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藏族历史研究的探讨
——访藏族著名学者土登彭措教授

松芳　　绮罗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四川成都610041）

关于藏族历史研究的探讨
——访藏族著名学者土登彭措教授

松芳绮罗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四川成都610041）

摘要土登彭措教授长期从事藏族历史、藏医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文章对土登彭措教授进行了专访。从他自身学习、研究藏族历史的因缘着重探讨了历史的重要性和藏族传统史学思想以及藏族传统史籍的特点，就藏族历史当前研究成果和现状指出了将来研究的重点和发展方向。同时，对其专著《藏史纲要》的主要内容和结构特点也作了相应阐述。

关键词藏族历史；唯物主义；《藏史纲要》；地方史

土登彭措教授于1956年生于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曾在德格八邦寺和四川省藏文学校学习，较全面系统地掌握了藏族传统文化。1986年至2010年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2010年，被西南民族大学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从事藏族历史、藏医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现任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应邀到美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不丹等国家的相关大学就藏族历史、藏医学、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讲学。参加相关藏学国际会议20余次，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发行专著18部。现主持西南民族大学“康藏历史文化研究”项目，担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藏蒙医学的历史与现状”调查研究项目首席专家。

笔者：老师，下午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访问。据我们所知，您还未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之前，主要研修的专业是内明学和医学，而不是藏族历史。但是，目前凭藉以《藏史纲要》为主要代表的著作，您已是极具影响力的藏族历史研究专家。因此，我们首先想知道的是什么样的因缘让您开始专注于藏族历史的学习和研究的？

土登彭措教授：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在德格八邦寺，用十余年时间学习了藏文文法、诗学和佛学理论等学科。后来在四川省藏文学校读书期间，其实对历史课程不怎么感兴趣，当时认为藏族历史比较混乱，似一些虚拟的神话传说，没有什么实质内涵。直到1986年毕业分配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以后，这种认识才开始转变。那时学校招收了来自四川甘孜州的“专干班”，我担任这个干部培训班的藏文文法和诗学两门课程的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当面对学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时，才开始逐渐明白，不论什么课程都离不开历史，历史是所有课程的前提和基础。比如，我们以藏文文法为例，试问其理论是在什么时期形成？是否为吞弥·桑布扎所著？藏文文法的兴衰史该如何？哪些学者对藏文文法做过研究，又取得了怎样的成果？面对这些问题，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另从诗学来看，藏族诗学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又由谁翻译的？在没有翻译《诗镜论》之前，藏族是否有诗学理论？《诗镜论》有哪些重要的注释，根据《诗镜论》写的文学作品有哪些？诸如此类很多重要的问题都跟历史息息相关，无法与历史截然分开，这些疑问更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历史知识的重要性认识。

于是，从那时起，我重新阅读了曾在四川省藏文学校读书时老师们讲授过的历史著作，有萨迦索南坚赞的《西藏王统记》、迅鲁贝的《青史》和巴珠仁波切的《教法史》等等。在这一过程中，发现我们藏族历史的许多不足之处：史事叙述以宗教为主干，且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历史时间含混不清，没有统一；即便面对同一个历史事件，也有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这些问题在《第吾教法史》、《红史》、《贤者喜宴》等著作中也同样存在，因而对这些史籍所记载的内容也心存疑惑，无法直接接受。正当我困惑之时，有幸接触到更敦群培的《白史》，并从中获得诸多启发，意识到历史本该如此，困惑之心豁然开朗。与此同时，需要提到的是，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朋友徐丽华给我介绍的一本书，是北京大学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历史纲要》。我通过仔细阅读这本书后发现他将中国古代史中的神话传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解析，揭开了历史著作当中神话传说的神秘面纱。此书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逻辑。这使我打开了思路，也备受鼓舞，清楚地认识到藏族史籍中存在的神话传说，同样能解读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事实，从而进一步明确了该如何来复原藏族历史。由此，下决心写一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藏族历史著作。随之便着手研读各类教法史、敦煌文献、简牍、碑文，以及与藏族历史相关的汉文史籍《资治通鉴》、《后汉书》等，并对其进行梳理分析，比较归纳。在没有撰写《藏史纲要》之前，是在1990年，我在《西藏研究》上刊登了题为《从松赞干布到达尔玛的历史年代考》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使我很受鼓励，也更有了自信心。因为这些原因，我于1992年开始正式致力于藏族历史的研究。

