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重而传统的政治说理
——梁世堂先生《资治詹言》浅议

梁克隆



厚重而传统的政治说理
——梁世堂先生《资治詹言》浅议

梁克隆

摘要：《资治詹言》采用先引经据典而后讲解、阐发的方式，即以古代先哲的思想、事迹、言谈等开宗明义，然后再作深入解说，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从而力求使中下级官员，能够以负责任的态度和勤勉的精神面貌，刷新吏治，实现所谓“清明政治”的目标。其强烈的“民本思想”，实行“仁德”政治的主张，深重的忧患意识，以及“多难兴邦”见解认识，都表现出撰写者的政治追求与思想愿望。作为冯玉祥将军主政河南时期对政府内部厅、处级官员的培训教材，《资治詹言》在当世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资治詹言》；政治说理；民本思想；仁德政治；多难兴邦

冯玉祥（1882—1948）将军是西北军的领袖,也是能够影响当时历史风云变幻的重要人物之一。冯将军能够从普通的士兵开始,最后成为带领几十万大军的统帅,固然有众多的历史原因；但是他的重视学习,重视教育,尤其善于对自己部下进行传统的培训教育,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冯将军自己的幼年时代，没有机会读书,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文化教育,但他一直崇尚传统的中国文化,尊敬有文化的读书人,并且坚持自学,持之以恒地追求新知,实践了“活到老,学到老”的誓言,从而最终成就了他“走向新中国”的历史辉煌。

1927年6月，冯玉祥将军率领西北军“北伐”至河南，被当时的南京政府任命为河南省政府主席。①冯玉祥任河南省政府主席（1927.6.13—1928.12.20），后由韩复榘接任（1928.12.20—1930.10.20），但在韩复榘公开背叛冯玉祥之前，一直依延续着“冯式”治理。面对继续完成“北伐”革命与建设“新河南”的双重任务②1922年5月，冯玉祥曾任河南省督军，开始第一次主豫。在任期间，他兴利除弊，移风易俗，重视教育，廉洁从政，从而引起一些军阀的不满，同年10月遭解职。，特别是面对西北军由贫瘠地区到相对富庶的都市与乡村转移的巨大变化，冯将军集中了很大的力量用于自己的“官员队伍”建设。具体来说，一方面采取了大量吸收有文化的年轻学子之举措，希图以新鲜血液来充实自己的官员队伍。③冯玉祥的高等顾问王瑚先生，被任命为河南省考试院院考督查兼考试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县长的考试、遴选工作。另一方面则积极开展较为深入的官员培训，力求使中下级官员，能够以负责任的态度和勤勉的精神面貌，刷新吏治，实现所谓“清明政治”的目标。尤其是后一举措，特见功力，以河南省政府名义所举办的厅、处级官员培训班，为当时省级政府的培训之冠。

由于冯玉祥将军所接受的传统文化之影响更为直接与深厚，所以他希望自己政府内的各级官员也应当通过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过程，特别是从传统文化的精髓中，提炼和体味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理念与精神。于是，冯将军把自己的这种思考与认识，寄托于他的高等顾问梁式堂先生身上。

梁世堂先生则以自己的才学和政治理想，特别是他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与现实政治实践的体会与理解，撰写了《资治詹言》①《资治詹言》，大城梁式堂著，1929年1月由河南省政府内部出版发行。本文所有引文，均见此书。读本，并以此作为培训教材，亲自讲座，很好地完成了培训任务。

一

《资治詹言》由《序言》《璧厚》《在莒》《蒓器》《振过》《贵天》《辨讼》《扁鹊》等八个部分组成，共计八千多字。尽管不是鸿篇巨制，也没有最终完稿，但就一般框架与主要内容而言，作为专门的学术研究著作与官吏培训教材，《资治詹言》已经相当成型。

《资治詹言》的《序言》为全书总纲，也是撰写者的政治思想，特别是社会治理思想的阐释与说明。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三层意思。

首先，撰写者强调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且以为只有固有的中国传统文化，才是政治与社会治理的强大武器。而儒家的经典与“诸子百家之说”，乃是政治与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具有“千载常新”的生命力。诸多先哲的“片言只语”，不仅能够发人深思，而且还能产生“奋然以兴”的效果，发挥“以小见大”的作用。

