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束缚下的人口流动

戚阳阳

(河南警察学院法律系，河南 郑州 450000)

《商君书·画策》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1］(P107)我国古代户籍制度身兼维护社会治安、征派赋役、维护宗法等级等多项功能，是专制王权治理百姓的有力武器。为了防止人口流动对社会造成猛烈的冲击，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通过制定缜密的户籍制度严格控制人口流动。

一、我国古代人口流动的主要缘由

作为人类寻求生存或发展的一种必备方式，人口流动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我国古代人口流动的原因纷繁复杂，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为躲避繁赋重役、土地兼并、自然灾害、战乱等而产生的被迫流动

古代的赋役包括赋税和徭役。赋税指的是统治者征收的钱粮;徭役指的是国家强迫百姓为统治阶级无偿提供的军役和杂役，如建造皇宫、开河、筑城等。在名目繁杂、种类众多的徭役和土地的高度集中之下，使百姓只有选择逃亡。如明代中后期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被地主阶级占有，无依无靠的农民在各种赋税和差役之下，只能流亡他乡。天灾人祸，是人口流动大规模爆发的导火索。中国古代灾害十分频繁，“三岁而一饥，六岁而一衰，十二岁一康。”［2］(参见下表1)官吏横征暴敛又加剧了天灾，导致流民四起。深受战争灾难之苦的难民常常会引发大批迁徙的流民潮。三国争霸使国家元气大伤后，西晋短暂统一了中国，但十六年的“八王之乱”［3］(P38)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百姓落入一个更大的乱世深渊。紧随其后的“永嘉之乱”［3］(P39)，使中原残破不堪，陷入了三百年乱世。百姓苦不堪言，掀起古代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

表1 我国古代自然灾害发生次数及其频率比较表［4］(P11)

(二)因加强边防、开发边疆而产生的被动迁徙

古代中国疆域辽阔，为了加强西北边防、管理边疆地区，统治者经常会组织移民戍边，引发人口大规模的流动。秦击败匈奴后，迁徙数十万人到河套地区发展生产。秦始皇三十四年，“遣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人杂居”［5］。随着汉朝疆域的扩大，汉族移民持续增长。数十万人迁到河西走廊定居，另有数十万人继续充实河套和阴山以南地区。这种人口流动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不仅巩固了边防，还缩小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差距，促进了民族融合和协调发展。

(三)因汉族先进文明的吸引而产生的自主流动

中原的生产力水平和思想文化程度，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由此吸引着少数民族不断内迁。东汉末年，西北周边的少数民族开始源源不断地向内地流动。魏晋时期，“五胡”(指鲜卑、匈奴、氐、羯、羌等五个少数民族)大批迁往内地。隋唐时期，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先后迁至河洛地区。“麟德二年，擢累安西都护，西域诸国多慕义归附”［6］。“天授三年析洛阳、永昌置来庭县”［7］。少数民族的内迁，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往沟通，促进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文明的发展。

(四)因商品经济日益活跃而产生的自然流动

“百姓日簇蹙而散为商以游，十三四矣”［8］。“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9］。随着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兴起和缓慢发展，弃农经商的农村人口流动规模逐渐加大。宋高宗绍兴年间曾针对经商的农民发榜:“本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太平在外，欲出榜召，务令疾速归业，如贪恋作商，不肯回归，其田权许人请射，候回日理，今限给还。”［10］(P6353)专门放榜召回，可见人数之众。这些经商的农民大都流向经济发达的非农产业和城镇地区，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二、户籍制度语境下古代人口流动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流民

所谓流民，即“因遭遇自然灾害、社会厄难或其他的种种原因，为了避难、求生而离乡背井、流向他方的人”［11］。流民问题，最早见于秦汉时期的古籍文献之中。据史料记载，元末大量流民聚集在鄂川陕豫交界，使荆襄山区成为当时最大的流民集结地，被称为“荆襄流民”。明成化元年(1465年)，“救荒无术，一遇水旱，饥荒老弱者，转死沟壑，贫穷者流徙他乡”［12］。成化七年(1471年)，荆襄山区陆续汇集流民近百万人。明代中叶以后，农民在土地的高度集中和苛捐杂税之下，难以维持生计，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流民浪潮，直接催生了流民叛乱，导致明代覆灭。

(二)游民

“游民”，最早出现在《礼记·王制》中，用来特指脱离土地不务农的人。“游民”并不等同于“流民”。一旦灾荒结束，“流民”的首选是重返家乡。只有走投无路的“流民”才可能转化为“游民”。统治者对待二者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朱元璋下令:“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13］严寄湘曾言:“平日居民有不农不商不工不庸者，令绅查早保甲册时，于姓名下添注‘游民’两字。”［14］(P3)可见，明清统治者将游民仅界定为社会上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之徒。对“游民”则以打压为主，对“流民”会尽量安置救助。

(三)移民

在古代户籍制度下，人口流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经过统治者认可，将户籍迁入现居住地的人口，属于经批准的正常流动，被称作移民;二是未获得官方许可，迫于某些社会压力，隐匿或逃亡流入现居住地，并未办理正规户籍迁移的人口，属于人口的非正常流动，如流民和游民。前者属于国家的统筹规划，后者则是盲目无序的流动，不利于社会正常的管理和治安，是统治者的心头大患。移民，最早可以追溯到久远的秦汉时期。为了充实金代、元代以来的大片人烟稀少地区，明朝的移民规模和移民范围上达到历史上的顶峰。