笔者：有关藏族的史籍有《巴协》、《柱间史》、《五部遗教》、《娘热教法史》、《第吾教法史》、《布顿教法史》、《红史》、《西藏王统记》、《青史》、《汉藏史籍》、《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等等，另外还有很多的高僧传记。您对这些历史著作的内容、结构、史学思想以及撰写方法等方面存在的优缺点是如何看待的呢？

土登彭措教授：较之古代的其他民族而言，藏族历史典籍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是非常好的。比如从蔡巴·贡嘎多杰的《红史》、郭若·迅鲁伯的《青史》、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的《汉藏史集》、巴卧·祖拉陈瓦的《贤者喜宴》。

首先，从这些典籍当中可以知晓藏族从祖先的起源至今的历史都不曾间断。记录的文字虽然不多，但依然可以从中窥见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情况。关于藏族祖先的起源故事，传说观音菩萨点化猕猴，使其与罗刹女结合而产生后代。众猴起初以林中野果为食，在野外生存，后来不断繁衍开始寻食天然野谷，因长期食用野谷便渐渐褪去尾巴变成人，他们经过漫长的时间才学会耕种粮食。悉补野王统之前曾出现过十个朝代或六个朝代，这些传统历史记载的猕猴变人神话，剔除跟宗教相关的神话色彩以后，可以得出很多与科学相符的认识，也跟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现代科学关于人类起源与发展的定论不谋而合。

其次，这些传统历史著作引用和参考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史料。在《贤者喜宴》中就引用了类似石刻碑文、敦煌古藏文文献和吐蕃赞普时期的档案资料。遗憾的是，祖拉陈瓦没有具体说明其著作中这些史料的来源和去处。但是，我们可以认为他是藏族历史上第一个研究敦煌文献和简牍的史学家。《红史》跟《汉藏史籍》引用了《新旧唐书》等有关藏族历史的部分资料，对汉地、印度、西夏、蒙古等与藏族相关地区也作了相应的介绍，在著作内容方面极大地拓宽了其历史境域观。

第三，在历史叙述方面，就《青史》来看，对不同学者对佛陀降生的时间或涅槃、阴阳五行配十二生肖的历算法、饶迥纪年法等时间方面的不同观点都作了全面细致的比较分析，得出了相对客观的历史纪元年，依据历史时间顺序而叙述历史。因此，认为《青史》是藏族史籍中最典型的编年史。

上述是对藏族传统史籍的优点而言的。当然，每部著作也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在此不再赘述。

从另一角度讲，藏族传统史籍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主要是时代的原因，受宗教史观和神学思想的影响。具体来谈，就是注重宗教的历史而忽略世俗的历史，浓墨重彩地宣扬诸王臣与宗教相关的业绩，跟政治经济相关的几乎不提及。比如《青史》，有上下两册共计1200多页，有关藏族王统的记载则不超过4页，《西藏王统记》有200多页，其中有一半在描写松赞干布与佛教有关的神秘传奇而已。由于宗教偏见，将世俗历史与宗教搅合在一起，通过虚构过分宣扬或诋毁。宣扬松赞干布是观世音的化身，善的如神，头顶有十个脑袋；达尔玛则是由黄牛变来的，恶如魔鬼，头上还长牛角。

