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制度、社会控制与军事博弈
——吐蕃军事制度研究述评

贺冬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300071）

轴心制度、社会控制与军事博弈
——吐蕃军事制度研究述评

贺冬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300071）

摘要文章结合当前吐蕃军事制度的研究现状，梳理和评述军事体制、军事兵制、军事战争等相关研究，对吐蕃军事制度研究进行展望，提出军事制度形成原因、吐蕃内外战争、军事制度总体评价等方面的研究重点。

关键词民族政治；吐蕃；军事体制；军事兵制；军事战争

公元7世纪初，吐蕃第三十二代赞普松赞干布继承其父囊日伦赞未尽的事业，以坚定的政治勇气和开拓的军事魄力，战胜内外强敌，兼并邻近诸部落，统一青藏高原，迁都逻些，建立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由此结束了青藏高原上小邦林立、部落割据的混乱分裂局面，吐蕃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唐太宗贞观七年（633年），松赞干布基于对吐蕃贵族官宦及部落酋长拥兵自重而导致分裂的深刻认识，受中原先进文化和唐朝府兵制度的影响，将吐蕃本土调整为五茹六十一东岱的军事行政区划，实行行政、军事、生产三位一体的军事部落武装制度。吐蕃军队按地域、部落、户籍编制，“入则为农为牧，出则为兵为将”，寓兵于民。松赞干布以后的历代赞普在继承完善吐蕃军事制度的同时，频繁对外用兵，开疆拓土，特别是在赤松德赞执政期间，吐蕃对外军事扩张活动达到了巅峰状态，所控制的地区“南达恒河北岸，北到巴丹吉林沙漠南端，东到唐朝的首都长安，西至葱岭帕米尔高原。”［1］可见，军事力量的强大对吐蕃的崛起、发展和壮大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理清吐蕃军事制度相关研究十分必要。我们从军事体制、军事兵制、军事战争等方面进行了文献梳理和评述，目的是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为吐蕃军事制度研究实现进一步创新和突破提供借鉴与比照。

一、吐蕃军事体制研究

吐蕃军事体制研究在当今藏学研究领域中还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国外学者对吐蕃军事体制研究领域倾注的学术关怀早于国内学者。（英）托马斯编著《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刘忠、杨铭译注，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七章对吐蕃军队的服役、部门和军团，给养、口粮和支付，铠甲、等级与任命，军事指令和偶然事件等内容进行专门探讨。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未出现有关吐蕃军事体制研究方面的专著，但出现了以吐蕃军事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例如王忠的《新唐书吐蕃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年）对吐蕃政权崛起、发展、壮大、衰落的史实进行了增补考证，主要以《新唐书·吐蕃传》为蓝本，对7世纪至10世纪史实的出处加以笺证，对其讹误加以修正，系统研究了《新唐书》所记载的吐蕃军事，对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价值。尕藏才旦的《吐蕃文明面面观》（甘肃民族出版社，2002年）对吐蕃的军事文明、吐蕃的武功、吐蕃的军事艺术、吐蕃军队的内部结构等内容予以简要论述，勾勒了吐蕃军事体制的大致轮廓。次旦扎西、杨永红的《西藏古近代军事史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2010年）上篇部分集中笔墨分析了吐蕃军事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地理条件，对吐蕃军事成就、吐蕃军事制度、吐蕃军事法规、吐蕃军事情报、吐蕃军队兵器、吐蕃军队作战的特点等都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

