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创作中的地理记忆及呈现
——以襄阳地区为考察对象

董继兵 谭新红

宋词创作中的地理记忆及呈现
——以襄阳地区为考察对象

董继兵 谭新红

文学是记忆的媒介，文学作品中的地理记忆则是某个地区时代记忆的“存储和传播”。襄阳自古是“天下之腰膂也”，①面对两宋时期特殊而严峻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局面，许多宋代文人有感于边事的长期不振，战争形势过于孱弱，纷纷在词作中采用襄阳的人物典故、景观故实和战争事件，来抒发自己的雄心壮志和真情实感，让人读后印象深刻。这种强烈而鲜明的“地理记忆”，既有襄阳历史上曾涌现出众多的英雄豪杰和隐逸高士的原因，也有襄阳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优美环境的原因，更与襄阳长期处于南宋战场前线和军事重镇的战争形势分不开。深入探讨宋词创作中对于襄阳的“地理记忆”及其呈现，有助于了解宋代词人对于重要城市及地区的地理认知和创作心态，同时也能窥视宋代社会对襄阳战争问题的复杂态度和时代情绪。以下将从四方面进行解析。

一、“忆昔龙飞光武”——襄阳英雄人物的追想与颂扬

在宋代之前，人杰地灵的襄阳在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中出现了许多豪杰英雄和雄才霸主，著名的有“允冠百王”的光武帝刘秀，②人称“卧龙”的三国名相诸葛亮，建立霸主基业并以英勇善战著称的三国雄主孙权、刘备等，他们纷纷被宋代文人写进词作中。

作为东汉王朝开国皇帝的刘秀，早年就与兄长起兵于襄阳，他虽名为西汉皇室后裔，当时实为一介布衣，经过十多年的东征西讨、浴血奋战，使得自新莽末年以来四分五裂、战火连年的古老中国再次归于一统。同时，刘秀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③其间国势昌隆，号称“建武盛世”。其为后人最为景仰的功绩，就是刘秀延续了汉代刘氏王朝近两百年的统治时间，恢复了汉朝的大一统局面，造就“光武中兴”的辉煌。后来类似于两汉政权前后相继的，又发生在两宋时期。靖康之役，使得北宋在金人异族的铁蹄大军之下迅速灭亡，其统治中心和大片的中原地区成为金人的统治区域，而恰好在应天府即位的南宋高宗赵构，似乎被人们认定会是像光武帝刘秀一样英武的帝王，于是词人们纷纷借“光武中兴”之典来激励高宗，去英勇地征服讨伐北方大敌——金国，从而恢复中原地区和建立大一统的宋王朝统治，实现赵宋王朝的中兴局面。南宋抗战名臣李纲曾写下词作《水龙吟》（光武战昆阳）：“汉家炎运中微，坐令闰位余分据。南阳自有，真人膺历，龙翔虎步。初起昆城，旋驱乌合，块然当路。想莽军百万，旌旗千里，应道是、探囊取。豁达刘郎大度。对劲敌、安恬无惧。提兵夹击，声喧天坏，雷风借助。虎豹哀嗥，戈鋋委地，一时休去。早复收旧物，扫清氛祲，作中兴主。”④直接借用光武帝的英勇善战来激励南渡后的人心士气，特别期勉高宗能对抗夷狄，从而中兴立业。类似的词句还有“还念古往今来，功名可共，能几人光武”（王自中《念奴娇》），“吊高人陈迹，空瞻遗像，知英烈、垂千古。忆昔龙飞光武”（葛立方《水龙吟》），“汉光武，兴皇运，握乾符”（曾中思《水调歌头》），“正同符、光武中兴。擎天独力扶倾。定宗庙，保河山，乾坤整顿庚庚。”（洪迈《六州》）可以看出，南宋词人喜用光武中兴之典，究其原因，应是当时南宋初期的政治困局与东汉初期有许多相似，词人们希望借此能激励当时整个社会的士气，特别是南宋统治者，从而实现南宋中兴的局面。

