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方志与地域总集编纂关系论
——以李兼台州、宣城地域文化建树为中心

蒋旅佳

南宋方志与地域总集编纂关系论
——以李兼台州、宣城地域文化建树为中心

蒋旅佳

中国古代地域文化源远流长，发展演变到宋代，出现了新的格局和气象，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宋代方志与地域总集编纂蔚然成风，且方志的体例日趋完善并趋于定型。地方志以其百科全书式地全面系统记载一定区域自然地理、社会政治、经济物产、历史文化、风俗物产等方面文献资料，其广泛性和综合性的著述特点，有利于展现一个区域的历史文化风貌，故其自古以来就成为承载地域文化和区域文明的重要文献载体。宋代方志广泛采引历代史书地志、文集诗赋、碑刻以及仙佛杂记等资料，是研究地域文化的重要文献。宋朝“图志三岁一上”①，沿袭唐朝定期编呈图经版籍制度，中央政权大力组织汇编全国图经总集和区域图志。

地域总集编纂传统肇始于唐殷璠《丹阳集》地域总集，又称地方总集，即以地（行政地理区域）为断，以一定的编纂体例汇聚某一区域相关诗文作品成书。一郡一邑之山水、人物、记录、题咏以及碑版石刻之文，悉尽取录。宋代地域总集，自《会稽掇英总集》而下，董棻《严陵集》、李兼《宣城总集》、林师箴等《天台集》（前集、续编）（李兼重新编次刊刻）、林表民《赤城集》、《天台续集别编》、郑虎臣《吴都文粹》以及《丹阳类集》、《扬州集》、《吴兴诗》等集竞相纂成刊刻，而其皆为江南地区所出。这些地域总集的编纂，一方面使得江南域内大量名不甚显的作家作品得以留存，另一则与方志编纂相辅相成，在一定程度上补缺方志辑录诗文史料之不足。

介于地方志与地域总集辑存文献地域性特点以及存录地域人文史料的文献价值，使二者在建构地域文化中承担重要作用，自然也是考察和研究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即以李兼为个案，以方志和地域总集编纂为中心，通过文献考证梳理其在宣城、台州为保存江南地域文献、弘扬江南地域文化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李兼（？-1208），字孟达，号雪岩，宁国府宣城县(今属安徽宣城)人。少能文，博学工诗，为人简重有清操。②官至宗正寺丞、台州知州，开禧三年(1207)知台州，于次年(嘉定元年)卒于官任。著有《雪岩集》、《李孟达集》，撰有《宣城志》及《宣城总集》，编定《天台集》以刊梓，并为之序。李兼一生致力诗文创作、方志修撰与地域总集整理编纂工作，为江南地域文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现谨以宣城、台州为例，考察李兼与江南地域文化建设，一如下文。

一、占籍宣城——撰《宣城志》与《宣城总集》

宣城，又名宛陵，古县名，今安徽宣城市。夏、商时期即为九州之“扬州”管辖③；春秋战国时期，其先后归属吴、越、国；秦末汉初，属地为鄣郡；及至汉元封二年（前109），丹阳郡建置，郡治始设于宛陵，宛陵（今宣城）由此在中国历史地理版图中确立④。诚如谢灵运“山水藉文章以显,文章凭山水以传”诗语所言，宣城自古为江左大藩，山水秀丽、人文昌盛闻于江南。现存最早于诗文中题咏宣城为南朝宋袁淑《登宣城郡》⑤，南齐谢朓任宣城太守，创作大量题咏诸如敬亭山、陵阳山、句溪、高斋等宣城境内山水名胜之作，宛陵（宣城）即与谢朓及诗歌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涂下了重墨的一笔。到了唐代，宣州为江南大郡，辖境广阔，宣城即为宣州治所。宣州以其交通便捷、经贸发达、物产丰饶、山川秀美的自然地理和社会人文环境，孕育和吸引诸多人才来此任官、居寓、游览，一时间宣城人文之胜仅次于吴越。至宋，宣城县属宁国府管辖，滨临宋代三大地域文化高度发达地区——江南地区（江西、福建以及两浙等地），宣城地域人文日渐兴盛。

（一）宣城李兼——兼撰方志与地域总集

南宋李兼以乡邦之身，撰宣城地志——《宣城志》，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十九有“《宣城志》。郡守赵希远序，李兼编”⑥之著录，《万姓统谱》亦有李兼“所著有诗文及郡志”⑦之记载。此外，胡宗宪《（嘉靖）浙江通志》卷三十⑧、鲁铨《嘉庆宁国府志》卷二十⑨皆有相关记载。是书久佚，惜其不传，据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前有郡守赵希远作于嘉定九年之序，则知是书刊刻不迟于是年（1217）。