除了上述专著以外，纵观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情况，涉及吐蕃军事体制研究的论文可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对吐蕃军队及兵役制度的研究。如（日）山口瑞凤研究了吐蕃军队占领敦煌后对当地的统治情况，特别提到了吐蕃在敦煌设置的军事组织，驿站和军队官员的名称。［2］（英）托马斯论述了吐蕃军队在中亚的情况，分析了与吐蕃军队相关的诸如“岱”、“戊堡”等军事术语以及官阶等军队名称，兼论吐蕃军队先进的武器装备，在当时，吐蕃军队就拥有弩炮，军事编制中还有救护部队等记载，这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3］任树民对吐蕃军队作战兵种及装备、战役策略、军事情报机构、军功奖罚、宗教热情、战时体制与部落群体战等军事内容进行了系统探讨。［4］李燕对松赞干布军事制度改革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松赞干布在建功立业后不能不考虑如何用武力来维持吐蕃的统一大业，采取的措施是革除旧有的部落兵制，仿照唐朝的府兵制，建立起农牧结合的新型军队，平时务农放牧，战时扛枪作战，为吐蕃进行军事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贺冬在梳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吐蕃军事制度形成原因做了分析和探讨，认为自然条件、政治制度、游牧经济和宗教文化对吐蕃军事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6］在另一篇文章中对吐蕃军队兵役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吐蕃早期的军队多与部落组织有关，其特色是全民皆兵，军事组织与行政组织相结合，军事行为与生产行为相结合，兵役制度经历了按被征服部落人数征集到按经济实力征集，全民皆兵制，再到“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七丁抽三”征兵制演变的历史过程。［7］朱悦梅利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汉藏文文献，分析认为吐蕃的军队给养方式，针对不同战场的区域地理特点，补充新的补给方式，在西域地区出现了给养配给制；在山区农业物资相对贫乏的地区，放弃传统的给养方式，采用赎买方式维持对部队的供给；在关陇半农半牧的地理条件下，仍保留部落迁移的生活方式，以保障军队的战斗力。［8］韩旦春结合相关的藏汉文文献与碑文、石刻等资料，对吐蕃军队以“五茹”、“六十一东岱”和“大冲”、“节度”为基础的军事动员体系、军事动员过程中的兵员征调、军事训练、战时动员、后勤保障、宗教工作，以及奖励惩罚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简要的概括和论述。［9］

第二，对吐蕃军队武器装备或兵器的研究。次旦扎西、杨永红利用考古资料、文献资料对吐蕃军队兵器的出现，刀剑分类以及在文献中的记载等情况进行了介绍，认为吐蕃兵器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0］贺冬将古代吐蕃时期的武器装备细分为进攻武器、防御装备、特殊器械三种类型，并对其包含的武器种类进行了详细探讨。［11］佘静芳研究了西藏古代的石制兵器和金属兵器的制作过程。［12］龚剑通过史籍记载和实物图片叙述了藏刀的历史沿革、形制特点及收藏中的注意事项。［13］汤惠生在西藏考古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从青海地区出土的吐蕃铠甲入手，同时参照西藏出土的相同材料进行对比研究，得出吐蕃的锁子甲最早来自中原地区，传入吐蕃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尤其是用冷锻技术制作的“瘊子甲”，便是锁子甲的鼎盛时期。

第三，对吐蕃军事战略战术与作战思想的研究。何峰对吐蕃的军事战略与战术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认为吐蕃在军事战略上采取收抚周边部族，争取霸主地位及与大国抗衡，争取平等地位；而在战术上高度重视，在许多战事中，尤其在唐蕃战争中多次成功地运用了一系列战术使其在军事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14］刘力钢初步探讨了吐蕃在唐蕃战争中的战略战术思想，认为在强盛时期，吐蕃之所以能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甚至一度处于上风，其军事力量的作用不容忽视。吐蕃决策层和军事指挥官重视战略战术的运用，这是对唐朝军事行动取胜的关键所在。［15］张云依据古藏文文献和汉文原始资料，在充分吸收国内外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吐蕃时期对外扩张的各项策略进行了宏观上的分析，并试图探讨吐蕃崛起、强大和称雄中亚地区的内在原因，同时考究这些因素与吐蕃政权走向衰落，直至最后灭亡之间存在的某种关系。［16］齐德舜、洲塔对吐蕃政权在长期的征战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传统军事思想进行了总结归纳，认为吐蕃军队在对外战争中取得的骄人战绩与其军事指导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吐蕃军队所进行的军事行动中体现的军事思想成为后来藏族自己军事理论的滥觞。［17］杨永红根据大量历史资料叙述了吐蕃军事发展的特点，重点阐释吐蕃军队的组织、作战、受佛教影响等内容，提出了吐蕃军事发展的六大特点。［18］在另一篇论文中归纳总结了吐蕃军队在作战方面存在与农牧兼有经济形态相适应的一套战略战术，认为吐蕃军队在战争中经常使用的战法是集中优势兵力、以多胜少、以强胜弱；主力部队以骑兵为主，善于远征和突然袭击，力求速战速决；长于在大范围开阔的地方作战，短于攻城和巷战；军事行动季节性明显，多在秋季大规模进攻。［19］巴桑旺堆介绍了一件去年最新发现的敦煌古藏文兵书写卷，同时对该写卷涉及的一些吐蕃兵法律例作了初步解读，认为吐蕃政权的强大，主要依赖于其军事力量的强大。而军事力量的强大必然会有相应的适合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社会政治制度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谋略的支撑。迄今为止，吐蕃军队的用兵之道、攻伐谋略、军法律例等涉及具体内容的兵书从未发现，该写卷的发现弥补了缺憾。［20］

