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土中国”到“城镇中国”
——读梁鸿的《出梁庄记》

李云雷

——读梁鸿的《出梁庄记》

李云雷

梁鸿的《出梁庄记》是《中国在梁庄》的姊妹篇，《中国在梁庄》主要描述梁庄的历史与现状，以梁庄为个案展示了中国乡村在二十年中的巨大变迁；而《出梁庄记》关注的则是另一部分梁庄人——外出打工的梁庄人，作者追踪这些从梁庄走出的人，描述他们的人生与命运轨迹，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大变迁中这些人物的生活与内心世界。在《出梁庄记》中，作者从梁庄出发，足迹遍及西安、南阳、内蒙古、北京、郑州、南方、青岛，耐心地追寻梁庄人在这些城市留下的脚印，最后又回到“梁庄的春节”，在这个象征家人团聚的传统节日里，结束了这次漫游与寻访。如果说《中国在梁庄》讲述的是留守在梁庄的村民的故事，那么《出梁庄记》讲述的则是外出闯荡的梁庄人的故事，这两部书一体两面，相互补充，从整体上勾画出了梁庄和梁庄人在大历史中的命运，固守家园的人在乡村承受着日渐荒芜与空心化的生活，外出闯荡的人从乡村走向城市，等待他们的命运却同样艰难，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乡村真正走进城市，能够为城市接纳的梁庄人寥寥无几，大部分人的状态是走出了乡村，但却并未走进城市，而是在城市与乡村的巨大鸿沟之间徘徊着，挣扎着，进退两难，这不只是进城的梁庄人的处境，也是中国进城打工者的普遍境遇。

《出梁庄记》与其他讲述打工者的著作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选择了一个他们曾经的共同体——村庄，这样的视角让我们看到，进城的打工者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体”，在他们身上负载着厚重的历史，复杂缠绕的相互关系，以及传统而顽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从这样的视角看去，进城是一个离散、漂移的过程，他们从自己原有的村庄、家庭、田园中离开，漂流到城市，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但同时乡村与传统也深深地铭刻在他们内心，他们在那里形成的生活观念与思维方式，仍潜在地支配或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打工者进城不只是一种经济行为，而是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的变革，他们的道德、伦理、家庭、婚恋等方面的观念乃至生命观，都处在剧烈的冲击与变化之中。如果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看，我们可以说他们在从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从乡土文明走向城市文明。但是当我们这么描述的时候，其实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那就是通常人们会认为现代文明与城市文明，要高于传统文明与乡土文明，但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样一种隐含的价值判断至少是值得存疑的。但如果我们暂时将价值判断悬置，那么这种描述是可以成立，即他们处于巨大的文明冲突与冲撞之中。

在《出梁庄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家族与乡土观念对进城打工者的影响，这甚至影响到了全书的结构，“在本书中，我是以梁庄四个大家庭的子孙——福伯家、五奶奶家、梁贤生家、韩恒文家——在中国城市的生活轨迹为核心，辐射其他梁庄成员、梁庄亲戚和一些吴镇老乡，描述进城农民的命运、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在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打工者最初出门打工是投奔亲友，他们的社会交往与依赖体系也是以亲友、老乡等熟人为主，书中对“扯秧子”的形象描绘，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一特点：“‘扯秧子’这一词语形象地说出了农民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及相互交错的存在。韩叔一家怎么来到内蒙古？先是朝侠丈夫通过老赵来，之后，朝侠来，恒武来，恒文来，韩叔夫妻来，韩叔一家全部来到内蒙古。在这期间，恒文的二舅三舅因帮助朝侠卖调料，也来到内蒙古，之后，因有矛盾，三舅回新疆，二舅留下。朝侠的小姨夫也过来，在恒文的店旁边开一个改刹车的小店，向学来，开校传动轴的修理铺。还有恒文、恒武店里的师傅、徒弟，大都是吴镇、穰县老乡或远方亲戚。……‘扯秧子’，一条根扯出几十号人，这几十号人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干的活儿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城市的每一个农民聚居点，几乎都是以老乡为单位聚集在一起的。卖菜的，卖玉的、卖服装的、搞装修的、收废品的，天南海北，各以自己的家乡为原点，往外扩展。他们大多依靠本村人、亲戚相互介绍来到城市，亲戚再介绍亲戚、老婆的亲戚、老婆亲戚的亲戚，形成一个圈子，一个小生态和小网络。最后，一个村庄的模式又呈现出来，就像北京西苑的河南卖菜村，龙叔所在的牛栏山镇姚庄村，光亮叔所在的青岛万家窝子。他们按照梁庄的模式在异地创造、复制一个同样的村庄。”