其次，撰写者又强调了（治理）“人”的思想与精神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社会治理，都是依靠（治理）“人”自身所具有的思想与精神，才能进行。就像所有机器的运行都是依靠“发动机”一样，这些人的思想与精神制驭着社会的政治与社会的治理；而好的“发动机”，就能产生最佳的运行效果。所以，无论如何不能排斥（治理）“人”的主观能动性，实际上正是他们决定了事物的成败。

再次，撰写者通过讲述自己的研究，以及“博稽慎取之故”的严谨，表现出对“未尝无补于为治”的自信，以及古为今用的理所当然。他还顺便解释了“资治詹言”的含义：那就是对“具资政云者”的“所论小言”，即撰写者对可以“资”当时“政治”的有关内容所做的认识与阐发。

《资治詹言》的其余七个部分，均采用先引经据典而后讲解、阐发的方式，即以古代先哲的思想、事迹、言谈等开宗明义，然后再做深入解说，把所要谈清的问题以及有关的重点、难点引申开来，联系实际，融会贯通，给人以教益和启发。

《新序》中“梁尝有疑狱”的一节文字是《璧厚》的开始部分，它通过“朱公”对薄厚之璧价值不同的典型事例说明，要了解一个具体的事物，必须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进行本质的考察、分析，才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表面上看，虽然两块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径相如也,其泽相如也”，但“侧而视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显示出两者之间的不同。于是，“梁王”因此受到了启发，采取“狱疑则从去,赏疑则从与”的措施，结果“梁国大悦”。所以，“故有国蓄民施政教者”，都应当遵循“宜厚之而可耳”的原则。

在引援了典故之后，撰写者又分四个层面进行了结合实际的讲解。

第一层，作者强调“以厚道治天下,实握万化之本”的根本方针，并且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阐释。在此基础上，执政者所遵循的“为政之道”，就应当朝着“以培养其厚气，而能得众心”的方向发展。

第二层，援引庄子、墨子的论述，用以证明发动民众之力的重要性；因为只有集思广益，才可以取得“博厚而高明”的治理效果。

第三层，结合实际，对当时的社会现状进行了分析判断，即“欲救贫弱,即谋富强,一在修内政,一在御外侮”。而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能不望诸举国之人民”，只有全民动员，共同努力，才有光明的前途。

第四层，在引述了尧、伊尹及孔子的言行、事迹之后，强调要热爱人民，相信人民。具体说就是：“吾国之民，本易向化,其在黄河流域者,尤有朴厚之风。因势利导,其效固可以逆睹。”

《璧厚》之外的其他六个部分，如果根据撰写者所引用的材料，以及论述的重点，可以归纳出的大致主题为：《在莒》强调了“多难兴邦”，即所谓“虽曰在蹉跎困顿之中，而功业即由此起矣”，而《蒓器》所标举的是“不自满者”的积极进取,“故不自满者,盖有蒸蒸日进之功,为后人所当取法也”；《振过》虽然也是“戒自满”的，但“所谓莫己若者，非必真不若也，或使之有所不敢进耳”，则要求正确地对待别人的意见，要敢于接受批评，而《贵天》所重视的是“以百姓为天”的道理，尤其是“身为民上，而使害民之人不能去，病民之政不能除，利民之事不能兴，疾苦而不闻，愚蒙而不教，赏罚之不当也，号令之不公也，诱导之非度也，皆足以致怨”；《辨讼》与《扁鹊》则从“刑罚”与“政教”的关系入手，前者强调了“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而后者则着重于“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其危也，有所由危；其乱也，有所由乱，亦在执政者有小辨之于早耳”，共同之处是要求从点滴开始，“杜渐防微”。总之，各篇的举例与论述，既有高屋建瓴的见解认识，又有鞭辟入里的分析述评；既有大刀阔斧的写意勾勒，又有娓娓道来的细致入微；既有智慧哲理的纯然点画，又有实践经验的总结梳理；既有文献经典的深入解读，又有古为今用的联系实际，颇多真知灼见，体现出“厚重而传统的政治说理”的意义，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二

纵观全部的《资治詹言》，可以清楚地看到，强烈的“民本思想”是非常明显而突出的。这一方面体现在撰写者所援引的典故上，一方面则体现在对具体问题的解说、阐发中。

《贵天》首先援引《韩诗外传》（卷四）中的：

齐桓公问于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倍之则亡。诗曰：‘民之无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