第四，对吐蕃军队驿传制度与军事情报的研究。吐蕃军队有着十分发达的驿传制度，重视军事情报的收集、整理和运用。张广达利用敦煌文化馆所藏《十万般若颂》经卷写本的空白处所记的一份吐蕃驿传文书及国外所刊布的一些藏文文书、简牍，结合汉文史料，对吐蕃驿制的一些名称、组织体制及其作用作了一番十分有益的研究。但这些研究还只是偏重于驿传制度，对于吐蕃驿站实施的具体情况谈得还不多。［21］陈庆英、端智嘉将收集到的一份敦煌吐蕃驿递文书进行了汉文翻译和解读，指出吐蕃时期的驿站制度不但在本土执行，而且全面覆盖吐蕃所管辖的所有地区，吐蕃王室对驿站制度有着严密的控制机制。驿站的组织，设有置顿官、置顿官的副手、书吏、伙夫、护送骑士等，信使在各站可以住宿、换马、办理通行手续等。［22］陈践践初步探讨了吐蕃的笼馆与笼官，指出笼馆是吐蕃管理驿丞吏书，加急信件护送人而设置的专门机构，笼官是一种封给被征服地区驿传、军需供应而在笼区设置的武官官衔。［23］王欣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刊布的资料，对吐蕃驿站制度在西域实施的具体情况作了一番尝试性探讨，介绍了吐蕃到西域的两条驿路和吐蕃驿站的人员组成、驿站设立、驿站职责及驿站供给情况。［24］陆离认为吐蕃模仿唐朝驿传制度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驿传体系。吐蕃驿传制度在受到唐朝驿传制度影响的同时也存在自身特色，驿传系统归属军队管辖，人员设置和划分受“桂”、“庸”制度的影响，从民间征集驿传工具，以铁箭、银鹘为传符，都具有浓厚的吐蕃色彩。［25］杨永红、潘娜娜依据新疆出土的吐蕃藏文简牍，对吐蕃军事情报人员斥候的分类、生活和管理等方式进行了系统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和研究价值。［26］齐德舜依据一些古藏文历史文献对吐蕃斥候的种类与数理、来源与管理、职责与任务等作了全面的分析。［27］王静深入研究了吐蕃遣唐使者，认为在唐蕃战争冲突期间，吐蕃遣唐使者充当了搜集情报的人员，扮演了多重角色。［28］周德仓研究了吐蕃时期的文字印刷物、简牍、石刻、钟铭、盟誓、驿邮等信息传播媒介，认为驿道逐渐成为吐蕃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29］而在另一篇论文中将吐蕃时期的信息传播模式划分为军事传播、驿邮传播、外交传播、文化传播和经济传播五大类型，并对其进行了详细阐述。［30］

