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略特小说中的编织艺术与共同体意识
——兼析《米德尔马契》中“网”的意象

杜海霞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



爱略特小说中的编织艺术与共同体意识
——兼析《米德尔马契》中“网”的意象

杜海霞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乔治·爱略特的代表作《米德尔马契》中充斥着大量有关“网”的意象，这一设计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它凝结了爱略特对艺术和共同体的深刻洞见。文章从“网”的意象入手，从服饰、生活、叙事三方面，探究爱略特对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认识。

关键词：米德尔马契；网；爱略特

The Weaving Art and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n Eliot’s Novels and the Image of“Net”in Middlemarch

DU Hai-xia

(School of English，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Abstract：Middlemarch，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George Eliot，abounds in the images of“net”，which is an intentional design to show her insights into art and community.Based on the image of net and views related to community，the author will explore Eliot’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y from three aspects：fashion，everyday life and narrative art.Key Words：Middlemarch；net；George Eliot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到处可见有关“蛛网”的描述，“它存在于狄更斯后期的小说里，存在于乔治·爱略特的所有小说中，它还是达尔文《物种起源》的中心思想”[1]。在小说《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中，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年)依旧反复使用与“网”相关的意象，比如叙事之网、情网、人体组织、铁路网的延伸等。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将“网”的意象与爱略特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相联系。威廉斯认为爱略特把社会比作由被动的人际关系组成的网状物，生怕拉错线。伊格尔顿也指出，爱略特对“网”的脆弱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可以解释她保守的政治倾向。吉尔伯特(Sandra M Gilbert)和古芭(Susan Gubar)把艾略特小说中“网”的意象看成是针对女性的压制手段。然而笔者并不认同上述看法，作为一位道德圣人和严肃的艺术家，爱略特对“网”的珍视与她的共同体意识不无关联，爱略特正是通过用与“网”相关的意象所编织的新的艺术世界和共同体来追求一个失却的天堂，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连接。本文拟从服饰、生活、叙事三方面来分析小说中“网”的意象，进而探讨爱略特的共同体意识。

一、服饰之“网”中的自我与群体认知

“蜘蛛网”的意象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妇女织布的形象，“网”与妇女的密切联系早在古希腊神话和史诗中就有所体现。阿里阿德涅用线团帮雅典王忒修斯到达迷宫和离开迷宫。出色的纺织女工阿拉克涅没能在挑战中打败纺织女神雅典娜，作为惩罚，雅典娜把她变成了蜘蛛。在荷马史诗《奥德赛》(The Odyssey)中，奥德修斯的妻子佩内罗珀为了婉拒求爱者，将织布作为借口等等。众所周知，布料与服饰的关系密不可分，而服饰则一直是女性身份地位和个性追求的标志，因此可以说“网”的意象是有性别含义的。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旧衣新裁》(Sartor Resartus)中把服饰甚至提高到了认识宇宙的高度：“整个外在宇宙以及它包裹的正是衣物，所有科学的精髓都在于衣服哲学。”[2]在《米德尔马契》中，爱略特对服饰虽然着墨不多，但是却通过有限的服饰描写，充分揭示了她对个人和群体的认知。小说中爱略特的“衣服哲学”是通过两条线索表现的，一条是多萝西娅的经历，另一条是罗莎蒙德的生活态度，两人的穿衣打扮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表达了爱略特对利他主义的推崇和对利己主义的批判。同时爱略特如同灵巧的裁缝一般将两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结成了一个由爱和同情组成的新型共同体，从而实现了个人的救赎。

小说中对多萝西娅的服饰描写共出现了四次。小说开头多萝西娅穿着素淡的衣衫，没有佩戴首饰，却显得动人和高贵，如同圣母一般。在婚前宴会上，爱略特对多萝西娅的亮相也有几笔简单的描写：银灰色的外衣、深棕色的头发、浓密的发髻，装束淡雅，表情坦然。第三次是对多萝西娅蜜月旅行时的服饰描写：浅灰色衣服、白色皮帽，如同阿里阿德涅的雕像。丈夫去世后，她一直穿着黑色的丧服，不忍脱下。多萝西娅志向高远，一心想的是拯救世界，而不是把精力浪费在服饰搭配上。婚前她整天忙着设计村舍和办幼儿园这样的公益事业，婚后又想辅助丈夫完成他的《世界神话索引大全》(其实这本书只是丈夫用来夸夸其谈的资本，根本无法完成，也没有任何价值)。她认为“人类的命运已千钧一发，在这个时候，女人还要为时装操心，这无异于疯子的行径”[3]4。