李兼对宣城地域文化建树远不止撰写《宣城志》一书，更与文学创作上留有皆有诸多题咏宣城之诗文作品，并编纂有宣城第一部地域性诗文总集《宣城总集》。

现可检最早的宣城地域总集，要数无名氏所撰《宣城诗（集）》与宣州知州刘泾所编《宣城集》，二书均已佚失。《舆地纪胜》、《嘉庆宁国府志》⑩记载《宣城诗（集）》专录唐人以前诗人作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⑪、马端临《文献通考》⑫录刘泾元符三年所序《宣城集》三卷，二书体例不明。可考的诗文总集，以南宋李兼《宣城总集》最早，惜其久佚不传。

《宣城总集》今可考之，即有《履斋遗稿》卷三所录吴潜所作《宣城总集序》：

问宣之山孰不知屹者为昭亭，崒者为文脊，崔巍者为叠嶂？问宣之水孰不知奫沦者为江，浩溔者为湖，演迆者为双溪？问宣之文章或知退之书与序而已，或知圣俞少隐有集而已，其它奥篇隐帙皆罔闻知。宋宗正丞李公兼，吾先君子正肃公心交也，世有令德，居乡恂恂，博雅好修，老不厌学。自晋宋齐梁而后，迄今皇朝渡江之初，上下一千年，前后三百家居者、仕者、游者、寄者，苟有片言只字及于吾宣，往往渔猎而网罗之，凡得诗千余首，赋颂杂文二百篇，分为二十有三门，合为二十有八卷、名曰《宣城总集》，而世变之盛衰，人物之贤否，风俗之媺恶，山川园林亭堂楼阁之景，花草果木鸟兽虫鱼之名，莫不?萃于斯。噫！公之心亦勤矣，力亦劳矣。公之子后轩居士，善继先志手自讎校，愿锓梓以广其传，前守检详杨侯伯岩，今守司业孙侯，梦观嘉书之成，悉捐金以佐工费。吾兄退翁临长本道亦助给马，后轩乞吾文以冠集首，此吾宣盛典也。吾又奚辞因为之说曰：使宣之山而产金玉，宣之水而产珠玑，聚于此必散于彼，山水之秀不产金玉珠玑而产文章也。虽散于彼复聚于，此然则文章之贵于金玉珠玑，万万不侔矣。继今以往，甲乙名集，将不一书，高于山，深于水，递递续笔，抑亦公家来昆云仍之望也。后轩曰：唯故序之览者，其母曰，子宣人也，知宣之诗文而已。⑬

据《序》称“守司业孙侯梦观，嘉书之成”，今考孙梦观知宁国府，实乃宝庆三年至绍定元年（1227-1228），则《宣城总集》刊梓于此时。

吴潜以“博雅好修”、“老不厌学”评李兼，对其编辑《宣城总集》赞誉有加，而李兼卒于居官台州第二年(嘉定元年1208)任上，则知《宣城总集》编成必早于知台州之时（开禧三年1207)，然为其晚年所作。因嘉定元年，李兼校编刊刻《天台集》并为之序，且据《嘉定赤城志》卷首陈耆卿自序，李兼于台州延集诸儒议修图谍，拟议编纂台州地方志，虽因时间有限未成事，但却“勤其力于斯”⑭。可见，是时《宣城总集》定已成书，否则，李兼断无时间精力编校《天台集》，拟修天台方志。

今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二十八《全隋文》存《宣城总集》，录隋郑辨志《宣州稽亭山庙显寺碑铭》全文⑮，《全唐詩》卷七百九十五杜伟“忽睹邢武辞，泠其金石备”下引用《宣城总集》“唐开元甲子，武平一同河间邢巨同游泾川琴溪题绝句，古刻尚存。后一纪，杜伟自柱史谪掾宣城，陪连帅班景倩来观，题句云云。余逸”⑯则知《宣城总集》诗（绝句）文（碑铭）并录。是书刻成之后，不久即佚，后人书目未见著录。《（万历)宁国府志》有《宣城总集》“宋邑人知州李兼辑。守杨伯岩、孙梦观助其子蒙刻，吴许公潜序。今刻本亡，仅存录本十卷”之记录，可见至明代万历年间，本郡仅存《宣城总集》残抄本⑰。