第五，对吐蕃军事统帅与军事人物的研究。吐蕃军队的最高统帅是赞普，下设尚论，尚论直接对赞普负责；尚论下设天下兵马正副元帅，即各茹的主帅与副帅，具体负责执行军队的统领、调遣和征伐等事宜。学术界对吐蕃军事统帅和军事人物亦有诸多研究，如郑铁巨考查了松赞干布毕生的武功，主要在于对内平定叛乱，削弱旧贵族势力，创建国家；对外把领土推到雅鲁藏布江以北，征服苏毗、羊同等诸羌，经略东方，保障国境安全。［31］林冠群对吐蕃赞普墀祖德赞的身份与名号、生卒年、成长环境、即位前的内外形势、即位后的作为进行了考证、分析和论述。［32］杨建英从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三个方面对吐蕃末代赞普赤达玛乌东赞进行了叙写。［33］安多·卡尔梅·桑丹坚参深入研究了吐蕃赞普赤达玛的统治及其后的简要历史。［34］苏晋仁以时间为序，描述了噶尔家族的起源及军事事迹。［35］扎西当知依据敦煌文献资料和古代汉文史料对噶尔家族被灭门之缘由做了客观的探析。［36］程起骏分析了吐蕃时期军事家禄东赞在西藏、青海的军事事迹，并对其进行了很高的历史评价。［37］邵文实对尚乞心儿这一吐蕃军事历史人物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事迹、影响作了一次全面的论述评价［38］。陈楠考述了吐蕃大相尚结赞的出身、执政后与唐朝的交往关系，专擅吐蕃朝政的事迹。［39］罗藏对《资治通鉴》、《册府元龟》、《新唐书·吐蕃传》中前后三次出现的乞力徐进行了考证，得出前后两个乞力徐是吐蕃内部的两个完全不同势力集团的代表人物，一个属于韦氏家族，一个属没庐氏家族的结论。［40］

二、吐蕃军事兵制研究

目前尚未有专门论述吐蕃军事兵制的专著，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论文。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基层兵制。（英）托马斯对英藏吐蕃文书Ch，73，xv，10号敦煌阿骨萨部落编员表进行了译解。［41］（匈）乌瑞对敦煌的一份军事文书Ch，73，xv，10号进行了注释。［42］（日）藤枝晃对Ch，73，xv，10号文书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就相关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43］北原熏和姜伯勤将Ch，73，xv，10号文书中的士兵身份分别予以译解。［44］（日）山口瑞凤独辟蹊径将Ch，73，xv，10号文书中的Tshar译为团，然而在行文中称之为队。［45］杨铭、何宁生认为Ch，73，xv，10号等敦煌、西域出土的吐蕃文书和简牍中记载的Tshar反映的是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级基层兵制，来源于汉文的“曹”，吐蕃沿袭了唐朝基层兵制“曹”这一建制。［46］苏航将与Ch，73，xv，10号文书性质相同的，原系该文书另一部分残卷的P.T.2218号文书进行了转写，认为Tshar是吐蕃在敦煌设立的与唐朝军队中的“队”相对应的基层组织。［47］刘忠对英藏吐蕃文书Ch，73，xv，10号进行了重新翻译和考订，并梳理了阿骨萨部落中“将”（tshan）与“区”（tshar）的关系。［48］王尧、陈践论证了吐蕃军队的名称来源、军队定制与定员、军队和氏族的关系以及军事联盟，作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势力，吐蕃具有一整套严密成熟的军事制度，并指出吐蕃军事制度是以氏族为基础的全民皆兵制，其特点是军事与行政相结合。［49］陆离通过分析认为敦煌阿骨萨部落军队由“射手”和“护持”组成，前者是作战主力，后者相当于从事后勤服务，同时指出这种制度源于吐蕃军队的桂庸制度［50］在另一篇论文中则运用敦煌汉藏文书及传世史籍的有关记载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监军、监使这两种官职作了一些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51］金滢坤探讨了吐蕃统治敦煌的社会基层组织“部落”和“将制”，分析了该社会基层组织的渊源及其与吐蕃本部的军事联盟部落组织、唐乡里制的相互关系。［52］在另一篇论文中依据敦煌文书及蕃汉传统史籍，对吐蕃敦煌（沙州）部落使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53］

