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家属的抑郁情绪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孙伟铭，邹 卿，董香丽，袁也丰，楼 青，何璐

躯体形式障碍 (somatoform disorders，SDs)是一类功能性疾病，患者往往存在不同程度和不同症状的躯体不适，他们反复就诊于各大医院并不断要求给予医学检查，但各种检查的阴性结果和医生的解释均不能打消他们的疑虑和对躯体有病的负性疾病认知，病程冗长，花费巨大［1-2］。疾病不仅对患者本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了严重影响，并且给家属带来沉重的照顾负担和经济负担［3］，使整个家庭沉浸在消极低落的情绪体验中，这不仅威胁着患者家属的心理健康［4］，同时对患者的家庭康复也不利［5］。目前，患者的家庭负担和家属的心理健康日益受到关注，国内尚罕见针对SDs患者家属的心理健康报道。本研究通过对SDs患者家属的抑郁情绪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旨在为改善患者家属的心理状况和为患者提供和谐的家庭康复环境提供心理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2013年10月—2014年5月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身医学科就诊的SDs患者的家属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知情同意，自愿参加;(2)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 (ICD-10)中F45“躯体形式障碍”的诊断标准并经2名精神科医师均诊断为SDs者的家属，每个家庭有且仅有1名家属参加测评;(3)与患者存在血缘或婚姻关系;(4)对患者有照料责任;(5)认知能力正常;(6)年龄≥16岁。排除标准:(1)有精神疾病史;(2)重大或慢性疾病史。

1.2 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由经培训并考察合格的调查员采用统一的指导语，让患者家属在指定时间匿名完成问卷。对于文化程度较低者，由调查员当面逐条为他们讲解，然后按照统一标准代为填写。调查问卷当场回收、核查。共发放问卷221份，回收有效问卷186份，有效回收率为84.2%。

1.3 研究工具

1.3.1 抑郁自评量表 (SDS)［6］由 William W.K.Zung编制，主要用于评估抑郁状态的严重程度及在治疗中的变化。共包括20个条目，其中10个为正向评分，10个为反向评分。各条目以症状出现的频度进行1～4级评分。分数越高，表明抑郁情绪水平越高。累积各条目得分为总粗分，以总粗分的1.25倍取整数部分得到标准分。按我国常模标准，SDS标准分≥53分提示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其中，53～62分为轻度抑郁，63～72分为中度抑郁，73～82分为重度抑郁。

1.3.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SRS)［7］由肖水源等编制，主要用于了解受试者的社会支持特点及其与心理健康状况等的关系，共包括10个条目，3个维度，分别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采用4级或多重评分。总分为66分，总分越高表示受试者的社会支持越多，其中≤22分为低水平，23～44分为中等水平，45～66分为高水平。

1.3.3 D型人格问卷 (DS14)［8］由Denollet等编制，主要用于D型人格的筛选，共包括14个条目，2个维度，分别为消极情感 (NA)和社会抑制 (SI)。各条目按症状符合程度进行0～4级评分，其中12个正向评分，2个反向评分。两个维度均以10分为分界，即当受测者NA≥10分且SI≥10分时可初步判定为D型人格。

1.3.4 自编一般情况问卷 内容包括SDs患者家属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居住地、与患者的关系及对SDs的了解情况等。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经反复核实后，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共调查SDs患者家属186例，其中男123例(占66.1%)，女63例 (占33.9%);年龄为16～68岁，平均为 (50±6)岁;文化程度:文盲21例 (占11.3%)，小学72例 (占38.7%)，初中38例 (占20.4%)，高中45例 (占24.2%)，大学及以上10例 (占5.4%);家庭经济状况:较差80例 (占 43.0%)，一般76例 (占 40.9%)，较好 30例(占16.1%);居住地:农村133例 (占71.5%)，城镇53例(占28.5%);与患者的关系:父母29例 (占15.6%)，配偶85例 (占45.7%)，兄弟姐妹24例 (占12.9%)，子女41例(占22.0%)，其他关系7例 (占3.8%);患者就诊次数:首诊80例 (占43.0%)，复诊106例 (占57.0%)。

2.2 抑郁情绪得分及检出情况 SDs患者家属的SDS得分为(54.53±11.85)分，高于国内常模 (41.88 ±10.57)分 (n=1 340)［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5.060，P=0.000)。91例有抑郁情绪症状，检出率为48.9%。其中，轻度抑郁26例，检出率为14.0%;中度抑郁57例，检出率为30.6%;重度抑郁8例，检出率为4.3%。

2.3 DS14及SSRS量表得分情况 42例SDs患者家属检出D型人格，检出率为22.6%。SSRS总分为 (25.14±2.59)分，其中低水平 28例 (占 15.1%);中等水平 158例(占84.9%)。

2.4 SDs患者家属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分析

2.4.1 单因素分析 除社会支持、与患者关系及家庭经济状况外，不同性别、居住地、就诊次数、人格类型、SDs相关知识了解情况及受教育程度的SDs患者家属的SDS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1)。

表1 SDs患者家属抑郁情绪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s，分)Table 1 Univariat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depression in family members of patients with SDs

表1 SDs患者家属抑郁情绪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s，分)Table 1 Univariat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depression in family members of patients with SDs

