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名与移民文化初探

向学春

（重庆三峡学院 文学院，重庆 404000）

四川地名与移民文化初探

向学春

（重庆三峡学院 文学院，重庆 404000）

地名跟移民史有着内在十分密切的联系，从一个地区的地名可以推知这个地区移民史上的若干情况，而这个地区的移民史上的种种事实又是了解当地地名的缘起和变革的重要线索。本文主要探讨四川地名与移民历史和文化的关系。

地名 移民 文化

地名是人们对一个区域或地点的命名。地名不仅能反映一个地方的地形地貌，还能反映这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是时代的标志和历史的见证。如地名跟移民史就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从一个地区的地名可以推知这个地区移民史上的若干情况，而这个地区的移民史上的种种事实又是了解当地地名缘起和变革的重要线索。

四川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移民的迁徙史。自秦灭巴蜀到清代前期，2000多年来四川历史上一共有五次大规模的移民迁入。一方面，外来移民入川大大改变了四川人口的籍贯结构。另一方面，外来移民的迁徙也深深地影响了四川文化的结构形态。四川各地那些因移民而产生的地名就是这种移民文化的典型代表，同时这些移民地名也见证了四川移民的历史，并记录着与移民迁徙活动相关的方方面面，如移民动因、移民过程、移民定居、移民后四川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整合等，都可以在移民地名及相关地名中有所体现。

一、因移民原籍得名

移民和地名的关系最显著的表现是：移民迁移到某地，也把旧地的地名一起搬迁过来，用做对新居地的称呼。因移民而搬迁故地地名的情况，我国自古就有。如东晋以后各地乔置的郡县都是沿用移民原籍的旧名。今陕西有醴泉县，汉时得温宿国（在今新疆阿克苏县境）人移居此地田牧，因此得名。《汉书·西域传》“温宿国”条下云：“今雍州醴泉县北，有山名温宿岭者，本因汉时令居此地田牧，国以为名。”四川境内直接以移民原籍地命名的地名不乏其例，典型的如：

营山县安化乡。据《四川省营山县地名录》：明末清初，湖广安化县移民集居该县现在的安化乡所在地，修店经商，形成了集市，为了纪念祖籍，取名曰“安化场”，他们讲的话则称为“安化腔”。

盐源县梅雨乡。“明末清初时盐源县的梅雨坝子经过战火、天灾、瘟疫，人烟稀少，一片荒凉，靠山边的地带还是森林荒草，最早迁徙到梅雨插占落业的客家人开发了这片沉没已久的荒地。当时在这儿七家的听说是李、周、何、祝、孙、龚、林、陈等八姓家族人，故有八家村之名，又因这八家是广东梅州（梅县）迁来，故把乡名叫成梅驿堡，民国年间才改称梅雨乡”［1］。

四川的“江西”地名。四川有很多行政乡、村，以及街巷等都以“江西”及相关寓意得名，这是明清江西移民文化在地名中的反映。凉山州会东县有江西街乡，该乡的得名与明、清两朝江西籍人迁居此地有着密切的关系。明代有数百户江西籍人随军入川，见诸文字记载的迁入会理的有胡氏、王氏、杨氏、叶氏和张氏等。到清前期大量移民入川垦荒，据《会东州乡土志》载：迁入会理形成大族的江西人有廖氏、熊氏、丁氏和吴氏等。明清时期迁入会理的江西籍人聚居于此，并形成了一个街镇，名为“江西街”。1952年划乡建制时，建立了“江西街乡”。这也是四川境内唯一以“江西”命名的行政乡；新都木兰乡有江西村，因该村大姓黄氏原系来自江西的移民而得名。清朝雍正初年，黄氏从赣州府龙南县的上荣堡启程上川，落业于同兴乡西北部的黄牛山（即后来的木兰乡“江西村”）置地凿堰，建立家园，繁衍后代。至今黄姓已传13代，人口近400人，占全村人口的四分之一强。黄氏江西入川祖坟、宗祠均在“江西村”［2］453。

江西籍的移民擅长经商，入川后大多数以经商开店为业，故四川城镇街巷名中多江西籍地名。仅峨眉县绥山镇就有江西街、万寿宫街和万寿宫巷；江津县油溪镇也有条“江西街”。据《四川省重庆市地名录》载：“清康熙年间，江西籍盐商郭养善在此地捐巨资修万寿宫，遂以祖籍江西名街。”另，叙永县叙永镇，云阳县云安镇、云阳镇等地都有江西街，皆因清代江西籍移民在此经商、建馆而得名。”

二、因移民姓氏得名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宗法社会，人们的宗族观念很强，往往同族同姓的人家聚居在一起形成一个村庄或者聚落，这些村庄或聚落便以聚居的宗族大姓命名，因此全国各地都存在大量以姓氏命名的地名。在四川境内，有很多冠以姓氏的地名经考证都以移民为缘起，反映了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落户者的迁徙、生产和生活历史，含有丰富的移民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典型的如：