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的基层兵制。陆离论述了吐蕃统治河陇时期的军事、畜牧业职官，并指出这种职官在吐蕃统治的西域各地皆有设置。［54］张云利用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材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吐蕃统治西域的军事、经济、社会组织与法律制度以及驿传制度。［55］宗喀益西丹佛试从历史学、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吐蕃统治河陇、西域部分地区的一系列制度选择的内容特点、源流演变及其成因所在，认为吐蕃统治河陇、西域地区的成功经验在于将其本部制度与周边民族的诸种制度相结合，制定了一套适合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宗教等制度。［56］刘进宝利用现存敦煌遗书中有关吐蕃统治敦煌的资料，结合传统史籍，对吐蕃经营河西的有关情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探讨。［57］朱悦梅探讨了吐蕃在西域的军事建制体系与吐蕃早期军事架构的渊源，其在吐蕃军事扩张战略中的地位，以及西域绿洲地理环境对吐蕃军事建制的影响等，从而梳理出吐蕃军事力量离开本土后，在新的地理环境下军事建制的地域性特征。［58］在另一篇论文中探讨吐蕃势力从青藏高原进入西域后，面对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区域文化特征的新占领区，其军事管理体系的运作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吐蕃管理模式在其制度体系内的转换情况。［59］在《吐蕃占领西域期间的社会控制》一文中通过对吐蕃在西域的军事建制体系在吐蕃军事扩张战略中的地位，以及西域绿洲地理环境对吐蕃军事建制、民事管理的影响等内容的探讨，梳理出吐蕃军事建制在西域期间的地域性调整及其所发挥的社会控制功能。［60］

吐蕃的军事职官管理制度。军事职官管理制度是吐蕃军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汶江就藏文卷子P.T.1089号历史及其他藏汉文资料对前人成果作了若干增补，勾勒出吐蕃官制的轮廓，对于研究吐蕃的军事职官管理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61］王尧、陈践根据巴黎图书馆藏的原卷胶片过录（转写），全面翻译介绍P.T.1089号卷子，认为这是反映吐蕃在它占领的新地区的职官系统的文件。［62］陈楠对吐蕃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的职官官阶及职能等做了比较细致的考证。［63］熊文彬对吐蕃地方基层行政机构和职官包括军事职官在内的有关名称进行了考证［64］。张云以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为依据，对吐蕃的职官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认为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后，在敦煌地区设置“节儿”对当地进行管辖。［65］在另一篇论文中对“节儿”的字源与词意进行详细考略，认为“节儿”即“总管”或“上官”。［66］王尧根据敦煌汉文文书、藏文文书以及同时期的藏文简牍、金石铭刻等文献作文书学上的排比、考察和求证，对吐蕃官号“节儿”这一军政职官进行了考述，得出了新的结论。［67］邵文实对吐蕃统治下的沙州“节儿”进行了考述，提出了新的见解和观点。［68］金滢坤、盛会莲认为沙州节儿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在该地区设置的最高长官，由瓜州节度使衙任命，吐蕃中央大尚论和宫廷会议可以对它及其工作进行干预。［69］在另一篇论文中探讨了吐蕃瓜州节度使的设置情况，认为瓜州节度使是吐蕃占领瓜沙地区后将其本部的军事部落联盟组织与唐代的节度使制度相结合，在瓜沙地区设置的一种吐蕃域外军政机构。［70］与此同时，作者对吐蕃的节度使进行了考述，认为该制度为吐蕃在唐蕃冲突中取得优势起了积极作用。［71］在另一篇论文中对吐蕃沙州都督进行了新的探索，指出吐蕃沙州都督军政机构中地位显赫，设正副二职，是沙州节儿之重要僚佐，一般由吐蕃人或汉族世家大族担任。［72］杨铭指出了吐蕃不仅在本土设置了“十将”制，而且在本土以外的统治地区如敦煌和西域也推行这种地方行政制度。［73］在另一篇论文中根据新刊古藏文写本的内容，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讨论了唐代吐蕃经略西域时期的若干重要职官。［74］陆离根据敦煌藏汉文书和传世史籍中的有关记载，对吐蕃敦煌乞利本，又名沙州节儿论的职能、地位、设置时间等做了进一步探讨。［75］在另一篇论文中对吐蕃河西北道节度使的建制时间、统辖区域、从属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76］。朱悦梅围绕“吐蕃中节度”问题，从吐蕃军事战略部署及其背景的角度，结合与之有关的史料记载，对其源流、辖域及与吐蕃节度使制度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77］在另一篇论文中从吐蕃军事地理扩展及节度使制度与吐蕃早期军事防戍体系的关系出发，探讨了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使源流、辖域，就五道节度使之间的关系及其相关的层级脉络提出了新的见解。［78］林冠群利用大量的文献资料，对唐代吐蕃占领区的建制情况，尤其是军事行政职官体系进行了详细研究。［79］黄维忠根据敦煌汉藏文文献及其他藏文文献，讨论了“朵甘思”和“中节度”的关系以及雅莫塘节度使和河州节度使的关系问题。［80］黎桐柏依据敦煌西域吐蕃藏文文献和同期汉文文献，对吐蕃后拓的管辖地区进行了简要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吐蕃两大羁縻藩国以及东道、南道和北道节度使的建置。［81］贺冬深入研究了吐蕃军事组织制度，认为在吐蕃政权体系中，不但专门有人司职军事，具有一套比较灵活的军事组织机构，而且具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军事组织制度。［82］