注:SDS=抑郁自评量表，SDs=躯体形式障碍;*为t值

因素 例数 SDS得分 t(F)值 P值性别 -3.328*0.001男123 52.51 ±12.48女63 58.46 ± 9.41居住地3.339* 0.001城镇 53 59.00 ±11.95农村 133 52.74 ±11.37就诊次数 4.626* 0.000首诊 80 57.84 ±11.83复诊 106 50.11 ±10.41社会支持1.574* 0.116低水平 28 58.27 ±11.83中等水平 158 54.51 ±11.62人格类型2.397* 0.018 D 型 42 58.33 ±11.88非 D 型 144 53.42 ±11.64 SDs相关知识了解情况 4.449 0.013较差 99 56.89 ±11.47一般 50 52.28 ±13.04较好 37 51.24 ± 9.90与患者关系 1.439 0.223父母 29 53.62 ±10.68配偶 85 56.48 ±12.17兄弟姐妹 24 52.42 ±10.10子女 41 53.46 ±13.00其他 7 48.00 ± 8.31受教育程度 10.236 0.000文盲 21 66.90 ± 6.87小学 72 55.03 ±11.57初中 38 52.55 ± 9.90高中 45 51.96 ±12.29大学及以上 10 44.00 ± 7.42家庭经济状况 1.191 0.306较差 80 55.79 ±11.83一般 76 55.20 ±10.03较好30 52.93 ±12.43

2.4.2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以SDs患者家属是否存在抑郁情绪症状为二分类应变量 (SDS＜53分为0;SDS≥53分为1)，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6项因素为自变量，依次逐步纳入，经矫正混杂因素影响后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D型人格、首次就诊、SDs相关知识了解较差是SDs患者家属抑郁情绪发生的危险因素，而男性是家属抑郁情绪发生的保护因素 (P＜0.05，见表2)。

表2 SDs患者家属抑郁情绪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Table 2 Multivariate logistic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depression in family members of patients with SDs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SDs患者家属的SDS得分高于国内常模，有统计学差异;抑郁情绪检出率为48.9%，低于文莎丽等［9］使用SDS对直肠癌结肠造口患者家属调查的67.02%;高于陈军军［10］使用Hamilton抑郁量表对脑卒中患者家属调查的35.9%;高于汪根树等［11］使用SDS对肝移植术后家属抑郁检出率的18%。目前，国内尚罕见针对SDs患者家属心理健康状况的单独报道，家属抑郁情绪检出率的差异可能与人群分布、样本量、调查工具、患者疾病类型、就诊方式等不同有关，但本研究中SDs患者家属的抑郁情绪是普遍存在的，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男性是抑郁情绪发生的保护因素，D型人格、SDs相关知识了解较差、首次就诊是家属抑郁情绪出现的危险因素。女性家属的抑郁情绪较男性家属严重，这可能与女性感情细腻、心理脆弱、对负性情绪较敏感的性格特点有关，也可能与女性的家庭角色相关［12］。家庭成员患病时，作为“主内”的女性家属易出现应激反应，多产生沮丧、内疚、抑郁等负面情绪［13］;相比之下，受社会性别角色和性格影响的男性会表现出更加坚强的态度。SDs患者在精神科就诊前，往往已经在其他科室做了大量医学检查，但各种检查的阴性结果均不能支持其躯体不适症状，首诊患者及家属对所患疾病了解程度较差［14］，他们的情绪比较低落甚至绝望，从而表现出明显的抑郁情绪，经精神科医师确诊并进行专业的解释后，前来复诊的患者及家属因对疾病认知有所改观和药物治疗躯体症状部分缓解［15］，表现出来的抑郁情绪较初诊时程度低。D型人格是一种常见的人格特质，D型人格的个体往往缺乏积极的态度及体验到更多的悲观、烦躁、忧虑等负性情绪［16］，在社会交往中会抑制自己表达这些负面情绪，甚至不愿主动与人交往，面对家人患病这一应激事件，因担心他人的排斥和不理解，患者家属可能会有意识地维持自我压抑的状态，长久的负性体验会促使D型人格比非D型人格的患者家属出现更为严重的抑郁情绪［17-18］。

有研究表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属心理健康状况明显低于经济状况较好者［19］，而在本研究中患者家属的抑郁情绪在不同家庭经济状况中并无差异，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对象大部分来自农村 (71.5%)，经济收入水平不高，而SDs患者长时间的反复就诊、重复检查导致的医疗经济负担较大;同时，为照料患者导致家属影响工作会引起经济收入减少，给整个家庭带来较重经济压力［5］，家属处于孤独、无助的氛围中［20］，不同家庭经济条件的患者家属均会出现抑郁的情绪;同时，患者家属的社会支持水平相对不高，面对“怪病”“精神疾病”的病耻感，患者及家属会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21］，导致家属的抑郁情绪在不同关系维度不存在差别，与王文伶等［22］的研究发现患者父母比其他家属更易出现一般心理状况的结果不一致。

综上所述，SDs患者家属存在明显的抑郁情绪，且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社会各界应当给予患者及其家属更多的关怀与爱;卫生部门应普及公众对SDs等常见功能性疾病的认知;临床实践中医务人员除了对患者本人进行诊治外，应当适时地对患者的家属进行心理干预，以期减轻该人群的抑郁情绪，促进家属的心身健康，提高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为患者的康复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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