过去藏族没有盛行历史纪元年，关于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没有统一的认识，这又成为藏族传统史籍普遍存在的一大问题。对于历史来说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藏文中的“历史”一词，字面意为把诸王臣历年的业绩按年份的先后顺序串联起来。假如，一旦有位赞普的出身、执政乃至逝世时间不清楚的话，与此相关的一切历史就随之混乱了。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不论藏汉哪种文字书写的藏族历史书籍，只把信奉佛教人士所撰写的史书作为参考进行研究，对之外的古文献尤其是对苯教人士所撰写的史书不加任何优劣、真伪辨别，一律摒弃在参考研究范围之外。这些都是因受佛苯教派偏见而导致的结果。我认为，历史研究人员需要对这一现象引起足够的重视。众所周知，所谓的苯教徒和佛教徒是不同教派的不同人士，而非不同地方的不同民族，所以说这两个教派对历史的观点都是藏族历史不可或缺的，只将一种教派提供的史料作为参考研究对象是不全面的。我们若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研究藏族历史的话，对佛苯双方的史料都要做到没有偏见、平等对待。尤其是松赞干布之前的历史，主要是以苯教古文献和后弘期的苯教历史文献为主要参考依据，研究中乃至对苯教传说故事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松赞干布之后的历史研究主要以后弘期的教法史为基础，以苯教史料为补充来进行，方才符合历史事实。如苯教文献记载，顿巴辛饶于公元前几千年诞生，由他创造了文字，其子夏普赤西通过勤奋学习，著有医学、星算、占卜、仪轨等多方面的著作，至今都能看到①对此说虽然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和评论，但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都是不可忽略的参考对象。。从苯教文献也可以看出在十二小邦时期内部斗争频繁，有一次来自贡布的魔军到顿巴辛饶米沃切居住的布尚地方赶走了马匹，顿巴辛饶骑马一路追赶到贡布地区，后来通过教化当地臣民而与之建立了友好关系等等情况。从诸多类似这样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藏族当时的社会形态以及军事策略等方方面面有历史研究价值的内容。不论从史学理论还是从逻辑思维层面分析，苯教类似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但是，有些人将与苯教相关的材料不经任何分析，一概丢弃，这些行为对于一个学者而言是不可取的。

笔者：当前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有与历史相关的理论著作，有历史学、史学思想等学科，我们不管学习和研究任何学科，其学科研究的指导思想是研究该学科的重要前提，这样的宗旨是非常重要的。您的《藏史纲要》所遵循的根本思想是怎样的？

土登彭措教授：如同前面所说，若要诠释藏族文化，离开历史是万万不行的。没有具体、清晰的历史，藏族的许多文化就如同神话，无法从朴实的人文角度去解释清楚。因此，如果历史与历史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相悖，脱离人类社会的基本逻辑而停留在虚构的神话形态，那这样的历史是没有价值、不可信的，这是一方面。然而，随着佛教在藏区的兴起，佛苯相互排斥，互持偏见，极大地影响了完整的藏族历史的形成。藏族的大部分历史著作是从松赞干布开始叙述的，因为在此之前的历史跟佛教没有关系。叙述十二邦、天赤七王、上丁二王、中列六王、地岱八王、五赞王等时期时，也只大概罗列，没有具体内容。而松赞干布之后的芒松芒赞、都松赞二位赞普时期，除了禄东赞父子关于政治、军事建设以及扩张领土方面的情况之外，几乎跟佛教没有产生关联。所以，在很多教法史当中，对这二位赞普的记载也寥寥无几，可以说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更别想全面系统地阐述这些赞普时期的历史，这种现象使人非常遗憾。相反，在讲述祖孙三王、师君三尊的历史时，模仿《贤愚经》和《经籍》中的传说，有很多通过虚构描写神秘的形而上学的内容。这就使得与佛教相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反复被记写，与佛教关系不大的人物和事件则被有意识地遗忘。藏族史籍当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与是否形成科学的史学思想有关。