（二）《宣城志》与《宣城总集》之关系

1.《宣城总集》资料来源与《宣城志》

前文已述方志与地域总集存录诗文文献的相同之处，李兼以乡邦之身、一人之力撰《宣城志》，编《宣城总集》，其于宣城地域文化建树之功颇为后人称道。二书今已不传，据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前有郡守赵希远作于嘉定九年之序，则知《宣城志》刊刻不迟于是年（1217），距李兼卒九年。《宣城总集序》称孙梦观知宁国府是促书以成，则《宣城总集》刊梓于孙梦观守任宁国府期间，即宝庆三年至绍定元年（1227-1228），距兼卒近二十年。

二书成书确切时间已不可考，然《宣城志》刊梓时间早十年于《宣城总集》，大致可推测《宣城志》成书略早于《宣城总集》。《宣城志》既已撰成，其有关宣城县域文献史料必为李兼搜罗入志，且兼少即能文，诗文创作颇丰，故而于诗文更甚关注，《宣城志》所录诗文文献必不能少。

《宣城总集》后出，以地（宣城）为断，录上下千余年凡有“片言只字及吾宣”之诗文作品，其文献史料多与《宣城志》同，而不可不受《宣城志》影响，盖亦多从其出。李兼亦因撰《宣城志》后，以俾后人之宣城一地的人文地情，而宣城“自古诗人地”，自魏晋六朝以来，为江南人文形胜之大藩，《宣城总集》的编纂则是宣城地域文学传统和文学创作实绩的结集和印证。

2.《宣城总集》与《宣城志》的分类体例

《宣城总集》将二十八卷一千两百余篇诗文分二十三门，其具体门目名称，今已不可见，然据吴潜序称其“世变之盛衰，人物之贤否，风俗之媺恶，山川园林亭堂楼阁之景，花草果木年兽虫鱼之名，莫不会萃于斯”，大致可知李兼，将诗文按主题内容分类，诗文各以门目相聚。《宣城总集》此种分类与中国古代地方志之“平列事类门目”之法颇为一致。

今《宣城志》编纂体例已不可知，而较早的《吴郡图经续记》三卷，上卷分封域、城邑、户口、坊市、物产、风俗、门名、学校、州宅、南园、仓务、海道、亭馆、牧守、人物十五门，中卷分桥梁、祠庙、宫观、寺院、山、水六门，下卷含治水、往迹、园第、冢墓、碑碣、事志、杂录七门，正是采用因事立目、分门别类的编纂体例；约近《宣城志》同时期的《乾道四明图经》篇首总叙全州，州下属县个以风土、物产、人物、寺观、祠宇、场镇、江湖、河堰、古迹等目，附以古赋、古诗等艺文于后的体例，可知《宣城志》的体例盖不出于此。今《宣城总集》的分类体例或依《宣城志》。

以上所论，多为臆测，然李兼《宣城志》与《宣城总集》辑录诗文作品以及编纂体例之间的密切关系确不容置疑。

二、官任台州——拟修台州地志与编定《天台集》

李兼于开禧三年(1207)知台州，于次年(嘉定元年)转宗正寺丞，未及，卒于官任。宋人陈耆卿于《嘉定赤城志》中即有记载李兼入职台州之事，称誉其“简重有清操”。李兼于任上积极组织整理建设台州地域文化，“延诸儒，议修图谍”，着手编纂当地方志；不仅如此，李兼更身体力行，“勤其力于斯”，亲自辑录台州之碑刻铭文资料，现《赤城集》即有陈耆卿所抄从李兼所录章望之《州学记》一文⑱，然因时间有限加上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最终未及克成其事，即卒。

李兼对台州当地文化建设鞠躬尽瘁，值得后人钦敬。然其于台州诗文，特别是天台山诗文，更是影响深远。现存中国古代最早的山岳诗文总集——《天台集》（前集、续集），即为李兼于嘉定元年任台州知州时，编定刊刻成书。《天台前集》三卷、《续集》三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为“皆裒辑天台题咏。《前集》，宋李庚原本，林师蒧等增修。皆录唐以前诗，成于宁宗嘉定元年戊辰，有郡守宣城李兼《序》。……《续集》前二卷亦李庚原本，后一卷则师蒧、林登、李次謩等所汇录，皆宋初迄宣、政间人之诗，亦成于嘉定元年。”⑲

《总目》显然没有叙述清楚《天台集》的版本情况，在具体作者的认定上存在严重的错误，要弄清楚这些，得从李兼序文下手。李兼于嘉定元年（1208）“重五后一日”所作序文中称：

予来经年，思荟萃为一编书，顾无其暇。方延诸儒，议修图谍，谓兹尤所先急。一日，州士李棨昆仲出其先公御史所褒文集四帙以为贶，已而州学谕林师蒧又示唐宋诗三百余篇，于是，摭取前代之作，删重补佚，而增其未备，为赋三、诗歌行合二百，梓而刻之，自余《续集》传焉。⑳