三、吐蕃军事战争研究

涉及吐蕃军事战争方面的专著主要有：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著的《西藏自治区志·军事志》（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对吐蕃政权内部诸战争，发生在吐谷浑、南诏及河陇、西域地区的吐蕃军事扩张战争进行了详细分类描述。中国军事博物馆编著的《中国战典》（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对吐蕃与唐朝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进行了提纲式的论述，书中记述了吐蕃与唐朝之间的大小战争101次，每场战争专门列有辞条。王小甫的博士论文《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广泛搜罗、精深考索各文种有关的文献及考古、实地考察材料，全面系统阐述了公元七八世纪唐、吐蕃、大食三大政治势力在中亚地区的角逐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有大量篇幅涉及吐蕃军事力量在西域的活动情况，对于把握当时西域的政治形势和了解吐蕃在西域的军事进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作者对前人谬见多有纠正，是迄今为止这一领域水平最高的论著。林冠群《唐代吐蕃史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从宏观上用了两个章节论述了唐代吐蕃的对外扩张和唐代前期唐蕃竞逐青海的军事情况。张云的《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利用翔实的藏汉文献史料和外文资料，对吐蕃军队在波斯与大食地区的军事活动展开研究。石硕的《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论述了吐蕃军事扩张对西藏文明东向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涉及吐蕃军事战争方面的论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吐蕃与唐朝之间的军事战争

对具体战争的论述。薛宗正综辑汉、藏史料论述了吐蕃崛起及统一青藏高原的扩张战争。［83］杨文炯通过对唐蕃灵州之争扼要叙述，剖析历史上灵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进而探讨地理环境因素对我国中世纪史上民族关系的影响。［84］李宗俊对吐蕃文书《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所反映的吐蕃进攻河西的两次战争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考述。［85］陆离运用汉藏史料重点对敦煌文书P.3885号中记载吐蕃与唐朝战事遗文的年代和其中涉及到的吐蕃赞普以及地点、事件等问题加以考察。［86］在另一篇论文中对敦煌写本S1438背《书仪》的写作年代，作者以及吐蕃占领沙州的几个问题做了一些探讨［87］陈国灿论述了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88］安忠义也对吐蕃攻陷沙州城的时间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89］张延清则通过综合分析，认为吐蕃和平占领沙州城的原因在于沙州当时的宗教地位和吐蕃的兴佛政策挽救了沙州，使其免遭生灵涂炭之灾。［90］薛宗正论述了噶尔家族专权时期吐蕃奉行的北部领土扩张政策以及唐蕃间的河源、西域之争。［91］安应民通过对噶尔家族专权时期唐蕃的吐谷浑之争分析，认为吐谷浑所在地理位置对唐蕃双方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因此唐蕃都力图争夺其控制权。［92］扎西当知根据藏汉文文献对7世纪下半叶唐蕃之间的友好来往、边境冲突进行了梳理，并归纳了噶尔世家对唐的策略特点。［93］黄新亚论述了唐蕃石堡城之争，认为争夺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是唐蕃石堡城之役的根本原因。［94］范学勇认为石堡城战役的发生是唐蕃两种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95］邓慧君分析了吐蕃与唐朝争夺吐谷浑获得成功的原因，认为吐蕃与唐争夺吐谷浑的成功是由众多的历史原因造成的，这些历史原因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96］拉毛东知从吐蕃军队在长安不善于打城战、水土不服、目的达到、吐蕃落后的社会形态以及经济实力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吐蕃大将达扎路恭撤兵的原因。［97］郭弘重点分析了河陇地区在唐蕃战争中的军事地位和作用。［98］王小甫将盛唐与吐蕃在西域的较量分为两个阶段：720-737年吐蕃联兵突骑施与唐争战，737-755年吐蕃在葱岭南部地区与唐朝反复争夺。［99］裴婷婷、何立慧勾稽史料，对吐蕃、唐朝和战关系及其对唐朝的影响进行探讨。［100］杨永红认为唐朝和吐蕃使者在交往过程中，经常利用使者身份收集对方的军事、经济、社会等情报，直接为统治者制定战略决策服务。［101］于赓哲认为唐蕃双方在战争中都受到了疾病的困扰，双方的拉锯格局很大程度上有意无意中服从了自然规律的安排。［102］冉永忠着重从《册府元龟》、《旧唐书》的有关记载入手，梳理了吐蕃进攻唐境的时间和季节分布［103］。陈柏萍从自然环境和文化经济等方面阐述了吐蕃的东扩及唐蕃争夺青海的原因、经过及其最终结果。［104］李新贵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结合唐朝在关内道部署的圈层防御体系，对吐蕃关内道战略战术的嬗变与粮秣补给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105］在另一篇论文中对吐蕃在关内道的战役进程、战术调整及战略构想作了初步研究。［106］保宏彪论述了唐初唐蕃战争对党项羌的影响，认为唐高宗时期爆发的“唐蕃战争”使党项羌与唐朝的关系出现分化，一部分党项羌受到吐蕃的控制与驱使，另一部分不甘吐蕃统治的党项羌被迫向唐朝内徙。［107］

