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视角下福建养殖业家庭农场经营模式选择研究

陈碧芬，刘飞翔，张文明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福建福州350002)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家庭农场”概念和“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稳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同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五位一体，生态建设”的理念一脉相承。它是提高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的重要途径，与农民利益休戚相关。现阶段，由于农民文化素养相对较低，政策把握能力不足，不能恰当理解政府发展现代化农业的意图，从而加大了政策执行的难度。家庭农场这个理念虽然在国外已得到广泛应用，但就我国而言还处于刚起步阶段，它的培育发展还须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为避免盲目追求经济利益，本文基于生态文明视角，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了解福建省养殖业家庭农场(以下简称“家庭农场”)发展现状，并利用Logistic模型对其经营模式选择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家庭农场经营模式的困境及其解决对策，以期为政府工作人员和农业推广者制定推广方案以及农民更好经营家庭农场提供理论依据。

一、家庭农场传统经营模式与生态经营模式比较分析

(一)经济视域

家庭农场的经济效益不但与自然条件关系密切，而且还取决于科学技术、经营规模、管理体制、产品项目、人员素质等诸多因素[1]。归根结底是竞争力决定了经济效益的高低，产业化、社会化是家庭农场发展的趋势，传统的家庭农场主要以畜禽商品输出为主，商品附加值低，获利较少，而生态家庭农场注重产业链的整体关系，如野味养殖→果树种植→野味休闲食品加工→水果加工→野味餐饮→狩猎等系统项目的开发和收入，形成产业链，这种经营模式将会产生巨大经济效益[2]。如“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其生产活动是为了自己农场，积极性必然有所提高，对产品的质量也会更加重视[3]，而质量的提高将使得农产品价格上涨，市场需求增加，农户收入自然提高。生态型家庭农场在生产的标准化、机械化和规模化水平等方面，都要高于传统农户，加之市场抗风险能力强，因此生产的规模、质量与稳定性可以得到较好保障[4]，经济效益更佳。

(二)科技视域

发展家庭农场，必须要重视应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因为土地产出率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不仅仅依靠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还需要科技的支撑。换言之，家庭农场要发展，规模要适度;家庭农场要效益，关键靠科技[5]。传统的家庭农场养殖业主要靠经验饲养，养殖不规范，易导致畜禽感染疾病，设施落后造成大规模养殖困难。而生态型的家庭农场更加重视先进科技的运用，通过引进拥有丰富养殖经验、技能的科技人员提供技术支持;按照特定养殖模式进行增殖、养殖，投放无公害饲料进行饲养，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实行严格的养殖、卫生防疫和环境控制标准来控制动物疫病，确保人畜安全[6];配套相关基础设施和采用立体养殖等方法促进动物排泄物的分解。最为重要的是，生态养殖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利用农场空间，在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同时增加收益。

(三)生态视域

传统的养殖业家庭农场，畜禽养殖比较粗放，多是将其放养于特定区域，定时喂养饲料，养成之后再出卖，如此反复。既没有计算养殖区域的合理载畜量，也没有运用立体养殖理念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畜禽的排泄物处理也很随意，不仅浪费资源，而且造成了环境污染，易导致疾病的传播[7]。

生态型养殖业家庭农场注重运用生态理念发展生产，在养殖畜禽同时多有种植少量作物或是养鱼。有的农场将经过专业处理的畜禽的排泄物，作为生物有机肥，通过畜多－肥多－粮多的途径变“废”为“宝”，养地增肥，从而有效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功能良性循环，具有生态合理性[8]。漳州长泰一家农场则是在承包山地养山羊、鸡、鸭的同时，在树下种植菌类，在低洼地开辟3个鱼塘养鱼，鱼的饲料主要来源于定期收集的畜禽排泄物，鱼塘里的淤泥又作为肥料促进植物生长。20.6 hm2的山地年收益将近百万元。

