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民图

2015-05-12 19:55江子
美文 2015年7期
关键词:北京孩子

江子

争吵一直在继续。女的喋喋不休,男的闷声不吭,偶尔爆一声粗口,发出一两声辩解。却不料又惹得女的更加凌厉的声讨。女的声音越来越大,大概是平日怨气太深,今日找到了一个出口,但言辞过于激烈,已经到了咬牙切齿恨不得把男的生吞活剥的程度。争吵内容,大约是女的嫁给男的,没过一天好日子,房子是租来的,男人赚的只够日常花销,生个病都不敢上医院,女的连新衣服也买不起,婚前的许诺永无兑现可能,而男的还有勾搭别的女人的嫌疑。

是在一辆车上——一辆冬日午夜的出租车上。他们都不年轻了,大约四十出头的样子。听他们的语气,他们是二婚,有一个才几岁的女儿——那孩子正睡在车后排的座位上,与她的母亲在同一排,身上盖着大人的衣服,睡得正香,他们再激烈的争吵也不能把她吵醒。

男的是这辆车的司机。一对中年夫妻带着孩子,坐在这辆车上,在这么深的夜,是怎么回事?女的解释说,天太冷,出租屋里没装空调,怕孩子冻着,就把家搬到开着暖气的车上,并不影响出租车载接单身的客人。而男的以为抓到了把柄,反咬一口说,还不是担心他会去会子虚乌有的女人,找理由盯梢来着,还押上孩子,有病!他的反驳,无疑遭到女的更加激烈的回应。

他们的副驾驶位上,坐着我——一个与他们的命运并不相关的路人。我从外地出差回来。走出火车站,我应着司机的招呼走上了这辆车。我与司机搭讪——天这么冷,即使车上有暖气,可我还没暖过来,何况在午夜,不说点什么都觉得不合适。可我觉出了车上气氛有些异样,回头,一个女人感觉打搅了我似的,黑夜中目光饱含歉意,蜷缩在后座。她的旁边,是个睡着的孩子。

这车不合适。我以为她们和我一样也是旅客,可我没有与陌生人坐同一辆出租车的习惯。何况还是半夜。可司机劝着我,说是他的老婆子和孩子,陪着他拉客呢。我也就安心坐下了。这时候更需要说点啥了。我开始说天气(这通常是最便捷的搭讪入口),夸赞他的妻子疼他,故意往高里估算着他今天的收成。我是善意的。可不料捅了马蜂窝。原本温暖的流动的家变成了互相撕咬的战场。

——争吵一直在继续。他们的话题,在双方的前配偶、子女、父母的赡养费、结婚以来的种种不如意等问题上盘旋往复,中间夹杂了许多陌生的名字。(其中有没有一个,是命运的化名?)在争吵中,男人成了无能、不忠、不孝、猥琐、卑劣的代名词,而女人就是前世造孽今生瞎了眼看错的苦命人。

我下了车。我对司机说抱歉。可司机说该他不好意思才对。他踩着油门,开着车摇摇晃晃地在大街上走。灯光昏暗,午夜的街道无声,只有他的车的引擎声由近而远,渐渐消失。

我站在路口,望着车消失的方向。我不知道,司机一家在这座城市的家到底有多寒冷,竟让他们窘迫到不惜影响生意非挤到出租车里吹暖气的地步。还要多久,他们可以返回家中?这么冷的天,这么冷的家,他们更应该拥抱着取暖,在如此激烈的争吵之后,他们如何尽快冰释前嫌,全力以赴地应对如此凛然的冬天?

