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殇》：女性受难史的档案文献

高波

“当我长途跋涉，数次抵达她们生命现场的时候，那些久久埋藏的惊恐、痛哭、妥协、苟安、反抗、逃离、疯狂、绝望，甚至某种难以启齿的疼痛一点一点苏醒，缓慢而细碎地进入了我的录音笔和笔记本，并在心里堆积下来。与此同时，我惊讶这种历史的悄无声息和即将被完全埋没。”这是《女殇——寻找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一书的作者段瑞秋在《后记》中写下的一段话。读到这里，我的思绪不禁久久停留。

对段瑞秋来说，写作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接近真相、不断自我升华的过程。起先她只是对一个道听途说的信息感兴趣：当年在腾冲，有一个当地的少女和一个侵华日军的官佐“恋爱”了。但是，当她向滇西抗战博物馆馆长段生馗询问真相时，段馆长发怒：“这个故事绝对违背了历史事实，美化了鬼子。”段馆长告诉她，这个传说中的当地少女，就是荷花乡的杨美果，在她20岁的时候，被日本兵抓进据点关起来糟蹋，领头的叫南沿大武。她反抗，日军就扇她耳光，咬她，用刺刀划她，传说中她被砍掉的小指头，就是被南沿大武这畜牲发情时咬掉的。

正是震惊于传说和真相间的巨大反差，段瑞秋开始了她的追索。一段即将湮灭的惨痛的女性受难史，由此向人们展现出来。

《女殇》书中所写的受害女性，既有已经熟知的“慰安妇”，慰安妇的服务有收入，日军印发慰安券，凭票得到“慰安”，慰安妇可以得到军票寄回家。但还有更多悲惨的女人不是慰安妇，她们被日军抓到据点和慰安所，成为兽欲的发泄对象，就是性奴。她们都是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

在人类战争史上，在占领区强奸烧杀的，当然不只是日军。但日军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尤为令人发指。他们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劫掠占领区的民女，肆无忌惮地强奸。《女殇》一书记录了日军的暴行：

山西沁县的郭毛孩，1939年时只有13岁，她的两个姐姐20出头，小妹11岁。扫荡的日军把姐妹四人掳走，关在农户家里强奸。几天后11岁的妹妹死在日军身子底下，三个姐姐扑在妹妹的尸体上痛哭，日本兵把她们掀起来继续强奸。盂县的张先兔，15岁做新娘时被日军从婚床上掳走。因她是小脚走路慢，鬼子强令一村民把她背到据点，糟蹋20多天后才放回。

在据点，日本兵不让她们穿衣服裤子，光着身子睡在抢来的被褥里，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鬼子任意掀开一个被窝钻进去，当众强奸。这些女子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后，日军又逼着他们的家人卖牲口卖田地，换成大洋来把她们赎回去。书中记录的这些史实，不仅揭露了日军军纪的涣散，更揭露出他们本性上的残忍和无耻。

弱国子民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让人痛彻心扉。海南的黎族少女陈亚扁，1942年15岁时在家中织黎锦时被日军抓走，关进军营慰安所三年，日本投降后才回家。她的父母簌簌发抖不敢动，眼睁睁看她被掳上汽车。在山西盂县，19岁的曹黑毛，被一个日军情报班长当着院场上全村人的面，带到一旁的屋子里强奸。广西荔浦县的韦绍兰老人，当年被日军抓进据点强暴，几个月后才放回来。被抓时村里好多人都听到了她呼救的喊声，只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救她。她说：“我晓得，我晓得。不怪他们。那个时候没人打得过日本兵！”

海南的符桂英老人，当年到日军据点去寻找被抓走的丈夫，即被日军扣留。白天被逼着洗菜做饭干活，晚上被日军轮奸。被折磨得生病快要死了时，日军才把她放回。几个月后，刚把病养好，日军又来把她抓走。问她为什么不逃到其他地方去，她说岛上到处都是日本人，到哪里都要被抓。

日军的强奸暴行遍布整个中国的占领区，云南、广西、海南、山西、黑龙江……祸害了无数无辜的妇女。仅在海南澄迈县，日军占领期间，被强奸879人，被迫当军妓369人。

这些被祸害的妇女，战时要忍受难以抗拒的凌辱和伤痛，战后更要面对无尽的屈辱和艰辛。她们被人嫌弃，许多人失去了生育能力，为了生活，她们隐忍度日。

云南腾冲荷花乡的杨美果，被凌辱三个月回来后，因为是“日本兵沾过的女人”，她的男人不要她了。后来她和一个傻男人过了几十年，生了三个娃都有点傻。

山西盂县的侯东娥，人称“盖山西”，长得很漂亮，被日军掳到据点糟蹋后，被她的男人抛弃，后来再嫁。她自杀过，后来离了婚，又嫁给一个抗战时被毒气毁容的男人。

海南南宝的林爱兰，曾是抗日游击队队员，和日本鬼子打过仗。“男人用大刀砍日本崽，我们不敢用刀，只用枪。有时候日本崽多，我们就边打边跑，我们人多，日本仔就跑。”林爱兰被俘后被日军关在据点一年多，后来终身未婚。她说：“男人的事，我根本不要去想。”

山西盂县的曹黑毛被强奸后，逃回家时已经怀孕，后来生下了一个男孩，一生下来就被母亲扔到河里。广西荔浦的韦绍兰被日军强暴后，生下了“日本仔”罗善学。“名誉不好啊。”1945年8月22日出生的罗善学和韦绍兰相依为命，至今未婚。他说，他想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去当和尚。

书中所呈现的这些不幸女人的命运，让人们看到了人类战争史上最黑暗的一面，也看到了女性命运最惨痛的一面。书中所呈现的一个个真切的细节，蕴含着具体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档案文献的意义。

这似乎是一部只有段瑞秋才能写出的书。身为自由作家的她，为寻找这些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付出了常人难以付出的时间、金钱和精力。800天东奔西走的采访，100天日以继夜的写作，留下一大堆的机票、长途客车、动车、出租车票，坐过没有票的面包车、无证经营的黑车、摩托车、助力车、拖拉机和马车，从云南中缅边境的畹町，到黑龙江中俄边境的东宁；从海南保亭县的苗族山寨，到山西盂县的乡村窑洞，她找到并采访了27位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

作为女性，段瑞秋以她的善良和亲和力，使这些受害者愿意向她敞开心扉，倾诉了她们内心难以启齿的伤痛和悲哀。山西沁县的骈大娘在接受采访后坚决不收钱，她说：“俺只要把心里的苦水倒出来就行了，装了几十年了。”

据研究统计，侵华日军的性暴力受害者，有40万人。段瑞秋采访的这27人，具有代表性的意义。她们最年轻的都已经80多岁，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这些老人在不断地逝去。就在这本书出版前夕，2014年11月21日，又一位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名叫何玉珍的老人去世……

段瑞秋女士抢救出一段女性悲惨的受难史，丰富了人们对战争和人性的认知。难怪著名电视主持人崔永元在推介这部书时说：向作者致敬。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