这样想来，松赞干布该是悉补野王统的第三十二代赞普，而对在此之前的赞普们没有什么历史可讲的话，是说不过去的。在这种境况下，写过程完整、内容充实且相对客观的历史著作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真正意识到一部历史著作的重要性是在1987年，当时著名学者南卡诺布先生莅临中央民族大学讲学，为师生们讲了为期三个月的藏族历史方面的知识，其中他主要讲的是有关藏族历史研究的方法。他是长期居住在意大利的著名藏学家，曾受享誉全球的意大利藏学家图奇先生的邀请到了意大利，他俩作为研究藏学的主要搭档，在研究藏学的过程中，在时间方面注重松赞干布之前出现的斯巴苯和雍仲苯时期的历史文化，在空间方面，除了悉补野王朝领土之外，更加注重上部象雄的情况，而且特别重视佛苯两家所有的文献。在中央民族大学讲学的过程中，他介绍了国内外所有佛苯历史文献资料和他自己的研究方法，这对我的启发很大，也使自己认识到我们对藏族历史的研究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藏族历史不该只始于松赞干布时期，所谓的苯教也并非只是传统观念当中认为的那么一无是处。事实上苯教是藏族历史文化的根，佛苯之间的偏见是持有政治图谋的人所为，而非追求真理的学者所为，这也是我们从事藏学研究人员该具备的最基本的研究常识。从那时开始，我便全力以赴着手写《藏史纲要》了。

按照历史唯物史观，人类社会历史经历五个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社会发展五段论。藏族史籍《第吾教派源流》、《贤者喜宴》、《五部遗教》也叙述了同样的社会发展阶段。具体说来，在松赞干布之前出现了三十二个赞普，那之前是四十小邦和十二邦。另外，《五部遗教》载有“悉补野王朝出现六个朝代”，《第吾教派源流》和《贤者喜宴》则有悉补野王朝之前有十个朝代之说。这些朝代分别称之为施碍王朝代、魔王朝代和罗刹王朝代。每个朝代的发展程度以弓箭、斧头等生产工具来体现。仔细想来，这些并非只是天神或魔鬼的历史，而恰恰是藏族远古先民的真实历史。这些是先后依次出现的不同朝代，刚好说明藏族社会从低级向高级、从蒙昧向文明发展的过程，也完全符合历史唯物史观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众所周知，藏族起源于猕猴和罗刹女，两者都属于猿类，其差别是食肉与食草，这跟达尔文的由猿变人观点是一致的。又如，关于藏族祖先的进化在《贤者喜宴》中记载，起初食天然野生瓜果，在森林中如野兽一般居住，然后食天然谷物，之后才慢慢开始简单的耕作，驯服野生动物为家畜，最后就出现了以上所说的阶级社会。

另外，在苯教古文献《日光根本续》、《斯巴珠普》等中有关于世界的起源由五大元素构成，其形状如一巨大的卵状体积，五大元素的功能有土/凝聚、水/发展、火/成熟、风/运动、天空/空间之说。《娘氏家族史》也提到“五大元素的精华形成了一个卵状体，其外层蛋壳形成了岩石和山峰，内层蛋心形成了河流和大海，中间的蛋清形成了六道有情众生”，对这样的记载经过仔细分析再看，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小至一个微生物的形状，大至太阳系中一个星球的形状都无一不是卵状的，所叙述的五大元素之功能也都与科学的认识是相一致的。但是，诸如此类藏族先民与科学相吻合的一些已发现的历史记载，以及其他历史事实长期被淹没于神话传说的神秘面纱之下，至今模糊不清。因此，以历史唯物史观为思想基础，从朴素的人文主义角度去叙述真实的藏族历史，可以说是我写《藏史纲要》的根本思想。

笔者：老师，您的著作《藏史纲要》目前已再版两次，对学习和研究藏族历史的各类人士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被中央民族大学和西南民族大学作为藏族历史教材，请问这部著作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有何特点？

土登彭措教授：说到《藏史纲要》这部书内容方面的特点，可以说从藏族人的起源到松赞干布时期，对藏族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我都竭尽全力使其得以呈现，填补了藏族传统史籍对松赞干布之前，特别是聂赤赞普之前几乎没有历史记载的空白。