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蜀汉丞相诸葛亮，早年就随叔父诸葛玄在襄阳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就隐居在襄阳隆中一带，在这里他刻苦学习，娶妻成家，并潜伏静观，以待天时，直至被刘备“三顾茅庐”请出山，为匡扶蜀汉政权，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在后世受到极大尊崇，成为忠臣楷模和智慧化身，如他出山后耗尽后半生，南征北战，倾心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固他非凡的智慧和谋略，以及在一些战争中所树立的成功战例，如赤壁之战、草船借箭、火烧新野、大破曹军、借取荆州、智取汉中、八阵图、空城计等等，晋代陈寿曾评价诸葛亮为“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⑤宋朝尤其是南宋建立以后，当时的朝政和对外军事状况一直难以振作，一些抗战派将领和广大爱国人士，都将希望放在南宋朝廷的主政者身上，除了对君王不断地激励，更多的是对力挽狂澜的明相能臣的长久期盼，希望出现一位像诸葛亮式的贤相，来带领将士们抗击外敌、恢复中原。而现实中的宋朝与之相反，倒先后出现了一些卖国求荣、误国弄权的有名奸臣，如蔡京、童贯、秦桧、张邦昌、黄潜善、汪伯彦、韩侂胄、贾似道等，这种愿望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使得人们更易于颂扬诸葛亮式的贤相，如“向淮头蜀口，一时做就，安石传、孔明表。谈笑妖氛如扫。”（李曾伯《水龙吟》）“东北看惊诸葛表，西南更草相如檄。把攻名、收拾付君侯，如椽笔。”（辛弃疾《满江红·送李正之提刑入蜀》）“笳鼓归来，举鞭问、何如诸葛。”（辛弃疾《满江红》）“多少英雄沈草野，岂堂堂、吾国无君子。起诸葛，总戎事。”（冯取洽《贺新郎》）“护塞十年高叔子，出师一表侪诸葛。有孤忠、分付与佳儿，真衣钵。”（吴潜《满江红》）

此外，还有建立霸主基业并以英勇善战著称的三国雄主孙权、刘备，他们曾在襄阳一带进行过持久战争，在后世的流传中备受推崇，被尊为名主明君，因而宋人在看到或想到襄阳的危急战事时，自然就联想到一千多年以前的英雄人物和英勇事迹，尤其是立足东南、北拒强敌的孙权，其时东吴政权面临的困境，与南宋政权初期有些许相似，让当时南宋词人不禁怀古伤今，借物抒怀，如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满江红》：“过眼溪山，怪都似、旧时曾识。是梦里、寻常行遍，江南江北。佳处径须携杖去，能消几两平生屐。笑尘埃、三十九年非，长为客。吴楚地，东南拆。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叹人间、哀乐转相寻，今犹昔。”另《南乡子》词云：“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永遇乐》词云：“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缅怀前人，实伤今朝，当年这些煊赫一时的英雄人物，如今“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成为历史故实，但千年之下依然让人不禁产生景仰敬佩之情。

二、“不见襄阳登览”——襄阳隐逸高士的追慕与述说

襄阳历史上出现的著名人物，除了上面的那些豪杰英雄人物外，较为著名和引人注意的就是那些品德高尚的隐逸之士和行为狂放的豪情之人。如东汉末年的名士庞德公，魏晋名士羊祜，晋代名流山简等，都是让宋代文人敬佩和追慕不已的对象。

