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研究——基于浙江省11所高等院校的实证调查

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研究——基于浙江省11所高等院校的实证调查

吕勇，游华丽

摘要：本文探讨了各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的差异，分析了可能导致其入学机会差异的原因。同时结合调查数据，为政府、社会及高校系统提供了增加经济落后地区招生名额、加大对各类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建设投入、多种途径缩小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引入社会性助学机构等有助于缓解弱势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中竞争劣势的思路。

关键词：社会阶层；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中图分类号：G459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2013年度科研计划项目“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研究——以浙江省为例”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Y201329308)

从2004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教育阶段。教育部2013年10月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位居世界首位，我国当前的高考录取率为76.2%，录取人数达到330多万。然而，入学机会的普遍增加是否有利于每个社会阶层的子女就学?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存在哪些差异?本文通过对浙江省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中的分布情况进行调查，以探寻缩小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差异的有效途径。

一、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文的社会阶层划分标准引用了学者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成果。该课题“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将当前我国的社会职业结构划分为十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1]。本文所探讨的不同社会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差异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总体差异；二是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中入学机会的差异。由于不同社会阶层在教育面前最初的不平等，在高等教育阶段首先表现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不均，因此，我们采用辈出率分析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的差异。

我们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浙江省内杭州、金华、宁波、温州、台州、绍兴六个地级市五种类型共11所高校的学生家庭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的学校层次及类型包括部属重点高校(1所)、公立普通本科院校(2所)、民办普通本科院校(2所)、公立高职院校(2所)、民办高职院校(2所)、独立学院(2所)。调查共发放问卷3300份，回收3016份，回收率为91.4%；其中有效问卷3000份，有效率为90.9%。调查结果采用SPSS13.0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

二、结果与分析

(一)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总体差异

根据表1，我们可以看到在十大阶层中“国家行政领导干部、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这五个阶层的辈出率均高于平均值，且“私营企业主”高于平均值12倍多。而“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民、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辈出率低于平均值。其中辈出率最高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与辈出率最低的“农民”阶层的辈出率之比为37.4，即“私营企业主”子女高等教育入学率是“农民”阶层子女的37.4倍。这与王伟宜、谢作栩教授2005年的中东部地区不同阶层子女入学最大差异14倍[2]以及董云川、张建新教授2007年的云南地区最大差异18.2倍[3]的调查结果相比还要大，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三份调查的最大差异倍数数值随着时间而逐渐加大。

表1　高校学生家庭所处社会阶层比例与

我们认为可能导致浙江省不同阶层子女入学最大差异倍数持续增加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是随着贫富差距加大等阶层分化加剧而导致的教育资源进一步失衡，虽然国家已经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强了对弱势阶层子女在教育方面的资助，但相比“私营企业主”等强势阶层在子女教育方面的巨大投入，“农民”等弱势阶层子女劣势依旧在不断加大。其次，浙江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民营经济异常活跃，在长期的市场发展中，作为家长的 “个体工商户”们在初期艰辛的劳动积累中深刻地认识到了知识在商业社会中的巨大作用，因此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希望通过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以获得更长远的发展，因而造就了其子女极高的辈出率。而“私营企业主”虽然也是民营经济的代表群体之一，但其较高的社会地位及收入使得其没有“个体工商户”那么高的危机感和发展欲望，从对子女的教育角度来说，就是给予他们比“个体工商户”子女更多的自主选择空间，而不仅仅把高等教育作为唯一的培养目标。

(二)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中入学机会的差异

表2反映了部属大学、公办普通四年制大学、民办四年制大学、独立学院(国有民营二级学院)、公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及民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这6类高等院校中学生所处社会阶层的辈出率。针对该表，我们将从横向、纵向两个角度对数据结论深入展开分析，即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同一类型学校中的差异和同一社会阶层子女在不同类型学校中的差异。

表2　高校学生家庭所处社会阶层比例与辈出率

1.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同一类型学校中的差异。(1)部属大学。作为部属大学在国内无论从声望、师资以及硬件角度，都无疑是精英教育机构的一员，且更受到学生极其家长们的关注。通过表2，我们可以看到在部属大学中辈出率居于前列的是“国家行政领导干部”，辈出率为4.2；之后的是“经理人员”的3.68、“私营企业主”的8.82和“专业技术人员”的4.64。处于最后几位的是“办事人员”“农民”“商业服务业员工”等。其中高低阶层之间最大比约为27.6。简析其数据产生原因：“私营企业主”排首位因为浙江有浓郁的商业气息，该阶层家庭数量较多，经济条件较好，家长教育理念更为开放，同时对子女教育投入极大，着重将孩子向“精英化”打造；“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教师、律师、医生等，这类职业的从业者无一不是接受多年高等教育同时通过严格的资格考试的社会精英，他们在长期的学习及工作实践中积累了大量文化知识，他们懂得目前所取得的成就是由深厚的文化资本带来的，因此他们更加重视其子女接受教育的情况，这些家庭中文化氛围更为浓厚，孩子拥有更大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以上的数据结果表明在部属大学优势阶层子女辈出率高于弱势阶层，说明优势阶层由于占有更多的经济、文化和组织资源，在高等教育，乃至精英型高等教育方面有更多的机会。

(2)公办普通四年制大学。在公办普通四年制大学中“国家行政领导干部”“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及“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子女的辈出率仍居于前列，分别为3.64、2.60、10.65及2.57，而“个体工商户”阶层子女的辈出率异军突起挤进了前三位达到2.67，仅次于“国家行政领导干部”和“私营企业主”。

