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下跨界民族地区和谐边疆构建
——基于云南省江城县的范式研究

孙蕾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100081）



现代性下跨界民族地区和谐边疆构建
——基于云南省江城县的范式研究

孙蕾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近年来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跨界民族大多居住在祖国边疆，其对边疆稳定产生何种政治影响？进一步讲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市场化的影响下，跨界民族在政治上将我们带入怎样的境况，然而又在何种维度上为我们注入政治驱动力？剖析跨界民族在现代性下所凸显出的普遍问题，探析其影响发生的内在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云南省江城县这一跨界民族地区和谐边疆构建的经验展开分析，试图对和谐边疆的建构提出尝试性意见。

［关键字］跨界民族；和谐边疆；江城县

当下急剧转型的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日益深入卷入全国乃至全球的现代化体系中，在此语境下，边疆民族地区应采取何种发展？现代性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如何缓解？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正是构建和谐边疆的关键之所在。云南省历来是我国边疆建设的桥头堡、民族关系的示范区。云南省江城县具有独特的地缘位置——一城连三国。这一地理位置给江城县带来的既有动力又有挑战。那么云南省江城县是如何规避挑战，进而营造出稳定的社会环境与社会秩序呢？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并论证，从而为我国和谐边疆的营造提出可行性意见。

一、跨界民族的内涵与外延

我国跨界民族研究自1981年范宏贵在《日益严重的越南民族问题》一文提到“跨国界民族”概念开始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之久。但对于跨界民族这一概念的定义却是林林总总，莫衷一是。总体说来，国内学界对跨界民族概念的界定主要分为三个流派，即：跨界民族、跨境民族、跨国民族。西方学界认为跨界民族主要指涉移民、离散者、难民这三个次级议题。国内对跨界民族界定为：跨界民族限定于那些因传统聚居地被现代政治疆界分割而居于毗邻国家的民族，认定其具备两个必不可少的特征，一是原生形态民族本身为政治疆界所分隔；二是该民族的传统聚居地为政治疆界所分割［1］。西方学界对跨界民族的定义为：是指居住在宿主国并且参与宿主国政治行动，与此同时，他们与他们的亲缘国维持着很强的情感与物质联系的少数民族群体。相较于国内，西方学术界对于跨界民族的研究起点早，议题广泛，视角更加多元，值得我们学习并与之沟通。基于本文所研究跨界民族的现实情况与中国跨界民族的特点笔者倾向于选择跨界民族这一概念。所谓跨界民族是指由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各种原因跨居于国界线两侧的同源民族，虽然跨居于不同的国家但是基于共同的祖先记忆、体貌特征、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使等他们在物质上具有很强联系和情感上具有很强认同的少数民族群体。

二、现代性与边疆跨界民族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总计有31个跨界民族，占中国民族总数的55%，总人口6600万［2］。由此可见我国跨界民族大多居住在祖国边疆一线，跨界民族问题与边疆问题、国家政治安全紧密结合在一起，使跨界民族问题在程度上愈加的复杂化、敏感化、国际化。跨界民族与边疆的同一性使得跨界民族边疆化，边疆民族化，造成了跨界民族问题与边疆问题环环紧扣，舍其一不得解的局面。也正是跨界民族与边疆的此种关系，使得在市场化、工业化、全球化的当代跨界民族在和谐边疆构建当中需要更加谨慎、包容和人性化。

（一）普遍性与特殊性

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现代性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并且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了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了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为核心的价值理念。现代性及其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都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表现为“西方文明”在非西方国家中的渗透和扩张。现代性以其普世性意图将非西方国家的特殊文明潜移默化地同质化。在全球化的今天，现代性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亦成为边疆跨界民族地区无法摆脱之命运。以普遍性来代替特殊的个体性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表现为以一种全面的、整齐划一的方式来实现对个体性的支配，个体性则沦为抽象的个体。但是这种普遍性的支配方式是否能为所有人、地区无差别、无反抗地接受呢？显然不可能。全球化的普遍性与跨界民族的特殊性之间势必要展开一场融合与排斥的激战。在全球现代性快速展开的过程中我国政府与少数民族地区要以什么样的措施和态度去把握其中的发展机遇，同时又有效地规避同质化的风险，这是我国政府与少数民族地区所要积极应对的问题。

（二）理性与落后

在理性选择理论中，理性指经由选择行为所显示出来的理性，其背后是当事人“自利的最大化”或所谓的“经济人假设”，所谓自利，是指“一个人根据他对自身利益的判断来作出选择，即使将他人考虑进来，也只是因为他们会影响到自己的福利和利益”。现代性给世界和人类带了市场、财富、科技等，人类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人类的财富得以增加，所以现代性是被标榜的理性选择。顺理成章地我们会认为现代性所要解构的是不符合人们利益的落后因素，因为他们有碍于财富的增长。在当前转型的社会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理的、历史的、环境等各种原因处于一种不平衡的发展状态，可以说是已然成为经济发展的滞后区域，边疆与内地发展差距持续拉大，从而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置于贫穷、落后、待于被发展的怪圈。