二、福建养殖业家庭农场样本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2013年7－8月及2014年6－8月对福建省宁德市、漳州市、泉州市、三明市、龙岩市等5个地(市)中21个县34个乡(镇)42个行政村的180个农场进行调查。在较好掌握较为确切的资料和数据的基础上，利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模式选择的相关变量进行显著性分析。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20份，收回问卷203份，有效问卷180份，问卷有效率为81.82%。

(二)样本分布及描述

本次问卷调查对象的具体分布为:宁德市55个，漳州市59个，泉州14个，三明市21个，龙岩市31 个，分别占 30.6%、32.7%、7.8%、11.7% 和17.2%。基本情况如下:(1)有75.33%的农场都已经在工商部门注册，但仍有一部分农场还未进行注册。(2)虽然生态经营模式渐成趋势，但真正意义上的绿色农场数量有限，仅占调研总数的17.22%。(3)农场经营类较为单一，超过80%的农场是单纯从事养殖业(包括水产养殖和畜禽饲养)。(4)农场经营年限大多数在15年以下，15年以上的仅有1.11%。(5)农场规模普遍较小，劳动力多以家庭成员为主，只有农忙时候才有少量雇工。

(三)数据分析

1.投入、产出情况。福建养殖业家庭农场处于刚起步阶段，畜禽养殖业家庭农场大致符合《畜牧养殖发展规划》《畜禽养殖治理规划》等相关法规和政策要求，场地、场房、厂区围栏和消毒池都比较固定，功能分区较为明显，畜禽饲养、排污等配套设施还需完善，达标排放或生态利用还需加强，动物疫病防控和抗灾能力较强。近年来，福建养殖规模不断扩大，收入也不断增长。

通过分析调研数据，发现93%以上的家庭农场其年投入与年收益基本成正比关系。一般来说农场的投入越多，相关农业基础设施将越完善，农业规模也将扩大，农场纯收入自然提高。但是，也存在例外。在其他变量基本一致的情况下，有些农场虽然年投入很高，但是收益未必很好;还有部分只需投入少量资金就能获得丰厚回报。究其原因，主要由于投入多的农场是以传统养殖模式为主且产品单一;而投入较少的农场主要以生态养殖模式为主，生产生态有机、无公害食品，且种类丰富，因此深受顾客喜爱，收益自然高。

2.市场情况。生态养殖模式对于农场的市场和经济效益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通过调研，发现绿色家庭农场由于采用生态养殖模式，产品质量高，具有良好口碑，深受人们青睐，因此普遍拥有较为固定的顾客群体。并且这些农场的客源还呈现递增趋势，很多农场主表示现在有机产品供不应求，如果条件允许，将会考虑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一定能够获得更大收益。而采用传统养殖模式的农场则面临购买人数少，价格低，收益逐年递减的问题，因此一些农场主已经考虑适时改变养殖模式，以便适应市场需求。

3.收益影响因素。调研中发现:农场收益的高低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场规模的大小、投入的多少仅仅是影响农场收益的基础因素，相比较而言，农场主经营理念和国家、地方政策的影响则更为明显。那些采用了生态经营模式和受到政府扶持的农场的收益明显高于以传统方式经营和无政策扶持的农场。屏南县A、B2个农场距离只有0.5 km，规模相当且都养鸭，不同之处在于，A农场是传统型经营模式，拦截河的一段来养鸭;B农场则采用生态养殖模式，在水田里养鸭并种庄稼。2个农场年收益相差15万元左右，且A农场多次被当地政府要求整改。因此，在推动农场发展过程中，农场主要注意不断更新发展理论，完善发展思路，同时应注重洞察力的培养，关心国家政策动向，紧抓市场脉搏，有效把握机遇，以便更好促进农场发展。

4.技术需求。在实地调研中发现，技术人员是家庭农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在农场经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品种、技术推广和运用的中坚力量，为农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科技支撑，关系着农产品的品质和产量。(1)拥有技术人员。越来越多的农场主意识到了科技的重要性，不仅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提升自身文化素质，而且越来越重视技术人员的作用，几乎每个农场都有专门农业技术人员或者常与技术人员联系。(2)技术人员数量有限。由于资金有限，每个农场所能联系到的技术人员有限:有70%的农场技术人员在2人以下，4～6个的仅仅只有3%。发展家庭农场，需要国家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来解决家庭农场生产中的技术缺乏问题。