一九八○年代，我们的文学界在评论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时，曾有一个专门术语——“城乡交叉地带”，这是指路遥小说中的主人公高加林、孙少平等人的生活场景，主要是乡镇、县城等城乡交叉之处，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九九○年代之后，“城乡交叉地带”这一术语很少再被使用，似乎成了路遥小说的专门评论术语了。之所以会如此，并不是“城乡交叉地带”不存在了，而是“城乡交叉”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在一九八○年代，“城乡交叉”主要发生在固定的地域，如乡镇、县城等地方，那个时候的农村是传统文明与乡土文明的留存之地，而大城市则代表着现代文明与都市文明，不同的文明与生活观念、思维方式在乡镇和县城展开冲突与交锋，形成了一种“城乡交叉地带”。但在一九九○年代及之后，伴随着新一轮市场化改革，大量的打工者进城，“城乡交叉”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固定于乡镇、县城这样的区域，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局面。在农村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现代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因素，资本下乡正在重组传统乡村的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而城市中流行的新风尚，也很快就能在乡村中引起关注与模仿；而在城市中，大量的打工者聚居而形成的城中村，也将传统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元素带到了城市，所谓“城乡交叉”便在城市内部或农村内部展开。在《出梁庄记》中，我们所看到的，便是在城市内部展开的“城乡交叉”，但是打工者的生活与内心世界，在城市中并不为精英阶层关注，梁鸿的一个贡献就在于，她以打工者的世界为主体，让我们看到了在当代城市繁华而炫目的地表之下，置身底层的打工者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

但是另一方面，正如“城乡交叉地带”的变化一样，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打工者进城的方式与生存状态，并不是从来如此的。在《平凡的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孙少平初进城市的心情——他的迷惘、困惑，他面对雇工场面时的失落，他征服城市的雄心与精神追求，以及他干活时的拼命与挣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打工者最初进城时的共同心态，但《平凡的世界》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已与今天有了较大的差别。不仅是孙少平作为最早的打工者，与乡村有着爱恨交织的深厚感情，而且也包括，在孙少平身上具有知识分子的超越心态以及“征服者”的雄心壮志——在今天，后者在打工者身上已经越来越少看到了，这是由于在当代的社会结构中，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与贫富分化越来越大，“征服”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

如果再向前追溯，我们可以看到《创业史》中徐改霞的故事，徐改霞投考了城里的国棉三厂，这是当代文学中最早讲述的乡下人进城故事之一。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小说对徐改霞进厂所持的基本是批评的态度，徐改霞想投考国棉三厂，是受到了反面人物郭振山的蛊惑，也是不安心于农村工作的表现。在小说看来，农村的青年人不应一窝蜂地涌向城市，而应该从国家的整体视野出发，将乡村的现代化建设当作自己的事业。在外出打工颇为普遍的现在，这一看法似乎有些过时，但它反过来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盲区：如果所有农村的青年人都将进城当作唯一的梦想(正如现在一样)，那么乡村怎样才能保持发展的动力与活力，国家如何才能保持整体上的平衡？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二是徐改霞投考的是“国棉三厂”，这与现在的外出打工不同，她一旦考取，身份便由农民转变为工人，成为了国营工厂的一名员工，小说中故事后来便是如此发展的，这与现在“打工者”的双重身份——户籍是农民，做的是工人的工作——不同，这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用工制度与进城方式的差异。