藏族自猕猴和罗刹女结合而开始繁衍后，经历了与全人类相同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各演进阶段，也作了全面详尽的阐释。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我研读《斯巴基堆》、《强玛》、《塞米经》、《嘉言宝库》等苯教古文献和《五部遗教》、《第吾教法史》、《贤者喜宴》等与佛教历史有关的文献作为参考资料。这样一来，聂赤赞普之前先后经过“六朝”、“十朝”、“十二邦”、“四十小邦”，这些不仅已是阶级社会，而且是一个朝代的名称，并且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每个朝代都有诸多帝王先后出现。之后才出现了悉补野王统。我们不论“六朝”或“十朝”，每个朝代平均以200年计算的话，大约有2000多年。这种观点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相吻合：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在青藏高原活动，这个也是学界的共识。如上所说，藏族人起源后所经历的进化过程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说，就是“劳动创造了人”。经过新石器时期的进化发展之后便开始出现了阶级社会，有“六朝”、“十朝”的发展，这就是聂赤赞普之前几千年的藏族古代历史发展过程。我认为，从前面提到的苯教历史文献看，距今两三千年之前藏族已有诸多学科门类的说法是可信的，其原因在于那时以供神驱鬼为主的斯巴苯，以四门五库为代表的雍仲苯教，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字、卜卦、历算、医药等许多方面都有所发展。从聂赤赞普到松赞干布之间，有苯教十二智者出现，他们大力发展了医学、天文学、工巧学等学科，尤其是在六列王时期，有“治病靠医药，伏魔靠咒术，养生靠占星，克敌靠护法，解脱靠苯教”之说。由此可知，此时出现了五明学科的具体分类。以上这些内容，我自认为是《藏史纲要》内容方面的特色，在本书第一、二章作了较为详尽的叙述。

《藏史纲要》整体结构安排为九个章节。第一章是原始社会部分，包括藏族地域的形成，原始藏人的生活与生产，以及新旧石器时期的文化。其实这章就是马列主义所说的原始社会，但我保留了藏族历史固有的称谓“噶巴雅妥”（Sksl pay a thog）一词。第二章是奴隶社会部分，我仍保留了藏族传统的称谓“安札朝代”（mgha mzhad dus rabs），内容包括斯巴苯和雍仲苯文化以及当时的社会阶级、体制等方面的内容。第三章讲悉补野王统，虽然藏语里“悉补野”一词有多种写法，总的来说，聂赤赞普是“波米”地方一个叫夏么珍的女子之子芒聂欧韦然，他当了雅砻六牦牛部王之后，因他是从“波米”而来的王，所以其王统称之为“布杰”。这一文献依据是《第吾教法史》。关于聂赤赞普的由来有三说，即公开说、保密说和绝密说，不管怎样，这三种说法都说的是聂赤赞普。而关于聂赤赞普的身世，恰白·次旦平措先生写过题为《聂赤赞布本是蕃人》的一篇很好的文章，文中有详细的说明。聂赤赞普的由来尽管有印度说、天降说等诸多说法，但在时间上基本统一于释迦牟尼诞生100多年之后。所以，达仓·班觉桑波所说的聂赤赞普生于公元前417年，我认为这应该是可信的。聂赤赞普起初带领波米地方的奴隶起义，在他五十六岁时统治了雅砻河谷六牦牛部，随之慢慢壮大其势力，统一了达波、贡布、娘波等地区，其领域几乎是四十二小邦的三分之二。由他而来的这一王统被称为悉补野，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但从松赞干布到达尔玛时期，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面统一了整个青藏高原，那时与佛教也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因而五世达赖罗桑嘉措在《西藏王臣记》把这一历史时期称作“曲登嘉然”，我也认为有一定的道理，所以将这一时期单独列为了第四章。第五、六、七、八、九章分别为分裂割据时期、释迦政权时期、帕竹政权时期、藏巴王时期和甘丹颇章时期，这就是《藏史纲要》的基本框架结构。后面几个章节的布局安排普遍通行于藏族史学界，相关的史料也非常丰富，在此不再赘述。

在本书结构特点方面还需要说明的是每个章节布局安排。每一个章节以本章节涉及的政权的形成、发展、衰亡过程为主线，以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为主要内容，又分别以这些内容的每个方面为一个小节，力求做到纵横交错，协调紧凑。如以第四章为例，共有七个小节，一是松赞干布继承王位，统一整个藏区；二是悉补野王统概述；三是松赞干布至达尔玛时期的历史年代考；四是社会体制，包括三十六“扩”法律法规方面的内容；五是政治经济发展情况；六是旧密续的发展情况，包括莲花生、毗卢蔗那、班钦·白玛纳么扎、尼钦·桑杰益西等大师的传承；七是吐蕃政权解体的原因和过程。这样安排章节的目的是以王统政权的更替变化为主干，以经济、文化、军事等为枝叶，内容对应章节，将客观把握和微观考证结合起来，使历史脉络清晰，不易混淆。而这样安排的好处则使有着不同需求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相应的章节来阅读。我认为这本书是通史和专门史较好的结合体，也可以以此作为结构方面的特点。