他们的女儿死了。不知是谁弄死的。死的时候身上的衣衫都被撕成了碎片。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探视死者、为死者洗尸的人破坏了现场,孩子身上提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孩子是被掐死的。她的脖子上有掐的痕印。经法医鉴定,孩子早已失贞,而她只有十三岁,是我老家中学的学生。

按当下流行的说法,孩子是留守儿童。她的父母,都在南方城市里打工,需过年时才能回家。她跟着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奶奶耳背,说啥她都听不见。也许,孩子被人掐的时候她就在现场不远,孩子发出过激烈的喊叫。可是对一个耳背的人来说,这有什么意义呢。

孩子死了。他们匆匆赶回,掩埋了孩子。当然,哭泣是必须的。伤心是难免的。对于父母,还有什么比失去自己的孩子更为不幸的?按理他们应该留下来,过完头七,甚至慢慢理出线索,寻找那个杀害自己女儿的人,以及那个甚至是那些让女儿失贞的人。还有,他们自己也应该忏悔,因为是他们的失职造成了女儿的厄运。

可是他们都来不及。他们已经不仅是农村里的农民,还是南方城市私人企业的打工仔。他们的老板只给了他们不到一周的假期。逾期不归,即意味着他们将失去工作,而这是他们不愿意的。女儿反正已经死了,又丢了工作岂不更加不划算。他们唯有匆匆掩埋了孩子,迅速抹去泪水,又马不停蹄地往南方赶去。

从他们的故乡到他们打工的南方城市,坐火车要七个小时。在这无所事事的七个小时,他们终于可以松懈下来,无需为不能如期抵达担心了。他们终于可以放心地悲伤了。不知他们在火车上是会相互安慰,彼此说些死的死了,活着的要继续活下去的老套话,还是相顾无言,默默流泪?——当然他们不会在火车上大放悲声,火车是公共场所,而他们好歹是见过世面的人。

我的堂弟繁民又不见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靠什么活着。手机是开着的,不像有时打过去,电话里的声音说已欠费停机。可是没有人接听电话。发短信过去,从来就没有回应。

我的五叔的儿子繁民原本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他有妻儿。他努力工作。他有一门不错的油漆手艺。听我弟弟元生说,他的油漆手艺,叫他大师傅都不为过——在我的老家,大师傅是对最厉害的工匠的称谓。靠这手艺,他在南方城市有稳定的收入。这世道,到处是工地,怎么会不需要油漆工呢。

可是后来他变了。他不工作。他不停向也在南方打工的妻子索取钱财。他与妻子离了婚,并且对在老家父母身边的孩子再也不管不问,也对他的父母不管不问。他不接受任何人的问候,关心。他过年也不回家。他经常不接电话。他经常玩消失。我的祖母去世,他也不回来奔丧,而他是我祖母带大的。

一年大约有几回,他会主动打电话给我在南方城市的亲人,求着在做装修的他们领着做几天事,那通常是弹尽粮绝的时候。十天半月,拿到了可以让他应付暂时生活的钱他就会不告而别。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会去哪里。谁也不知道大把的时间里他忙些什么。

当然,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干什么坏事。他没吸毒,虽然现在他瘦得厉害。他也不偷盗,没跟上犯罪团伙。他还没有沦为乞丐,虽然他向我的亲友们借了不少钱。他也没染上什么病,虽然我猜他或许偶尔会去嫖娼。

他也没有爱上艺术,与哲学宗教啥也丝毫不沾边。他只是一个只有乡村初等中学文化程度的农民,没那么深刻。

他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他的心里有怎样奇怪的逻辑?他妈的,是谁让他变成这个样子的?是怎样邪恶的力量,让一个原本老实巴交的农家子弟,变成了一个人人感到陌生的食不果腹居无定所无父无母自我放逐的孤儿?

我的堂弟又不见了。这世界早已不以为意。与他有关的人都烦了他。他耗尽了所有人的耐心,爱意。让他去吧,就当这世上从来就没有过这个人。他们都这么说。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把镜头对准了北京街头的行乞者。镜头里出现最多的是一对老年男女。他们在北京街头,女的睡在被窝下面装病,男的扮演着病人家属,向路过的人们请求施舍。一会儿,男的睡在被窝下装病,女的扮演病人家属,向路过的人们请求施舍。

除了盯上他们的记者,没有人把他们指认出来,因为他们的前面,是一条人形成的河流,不会有太多的人短时间内第二次经过他们。即使天天经过,谁又会在乎他们,谁又会有心思发现他们的伎俩?