而小说中的另一位女主人公罗莎蒙德则更关注自我。她是绸布商人的女儿，莱蒙太太学校里的高材生，既聪明又文雅，对衣着特别讲究。她穿什么衣服都恰到好处，穿上骑装更是神采飞扬，利德盖特把她看成是一曲美妙的旋律。小说中“照镜子”一幕与《亚当·比德》(Adam Bede)中海蒂的举动有异曲同工之妙：“她摘下帽子，理了理她的面纱，用尖尖的手指轻轻抚摸了她的头发……镜中的她和镜外的她，像遥遥相对的两个仙女……两位仙女用蓝盈盈的眼睛互相对视着，那些眸子真像蓝天一样深不可测，足以容纳一个想象丰富的旁观者赋予它们的各种美妙含义。”[3]110罗莎蒙德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而对他人则缺乏同情。她看上了利德盖特的等级身份和潇洒的风度，希望有一天能过上等人的生活。婚后她如愿过上了阔太太的生活，而在丈夫债台高筑需要节衣缩食时，却拒绝与丈夫共度难关，依然保持着对服饰的讲究：“那件淡蓝色的衣服既贴身又时髦……那绣花大领圈，凡是看到它的人也不难想象它昂贵的价值。”[3]411她身上的珠光宝气与丈夫正面临的经济危机之间形成鲜明对照，这充分暴露出她个性中自私甚至冷酷的一面。

两位女主人公对服饰的态度恰恰烛照出她们对自我和群体截然不同的态度。正如休斯(Clair Hughes)所说，“罗莎蒙德对镜子的迷恋和多萝西娅转向窗外的视野这一对比强调了该观念的重要性，即认知的进步取决于自我中心意识的消减”[4]。但是，此刻两位主人公的人生却好像并没有什么交集，而是直到小说最后，爱略特恰如灵巧的裁缝一般，将两个女人的命运缝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爱的网络。多萝西娅收获了自己的爱情，罗莎蒙德也实现了与丈夫利德盖特的和解。多萝西娅和罗莎蒙德之间的误会也在两人的各自努力下得以消除，在饱含同情和信任的拥抱中，彼此的命运汇聚到了一起。爱略特通过画龙点睛的服饰描写为我们编织出一张若隐若现的服饰之网。笔者认为，通过这张网她要告诉读者的是：每个人都是编织者，每个人又都在网中，只有心系群体，个人的自我救赎才能实现。

二、利德盖特的科学寻踪与生活之“网”的羁绊

利德盖特对医学研究和医疗事业抱有远大的理想，他的解剖实验中就涉及到了有关“网”的意象。利德盖特希望借助解剖刀和显微镜来发现人体最原始的组织，“探索人的忧与喜的根源……疾病、痴狂和灾祸的最初发源地”[3]159。遗憾的是，利德盖特虽然认识到了人体组织的网状特性，却并没有意识到日常生活也是一张彼此勾连的大网，利德盖特的悲剧正是由于缺乏对社会和群体的全面认知而导致的，他陷入情网和人际关系之网而无法自拔，远大前程也因此破灭。

利德盖特的性格中有庸俗和自私的一面，他喜欢时髦家具和漂亮女人，早在巴黎时就曾迷恋过一名谋杀亲夫的女演员，遗憾的是这一风流韵事并没有使他接受教训。虽然刚到小镇时，他决定先立业再成家，但他还是抵挡不住温柔美貌的罗莎蒙德的诱惑，陷入情网之中。“年轻人的爱情活动，那是一张蜘蛛的网！哪怕它粘着的几点——那纤细的游丝交错编织的出发点——也几乎不易察觉，它们往往只是指尖的瞬间接触，蓝眼珠和黑眼珠中射出的光线的偶然相遇，吞吞吐吐的片言只语，面颊和嘴唇的微妙变化，隐约的战栗等等。”[3]327两个坠入爱河的人很快共结秦晋之好。婚前利德盖特幻想的是妻子温情脉脉、百依百顺，丈夫用坚强的毅力实现远大抱负，书写一幅神奇瑰丽的生活画卷，但是幻想总是会被现实打破。婚后两人奢侈的生活很快导致利德盖特入不敷出，债台高筑，而他的妻子罗莎蒙德也并没有百依百顺，更没有温情脉脉。当利德盖特提起债务危机时，罗莎蒙德用一句“我有什么办法”来打发，完全忽视了妻子应该承担的与丈夫共患难的责任。在婚姻之网中沦陷，无法化解危机，是利德盖特走向毁灭的第一步。