东汉末年的名士庞德公，他与当时隐居襄阳的徐庶、司马徽、诸葛亮过从甚密，称诸葛亮为“卧龙”、司马徽为“水镜”、庞统为“凤雏”，“皆庞德公语也”被誉为知人。⑥据记载，荆州刺史刘表闻知庞德公德高望重，数次请他进府做官，皆辞不屈就。刘表问他不肯官禄，后世何以留子孙。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⑦刘表叹息而去。后来庞德公“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采药以终。宋代词人对庞德公的隐逸情趣十分仰慕，对这位名士传奇的一生怀有深刻的敬佩之情。如韩淲《鹧鸪天》云：“莫道庞公不入州。为谁歌酒也迟留。襟期别乘真难事，领略同游岂易谋。他扰扰，自悠悠。香浮茉莉笑花头。一帘云影催诗雨，唤起佳人无限愁。”“随意乘风，拄杖深村狭巷通。渊明漉酒，更与庞公庞媪寿。”（沈瀛《减字木兰花》）“元规端委，得似幼舆丘壑。人言此辈宜高阁。几载种天随菊，采庞公药。”（《凤凰阁》刘克庄）“幸柴车堪驾，何惭韩众，药苗可采，长伴庞公。”（《沁园春》刘克庄）在对庞公的追慕缅怀之中，词人们的内心也得到慰藉。宋代文人大多渴望入仕，但南宋时局不稳，科举之路并非易事，出仕过程也较为艰辛，即使有幸跻身仕途，也并非从此就平步青云，也有许多在政治漩涡中沉浮，有时会遭遇流贬的厄运，甚至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庞德公的潇洒自适，让在宦途中挣扎的宋代文人有了些许安慰。他们开始羡慕先贤的那份隐逸情趣，向往山林的宁静与惬意。

魏晋时以德行治理襄阳的著名人物羊祜，字叔子，为人清廉正直，素有德行，《晋书·羊祜传》说：“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⑧晋武帝司马炎曾评价羊祜“执德清劭，忠亮纯茂，经纬文武，謇謇正直。”⑨并任命羊祜为荆州诸军都督，坐镇襄阳，筹划东伐孙吴之事。羊祜首先把精力放在开发地方和安抚百姓上，他带领军队开垦粮田，粮食积蓄可用十年。并大量开办学校来兴办教育，迅速地安定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其次，羊祜对吴国实施怀柔、攻心之策，对其百姓与军队讲究信义，绥怀远近，与吴国人开诚相待。于是在荆州边界羊祜获得了良好的声望。同时命令部将缮甲训卒，广为戎备。经过七年的练兵和各项物质准备，荆州边界的晋军实力远远超过了吴军，后来羊祜因病返回洛阳，并在临终前举荐杜预自代。羊祜死后两年，杜预按羊祜生前的军事部署一举灭吴，完成了统一大业。虽然没有亲自参加这次战争，但他为规划筹备这场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宋代徐钧曾写下《羊祜》诗来赞扬其功绩：“平吴献策了无遗，馈药人无酖毒疑。最是感人仁德厚，当时堕泪有遗碑。”羊祜的这种以德治襄阳来提高军事实力、并帮助完成统一大业的功绩，成为宋代人士非常景仰和羡慕的对象。对应南宋时发生在襄阳的多次残酷血腥战争，词人们借古喻今，以羊祜之功来鞭策宋朝将领们去完成统一大业。如南宋陆游曾写词《水调歌头·多景楼》云：“不见襄阳登览，磨灭游人无数，遗恨黯难收。叔子独千载，名与汉江流。”还有“谁对叔子风流，直把曹刘压。更看君侯事业，不负平生学。”（辛弃疾《六么令》）“岘山羊叔子，江左管夷吾。勋名掀揭宇宙，金匮侈丹书。”（李曾伯《水调歌头》）

还有晋代名流人物山简，于西晋末年任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镇守襄阳。《晋书·山简传》：“于时四方寇乱，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惧。简优游卒岁，唯酒是耽。诸习氏，荆土壕族，有佳园池，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名之曰高阳池。”⑩当时战乱不断，他却悠闲度日，沉迷在酒中。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山季伦为荆州，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莫（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篱。举手问葛彊，何如并州儿。’”⑪豪饮狂乐，行为不检，这是魏晋时士大夫的风气。“山简醉酒”给宋代文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山简的风流潇洒让人无限追慕。如王安中曾作词《点绛唇》以送友人归襄阳，其中就用到“山翁醉酒”一典：“岘首亭空，劝君休堕羊碑泪。宦游如寄。且伴山翁醉。”还有南宋名相吴潜作《满江红》借史抒怀，一吐胸中无尽悲愤：“安得便如彭泽去，不妨且作山翁酩。尽古今、成败共兴亡，都休省。”类似的词句还有“山翁翻笑如泥醉，笑生平、无此狂逸。晋人游处，幽情付与，酒尊吟笔。”（张炎《桂枝香》）“便欲访，骑马山翁，问岘首、那时风景。”（刘过《西吴曲·怀襄阳》）。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的隐士和狂士，大多具有清正高尚思想品德，这些都让后人产生了向往之心和追慕之情。尤其是宋代国势衰弱，政治形势和军事状况差强人意，因此许多文人士大夫纷纷逃避现实和政治，选择寄情于山水和纵乐于诗酒，于是这些襄阳隐士又被写进宋词中。