他们会很坦荡地换班,或者睡在被底下的人大大方方地起来换口气。他们不用害怕会有人揭穿他们。他们在老地方,但面前经过的人是新的。

中午时,会有人给他们送来吃的。晚上,他们就卷起铺盖走向路边专为他们停靠的车辆,等着车里的人拉着他们回到北京郊区的家中。

《焦点访谈》的记者很执着。他们一直跟着他们的车辆,找到他们北京郊外的住地。在镜头里,他们面对装成路人无意询问的记者,表情木然,脸上的皱纹、头上的枯发和粗简的衣着似乎暗示他们一直在厄运中。——他们的住地,凌乱而寒碜,比真正的行乞者的缺好不了多少。

《焦点访谈》说,他们是几年前住在这里的。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是北京人。那他们真正的故乡,是在哪里?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即使暮年依然要背井离乡,来到北京,在街头以情景剧的方式行乞?

他们的收入不算少,每一天大约有三四百元,而这三四百元中,只有数十元是真正属于他们的——天知道他们怎么接受了这样苛刻的分配方案。这样的收成,其实比低保户好不了多少。他们忙乎一天,工作强度不算小,要早出晚归,要在寒风中躺在被窝里一动不动,要跪着面对人群,却只有几十元的收成,如果说他们的行乞是一场骗局,那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可怜的骗子。

——镜头里,天没亮,老人们三三两两走到同一条路上,其中有前面提到的老年夫妇。有两个衣着光鲜的年轻人在引导着他们。他们步履沉重的样子,与其说他们是去行骗,倒不如说是去受刑。他们与引导者应该是同伙,可看起来他们更像是遭到胁迫。他们的日子,其实是末日;他们面前的道路,其实是穷途。

《焦点访谈》曝光后,他们骗乞的饭碗砸了。他们下一步将走向何方?是回到他们比在北京做乞丐还不如的故乡去,还是干脆离开引导者的掌控,到另一座城市,做真正的行乞者、流浪者?这个角色他们已经演过多时,完全可以驾轻就熟。

他在搬家。他和他请来的一群小伙子一起把他家里的东西装上了一辆脏兮兮的旧车。那都是些在旧货市场买来的二手家具,比如电脑桌、坐上去会吱吱作响的椅子、可以折叠的单人铁床、到处是陈年墨汁的旧书桌、吹起来摇摇晃晃的电风扇。当然还有成捆的书籍,老版本的名著,新出版的图书,那是他职业的证明。他的妻子,在旁边支应着。他和妻子的衣着、面目,有着与这些家具契合的粗糙和陈旧。

他是北京一小型文化图书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也是一名资深京漂。这些年来,他做了一本本书,往全国各个书店里发去了一本本创意和影响力都不算十分出色的产品。他远没到成功的程度,没有一本书让他出名。至今为止,他除了梦想,什么也没有挣下。他没有一家自己的公司,一套自己的住房。他不断地跳槽,在北京的民营出版界兜售着自己。熟悉这一行的就该知道,他在这样的公司,这样的职位,每月挣得不会太多,刨去房租、生活费,就所剩无几。他已过不惑之年,却依然没有挣下他人生的第一桶金。他是否该反思自己,重新设计自己的前程?