5.产品优势来源。家庭农场的发展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要想得到长足发展，自身优势的定位是很有必要的。在与农场主交谈中，了解到为了农场更好发展，他们都积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规划，不断探索、确立农场的发展优势。(1)农产品质量。通过整理调查问卷，课题组得知有84.83%的农场主认为自身优势是产品质量高，这与注重科技应用有很大的关系。(2)农产品价格。由于规模化生产，节约了成本，有些农产品价格比较便宜，市场反响较好。(3)农产品特色。56%的农场主认为比较有优势的就是农产品的独特性和有机性，这和部分农场采用生态的经营模式是分不开的。(4)农产品品牌。调查中发现，部分农场产品的品牌性可能有所欠缺，占调研总数的38.62%。这是由于部分农场未注册，且缺乏相关团队负责宣传和营销，这应该是今后农场发展所需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

(四)经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1.研究假设。通过查阅文献和实地调研，笔者假定影响农户经营模式选择的因素主要有以下3种:(1)政策因素，即政策支持、政策执行力;(2)技术因素，即先进的科学技术;(3)经济因素，即资金的持续投入。

(1)政策因素，即政策支持、政策执行力。从政策因素出发，笔者着重调查政策支持和政策执行力对农户的影响程度。在当前形势下，农户经营模式的选择在极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惠农政策的影响;同时，相关政策颁布之后，当地政府是否能够及时、有效的执行也会影响到农户选择何种经营模式。所以，笔者假设如果国家政策及政策执行力的影响力小，那么农户就不会选择生态经营模式。

(2)技术因素，即先进的科学技术。从技术角度出发研究影响经营模式选择的因素。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生产和发展已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节约农业生产成本，并且减少环境的污染。笔者假设农户是否能够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会极大地影响农户对经营模式的选择，即那些认为先进的科技影响力不大的农户，往往不会选择生态经营模式。

(3)经济因素，即资金的持续投入。考虑经济因素的影响。农业生产和发展需要资金投入，根据对福建农户当前经济情况的分析，笔者假设选择生态经营模式的农户一般收入不会太低。

2.模型选择。主要研究农户选择经营模式的影响因素，为使结果更直观地反应各因素对农户选择的影响，故将模型的自变量设置为:(1)政策因素，含政策支持(X1)和政策执行力(X2)2个指标;(2)技术因素，含先进的科学技术(X3)指标;(3)经济因素，含资金的持续投入(X4)指标。因变量设置为农户选择的经营模式(Y)，变量赋值见(表1)。因此，理论模型为:农户选择的经营模式Y=F(政策因素，技术因素，经济因素)=F(政策支持，政策执行力，先进的科学技术，资金的持续投入)。结合本研究所选用的Logistic模型则有:

Logit Y=α0+α1X1+α2X2+α3X3+α4X4+μi

表1 变量赋值Table 1 Variable assignment

3.计量结果。在确定了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基础上，利用SPSS 19.0进行回归分析(表2)。

表2 逻辑回归模型估计结果Table 2 The estimation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针对研究假设，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可归纳出以下结论。

(1)通过逻辑回归模型可以观察到，政策因素的显著性影响因素中，政策支持是在10%水平上显著，政策执行力是在1%水平上显著，两者回归系数的符号均为正，对农户经营模式选择有正向影响。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农户认为政策支持和政策执行力这2个因素的影响小，那么农户选择生态经营模式的可能性就小，与研究假设相一致。

(2)从技术因素上看，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在1%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为2.882，符号为正，对农户经营模式选择有正向影响。也就如假设所提，科技的进一步提高降低了农户的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更多的农户会选择生态经营模式。