三、“千岩万壑皆填委”——襄阳自然名胜的追寻与酷爱

襄阳地处内陆腹地，气候较为温暖，山水秀丽，草木茂盛，拥有非常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资源，正如“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翠”，⑫其景色自然非常优美。古朴清幽的自然风物吸引和滋润了无数文人为之赞颂和歌咏，襄阳境内也产生了许多名胜古迹，如古隆中，鹿门山，习家池，堕泪碑，羊祜祠，仲宣楼等。

首先，襄阳拥有非常优越而独特的地理环境。据《嘉庆重修一统志·襄阳府》“山川”条，⑬在襄阳府治方圆三十里的范围内，拥挤着大小山体共二十座。这些山脉分布在襄阳府的东南、南部、西南、西部、西北，凌乱而密集，城北面又有汉水作为天然护城河，整个山川形势非常险峻，同时其地理位置又极其重要，《嘉庆重修一统志·襄阳府》“形势”条云：“檀溪带其西，岘山亘其南，为楚国北津，北接宛许，南阻汉水，其险足固，其土足食，西接梁益，与关陇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跨对樊沔，为荆郢之北门，代为重镇。”⑭襄阳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其成为天然的形胜之地。如南宋词人李曾伯作《水龙吟》（乘雪登仲宣楼，和前韵）以描述襄阳山水的壮阔气势：“玉龙飞下残鳞，千岩万壑皆填委。乾坤一色，不知身隔，蓬莱几里。疑是瑶英，盛开元圃，被风敲碎。倚危楼极目，长江渺处，浑错认、沙鸥起。依约青帘遥指。记山家、酒香无比。访梅江路，何时归唤，小苍长耳。孙案袁门，不妨高卧，足娱书史。且摩挲霜鬓，嘲吟冰筋，共荆人喜。”

另外，汉江也是襄阳的重要美景之一，作为长江最大支流的汉江，绕自襄阳城北而出，而且在沟通南北交通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汉水以它的壮阔和柔美征服了无数文人，人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吟咏汉水，壮阔而清澈的汉水也赢得了宋人的赞美，给襄阳增加了无限魅力。如南宋袁去华曾多次以词描写汉江的壮阔之景：“汉江流入苍烟，戍楼吊古临无地。清霜初肃，鹰扬隼击，青霄凌厉。”（《水龙吟·九日次前韵》）“□中原望眼，正汉水、接天流。渐霁雨虹消，清风面旋，借我凉秋。”（《木兰花慢·用韩幹闻喜亭柱间韵》）“玉帐筹边，绣衣给饷，江上增气。”（《水龙吟·次韵呈吕帅张漕》）