可他坚决不离开北京,这座容易给人造成巨大幻觉的巨型城市。北京就像一块大磁铁,将他整个吸住了。故宫,长城,烤鸭,大剧院,大剧场,“大裤衩”,这些元素将北京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梦境,而他是一个耽于梦境的人。他根本不顾人才济济、人口密度大得惊人的北京能给他这样的人留下多少机会。他宁肯每顿吃五块钱的快餐,生病了扛着不上医院,呼吸着“雾霾”,也要在北京,在北京。

他不断跳槽,也就意味着要不断搬家。他都不知道这是他第十几次搬家了。他的手机里存了好多个搬家公司的电话。为了降低成本,他习惯买旧货市场的二手家具,这使得他的家总是一种生拼硬凑的意味。可是他毫不在乎。他一边灰头土脸地往车上搬动着那些旧家具,一边以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语气心满意足地说,一个人老住在一个地方,是多么的无趣呀,每条街都住住才有意思呢。

他是我的朋友雨的同事。雨也是一个京漂,一个资历比他要浅的京漂。雨大学一毕业,就不管不顾北京举目无亲,买了一张火车票窜到了北京。她入了民营出版这一行。可是几年了,除了几次跳槽和搬家的经历,她依然什么也来不及拥有。

我劝雨回她的老家重庆。我说如果继续待在这样一座不缺人才、不断将你的努力残忍清零的城市,在这么一座永远获得不了户口买不起房、永远是局外人的城市,前途是渺茫的,眼前的他就是证明。可是如果回去进入出版行业,凭着在北京所学,三五年坐下来就会有所得。在亲友遍布的故乡的土地上,一切都会得心应手,她会在一条越来越宽阔的轨道上。

可雨摇摇头。她说我俗。她蛮不讲理地说自己就是要待在北京。我想她是被一种巨大的梦魇给攫住了。

倪萍又回到了中央电视台。她主持了一个叫《等着我》的大型公益寻人节目,每周二晚十点播出。在这个节目中,寻亲故事无奇不有,有弟弟寻找失散二十多年的哥哥,有女子寻找四十多年前的初恋情人,有怀孕的妻子寻找卷款失踪两个月的丈夫,有幼年遭拐卖的儿子二十多年后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有九十多岁的抗战老兵寻找七十多年的战友。从这节目中,你会知道,这世界充满了那么多的离散之苦。

节目的现场中心是一棵树。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不过是个道具,却真有那么点郁郁苍苍根深叶茂的意思。这似乎暗示着,离散并不可怕,落叶总要归根,亲人总会重逢。

每一次寻人的主角上场,在倪萍的引导下把离散的故事与心中的愿望说出,倪萍都会喊出“为缘寻找,为爱坚守”的节目主题语。那是开门的暗号,也是命运的谶语。顺着她的声音,象征答案的门徐徐打开,还真有许多人梦想成真。久别的亲人重逢,尘封的记忆启动,真是让人感慨万千,泪光闪烁。

可是即使如此具有国家背景的寻人平台,依然找不到一个叫邓昱哲的十四岁的孩子,那扇随着“为缘寻找,为爱坚守”的谶语徐徐打开的朱红色大门后面,邓昱哲并没有走出来。

邓昱哲失踪了。他走得扑朔迷离。他的父亲邓松华收到过两条短信,一条说孩子在他们手里,那相当于是被绑票了。另一条说孩子与他的同伴因为厌学离家出走,闯荡江湖去了。没有谁告诉他们哪一条是真的。

邓松华夫妇走上了中央电视台《等着我》节目现场,但没有像许多人那样收获了喜悦。听着工作人员的遗憾告白,邓松华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哭作一团。

邓昱哲哪里去了?他失踪的时候已经十三岁。他应该知道家里的信息,父母的手机,回乡的线路。他应该知道找不着他的父母会如何痛苦。他遇上了什么事情?这世界于他来说,是一台绞肉机,还是可以让他飞的滑翔机?