这是古代关于“民本”思想较早而有代表性的集中表达之一。管仲所强调是，一切的帝王都应当把自己所统治的百姓，看作是自己头顶上的“天”，因为正是他们决定自己的生死存亡。而所谓“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倍之则亡”，已经把帝王的“天论”实质，概括得无以复加了。所以，帝王无论如何都要把百姓放在自己的最高位置上。不仅如此，帝王还要特别认识到，如果自己没能够做到以德服人，让原本善良的人变得怨怒不已，既多凌厉暴躁之气，又把仇恨之剑对准了君王自己，那么他的命运就只有彻底灭亡了。这样的说法非常直接，也特别的尖锐深刻。因为如果按《毛诗》的说法，“《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亲九族而好谗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诗也”，那么“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1]490，也就根本没有办法避免。

在援引了《韩诗外传》之后，撰写者接着又说：“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管仲言天者，以百姓为天。有以也夫！民之所以怨其上者，非必虐之也。身为民上，而使害民之人不能去，病民之政不能除，利民之事不能兴，疾苦而不闻，愚蒙而不教，赏罚之不当也，号令之不公也，诱导之非度也，皆足以致怨。孔子曰：君比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执国之柄，履民之上，然以腐索御奔马，此言其可危也。今欲防危去怨，奈何？曰：在善政善教。”

这里，撰写者一方面强调了百姓作为“天”的重要性，因为从《尚书》时代起，帝王就已经明确认识到百姓的巨大存在价值。另一方面，则继续深入分析“民之所以怨其上者”的诸多因素，点明“君比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规律，告诫只有“善政善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对于援引典故的阐释上强调“民本”的同时，撰写者对待现实中的民众态度与其分析上，也强调“民本”。尤其是在对百姓的态度上，其说法似乎更值得肯定。在《璧厚》中，撰写者说：“今之民，于兵燹残破之余,而又承数百千年之恶习弊俗,不免放惰愚顽,苟不革新，难言富强。当是之时,重在化导。胼手胝足,以为之勤劳；蠽口哓音,以为之劝谕。此而不听,加之以惩戒,可也；去其害马者,亦可也。惟欲行吾匡救诱掖之心,而或出以凌侮轻蔑之态，则大不可。何则?以其有昧哀矜之诚,是薄也,非厚也。果如是,则民将不以为爱而以为欺，不以为德而以为怨矣。夫为政苟使民交相为怨,则靖内尚恐不足,遑言御外。是不可不慎矣。”

如此深切的情感，拳拳之心，殷殷之意，溢于言表。不仅如此，撰写者还以为“自待厚而因以厚爱其民者”，应当非常认真地加以实行，并且要贯穿始终。

强调实行“仁德”政治，是撰写者贯穿于《资治詹言》中的又一鲜明政治主张。撰写者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读书人，一个服膺儒家“仁政”学说的现代政论家，他依旧高扬传统的仁义道德旗帜，表现出对于试图融合传统文化精神与结合实际而创造新思想的努力。

孔子是一个主张和强调实行“仁”的伟大思想家。不管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2]131，还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2]72，总之，是没有离开“爱人”的“仁”的根本。正是由于强调“爱人”，孔子才谴责“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2]170的现象，才不满意“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2]180的行为，才号召弟子“鸣鼓而攻之”[2]126那些胡作非为，才表示出与不行仁义统治者的势不两立。孟子更是从孔子的“仁”出发，强调应该发扬“恻隐之心”，推恩爱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2]237，张扬“仁政”的理想。同时，孟子又将“仁政”的诸多方面，具体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清不能以自行,此有德而必有法,有法而必将之以德,方为善教，善政也。”[2]237

撰写者正是从孔孟之道的这些基本原理和思想方法出发，强调“厚道治天下”；而所谓的“厚道治天下”，就是对广大民众应当实行“仁德”政治。这种政治要以“厚德载物”[3]19的“坤”为行动范本，以“至诚无怠”的“诚”为具体途径，并且联系实际加以应用。“今即以为政解之。凡百设施,将之以诚,进而不息,不规近利,不责急效,不顾一时之毁誉,不避一世之艰难,如是则能久矣。惟其能久,则道能坚,成效著而信可征。一人信焉,一乡信焉,一邑信焉,一国信焉,其道岂不悠且远哉!能悠且远,则所建树者宏”，从而实现“仁德”的政治理想。