江津的李市镇、傅家乡。江津的李市镇位于县境中部，是移民以家族姓氏命名而得名的。李市镇原本名李氏坝。明朝洪武时，江西籍人李德辅率其族人移居此地，插占落业，遂名李氏坝。明朝天顺年间此处逐渐兴旺起来，形成交易集市，因四川方言称乡村集市为“场”，故名李市场。后由于实行行政上的乡镇合一，以镇带乡，不少原为乡属的场都升级名镇，李市场也升级改名作李市镇。李市历史上为江津县城通云南、贵州的必经之地，现有津柏（林）、李白（沙）、李沙（埂）等公路连接县城和各区、乡，集市繁荣，素有“江津第一旱码头”之称。

江北县的淦家坪、淦家沟、淦家洞。淦家坪、淦家沟、淦家洞是江北县（今重庆市江北区）复盛镇高峰村中的几个小地名。淦姓是个较稀有的姓氏。据重庆市江北县淦氏先祖从祖先的代代口述得悉，远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位金老宰相因幼主昏庸无能，弃官辞朝，告老怀乡。后携家小游荡他乡，来到江西赣江附近淦水河畔（今江西省新淦县境内）才定居下来，便以淦水河的“淦”字为姓，从此隐姓埋名，务农耕读。清前期淦氏迁徙入川，定居在重庆府江北县仁里二甲鱼嘴，小地名象鼻子（今重庆市江北区复盛镇高峰村）［2］308。繁衍至今，淦氏后裔已有1000余人，占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强。这1000余淦氏子孙分布在村中的3个不同地点，皆以姓氏与地形地貌相结合命名居住地：居住在山间平地中的谓之“淦家坪”；居住在河流溪沟边的谓之“淦家沟”；居住在岩石山洞旁的谓之“淦家洞”。

经过长期战火浩劫之后，四川很多地方几乎空无一人。移民来到这些地方，并不知道原来此处该叫什么名字，便以自己的家族姓氏命名此落脚地点。这种命名方式最典型最直接的表现要数乐山安谷一带以“姓氏+落”结构的地名。乐山安谷一带有不少“姓氏+落+处所（祠堂）”的地名，如李落祠、赵落祠、魏落渡、黄落坝、窦落坝、谭落弯、朱落冲、易落村、范落村［3］……从语义上看，这些地名中的语素“落”显然取“迁居落脚、安家落户”之义，深深地烙上了当初移民远离故土迁居异地的心理痕印。同时这些带“落”的地名也反映了“湖广填四川”时移民“落担”，确立落业定居地的民俗。据孙和平研究：“落担”指入川移民经过千里跋涉之后，放下行李，选择落籍于四川某个地方，从此定居落业下来。以“落”入地名正是移民对这一早期民俗文化的记忆。”

外省移民入川多携家、举族而来，落业后便修建房舍，永久定居。一些姓氏地名因移民所建房舍而得名。如巴县青木关赵家院子：“明末清初，赵姓入川建宅院于此，故名。”一品区苟家屋基：“清初，苟姓移民入川后建房于此，故名。”他如长生桥区胡家山、杨家湾；巫山县早阳乡老屋基等。

三、因移居地事件得名

移民也根据他们入川后在移居地看到的情景和经历的事件等相关信息命名其落脚地。如涪陵县蔺溪区的楼房湾：传说清代乾隆年间，湖广填四川，此地荒芜唯此楼仅存，故名；城郊区的老屋湾：明末湖广移民于荒林中发现此房子，故名。奉节的河水田：湖广填川，此地无人烟，野兽在此喝水，谐‘喝水’为河水。蒿治坝：明清时，湖广移民入川，此地荒芜无人烟，坝里长满蒿子，谐音得名。江津李市区的熟田沟：早年耕耘过，明末清初因兵患，荒芜，后为湖广入川者发现，故名［4］。明末清初，长期大规模的战争之后，四川土著或死或逃，不少地区空无人烟，乡野凋敝，杂草丛生，明清战乱对四川地区造成的空前破坏从这些地名中可得以印证。

如前所述，清代外省移民入川后拥有土地的方式主要是“插占”，四川民间还有“挽草为记，手指成界，占地落户，报亩定籍”之说，但以下地名也透露了当时有少数移民是通过与土著居民“交换”的方式获得土地的。新宁县骑龙乡的锣鼓冲：祖籍湖南陵零的“朱氏家族始迁祖梁老孺人，携三个儿子路经新宁县骑龙乡境内，遂以随身携带的锣鼓相抵，换下一片地方，取名‘锣鼓冲’”。开江县讲治乡的壶坪坝，一杨姓移民入川，“因随身所带的精致陶壶招人喜欢，因而换得三清庙数亩土地。杨氏后人为纪念这一交换而取该地名曰‘壶坪坝’”。该县广西沟的一处水田名叫“花大丘”：移民李氏先祖入川后“以花裙换得七亩水田，从此安身立命，耕读传家。以花裙所换之田，被意味深长地取名叫‘花大丘’，以作为后人世世代代的永远纪念”。合川县有一小地名叫“袜子沟”，“系移民插占时，原主人为孝敬老母，不惜以一匹沟的土地从后来移民手中换得新织线袜一双而得名”［5］。

［1］施隆鹤.盐源客家人与客家文化.四川移民与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地出版社，2005.

［2］孙晓芬.明清的江西湖广人与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3］赖先刚.四川乐上乡土地名考察.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1）.

［4］黄权生.重庆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

［5］孙和平.“落担”、“插占”：“湖广填四川”的早期民俗记忆.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