这个失踪的孩子是江西永丰人。而我来自他们的邻县吉水。他们的话语中充满了故乡泥土的气息,让我觉得亲切。他们都是我的乡亲。看着电视屏幕上的邓松华一家痛苦不堪,我感觉我的亲人在受难。

工作人员说,没有明确信息表明这孩子已经不在这世上,那就有很大可能他真是厌学出走。也许他只是不懂事,而且内心有大而无当的理想在鼓舞他,让他无暇顾及想家。也许有一天,他会事业有成,浪子回头,回到父母身边。奇迹从来都无处不在。

这样的安慰何其空洞,可对邓松华夫妇来说,这样的安慰已经是弥足珍贵的了。

经过一个小镇。一块空地上,盖着一模一样的上千套房子。房子大约盖了三五年,已经有了陈迹,但空空荡荡,没有人住。问当地人,说是当地政府盖的,是准备用来安置同意出让土地的好几个村庄的农民。结果不知什么原因,农民与政府闹翻,房子就一直闲置着。

我担心着,这个计划一旦付诸实施,由政府主导的土地置换一旦形成,这么上千户农民离开了他们世袭的土地,他们将以什么而活?这个远离城市的小镇,能给这么多农民提供多少就业的岗位吗?如果不能,那他们是不是将流离失所?这个小区会不会很快沦为贫民窟?

我担心这个计划的实施。可是,政府的意志是不可逆转的,这么多的房子的投入也让他们没有退路。这个空空荡荡的巨型小区不久就将热闹起来。这是毫无疑问的。

冬天了,那曾经的网上抽着烟裹着军大衣胡子拉碴目光抑郁的犀利哥,那个报纸报道过的在下雪天把死去的同乡尸体从千里外背回家的人,那个在我经过的路上钻进已经报废的电话亭抱着根本不响的电话喋喋不休说话的流浪汉,那些在城市工地上埋头苦干面目模糊的人,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衣被来抵御冬天的寒冷?

快过年了,那些在路上的人,那些被现实或梦想所迫背井离乡的人,是否都能依他们所愿一一安全返回家中?

据国家发改委消息,2015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28.07亿人次。

他把手反复探进衣服、裤子的口袋里。夏季本就穿得不多,他不用费太多的力气就把它们给翻遍了。没有找到他想要的。他开始扩大搜索范围:座椅,座椅下,座椅前面的行李袋。可是他依然一无所获。

他的表情开始慌乱。空调效果不错,可是他的汗布在脸上。他弯下腰,又一次在座椅下搜索。可是,他还是没有找到他要的东西。

这是在从北京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飞机上。他被公司派到北非某个国家的一个中国工地上务工。他是我的邻座。我和他有过简单的交谈,我不确定他是否有同伴。他似乎是陕西人(也许是甘肃人?)。他的口音很重,舌头上似乎有奇异的我猜不透的密码。他话语不多,我与他的交谈并不顺畅,终至无言。

然而他遇上了难事儿。他发现他的手机不见了。口袋里没有,座位上没有,座位下没有。

他解开了安全带,离开了座位,在前后左右搜索。他把身子探下去,或者用脚试探,扫荡。他对周围的人说抱歉,如果是外国人,他会笨嘴笨舌地说sorry,可是他的动作越来越凌厉,蛮横。可还是没有。

——他所有的一切都在手机里。故乡,亲人,要抵达的国家中国工地上接应人的电话,使馆人员的电话,能保证他在异国他乡不至于走投无路的联络图……它怎么可以不见了呢?

飞机是封闭的,登上飞机时我还见他把手机关机来着(他反复向我确认这一点)。怎么可能不见了呢。

他恨不得借来手机拨打他的号码,让他熟悉的铃声响起来。可是在飞行中,手机是被禁止开机的。

他恨不得把飞机拆开,把手机从各种零件中找出来。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他终于在他座位下一个偏僻的夹缝里找到了他的手机。他的脸上露出了无比欣喜的神色。他紧紧地抱着它,好像一个溺水的人抱着一根救命稻草,或像孤寡者找到了他失散多年的亲人。

——这个看起来出门经验并不丰富、鲁莽而木讷的年轻人,他要怎样面对在异国他乡的种种不适和不测,怎样成功化解前面路上的种种难关,从而毫发无损地,以成功人士的身份回到家人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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