(四)流氓

“流”即游，指四处移动、居无定所;“氓”就是逃亡或流亡的“民”。先秦时用“氓”指代游离在行政管辖范围之外的人。由于游民无职业无产业，四处游荡，为了谋生必然会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方式，自然而然衍生出“不务正业”等现代内涵。关于流氓，完颜绍元在《流氓的变迁》一书中有很系统的阐述，他认为“氓”原指“流亡之民”，“特指脱离生产不务正业而在社会上游荡，并以背离传统道德文化和破坏社会秩序为特征的不良分子，所以流氓是涵盖在游民中的一部分”［15］。

三、我国古代户籍制度中对人口流动的严格限定

我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起源于商，形成于西周，经后世不断发展完善。古代的户籍制度是国家征派赋役的保证。“盖国之有民，犹仓廪之有粟，府藏之有财也”［16］。由于赋税和徭役都是建立在户口之上，所以统治者编制了严密的户籍法网。户籍也是社会等级和身份的法定凭证。为了保证国家赋税、维护宗法等级秩序，政府希冀通过国家户籍制度，将百姓紧紧地束缚在特定区域和特定职业上，以此达到严格控制流民的数量和规模的目的。

西周就有了管制人口流动的相关制度。如《周礼》规定:“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若徙于他，则为之旌节而行之;若无授无节，则唯圜土内之。”［17］即迁徙必须提出申请，如果没有出具的证明，就属于违法行为，要处以监禁。“传如今过所文书，当载人年几及物多少，至关至门，皆别写一通入关家门家，乃案勘而过，其内出者义亦然”［18］。

战国时期，迁徙必须持通行的正规文书——“符传”。“诸城门若亭，谨候视往来行者符。符传疑若无符，皆诣县延言，请问其所使;其有符传者，善舍官府……吏、卒、民无符节，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闾者失苛止，皆断”［19］。“传，如今移过所文书”［20］。这意味着，在古代传统户籍制度下，如果没有政府专门颁发的正式通行证，人口流动是不自由的;否则，就要被严惩。《商君书·垦令》中规定:“民不得擅徙”［21］，明确禁止人口流动。

汉代的“传”，时用时废，前后不一。据史载，郭丹“买符入函谷关”，而“不乘使者车，终不出关”［22］。乘使者的车可以顺利过关，私人出入关必须出具官方证明。

隋代的“公验”，唐的“过所”，都是过关必备的证件，否则不仅不能过关，还要受到严厉惩罚。《唐律疏议·捕亡律》浮浪他所条详细规定:“诸非亡而浮浪他所者，十日笞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比杖一百;即有官事在他所，事了留住不还者，亦如之。若营求资财及学宦者，各勿论。阙赋役者，各依亡法。”［23］(P575)即如果没有经过官方许可，也并不是由于逃避赋税徭役而离开户籍原地的，处以“浮浪他所罪”。即使是出于出差的缘故，但公务完成了还不赶紧回原户籍地，也要比照此条论处。“诸私度关者徒一年，越度者加一等……若无公文，私从关过门，合徒一年。越度者，谓关不由门，津不由济而渡者，徒一年半。”［23］(P577)

宋代“天圣六年(1028年)九月癸丑，益州铃辖刘承颜言:商旅入川无公凭者，多由葭萌私路往，请如剑门置关，仍令逐外给公凭，至者察验之，谓从其请”［24］。

明朝严格规定路引制度，允许农民在百里之内自由通行，但超出百里范围必须检验路引。还在交通要塞设立巡检司盘查，如违反路引规定，立即押送官府严惩。“凡无文引私度关津者，杖八十。关不由门，津不由渡而越度者，杖九十。若越度缘边关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出外境者绞。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度关津论”［25］。为了进一步钳制农民，明代里甲制明确规定:“凡民邻里，互相知丁，互知务业，俱在里甲。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甲下或有他郡流徙者，即时送县官，给行粮，押赴原籍州县复业。”［26］(P333)加强了对百姓迁徙的控制。

清承袭明制，规定:“每户给印信纸牌一张，上写户主姓名，丁男口数，外出注明所往，入则注其所来，月底令保正出具无事甘结，报官备查。门牌揭于每户门上，以便勾稽人口动静。”［27］(P112)严密的保甲制不仅使百姓噤若寒蝉，也充分加强了邻里之间的互相监督，遏制了人口的流动。“使就约束，如鸟之在笼，兽之在押，虽欲放逸，有不可得”［28］。

可见，在户籍制度和行政体系的双重束缚下，百姓成为土地的附属物，行为活动被严格限定在有限的范围内，导致传统小农经济社会的闭塞和封闭，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游民问题权威王学泰先生曾指出:“游民数量的多少，在宋代及宋代以后的历朝中可以说是朝代盛衰的标志。”［29］(P1)在安土重迁的古代中国，频繁的人口流动考验着统治者的管理能力和社会的承受能力，促使各个朝代通过户籍制度不断加强社会控制。当今，随着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也进一步深化，在法制轨道上建立流动人口的弹性管理体制才是应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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