利德盖特选择做医生的动机之一是用医疗改革体现社会正义。当初他来到米德尔马契这个小镇而放弃闯荡伦敦，正是因为他天真地认为伦敦的人际关系复杂，勾心斗角，而小城镇“人与人的关系不那么紧张，一个人可以安心干自己要干的事”[3]108。然而小镇的人际网络却并不简单，特别是小镇的闭塞和小镇人的无知恰恰成了改革的阻力。在新医院的管理中，他受到多方的牵制，在任命医院牧师的问题上，他首次感到“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牵制着他，压迫着他，形成了一种复杂的阻力”[3]173。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他又不得不求助于布尔斯特罗德。结果是利德盖特虽然借到了钱，却因布尔斯特罗德丑闻泄露，而使其声誉也受到了玷污：“现在科学家的良心却与卑鄙的金钱问题，与报恩观念，与自私心理纠缠在一起了。”[3]693流言蜚语迅速扩展到了小镇上的每个人，他们并不急于了解真相，证明利德盖特的清白，而是以讹传讹，使利德盖特不得不含冤离开他的理想之地，医疗改革也以失败告终。忽视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一味痴迷于自我的理想，无视生活对理想的反作用，是导致利德盖特悲剧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爱略特将复杂的婚姻关系和小镇生活结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使利德盖特的远大抱负破灭，五十多岁就死于白喉，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需要注意的是，爱略特充分注意到了“网”的两面性：一方面，生活在爱的网络中的个体可以得到群体的关爱，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网状的人际关系也会成为个人毁灭的帮凶。

三、叙事之“网”与共同体意识

爱略特如同能工巧匠一般，通过编织网状叙事结构体现她的共同体意识。虽然詹姆斯(Henry James)指责爱略特的小说细节过多，情节散漫，但是不少批评家还是对爱略特的叙事艺术给予了好评，并关注到了她的网状叙事。哈代(Barbara Hardy)称《米德尔马契》是没有中心主角的扩散结构[5]，诺普弗兰姆彻(U C Knoepflamcher)也提出爱略特小说的结构可以看成是包含多层的环形组织。笔者将从三方面来分析爱略特小说中的网状叙事，分别是题记中的互文性、宏大历史背景与小镇生活的交叉、网状人际关系和主要人物的关联。

作品中多次出现了“网”的隐喻，爱略特把自己比作辛勤的蜘蛛，“拿我来说，许多人生的悲欢离合需要铺叙，看他们怎样纵横交错，编成一张大网。我必须把我所能运用的一切光线，集中在这张特定的网上，不让它们分散在包罗万象的大千世界中”[3]137。在题记中，她还写道，“他们的笔像粗壮的蜘蛛日复一日在纸上爬行，记下了从塔利-维奥兰城堡开始的故事”[3]540。题记是这部小说的一大亮点。兰瑟(Susan S Lanser)认为爱略特的题记大部分是她自己书写而成，从而创建了一种超文本和互文本，一种“证实自己文本权威的话语”[6]。吉尔伯特和古芭指出爱略特使用自己的格言警句是为了对当时引用权威作家的常规加以讽刺。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认为题记的功能具有对话性质。笔者更倾向于巴赫金的观点。题记是对历史、文学、神话的隐喻，既达成了爱略特与历代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对话，也烘托出了作品的主题。在《符号学》一书中，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就认为任何作品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86个题记分别来自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十四行诗、浪漫主义诗歌、欧洲各国的谚语、宗教著作、思想家的箴言、爱略特自己的创作。内容涉及爱情、宗教、逻辑和人生哲理，它们大多凝结了爱略特的道德情怀。题记虽小却扩大了文本空间，形成了爱略特与前人思想的对话，既表达了自己对历史和古人的崇敬，又能关照当时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并为故事情节和主题铺路。在她看来，写作不光是突出作家的主体性，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她对题记的选择也具有共同体的意识，因为在其中还反复出现了对诚实、爱心、责任感的赞美，“他一心想着为它尽最卑微的责任”[3]483，“爱具有人的神圣形态，而和谐穿的是人的衣衫”[3]711。也许爱略特的这种人文主义精神正是凝聚人心的最佳纽带，她所关注的不是具体的社会而是全人类的命运。