(3)从经济因素上看，资金的持续投入对农户的选择并没有产生很显著的影响，但是从计量结果上看，资金的投入对农户的选择还是有一定的影响。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农户必然希望能够盈利，因此在选择生态经营模式时必然要考虑其资金投入是否和产出能成正比。同时也要考虑传统经营模式和生态经营模式两者之间投入产出比的差距。

综上所述，政策执行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影响农户经营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因此，国家除了应该加大养殖业家庭农场的扶持力度，还要积极引导各级政府应进一步提高支农惠农政策的执行力，配备适量农技人员定期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结合实际需求开办养殖技术培训班等提高农户科技技能和运用能力。同时，要给予那些愿意采用生态经营模式的农场主以资金支持。

三、福建家庭农场生态经营模式困境分析

通过对福建省5地(市)家庭农场的调查，发现虽然现阶段家庭农场的发展面临着很大机遇，不仅在政策上有倾斜，而且在技术指导上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其发展也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如土地面积的限制、资金的流动不足、经营管理的不力以及社会化服务能力较弱等都不同程度影响着农场的收益和进一步发展。

(一)土地集中难度大，流转期限难统一

土地集中难度大主要表现为:(1)土地流转难。近年来，土地的稀缺效应不断凸显，农民惜租心理严重，由于对承包经营土地长期收益缺乏预测，对流出土地存有疑虑，导致从农民手中流转出的土地越来越少，农场难以扩大规模经营。(2)由于地块分散，土地难以连成片，不便于管理。另外，虽然农民的土地承包期多数在20年左右，但多数农民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多数在3～5年，农民不愿签订长期合同。(3)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体系较为落后，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交易平台不完善，导致家庭农场在建立和发展阶段，困难重重。分散的地块让家庭农场难以形成规模经营，土地流转缓慢且复杂，随着土地流转价格的上涨，很容易错失发展家庭农场的机会[9]，因此今后需要着力解决土地面积限制和流转难题，以此促进养殖业家庭农场的发展。课题组调研区域的家庭农场大多规模较小，有84%的农场面积在30 hm2以下。

(二)资本吸引力不足，融资贷款受制约

家庭农场启动资金大，经营初期资金需求量大，一次性投入较集中。但多数农场主实力薄弱，资金来源狭小，制约其扩大经营规模和发展基础设施。另外，随着物价上涨和工资水平的提高，维持家庭农场正常运营的资金也较大。而且，政府的农政补贴也难以快速及时地落实到实处[10]。由于农业经营效益低，投资收益期长等特点，并且无实体资产抵押，难以获得银行的贷款，仅从信用社获得的贷款额度低，期限短，一遇上自然灾害抑或是紧急情况常束手无策。宁德市蕉城区石后乡农场主陈某，经营农场之初由于资金缺乏，只能在0.2 hm2耕地上简单种植一些稻米、蔬菜。由于亲戚支持，2009年开始尝试在稻田里放养二三百只小鸭子，用于吃虫和除草，收成有机稻米650多kg。2010年随着收益的增加和友人的出资，才得以扩大规模，饲养小鸭子500多只，种植有机稻1.33 hm2，金银花14 hm2，翠冠梨13.33 hm2。由于收益逐年增加，其他一些朋友也愿意加入农场经营。2013年将农场规模扩大到33.33 hm2，饲养鸡、鸭，种植有机稻、蔬菜等，销售额达到100多万元，纯收入约为 50万元。

(三)家长式管理方式，局限性大

现有家庭农场经营管理水平层次仍比较低。(1)农场缺乏长期规划，目标不明确，发展后劲弱。(2)农场经营的质量管理和成本核算、成本控制还很薄弱。(3)经营决策大多以家长式为主，决策风险大。(4)劳动力流动快，农忙时的雇工难，成本高，工人不易管理[11]。农场主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尽管大部分农场主由于从事农业生产多年，实践经验丰富，但是受到经营理念等因素的影响，加之大部分经营者年龄偏大，所以开拓经营难，难以有效承担现代农业发展的重任。因此，农场要进一步的发展，应注重提高农场主素质。在与农场主的访谈过程中，了解到农场主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有78.33%的农场主是初中以下文化水平。