同时，襄阳有很多名胜古迹备受后人青睐，如习家池、堕泪碑、羊祜祠等。岘山上的习家池风景优美，文化底蕴深厚，它最早是东汉建武年间（25-56年）襄阳侯习郁所建，据《襄阳记》记载：“汉侍中习郁于岘山南，依范蠡养鱼法作鱼池，池边有高堤，种竹及长楸，芙蓉菱芡覆水，是游燕名处也。”⑮可知，习家池最初是依照春秋时范蠡养鱼的方法建造，池边还有芙蓉台、凤泉馆、习郁墓等，群山环抱，风景清幽，其间流水涓涓，花香鸟语，亭台楼阁，错落掩映。独特的建造方法和幽美的风景使习家池闻名遐迩，吸引了众多游人。历来为达官贵人、文人学士宴饮之处。因此留下了一些故事，令宋人追慕不已。如咏岘山，林正大《括水调歌》：“落日岘山下，倒著接回。傍人笑问山翁。日日醉归来。三万六千长日，一日杯倾三百，罍麴筑糟台。汉水鸭头绿，变酒入金罍。白铜鞮，鸬鹚杓，鹦鹉杯。轻车快马，凤笙龙筦更相催。自有清风明月，刚道不须钱买，对此玉山颓。水自东流去，猿自夜声哀。”咏习家池，叶梦得《蓦山溪·百花洲席上次韵司录董庠》：“一年春事，常恨风和雨。趁取未残时，醉花前、春应相许。山公倒载，日暮习池回，问东风，春知否，莫道空归去。”咏堕泪碑，刘克庄《水调歌头·和西外判宗湖楼韵》：“绝唱新词寡和，堕泪旧碑无恙，往事付惊澜。不见辽鹤返，惟对水鸥闲。”或借景抒怀，或述史言志，于词中一展宋人对襄阳岘山的喜爱之情。

襄阳还有一些著名的历史古迹，如冠盖里，当年的朱轩华盖令荆州刺史忍不住雅叹其盛。据盛弘之《荆州记》载：“襄阳郡岘首山，南至宜城百余里，其间雕墙峻宇，闾阎填列。汉宣帝末年，其中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数十家，珠轩骈辉，华盖连延，掩映于太山庙下。荆州刺史行部见之，雅叹其盛。敕号太上庙道为冠盖里。”⑯到了宋代，冠盖里的历史沧桑更令宋人咏叹，如秦观作词《喜迁莺》：“花香馥郁。正春色平中，海筹添屋。金马清才，玉麟旧守，帝遣暂临江国。冠盖光生南楚，川岳灵钟西蜀。堪羡是，有汪洋万顷，珠玑千斛。听祝。愿多寿，多福多男，溥作苍生福。碧柳绯桃，锦袍乌帽，辉映颜朱鬓绿。早见鹤楼风采，归掌鸾坡机轴。百岁里，庆团长似，冰轮满足。”冠盖里曾经的繁华，今日的沧桑，让宋人产生了无限遐想，感慨万分。

还有位于襄阳城东南角城墙之上的仲宣楼，是为纪念东汉末年诗人王粲在襄阳作《登楼赋》而建，因王粲字仲宣故名。王粲为“建安七子”之一，在襄阳十五年未被重用，郁郁不得志，一腔愤懑化为《登楼赋》这一千古绝唱，而仲宣楼也因此成为千百年来无数文人抒发怀才不遇之情的最佳场所。如陈策作《摸鱼儿·仲宣楼赋》以抒个人的怀古之情和不遇之愤：“倚危梯、酹春怀古，轻寒才转花信。江城望极多愁思，前事恼人方寸。湖海兴。算合付元龙，举白浇谈吻。凭高试问。问旧日王郎，依刘有地，何事赋幽愤。沙头路，休记家山远近。宾鸿一去无信。沧波渺渺空归梦，门外北风凄紧。乌帽整。便做得功名，难绿星星鬓。敲吟未稳。又白鹭飞来，垂杨自舞，谁与寄离恨。”

襄阳优美的自然景物和众多的历史名胜，让无数的宋代词人产生酷爱之情，而且恰遇国势衰微和时局不兴，人们更是对自然名胜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或是借景抒怀，或是借物思人。

四、“襄樊四载弄干戈”——襄阳战争状况的追忆与关注

襄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大小战役难以数计，在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襄阳长期处于南宋抗击金国和蒙古的最前线，每一次的襄阳战事和军事行动，都会引起当时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宋代文人的急切关注，所写下的词作往往也具有了“词史”的意味。