深重的忧患意识，也是撰写者贯穿于《资治詹言》始终中的政治主张之一。面对灾难深重的国家、民族，他痛心疾首，慷慨激昂。“民国肇迭,历十余年,变乱相乘,举国鼎沸,人之所处,何在非至困之境，与至危之机”，“今帝政既革，专制之弊已除，然用人之间，事上接下，犹在也”，“其危也，有所由危；其乱也，有所由乱，亦在执政者有小辨之于早耳”，所有的痛陈指摘，分析叙述，无不充满深切的情感。而撰写者讲授、写作《资治詹言》本身，就是忧患意识的一种表现：“今也大难初平,谋新为度,吾人坐享其成,相与聚首一堂,从容讲学,可云幸矣。然一回思昔日之困?,则不宜一刻求安,奋其志,勤其力,求其学,举平日之所闻见，参互考证，以期身体力行，务尽厥职，必能相与有成”，可见其心情与怀抱。

当然，《资治詹言》所表现出来的“多难兴邦”的认识与坚定的民族自强的追求，也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撰写者鉴古知今，坚信中华民族不会沉沦，必有伟大复兴的那一天。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重在建设。如果所有的人，不管是最高的执政者也好，各级、各类的官员也好，普通的平民百姓也好，都能够拼尽自己的力量，从每一件小事开始做起，那么繁荣昌盛的国家与和谐美好的社会，是一定可以实现的。

三

梁式堂先生之所以能够承担起培训任务，并撰写出《资治詹言》这样的著作，是与他的从政经历、政治思想，与冯玉祥将军和西北军的关系，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影响。特别是梁先生所具有的传统文化的造诣，可以说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梁式堂（1871—1937），名建章，河北省大城县人。早年曾入保定莲池书院学习，授业于清末桐城派大家吴挚甫（名汝纶）先生。吴先生对于梁的为人、怀抱非常赏识，其诗文也被称之为“一代逸才”之作。

考中满清庚子辛丑并科举人（1902）之后，梁先生曾被保定武备学堂（保定军官学校前身）录为教习（教师）；随后，又经严范孙先生（名修）推荐，官费留学日本法政大学（1904）。在日期间，梁先生曾编译、出版（日本）《地方法制通览》，试图以“明治维新”后日本所建构的都、县、市、町等各级政府的法制框架与特点，作为中国政治革新及地方政府建设的参考。

1908年，梁先生学成归国，先后就职于直隶省巡抚署、浙江省巡抚署，担任参事、参议等。虽然时间不长，但为梁先生积累了一定的政治改革经验。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梁先生担任过北京政府的总统府秘书、国务院秘书等职务。

1913年，梁先生调任直隶省实业司司长，在任期间卓有成效地筹办了天津纺纱厂、天津炼钢厂及内河航运等项实业。

1914年，梁先生又调任浙江省宁波道道尹，任职期间亦积极推广工商业的发展。浙江宁波，一度为中国工商业发展的模范。

1916年以后，梁先生又先后担任过国务院顾问、国会事务局局长、国会选举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

“五四运动”的爆发，使梁先生的思想受到不小的震动，他开始厌恶军阀之间的战争，并离开了北洋政府。至此，梁先生的从政经历告一段落，然而如此上上下下、地方中央的仕途之实践，为他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①本章节所引文献，参见李印刚：《梁建章传略》，大城文史资料（第四辑），1995年。

1925年春，冯玉祥将军慕名而访问梁先生，相互交谈，引为知己，冯将军特聘梁先生为西北军高等顾问。第二年，梁先生又应冯将军之邀，赴绥远担任西北开发委员会委员长，并在察哈尔和绥远两地倡办移民垦殖事业，兴办农林试验场，成绩颇为显著。

1926年9月，冯玉祥将军率西北军在五原誓师，宣布参加国民革命，梁先生亦随西北军出征。先生以五十五岁的年龄，在荒漠的大西北跋涉几千里，因而赢得“华山三老”的美誉（“华山三老”为王瑚，字铁珊，称“铁老”；谷钟秀，字九峰，称“九老”；梁建章，字式堂，称“式老”），世人也开始尊称梁先生为“式老”。