但是在《出梁庄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的打工者都处于没有任何保障的生活状态中，惨死在异乡的阿金，氰化物中毒惨死在梁庄的小柱，以及无数的其他事例，都可以让我们看到打工者生存环境的艰难，而活着的人，则生活在歧视与侮辱之中，王福姑爷所讲的打官司的经历，尤其能显示出打工者在异乡的无助，“咱不想打官司，咱是外地人，一个打工的，谁也不认识，人家是本地的，肯定有人情。我就打电话，找交警队，想着只要你给我治病钱就算了。找了几个月时间，交警队也不管了，他一直不给，逼得没办法，只好找律师。……两天之后，咱和律师到顺义法院正式起诉。也说要审，审了之后，再进行伤残鉴定。再后来，那个人根本都不出现了，只在法庭上见面，见面连招呼也不打，也不问你青焕姑奶奶的情况咋样。”不只普通打工者如此，就连其中的佼佼者也面临着困境，“已经成为千万富翁的秀中精神境界并不稳定，心灵空间的宽度也游移不定。他仍然纠缠在昔日贫穷的阴暗中，在言谈之中，始终纠缠于个人恩怨和历史往事，有一种很狭窄的情绪和情感。讲起老丈哥对他的侮辱和自己的屈辱经历，秀中仍然耿耿于怀。他讲了很多细节和例子，在许多地方都忍不住提一下别人对他的轻蔑。另一方面他却又很开阔。现在的秀中已经成为行业中的一员，经常被邀请参加这个行业最前沿的开发会议、销售会议。……”

李秀中对亲人与亲戚的冷漠，以及韩叔一家恒文、恒武与朝侠的复杂关系，也让我们看到传统家族观念在城市环境中的变异，一方面每个人都离不开亲友网络的支持，另一方面家族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也成为了彼此之间发生矛盾与怨恨的根源，这或许是“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也是中国从乡土文明到城市文明中所遇到的独特问题。

据统计，近年来我国城镇家庭与人口的数量都已超过了农村，二○一○年城镇家庭数量超过农村，占比为51.55%，乡村家庭占比下降到48.45%。二○一一年，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比重达到51.27%，，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增加2100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1456万人。城镇人口比乡村人口多3423万人。这可以说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巨大的转折，以前我们习称的“乡土中国”正在转变为“城镇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一变化中，我们也可以看到，2.7亿打工者在其中占有很大的分量，他们正在从乡村走向城市，从传统走向现代，正和中国的步伐一样。但是在城市化或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仍面临着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进城的打工者能够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城市人，而距离这样的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出梁庄记》向我们展示的，是打工者在当前这个历史阶段的生存状态，其中既有第一代打工者，也有新生代打工者，作者通过她的观察与思考，以及书中众多人物的讲述，将他们的人生轨迹与生存状态，呈现在了读者面前，从总体上勾勒出了当代打工者的生活史诗。但是书中令我们印象深刻的，不仅是作者为我们勾勒的人物与社会场景，还有作者的主体姿态及其自我反思的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出梁庄记》中的“我”便是作者梁鸿，在书中“我”是采访的主体，“我”从梁庄奔向不同的城市，与不同的打工者交谈，了解他们的故事，记录他们的声音，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看到的“我”是富有历史感与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她以个人的力量奔走于打工者之间，让“沉默的大多数”发出了声音，这无疑是当代学院知识分子极为可贵的品质。但是在这个层面之外，还有另一个层面，那就是作者自我怀疑与反思的部分，在书中我们随处可以见到作者内心的纠结与纠缠，比如关于小柱，“小柱的死是我心中的一根刺，这根刺一直扎在我心里，越来越深，越来越痛。我童年最要好的伙伴……在他生病最后的日子，我曾经回过梁庄，但我没有去看他。……在哥哥镇上的诊所里，嫂子要去给小柱打针。我问她小柱情况怎么样了，她说，小柱吃不下饭，只能靠输液和一点流食生活，捧出来的血都有点发臭发腥了，我也没有和她一起去看小柱。那次回家，我待有七八天时间，我都没有去看他。”作者自我反省，“他十几岁出去打工，我十几岁出去上学，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也越来越有差距。想起他时，只是故乡回忆中美好的风景，至于那风景中真实的人和人生，我其实是不关心的。是的，很多时候，当风景中的人走出来，向你伸出求援之手，或者，只是到你的家里坐一坐，你真的如你想象中的那么热情吗？”——这不仅是作者的自我反思，也是作者对当代中国知识界的发问，在一个社会结构越来越趋于断裂化的时代，我们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来自乡村的知识分子，是否还有意愿与能力，站在底层民众一边，站在自己的亲人与记忆一边，写出他们的心声？梁鸿在犹疑与反思中走出了坚定的步伐，我想这将给予更多的人以启示与思考。

(责任编辑 王晓宁)

李云雷，文学博士，《文艺报》艺术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