现代化作为世界趋势被国家如火如荼地开展着，边疆跨界民族地区也在现代化的趋势下被作为边缘化的落后之物。诚然，现代化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发展过程中对人性与自然的摧残也是相伴而来的，农民与土地相剥离，将人无情地转变为劳动力、商品，人们情感上的淡漠，这也是现代性对人性和社会的打击。正如卡尔波兰尼在《巨变》中担忧的，毋庸置疑卡尔波兰尼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可贵的是他看到了巨变过程，即市场化、工业化对人类社会的冲击，对人的本质的伤害［3］。在巨变的过程中人将不再是自然人，理性将人吞噬，人类学意义上“库拉圈”式的人类活动将变得毫无价值和意义可言。柏拉图所强调的人类灵魂的三部分中的激情将被束缚，最终被欲望、理性所消磨殆尽。那么作为非理性的、人之所以为万物灵长的尊严、高贵将被归之于何处？我们的激情，我们的骄傲、我们所视若珍宝与认同根源的文化又应该被放置于何地，这是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现代性下对人性的保护，传统文化是边疆少数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现代化体系试图用理性解构、冲击、挑战少数民族传统文明，是不理性的行为。对少数民族文化、多元文明的尊重与保护是现代性发展的应有之意，也是现代性下边疆跨界民族和谐发展的重要路径。

三、现代化背景下我国跨界民族产生的问题

（一）传统文化的丧失

基于18、19世纪欧洲社会发展经验而形成的经典政治理论强调，民族—国家建设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其最终的文化归宿是基于个体主义、世俗化、理性化和工业化的现代性，因而具有高度的文化同质性。边疆跨界民族的多元文化在现代高度同质文化的蚕食过程中，传统文明在逐渐的丧失，主要表现为民族语言、文字的消亡、民族特性的消失，传统民族间技艺的失传。虽然，国家在政策层面上提倡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但在现实生活中，在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信息化、工业化的影响下，少数民族群体不得不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生存的需要而放弃自身的特性。这在一定意义上来看现代性使得少数群体文化得以生存的空间愈发的狭窄。

（二）民族不团结诱因增多

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影响下，边疆少数民族群体与主流群体之间有了更多的接触，从民族交往的结果来看有两个方面，一是民族交往过程的接触、往来、理解、合作所带来的族际关系协调，二是在基于民族差别在民族接触、往来过程中所带来的民族排斥、摩擦甚至是冲突。所以不可忽视的是接触过程中基于民族差异所产生的民族矛盾和冲突有可能有所上升。

以往边疆各民族群体间的分界意识并不清晰，但在现代性体系的影响下，少数民族群体形成了“我族”与“他者”的分界意识有所增强。同时在全球化市场化的冲击下边疆少数民族群体由于文化和生活上的不适应不能够较快地融入到这突如其来的被发展过程。在面临资源占用与权力获取的诱惑下，竞争的“他者”观念不断地突显，以及在此过程中主流群体与少数民族群体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大，会导致矛盾的激增。

（三）边疆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增多

自冷战结束以来跨界民族问题可谓是异军突起，库尔德人问题、斯里兰卡冲突、科索沃、卡拉巴赫及车臣地区的冲突，国内的新疆、西藏问题无一不与跨界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于跨界民族问题的重要的地缘位置以及其特点使得其往往对边疆地区的稳定及国家安全产生重要影响。跨界民族基于其自身的特殊性，他们极易产生跨界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如果一国内部跨界民族问题处理不当，容易引起邻国同源民族的声援和抗议，从而使跨界民族问题不断升级，引发边疆地区的动荡不安。现代性下诱发跨界民族问题的因素、途径、方式不断增加，对一国跨界民族问题的干预国家和范围发生极大的拓展，也就是说跨界民族问题可能不仅仅是对毗邻的同源民族也有可能成为跨国同源民族的干预对象，这会对我国边疆地区的稳定、国家主权以及国家安全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四、江城县跨界民族和谐边疆构建的经验

（一）全面贯彻党的政策，依法管理各项事务

在对政府相关部门资料的整理过程中，笔者注意到江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党的政策，并严格贯彻党的各项法规，依法办事。据了解，当地政府部门积极以“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宣传月”、“民族团结月”为载体，在全县广泛宣传民族政策法规和知识竞赛活动。自2012年以来，累计开展宣传活动102场次，参训人数达32000余人，发放宣传资料42000余份，提供民族政策和科技咨询600余人，这些活动无疑地会进一步增强了广大群众对政府民族工作的认同感。再者，当地政府各部门积极配合，落实民族政策法规和“六五”普法“六进”活动（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教堂），深入宣传政府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理论常识。三是加强政府公职人员和当地群众的培训工作，学习国内外时事，关心国家的大政方针，增强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

