的婴儿，她内心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而传统的道家所提供的法术、修炼之说，则为姑姑灵魂的自我拯救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的出路。姑姑对泥娃娃的祭拜，就得益于“道士驱鬼”等道家法术的启发。

其次姑姑形象亦承载着高密的民间文化精髓。高密的民间之神“娘娘”对于小说《蛙》具有“点睛”的作用，小说中统摄全篇的重要精神支点，就是民间对“娘娘”的敬拜。“娘娘”在《蛙》中是慈善悲悯、普度众生的神灵象征。莫言在文中写到，曾经被“破四旧”战斗队拆庙毁神的娘娘庙，如今已在原址上重建，娘娘也再塑金身。在现实生活中，今天的高密市朝阳街道的娘娘庙村，娘娘庙真的被重新建立起来。娘娘庙几经毁损，几经重建，是高密人心目中的信仰图腾。根据笔者对娘娘庙村的陈世宝老先生(陈家祖孙数代看守过娘娘庙)的采访，娘娘庙中所供奉的娘娘，是曾为汉高祖刘邦的将士们治愈“卸甲风”贡献过小麦花的薄后娘娘——刘邦曾许过诺言，打下天下之后要到高密迎娶娘娘的，可惜娘娘年纪轻轻就离世了，所以娘娘庙也叫薄后庙。娘娘庙初建之年已不可考(亦有传闻娘娘去世后数年便得以修建)，有据可考的娘娘庙是在清乾隆九年由刘士秀负责重修。娘娘庙曾经修建于高密的城西门楼上，后来迁到了高密的娘娘庙村，真实的娘娘庙在高密历史上存在已有几百年以上的历史了。娘娘亦是民间的生育图腾，娘娘庙每月初一、十五开庙门，到娘娘庙来烧香、许愿、求子的人总是络绎不绝。娘娘庙里在娘娘的下首东边还供奉着“送生娘娘”、“送生爷爷”等神灵，来求子的人烧香后，便会用红绳拴个泥娃娃回家，怀孕之后，他们还会到庙里烧香还愿。《蛙》中写到了小狮子和蝌蚪一起进入娘娘庙求子的场景，他们见到的娘娘的塑像像极了姑姑。姑姑接生了上万名婴儿，她就是民间的“送子娘娘”的化身。同时，因着她特殊的身份，姑姑又亲手流产掉了成千上万名婴儿，姑姑生活在痛苦矛盾之中。在慈悲善良的正义化身“娘娘”的对比之下，姑姑作为凡人的美丑善恶集于一身的复杂人性及其作为凡人的软弱、局限性以及灵魂的不安，得到了深刻揭示。

其三是姑姑形象亦承载着基督精神的“罪与忏悔”思想。基督信仰在高密东北乡有着广泛的影响，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就有西方传教士来到莫言的家乡高密传教。传教士们撒下的福音种子，在高密东北乡生根发芽。莫言上小学时的校舍，就是由解放前的基督教堂改造而成。基督思想，亦对莫言的小说人物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莫言从八十年代开始接触到了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基督思想，一九九○年代时，莫言曾仔细研读过《圣经》，对《圣经》中“罪与救赎”的理解亦随着莫言阅历的丰厚在其文学创作中逐渐得到彰显。在《红高粱》中，只看见犯罪，却几乎看不到主人公的忏悔；在《丰乳肥臀》中，带着“原罪”出生的母亲的八个女儿个个命运坎坷，英年早逝，而母亲与上官金童也是一生凄苦，他们最终在基督信仰里找到了灵魂的安慰；《檀香刑》中，作为抗德英雄的孙丙甘愿承受檀香酷刑被缚升天台受难的场景，像极了耶稣基督为救赎人类甘愿舍身被钉死在十字架，而作为凡人的孙丙所犯下的“罪”似乎是由他自己、他的妻儿以及眉娘来共同承担了；在后来的《生死疲劳》中，莫言用到的是佛家六道轮回的思想，西门闹未曾犯罪，却被无辜处决，他有冤无处申，只能在一次次的轮回中逐渐淡忘了仇恨，平息了愤怒，以无罪之身宽恕了别人对他犯下的罪恶。在《蛙》中，莫言对罪与忏悔意识的书写越发深刻了起来：故事的叙述人蝌蚪年轻时为了自己的前途参与了逼迫前妻王仁美流产的事件，致使王仁美因大出血死在了姑姑的手术台上，蝌蚪对此一直深感内疚。退休后的蝌蚪被求子心切的妻子小狮子骗取了“小蝌蚪”卷入了由陈眉代孕生子的事件中，蝌蚪无力制止这件事情的发生，他从反抗到在现实面前妥协，他在那镶贴了数百张婴儿照片的广告牌前顿悟了，他感受到：“人类世界最庄严的感情，那就是对生命的热爱，与此相比较，别的爱都是庸俗的，低级的。”“我的犹豫、彷徨、被刺、被打、被辱骂、被追杀，都成为必要的过程，就像唐三藏取经路上所经受的八十一难。不遭苦难，如何修成正果；不经苦难，如何顿悟人生。”最终他接受了承担起做这个婴儿父亲的职责，他认为他过去的罪恶，终于得到了一次救赎的机会。蝌蚪和姑姑都犯了“罪”，然而他们的自我拯救却是那样地无力，而且在进行自我拯救的同时，他们又犯下了新的罪恶。蝌蚪的救赎机会是建立在陈眉痛失爱子的痛苦之上的，而姑姑的祭拜与忏悔，显然没有办法让她得到真正的心灵解脱，让她备受煎熬的良心好过多少。事实上，祭拜也好，自杀也罢，并不能改变一些什么，正如小说中蝌蚪给杉谷义人的信中所言，每个孩子都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流产婴儿的投胎转世，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圣经》中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世人都犯了罪，能够承受申冤和忏悔的是上帝。姑姑对两千八百名婴儿泥塑的祭拜并未让她摆脱“罪”的捆绑，如果没有一个超越现实的更高位格的“神”出现，注定了她的救赎永难完成，她只能活在罪中，承受心灵的煎熬与苦痛。

姑姑的苦痛亦反映出当今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后现代以来，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被质疑，人性充分张扬。人性的善恶共生、欲壑难填令人永远无法摆脱罪性，亦永远无法走出存在的苦痛。恰如谢有顺所说：“人类失信的历史表明人类无法离开那个无限大的神圣存在而单独存在，否则就会落到作茧自缚的情境里面。我们的理性，必须与无限大的理性(神圣存在)相连，以突破自我理性那个有限的茧。只有当人肯定一种比人更高的实在之后，他才有权柄、有信心去认识人内在的本质与需要。”面对当今人类面临的巨大生存危机，人类究竟该往何处去？被罪纠缠的心灵是不是永远也得不到解脱呢？苦痛的灵魂又该向何处去寻求救赎呢？“姑姑”的忏悔带给人们太多的思索。

莫言饱含悲悯，他看到了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不得已，也看到了人间的疾苦，以及姑姑那伤痛的内心。从原型到小说人物，姑姑形象皆饱含着爱与忏悔，忧伤与悲悯。莫言以姑姑形象的创作，深刻揭示了生命存在的苦痛以及灵魂向善的渴望，《蛙》的获奖与广泛传播，也以微薄之力推动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性化改革，亦同时呼唤着人间的正义与光明，博爱与希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李桂玲)

李晓燕，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