南宋初期，即有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所率军展开的收复襄阳六郡之战，这是南宋头一次收复大片失地的战役。绍兴三年1133，金扶植的刘豫政权派军攻占襄阳（今属湖）等郡。第二年四月，岳飞自江州（今江西九江）挥师北上，大败刘豫军，收复六郡。岳飞不仅因收复六郡之功受封清远军节度使，成为有宋一代最年轻的建节者，而且让当时的南宋军民士气大振，抗金决心增强。岳飞驻军襄阳前后，曾作词《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表现爱国北伐的意志：“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在岳飞心中，时时以恢复故土为己任，盼望着扭转中原纷乱、哀鸿遍野、兵民枉死的惨况。在这里，他把“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的心声慨然吐出。另据陈霆《渚山堂词话》载：“岳武穆驻师鄂州，纪律严明，路不拾遗，秋毫无犯，军民胥乐，古名将莫能加也。有邵公序者，薄游江湘，道其管内，因作《满庭芳》赠之。”⑰里面提到当时词人邵缉（字公序）曾献词《满庭芳》给岳飞，词中记录并歌颂了岳飞在襄阳大战中的英勇事迹与巨大功勋。后来襄阳成为岳飞奋力抗金的根据地，并使得襄阳此后大体处在南宋的版图治理下约一百来年，直到蒙古灭金后。这与岳飞在襄阳期间打下的稳固基础与制定的英明策略是密不可分的。后来词人刘过也作词《六州歌头·题岳鄂王庙》来凭吊和赞扬岳飞：“中兴诸将，谁是万人英。身草莽，人虽死，气填膺。尚如生。年少起河朔，弓两石，剑三尺，定襄汉，开虢洛，洗洞庭。北望帝京。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过旧时营垒，荆鄂有遗民。忆故将军。泪如倾。说当年事，知恨苦，不奉诏，伪耶真。臣有罪，陛下圣，可鉴临。一片心。万古分茅土，终不到，旧奸臣。人世夜，白日照，忽开明。衮佩冕圭百拜，九泉下、荣感君恩。看年年三月，满地野花春。卤簿迎神。”此词既热烈赞扬了岳飞“精忠报国”的爱国品质和为南宋王朝中兴所作的丰功伟绩，表达了对迫害忠良的投降派的强烈鞭挞；更是为了寄希望于当时的皇帝宋宁宗，激励和鼓舞长期受到压抑的主战派将领抗敌御侮的决心，实现社稷一统的宿愿。这些词作都带有强烈的“实录”精神和纪实性质。

南宋中后期发生在襄阳地区的战争，主要是来自南宋与蒙古政权之间的争夺，时间跨度较长，从公元1235年开始，宋蒙之间的军事同盟破裂不久即在襄阳一带开战，一直到公元1273年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元朝，前后历时长达三十八年。在这段时间内，经历了襄阳城的失守与收复、再失守与再收复、蒙古南宋各自的内乱、谈判、打打停停的消耗，各种事端层出不穷。曾在宋理宗时，以京湖制置使兼京湖屯田使的身份全权负责襄阳战事的李曾伯，多次在词作中写下当时发生在襄阳的重要战事情况，如宝祐元年（1253）蒙军将领舒穆噜锡里、达噜葛齐等进攻襄阳，并展开了残酷的军事战事，李曾伯在听到襄阳边境宋军奏捷之后，即写下《水龙吟》（癸丑二月襄阳得捷，和刘制参韵）一词：“黄旗吉语飞来，胡儿已落将军手。吾皇神武，一新城郭，断谟天授。铁骑才临，雕戈竞逐，击蛇先首。快风驱雨洗，江空谷静，淮淝上、似之否。此事老臣何有。想捷传、延英方昼。玉颜应笑，金瓯堪保，贺声交口。吾责免夫，吾归可矣，萧然一叟。把功名，分付诸公，聊自赏酒盈斗。”此词开篇作者的兴奋欣喜之情即满溢而出，认为这次胜利既得益于英明神武的理宗皇帝，又归功于神秘护佑的上天。随后词人叙述了蒙军铁骑入侵襄阳，而守军将士给以迎头痛击，后终取得胜利的过程。但此次大捷并没能真正赶走元军，随后元军又卷土重来。第二年春，他又写了一首《贺新凉》（甲寅春闻襄寇退），这首词写得相当豪放，上阕仍然写荆襄形胜，固若金汤，“信荆州、古今形胜，金汤天造。落日岘山陈迹在，依旧大堤芳草。”岘山陈迹、大堤芳草，依旧宋家江山。下阕自谦年老，期望朝廷起用壮臣。词人写于同年的又有一首《满江红》（得襄阳捷），词人开始在审视这场战争和思考整个战局，并对战争的残酷进行无情的揭露：“见说陈尸三十里，投鞍委甲如山积”，累累白骨、血流成河换来的胜利让词人难以轻松，词中更多了战争思考的沉重。词中“图回三载，一新坚壁”与襄阳摩崖铭序“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调都统高达、幕府王登提兵复襄樊两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铭于岘”正相吻合。从淳祐十一年算起，越三年当是宝祐二年，此词亦当作于此年。李曾伯的这些词作是可以作为查证历史的确凿材料。