今人辛德勇将此段文字与明天一阁旧藏明刻本《天台集》所录李兼于《天台续集》卷末题识“《续集》二卷者，寓公李公子长所编，今因其成，无一敢增削，粗加次第而已，后一卷，州士林思（师）蒧、林登洎穉子次謩辈所汇次。大抵皆国初至政宣间诸公人士之诗什，虽缁徒不废，然而，近世作者不预焉。盖遵前人已立凡例，亦会解秩，匆匆力仅及此。后之博雅君子续之又续之，正自佳耳。戊辰重九前一日，假守临海郡李兼题”㉑之语，厘清《天台前集》、《续集》实际编纂情况：

《天台前集》三卷。所收皆唐以前题咏。初稿为林师蒧所辑，李兼于付梓之际，在原稿基础上，复又“摭取前代之作，删重补佚，而增其未备”，最终编定“为赋三、诗歌行合二百”。

《天台续集》三卷。系“国初至政宣间诸公人士之诗什”，李兼“自馀《续集》传焉”，即除前代诗赋以外的本朝诗篇，要编入《续集》印行。其前两卷内容完全属李庚一个人所辑，但李兼付梓时曾“粗加次第”，对原来的编排次序适当做过一些调整，而其后一卷内容，则出自林师蒧、林登以及李兼的儿子李次謩三人之手。盖据李兼序文可知，林师蒧辑录的初稿，有“唐宋诗三百余篇”，原本兼及唐宋两朝的篇什，收入《天台前集》者只是其中的唐人诗赋部分，《天台续集》在以李庚辑稿为基础和核心的前提下，又将林师蒧稿中那些可以补充李稿不足的宋人诗作，以及林登、李次謩新搜集到的本朝作品，另外编排为一卷。㉒

李兼编定《天台集》、《续集》距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已有百年之久。南宋以后，山川河水、名胜古迹题咏蔚为风气，而是时“近岁江南郡皆有集，凡域内文什，汇次悉备”，故而李兼编定天台山地域总集为一编，其意“非特夸好事、资博闻也，于其山川土宇、民风士习，互可考见”㉓，显然李兼在编定整理《天台集》之时，即已注重总集所录诗文文献的地志史料价值，即李兼所言“州集，其地志之遗乎？”《总目》称《天台集》“虽仅方隅之赋咏，而遗集沦亡者，每藉此以幸存百一，足为考古者采摭之所资，固当与《会稽掇英总集》诸书并传不废矣”㉔，亦是基于是书辑录史料之功而做出的价值判断，然其在文学价值上，则与《会稽掇英总集》并行，是宋代地域总集的代表之作。

三、李兼地域文化建树简说

（一）地域文化书籍编纂及其主要意义

李兼乡籍宣城，以乡邦之身撰《宣城志》，晚年编《宣城总集》二十八卷。

《宣城总集》撰成之后，于开禧三年官任台州知州。居官之时，即有心志修台州方志，虽未撰成，然其修志之决心却激励后人。据陈耆卿记载，李兼离世两年后黄知台州，黄到任即以修志为首务，聘请陈耆卿和陈维统撰，一年后初成草稿，黄又改知袁州，直至嘉定十四年齐硕守台州，于嘉定十六年由陈耆卿统纂乃成《嘉定赤城志》。李兼对于台州地域文化建设的贡献除组织人员拟修天台地志外，另一个颇为后人称道的举措即为整理编定前人书稿而成台州地域总集《天台前集》、《天台续集》，李兼于嘉定元年在李庚、自林师蒧、林登等人书稿的基础上，编定整理并刊梓成书，《天台集》（前集、续集）是现存中国古代最早的山岳诗文总集，在中国古代地域总集编纂史具有重要地位。李兼于台州虽仅一年，然其于台州地域文化建设却功泽后人。

宣城、台州地属江南，自古经济人文相对发达。而北宋时期，长江流域即为经济中心，南宋偏安江左，宣城、台州两地经济之繁荣、人文之昌盛自然成为地域文化中心之属，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两地方志与地域总集的编纂。

宋人郡望意识和乡邦情结浓挚，故于邑县文献资料尤为关注。李兼为保存宣城、台州地域文化史料，弘扬两地区域文化，搜罗凡涉一邑之自然地理沿革、山川名胜古迹、经济物产、人文风俗以及诗词文章等各个方面的文献史料，或为方志，或为地域总集。

李兼编纂宣城、台州方志，以分门别类的方式系统地记述两地建置沿革、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历史人文等诸方面情况，为两地地域文化提供重要的文献载体。