笔者：纵观藏族历史研究的全过程，随着更敦群培先生《白史》的问世，藏族历史研究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这是史学界所公认的。自更敦群培到当前为止近70年内，藏族历史研究方面有哪些新的成果？而当前的研究现状又是怎样的呢？

土登彭措教授：确实如此。更敦群培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基础，合理运用历史学、语言学、文献学、历史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文献比较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而撰写的《白史》，这是藏族历史研究取得跨越式发展的一个标志性著作。在他所生活的那种时代背景下能写出这样的著作，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白史》的问世，随之也出现了很多持唯物史观的藏族历史专家，而且也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南喀罗布的《宝石项链》、《九眼珠》、《藏族古代史》、《苯教与西藏神话的起源：仲、德乌和苯》等著作，作者以藏族原始社会至松赞干布时期之间的历史，还有象雄王朝的历史为研究重点做了详尽的叙述。这是藏族历史研究在时间观和空间观两方面取得的突出成果。又如，恰白·次旦平措的《绿松石宝串》是一部参考史料丰富、方法科学、内容完整、结构合理、观点客观的史书。还有东噶·洛桑赤列的《试论政教合一制度》和罗布桑培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等是叙述和考辨相结合、研究内容非常具体的历史著作，此类著作为数不少。除此之外，三十多年来，《西藏大学学报》、《中国藏学》、《西藏研究》、《国外藏学译文集》都连续刊载了许多研究具体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的论文。目前，在藏学研究领域有关藏族历史的研究成果是最多的，这些研究成果都使人非常欣慰。

笔者：在您看来，未来藏族历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和重点研究对象该是什么？

土登彭措教授：说到未来的发展，不仅仅是藏族，应该包括其他民族和国家，以至整个人类历史研究共同的规律和发展趋向。藏族有句俗话说：“历史的关键在于真实”。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要尽量避免政治、宗教、阶级、教派以及地区所致的偏见。历史研究若要发展，首要遵循的是唯物史观，追求实事求是的精神，以此揭开历史真实的面孔，是历史研究唯一的发展方向，也是不可缺少的史学思想和一切与历史相关的工作之基石。

另外，藏族有很多教法史、王统史和名人传记等史学著作，有关这些史籍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关于藏族历史研究的理论，目前尚处于空白状态。如历史学、史学史、史学思想、史学思想史、史学理论与方法、历史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已在其他民族和国家普遍使用，研究藏族历史也需要专研这些学科的理论，以构建史学理论体系。这是藏族历史研究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其原因在于，唯有史学理论的支撑，历史研究才能形成一门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对研究历史的人而言，永远没有客观、真实、终极的历史，所有的研究都是无限靠近客观真实历史的一个过程。比如，敦煌文献和新疆简牍文书的出现，还有拉萨曲贡、卡诺等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才使藏族远古历史的内容得以充实，向当时的历史事实迈进了一步。一般来说，历史研究的根本依据是文献依据和实物依据。除了悉补野王统之外，对象雄、苏毗、吐谷浑、西夏、南诏等初步考察就可以知晓广袤的青藏高原必定还有很多遗址、遗物有待我们去发现、挖掘、研究。对此，我跟国内外的同行有过不少交流，都认为对这方面的研究需要考古学的支撑，更需要藏族历史研究人员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最近有消息称在喜马拉雅山脉一山洞内发现了不少的古藏文文本，诸如此类的文献和实物等历史依据被发现，相信藏族古代史研究的内容必将越来越充实，相关研究的结论也会越来越靠近历史事实，这也将是我们历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吐蕃政权解体后，云丹和俄松的后裔分化为上部“三王”和下部“三德”，他们当中又衍生了很多后代，在藏区上、中、下三部都出现了很多势力不等的地方王，如德格王、昌都嘉纳王、玉树朗钦王、嘉绒十八土司等等。这些地方王统的历史，都是藏族历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过去被我们忽略了的历史研究内容。现在社会发展变化日新月异，若不及时对地方史进行研究，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在不久的将来便无人知晓藏族地方史。所以，藏族地方史的研究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期。