(四)社会化服务能力弱，降本增效难

现阶段，农民合作社是以自我服务为主，服务能力有限，不能完全以农民为核心。农技服务力量薄弱，难以指导家庭农场生产，机械化程度较低。一般的农技推广服务仅有县乡一级的技术人员参与，科技人员与家庭农场主缺乏交流，科技人员较少深入基层、深入农村。农产品销售渠道过窄，物流成本高，销售服务网络的覆盖范围不够广，未能及时充分流通。农业信息化服务不完善，农业科技信息、农村综合信息和农产品安全及管理等信息平台急需完善[12]。通过分析整理调查问卷可得，家庭农场在经营中遇到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农场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75%家庭农场受到土地面积的限制，69.44%家庭农场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40.56%的家庭农场存在销售量不足问题，还有30%左右的家庭农场缺乏技术支持和受自然灾害的影响。

四、福建养殖业家庭农场生态经营模式发展对策

(一)在农村土地流转中引入信托制度

土地流转信托是指将农村土地使用权作为信托财产，作为受托人的信托公司代为经营管理，并计划实现土地受益权的标准化和凭证化，农民可以凭借受益凭证定期领取收益。利用信托制度的财产隔离、保护和管理等功能，能够加快农村土地的流转和利用，让产权充分市场化，实现土地流转的公平与效率。

在农村土地流转中引入信托制度，在保持原有的土地利用类型不变的前提下，既不会使农民失去土地，又可以使土地不断获得规模效益，有效地保护农村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充分利用信托制度是有效提高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成果和效率的途径之一。可以很好地解决土地集中难度大、土地流转难和流转期限难等问题。

(二)建立生态补偿细分选择制度

生态补偿意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运用政府和市场手段，调节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公共制度。在调查中发现，在保证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生态效益受家庭农场规模大小、技术人员多少以及在生态上的经济支出的影响。如若对生态补偿进行细分选择，制定不同的标准并进行相应的补偿，不仅可以提高农场对生态效益的重视，还能促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高。因此，各级政府在推动家庭农场发展的过程中应注意引入生态补偿机制，通过相关补偿措施，激发农户生态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三)推动农村金融体系改革与创新

农村金融体系发展前景广阔，关键要结合农村实际、农民特点和农场发展新情况适时适地进行改革与创新。要综合运用财政税收、货币信贷、金融监管等政策措施，完善涉农贷款统计制度，优化涉农贷款结构，推动金融资源继续向“三农”倾斜。鼓励各商业银行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推动抵押担保方式多元化，以适应现代抵押制度由单一不动产抵押向动产抵押、权利质押等方式转变的趋势[13]，较好解决融资贷款难问题。注意加强农场内生发展动力，以此不断增强资本吸引力。与此同时，政府应加强监管，保证相关惠农政策落实到位。

(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家庭农场主

通过调研，发现许多农场主自身素质并不高，经营农场主要依靠经验，所以遇到突发情况时应变能力差。因此，农场发展的当务之急是要提升农场主的知识技能，让他们学会如何有效经营与管理。要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加强对农场主的培训与管理;进行动植物疾病防控、农产品质量控制等技能的培训;努力提高其科学文化知识，特别是经营所涉及领域的专业知识，以不断增强农场主自身的专业技能和提高应对、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此同时，要引导其因地制宜进行农场的管理与规划，适时适当地养殖畜禽，选择适当的经营模式，从而实现农场效益的最大化。

(五)强化社会化服务水平，推进降本增效

家庭农场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的构建和优化。加强资本联系等方式增强农业合作社等群众性组织的活力和影响力，提高其服务能力和服务效率。优化现行的农技推广体系，注意提高农业技术协会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参与度。改善基层农产品推广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提高其推广农业科技的积极性和深入基层服务农场主的主动性。推动家庭农场的信息化建设，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家庭农场的组织管理、生产、经营等各方面[14]，以此促进农业产业信息的宣传和推广，不断拓宽畜禽销售渠道，提高农场主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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