冯将军一直是以师礼而待梁先生的，梁先生亦以顾问、幕僚及师友等身份帮助冯将军和西北军。尤其是在危急关头，冯将军信任先生，并且依靠梁先生的奔走为自己打开局面（特别是在后来冯玉祥被阎锡山软禁山西期间，梁先生周旋于阎与其他各方面势力之间，为冯将军的自由与促成“冯阎合作”多有成就）。

冯玉祥将军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后，梁先生即被聘为河南省政府高等顾问。时值河南省大旱，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梁先生依靠自己对水利方面的知识，提倡“凿泉”，兴修水利，在辉县创办“凿泉训练班”，编写了《凿泉浅说》一书，成就不凡。与此同时，梁先生又授命于冯将军，积极参与和领导了河南省内的各厅、处级官员的培训。于是，与冯将军和西北军的机缘巧合，促成了梁先生《资治詹言》的撰写。

梁先生是受传统礼教培养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所以，传统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理所当然地成为其远大的政治抱负。特别是面对灾难深重的社会现状，也就更激发起梁先生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

为了追求真知和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梁先生曾远涉重洋，赴日留学，一心要为民族的复兴而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所以，梁先生的政治理想尽管仍旧带有浓厚的儒家传统色彩，但已有所变化：一定程度上的资本主义教育，留学的生活与经历，都影响到了梁先生的政治理想，使其不乏现代气息与诸多的新理念。尤其是清末革新政治倡导者的身份，北洋政府时代的中央机关与地方政府的从政经历，又都使得梁先生的政治理想变得更加厚重与切合实际了。

不仅如此，梁先生还自觉地遵循“学以致用”原则，重视并担当起可以实践的机会，对于“水利学”如此，对于“政治学”亦是如此。梁先生希图通过自己对先哲的解读，影响和启发到身居政府内厅、处一级的官员，使他们能够真正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做一些对人民及社会国家有益的事业，达到“未尝无补于为治”的目标，实现《资治詹言》的价值。

当然，梁先生撰写《资治詹言》的成功，还与其莲池书院的学习经历，与自身的研究兴趣有非常大的关系。莲池书院作为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的重镇，“日以高文典册摩历多士，一时才俊之士奋起云兴，标英声而腾茂实者，先后相望不绝也”，培养出众多的杰出人才。梁先生亦为其团体中的一员，因而无论是在对传统经典的研究上，还是在诗文的创作上，都有相当的造诣，这无疑为他撰写《资治詹言》奠定了基础。虽然“英豪卓荦之士，怀抱蕴蓄磊磊轩天地者，其意量之雄岂区区文字所能概”，但所具有的“誇奇斗丽，惊才绝艳之作，实足振荡一时”[4]1的才学与功力，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与梁世堂先生思想的局限，《资治詹言》远非尽善尽美。虽然如此，作为反映梁先生思想政治研究的成果，以及冯玉祥将军主政河南时期对政府厅、处级官员的培训教材，《资治詹言》在当世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版）.1979.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尚秉和.周易尚氏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吴北江.吴门弟子集.[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贾春

Analysis of Zi Zhi Zhan Yan by Liang Shitang

LIANG Kelong

Abstract:Using the method of stating the ideologies, deeds and discourses of ancient sages in the opening chapters and a further explanation in the followings, the book, Zi Zhi Zhan Yan, strives to make mid-and-junior officials responsible for and work hard in their administrations with social realities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o-called honest and clean government. The author, using“People-oriented”thought, kindheartedness political ideas, strong sense of anxiety, as well as the insight of“a country will emerge stronger from adversities”, expresses his personal political pursues and long-cherished wishes. Zi Zhi Zhan Yan is of certain significance of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as training materials for officials of internal office of government, or, middle-ranking officers in the period of General Feng Yuxiang in charge of Henan’s administrations.

Key words:Zi Zhi Zhan Yan；people-oriented thought; kindheartedness political idea; a country will emerge stronger from adversities

DOI:10.13277/j.cnki.jcwu.2016.03.017

收稿日期：2016-03-08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16）03-0108-06

作者简介：梁克隆，男，中华女子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