笔者：前面您谈到未来藏族历史研究该着力于地方史的研究，请您就藏族地方史该如何研究、如何划分其地域，给我们作个简要的指点。

土登彭措教授：教法史和王统史是藏族历史的主体，但并不意味这就是整个藏族历史，松赞干布没有统一青藏高原之前的象雄跟苏毗的历史，也该在藏族历史研究的视野范围内。吐蕃解体后，藏区各地出现的诸多地方王统历史，也是整个藏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在分裂割据时期，出现了佛教后弘期，先后兴起了萨迦、噶当、噶举、宁玛等教派，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地方诸王。因分裂格局时期的社会形态，不同地方也出现了不同的历史。这期间各教派的教法史和萨迦、帕竹、藏巴、甘丹颇章等政权的历史，无疑是藏族历史脉络的主线，但也不能替代整个藏族历史，因为缺少地方史的藏族历史是不完整的。我认为，对地方史进行研究、撰写，衔接地方史与藏族历史主线的政教之关系是重点。目前已出版有《古格史》、《果洛史》、《卓尼地方史》、《嘉绒历史明镜》等地方史，这是值得欣慰的。我自己也尽力写了《德格地方史》，并于2010年由西藏民族出版社出版。就这样，藏族历史研究人员要着力于研究撰写自己所熟悉的地方史，这也是我们不可回避的历史责任。所以，这几年也建议我的博士生们做地方史研究，以此作为学位论文。

你说怎样划分地方史的界线，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固定的地域划分可言。大的方面可以划分为上阿里、中卫藏、下康巴和安多的地方史，小的方面可以在这些当中选择具体的地方作为研究对象，甚至可以把一个村寨作为对象，进行地方史研究。而从事这样的地方史研究，需要注重对该地方的传说故事、寺庙志、名人传记、圣迹志，还有地方王政制度、地方档案以及地方政府编撰的相关书籍进行研究。还有一个关键点是要用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等学科方法进行研究，这点很重要。也就是说研究人员亲临田野现场参与调查，对当地族群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方面进行至少为期一年的调查，这是当今流行于历史学界的研究方法，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揭开很多历史秘密。我们应该把这样的方法用于藏族地方史的研究。这是根据你的要求，算是对地方史研究方面的一点建议吧。

笔者：再次感谢土登彭措老师！今天您在百忙之中为我们讲述了藏族历史研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亟待解决的问题，并解答疑惑，使我们受益匪浅。由于时间原因，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圆成！

参考文献

［1］土登彭措.藏史纲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9.

［2］王璞.藏族史学思想论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3］巴俄·祖拉陈瓦.智者喜宴［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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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拉巴次仁］

A Discussion about the Research of the Tibetan History - An interview of Professor Tubden Puntsok，a well-known Tibetan scholar

SONG Fang QI Luo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Studies，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Chengdu，Sichuan 610041）

Abstract：Professor Tubden Puntsok has long been engaged in the studies of the Tibetan history，and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the Tibetan medicine.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content of an interview of Professor Tubden Puntsok. He started from his experience of self-study of the Tibetan history，and the reasons of hi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ibet. Then，he elaborated the importance of histor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Tibetan historical ideology，history books and records. He also indicated the focu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Tibetan history research in the future. At last，he introduced main contents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his own book “The Outline of the Tibetan History”.

Key words：Tibetan history；Materialism；the Outline for the Tibetan Historiography；local history

DOI:10.16249/j.cnki.1005-5738.2016.01.001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738（2016）01-001-007

收稿日期：2015-11-26

基金项目：2016年度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点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016XWD-B0304

第一作者简介：松芳，女，藏族，四川阿坝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社会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