(3)民办四年制大学。该类院校中辈出率整体分布与公办普通四年制大学较为相似，与公办普通四年制大学相比，民办四年制大学中“私营企业主”阶层子女的辈出率更为突出，达到18.51，而“经理人员”取代了“国家行政领导干部”成为新的前三甲。而弱势阶层中的“农民”阶层仅为0.21(浙江省城镇化水平较高等因素对“农民”阶层子女辈出率偏低也有影响)，为该阶层在各类院校中高等教育机会阶层辈出率最低的一个。

(4)独立学院(国有民营二级学院)。与民办四年制大学相同，辈出率较高的仍为 “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需要指出的是该类院校也是“私营企业主”及“个体工商户”阶层在各类院校中高等教育机会阶层辈出率最高的一个，分别为20.71和3.28。我们或可推测出原因：独立学院相比民办四年制大学有着后者所没有的“更有名气”的学校名字，有着比大部分公办普通四年制大学更低的高考分数线，虽然学费更贵，但这对于经济条件富裕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来说并不算什么。

(5)公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公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中“产业工人”阶层子女辈出率1.20是该阶层在各类高校中辈出率数值最高的，同时“农民”的0.44仅次于民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针对这两个数据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测：公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由于其较低的收费及专业技能型的教学方案，使得其学生能够更快地进入社会岗位，从而减轻了家庭的负担，因此获得越来越多的“产业工人”“农民”阶层家庭子女的青睐，在调查中部分受调查学生透露，其家长认为更早地进入社会岗位比更高的学历对于其人生发展帮助更大。

(6)民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民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中的“农民”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其高等教育机会阶层辈出率是其阶层在各类院校中数值最高的一个，分别0.51和1.20。

2.同一社会阶层子女进入不同类型高校的差异。上文的分析仅横向地对不同类型高校中学生家庭所处社会阶层的差异进行了了解，但在社会中，每个阶层都有其自身特性，这就会影响到子女的高校选择、学业水平等，下面主要从纵向的角度针对几个表现突出的阶层加以归纳。

(1)国家行政领导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与经理人员。在各类高等教育院校中，“国家行政领导干部”阶层子女的辈出率都较高，究其原因：“国家行政领导干部”阶层在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上都占有优势，组织资源方面尤甚。“专业技术人员”在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上都占有优势，其中对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影响最大的是文化资源。因为文化资源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而且文化资源不像经济资源那样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它的积累显得潜移默化。“经理人员”作为各类社会机构的中上层管理人员，其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都较为丰厚，或者说，只有拥有经济、文化和组织这三项资源中的一项或几项，才有资格在各类企事业单位中担任“经理人员”职位。

(2)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自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蓬勃发展，浙江省作为“民营经济发展先驱”，无数“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凭借有利政策和发展契机快速积累着财富，其在经营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因此他们通过投入高额资金来对子女进行各类高标准教育。但前文已经阐述，文化资本的积累是漫长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凭借经济及组织资本提升，其子女在家庭文化资本方面的劣势无法在短时间内取得质的改变，因此他们在分数要求较低、学费高昂的独立学院中的辈出率就显得极为高，前文数据已与此印证。

(3)产业工人、农民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这三个阶层都没有强大的经济资本来支付过于高昂的学费，同时其社会阶层也决定了他们没有宽裕的文化资本和组织资本，因此在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状态。而之前的数据结果表明，相对而言，公办高校比民办或有社会资本的高校更能为其提供较为公平的高等教育机会，同时结合表1的相应阶层在不同种类高校中的辈出率数据对比情况，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比本科院校更为适合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

三、结论与启示

高等教育是影响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因素，但这必须在各阶层具有较平等的高等教育机会竞争条件的前提下，因此，加强高等教育的公平性对于缓解阶级矛盾、减缓社会阶层分化有着重要作用。

1.部属及公办本科应适当增加浙江省内经济落后地区招生名额。作为享有高等教育优势资源的部属及公办本科的院校在制定招生计划的时候，应该适当增加浙江省内的山区、海岛和贫困地区所在高中学生的录取名额和录取比例。

2.加大对各类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建设投入。调查结果显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是最受弱势阶层子女欢迎的高等教育机构，而公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在收费方面相较于民办对弱势群体更具吸引力。因此通过加大对各类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建设投入，提升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办学水平和办学层次，从而增强这类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生就业质量。

3.多种途径缩小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具体表现在提高浙江省内最低收入标准，鼓励大学生创业，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从高等教育系统自身看，可以选择通过适当降低弱势阶层子女所选热点专业的收费标准、在校内为相应阶层子女提供更多的勤工俭学岗位等方式来降低其家庭在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的经济压力。

4.引入社会性助学机构。从社会角度来看，能够帮助弱势阶层子女圆“大学梦”的除了更成熟完善的国家助学贷款体系，更多地发展以大型企业或高收入人士为主体，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的社会性助学机构也是一条明路。尝试把银行的理财产品概念引入到助学贷款中，这即能解决部分贫困学生的经济问题，也能为社会资本增加一个投资渠道，同时还能减轻国家的财政压力。

参考文献：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谢作栩，王伟宜. 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探讨[J]. 东南学术，2004，增刊.

[3]董云川，张建新.高等教育机会与社会阶层[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4.

责任编辑：魏明程

姜肖/齐齐哈尔高等师范学校副教授，硕士(黑龙江齐齐哈尔 161006)；徐宁，张兴林/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北京1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