爱略特的第二层叙事之“网”囊括了宏大历史背景与小镇生活。小说的副标题是《外省生活研究》，将笔触聚焦于工业化和改革的风潮还没有完全浸透的米德尔马契小镇。虽然爱略特的笔墨主要放在了描写普通人上，但是小镇的生活却如一面镜子反映了当时转型时期整个英国的风土人情，宏大的历史背景与小镇生活有机交叉。“城市与农村逐渐形成了千丝万缕的新关系。”[3]93小说把读者带回到了19世纪30年代，第一次议会改革前后，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有体现，如储蓄银行的兴起、议会选举、铁路铺设、霍乱流行。商业巨头布尔斯特罗德就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合，既热衷循道宗又唯利是图。乡绅代表布鲁克先生没有什么政治主张，却热衷于选举，演出了一场闹剧，从而映射议会改革的混乱局面。铁路的铺设延伸到了米德尔马契镇，遭到了不少妇女和老人的反对。为了应对霍乱，利德盖特主张把新医院变成热病定点医院，并积极采取措施。正如爱略特所说：“没有一个人内心如此强大，以致外界的力量不能对它发生巨大的决定作用。”[3]782所以爱略特将时代背景与小镇生活联系在一起，编织出了一张具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大网。

小说叙事的第三张大网连接了小镇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主角的爱情故事。爱略特在小说中刻画了130多个人物，包括乡绅、地主、佃农、牧师、医生、土地经纪人、商人、家庭主妇等，主要描写了文西、高思、布鲁克几家人的生活，最中心的一环是多萝西娅、罗莎蒙德、玛丽三位女孩的爱情故事，其中爱略特最偏爱的人物是多萝西娅和利德盖特。这几家人通过各种连接形成了复杂的网络。主要家庭有：文西一家、高思一家、布鲁克一家。姻亲关系有：费瑟斯通的前妻是高思先生的妹妹，后来又娶了文西太太的妹妹做填房。布尔斯特罗德先是为了财产娶了威尔的外婆，妻子去世后又娶了文西先生的妹妹。情感上的纠葛有：卡苏朋的妻子多萝西娅和他的侄子威尔的情感纠葛、威尔和罗莎蒙德的情感误会、玛丽与费尔布拉泽及弗莱德之间的三角恋。与财产发生关联的有：费瑟斯通与文西一家、布尔斯特罗德与卡苏朋及威尔的纠缠。正是在小镇复杂的人际关系背景下，爱略特笔下的主人公们经历了各种悲欢离合，她尽可能地关注不同人物和群体的命运，展示个人与群体的复杂关系，并给予深深的同情。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个人主义的强化日益消解了传统社会的纽带，而新的纽带还未形成，从而导致了道德缺失、行为缺少约束的后果。利维斯(F R Leavis)提出，传统的有机共同体已经逐渐消失，现代社会是都市的、机械的。爱略特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她从“网”的意象入手，把性别、科学、艺术纳入到个人和群体的关系考察中，并通过对共同体意识的倡导为当时社会的发展走向提出参考。她认为女性的认知应该从群体而不是个人角度出发，科学的理性态度也离不开对生活的实际理解，叙事中的有机整体性更是对人类群体的感知。爱略特在小说的结尾处也呼应了共同体的意识：“因为世上善的增长，一部分也有赖于那些微不足道的行为，而你我的遭遇之所以不至如此悲惨，一半也得力于那些不求闻达、忠诚地度过一生，然后安息在无人凭吊的坟墓中的人们。”[3]783所以当代的读者也应该像伍尔夫(Virginia Woolf)那样，向爱略特表达一下小小的敬意，把桂冠和玫瑰安放在这位关注人类命运，试图建构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小说家的墓前。

参考文献：

[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55.[2]Carlyle Thomas.Sartor resartus[M].Oxford：Oxford UP，2008：15.

[3]乔治·爱略特.米德尔马契[M].项星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4]Hughes Clair.Dressed in fiction[M].New York：Berg，2006：109.[5]Hardy Barbara.The novels of George Eliot：a study in form[M].London：Althone Press，1963：96.

[6]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10.

(责任编校：白丽娟)

作者简介：杜海霞(1983-)，女，河北保定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国小说及文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I561.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6)01-0105-04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6.0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