而李兼纂《宣城总集》、编定《天台集》并刊梓成书，一方面真实地记录了两地昌炽的人文气息和悠久的文学传统，同时也保存了区域诗文文献，使得一些声明不显的文人作品得以流传，为研究和弘扬地域文学提供最为宝贵的资料。

（二）“州集，其地志之遗”的理论价值及其影响

李兼不仅在编纂实践上为后人提供方志和地域总集成书之例，更结合自己编纂经历得出“州集，其地志之遗”之语，在编纂中认识到地域总集与地方志辑录诗文文献的密切关系，为后人在地域文化视野下，研究方志与地域总集的编纂与体例之间相互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考察视角。

因方志之书性质属性，其所录文献史料包罗万象，多有与地域文学相关联的诗文作品录入，故在诗文文献上，地域总集颇有与方志所录相同之处，地方志是地域总集诗文资料的重要来源之一。更有甚者，郑虎臣编纂《吴都文粹》，所录诗文则全从范成大《吴郡志》中出。

与李兼集编纂方志与地域总集为一身颇为相类的董棻，在其所编地域总集《严陵集》序中称：“兹者棻与僚属修是州图经，搜访境内断残碑版及脱遗简编，稽考订正，既成书矣。因得逸文甚多，复得郡人喻君彦先悉家所藏书讨阅相示，又属州学教授沈君傃与诸生广求备录，时以见遗，乃为整比而详择……古今歌诗铭记居多，编之此集，有不容略，故总以州名而为之标目云。”㉕《严陵集》编于《严州志》之后，中有甚多修志所得逸文，可见《严陵集》与《严州志》之文献关系。

李兼序《天台集》时有言：“州为一集，在昔有之。近岁江南郡皆有集，凡域内文什，汇次悉备，非特夸好事、资博闻也，于其山川土宇、民风士习，互可考见。然则州集，其地志之遗乎。”㉖在此，李兼明确肯定《天台集》的编纂价值，指出是书在辑录天台属地“山川土宇、民风士习”等方面的诗文资料，实有补充方志遗漏值功。又如林表民曾参与陈耆卿统纂《嘉定赤城志》编修工作，故而对于赤城之地诗文史料文献了然于心，为避免重复，其编纂《赤城集》时所录作品皆《赤城志》所不载。

李兼此言虽仅就《天台集》而发，然其所论，实已触及方志与地域总集之密切关系，即方志不仅是地域总集文献资料的重要来源，同时，地域总集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地方志的编纂提供丰富的诗文史料，是其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㉗，一些地域总集的编选在文史资料和功用价值上，则是对方志的补充。

李兼一生致力于方志撰写与地域总集编纂，于宣城、台州地域文化建设颇有建树，泽佑后人。不仅如此，李兼在长期的方志与地域总集的文献整理与编纂实践中，提出“州集，其地志之遗”的观点，指出方志与地域总集在辑录诗文文献史料上的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肯定了诗文总集辑录文史资料和功能价值上对方志的补充，二者编纂目的的一致性，使得方志和地域总集成为宋代地域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和表现形式。李兼丰富的方志与地域总集编纂实践与敏锐的编纂意识，为整理、保存、弘扬南宋宣州、台州地域文化建设鞠躬尽瘁，是宣州、台州地域文化成果的突出贡献者，值得后人称道。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430072）】

①唐天麟《至元嘉禾志·序》，《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413页。

②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359页。

③阮元校刻《尚书正义·禹贡》，《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8页。

④宣城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宣城地区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⑤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02页。

⑥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939页。

⑦凌迪知《万姓统谱》，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9页。

⑧胡宗宪《嘉靖浙江通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浙江》，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480页。

⑨⑩鲁铨、钟英《嘉庆宁国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40、40页。

⑪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55页。

⑫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63页。

⑬吴潜《履斋遗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18-419页。

⑭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277页。

⑮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187-4188页。

⑯彭定求等《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943页。

⑰林日波《宋人总集叙录续补》(二)，《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⑱林表民《赤城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654-655页。

⑲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699-1670页。

⑳㉓㉖李兼《天台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11、411、411页。

㉑李庚、林师蒧等《天台续集》，约明正德嘉靖间刻本卷末李庚题识。第25页。

㉒辛德勇《题天一阁旧藏明刻本〈天台集〉》，《燕京学报》，2010年第29期。

㉔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699-1670页。

㉕董棻《严陵集·序》，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2页。

㉗丁放、张晓利《宋代地域性诗文选本与地理志的关系》，《江淮论坛》，2013年第2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编号：10＆ZD102)、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之际经世视域中的文学思想演进研究（编号：12CZW012）部分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