（二）加大对跨界民族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力度

人才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考虑到跨界少数民族的历史、现状及特点，当地县委、县政府注重培养大批的跨界少数民族干部开展工作，采取“公开选拔一批、挂职锻炼一批、交流培训一批”的方法，培养和选拔跨界少数民族干部，并通过实践锻炼、参观考察、教育培训、挂职锻炼、跟班学习等多种形式，来提高跨界少数民族干部的能力和素质。建立“人才引进”计划，鼓励跨界少数民族的大学毕业生回家乡工作，并对有突出贡献的人员给予5 至10万元的表彰奖励。同时，做好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培训工程。2013年，全县有党政干部1016人，其中跨界少数民族干部833人，跨界少数民族副科以上领导干部684人。跨界少数民族干部和少数民族领导干部比例分别为81.9%和82.1%。

（三）加强民族团结工作

当地政府高度重视与边境地区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社会稳定工作，按照“两个共同”，将民族政策、民族知识、民族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纳入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纳入各级党校的必修课程，纳入公民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每五年召开民族团结进步表彰会议，对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记功和奖励，加强民族团结示范点和民族团结教育基地建设。坚持“团结、教育、疏导、化解”的方针，加强对影响民族团结“热点”、“难点”问题的协调化解工作。积极团结和依靠各族干部群众，坚决打击沿边跨界民族各种渗透、破坏、分裂活动，维护祖国统一、边疆安宁。

五、关于我国跨界民族和谐边疆构建的几点建议

（一）扶持发展边疆地区经济

20世纪90年代伊始“发展与稳定”就成为了民族工作的两大主题，亦成为边疆治理和民族治理的经典议题。发展是稳定的基础。和谐边疆构建亦需要发展作为基础。边疆地区如何发展？“由于历史、地理、自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边境民族地区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交通、通信、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教育、医疗、文化、卫生条件落后；贫困人口比例高，脱贫难度大，特别是在一些比较边远的边境地区，开发建设步伐缓慢，基础设施欠账太多，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比较艰苦，边境地区与全国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但同时这些地区处于国防重地、开放前沿，富集矿产、水能与文化等资源，特别是这些地区的源头性生态环境极其重要。”当地政府应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结合国家适度的政策倾斜以促进其经济发展，所谓政策适度倾斜是指在其经济发展初期给予其经济和人才上的帮助，帮助当地培养自己的人才，在发展的适当时机适时放手，培养当地群众自我发展，自我管理的能力。所以扶持边疆地区经济发展需要自身提供造血机能而非一味依靠政府输血，更不能以过度采伐资源换取利益，资源利用应是科学可持续的利用。边疆民族地区利用自身的地广人稀、资源丰富这一优势，与内陆地区形成资源互补，从而实现科学发展。

（二）培养边疆文化的自信心与安全感

跨界民族和谐边疆构建需要积极维护边疆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豪感，边疆跨界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之于中华文明主流文化的传播是存在一种“相对剥夺感”与“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一旦被某一触发机制所引爆就可能会带来非理性行为。在一定意义上民族文化安全也会被境内外的反动势力和敌对分子拿来做文章，大肆渲染民族文化的丧失，在民族地区引发弥漫性的文化不安全感。因此党和国家应保护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自信心和安全感，使他们能够自信地屹立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熠熠生辉的充足养分，培养边疆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在维护公民权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的前提下，提倡主流文化与族群文化共存，从而形成文化上的多元［4］。

（三）和谐边疆构建中加强对人的关怀与保护

和谐边疆构建中人是主体，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边疆和谐的基础。那么如何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则是构建和谐边疆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的今天，边疆地区不能置身事外。他们会给边疆民族地区的人们带来怎样的影响？不可置否工业化、市场化是人类所无法摆脱的命运和经历，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被迫与土地相分离，变为劳动力，劳动力出售成为商品，失地人口为了生存聚集到城镇，在利欲的诱惑下，人类愈发理性化，表现为对待资源的竞争性在对待“他者”的态。摩擦、冲突也多伴随着对资源的竞争、文化的保护与认同的分界线发生的。边疆地区如何和谐发展，稳定发展则成为构建和谐边疆的重要议题。边疆发展不能一味地追求发展速度而损害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正如电影《狼图腾》中人类为了加快发展速度对自然资源、生态系统过度地开采和破坏最终产生的恶果必将由人类自己慢慢地舔舐。所以在现代性体系当中我们应采取“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和战略，保护人类的所特有的本性、激情，不能让理性与欲望反噬人类本身，和谐边疆构建应加强对人类本质的关怀与保护。

参考文献：

［1］王伟.跨界民族问题的形成、表现及影响［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1）.

［2］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

［3］廉睿.“国家法”对中国传统习惯法的扬弃［J］.三明学院学报，2015，（5）.

［4］葛公尚.当代国际政治与跨界民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6566（2016）02-0041-04

［基金项目］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自主科研项目（编号：10301- 01500202）。

［收稿日期］2015-12-21

［作者简介］孙蕾（1988—），女，山东烟台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