如前所述，襄阳战场形势的发展与变化事关南宋整个战局的成败。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蒙古大军大举南下攻宋，长达六年之久的襄樊保卫战拉开了战幕。当时襄阳、樊城城艰池深，两城互为依托，广大宋朝军民也决心与来犯之敌死战。但蒙古军采用种种计谋，从水陆两路断绝襄樊守军外援，使宋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最后襄阳守将吕文焕苦撑六年，不得援而降。当时襄阳被蒙军包围后，但朝廷正值贾似道权奸当路，他卖国求荣并对襄阳战事不加援手，见死不救，据《宋史·贾似道传》载：“时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⑱像贾似道这样的奸邪当道，外有蒙古虎视眈眈，南宋亡国之态自此映现。当时的文人纷纷对此进行大胆评论，极力谴责南宋当权者的昏庸无能和误国行为，如杨佥判闻之深为不满，作《一剪梅》痛斥贾似道之流的无耻行径：“襄樊四载弄干戈。不见渔歌，不见樵歌。试问如今事若何？金也消磨，谷也消磨。柘枝不用舞婆娑，丑也能多，恶也能多。朱门日日买朱娥，军事如何，民事如何。”襄樊被围城达四年多，守城军民在这里顽强抵抗，已达到以孩肉为食、以人骨为薪的地步，但临安城里仍是过着酒醉神迷、歌舞升平的生活。词人的忧国之情流露出来，并以“丑恶”两字抨击贾似道之流的可耻行径。相似的词作还有无名氏《沁园春》：“国步多艰，民心靡定，诚吾隐忧。叹浙民转徙，怨寒嗟暑，荆襄死守，阅岁经秋。虏未易支，人将相食，识者深为社稷羞。当今亟，出陈大谏，箸借留候。留侯迂阔为谋。天下士如何可籍收。况君能尧舜，臣皆稷契，世逢汤武，业比伊周。政不必新，贯仍宜旧，莫与秀才做尽休。吾元老，广四门贤路，一柱中流。”此词也具有很强的纪实性和讽刺性。在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三月，襄樊被蒙古攻破，南宋失去最重要的军事屏障，自此兵败如山倒，只过了短短六年，南宋即被蒙古所灭。

总之，宋代的襄阳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有优美的自然景观环境，还有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于是深受当时诸多文人的喜爱和关注，因此在进行创作时，这些词人自然就打开了这些“地理记忆”，为词作增添了许多地域气息和艺术魅力。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430072）】

①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7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484页。

②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9页。

③⑦《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5、2776页。

④文中词作均引自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⑤⑥《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34、953页。

⑧⑨⑩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20、1014、1229页。

⑪⑮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66、866页。

⑫罗贯中《三国演义》（毛宗岗精评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91页。

⑬⑭中华书局编辑部《嘉庆重修一统志》，第346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⑯李昉撰《太平御览·州郡部·襄州》卷168，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19页。

⑰陈霆撰《渚山堂词话》卷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0页。

⑱《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784页。

本文是武汉大学博士生自主科研项目研究成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编号：201411101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