对唐蕃大非川战争的论述。如谢全堂考证了大非川的具体地理位置，分析了唐朝失败的原因，认为大非川战役的主要目的是唐朝为了消除来自吐蕃的军事威胁，切断吐蕃北进西域的通道而组织的一次针对吐蕃的大规模军事进攻。［108］吕博从“影响大战役的微观因素”角度出发，通过天文星象对唐蕃大非川之战做了进一步解读。［109］刘安志依据吐鲁番出土文书，结合相关文献，对唐高宗咸亨年间的西域政局及其变化做了进一步思考，认为薛仁贵进军大非川和唐军进攻且末实际上都是唐朝为稳定北疆局势对吐蕃发动的大规模反击，目的在于迫使吐蕃撤回其在西域的主力部队。［110］藏吉在肯定大非川战役的历史地位的同时，从双方的力量对比及力量变化的角度，论证了大非川战役发生的必然性。［111］王吉林也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唐蕃大非川之战。［112］

（二）吐蕃与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

除了与唐朝展开了长达百年之久的战争外，吐蕃还与吐谷浑、南诏、回鹘、突厥等少数民族政权发生了战争。其中发生最多的是与南诏之间的战争。南诏在唐蕃军事博弈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唐蕃都将控制南诏作为自己的军事战略目标，谁占领了南诏，谁就取得了对西洱海地区的控制权。董咸庆论述了唐蕃西南战事，特别对吐蕃与南诏之间发生的多次战争进行了详细阐述。［113］沈乾芳指出吐蕃与南诏的和战关系经济上促进了双方经贸和贡赐的发展，政治上加强了南诏对吐蕃政治制度的吸收和借鉴，文化上增进了彼此间的交流，民族关系上推动了滇西北各民族的多元发展。［114］方铁以南诏崛起、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为基本线索，阐述了南诏、吐蕃与唐朝之间关系发展演变的几个阶段，并简要分析了三者之间关系发展变化的原因。［115］朱丽双论述了7～8世纪吐蕃两次进入西洱海地区，与唐朝争夺该地区的控制权。［116］李中和通过分析唐朝、吐蕃及南诏在西南地区的角逐，解析了唐朝、吐蕃及南诏之间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117］徐兴祥将西洱河战争这一历史事件摆在唐蕃斗争的格局中进行考察，对西洱河战争的起因问题重新作了一番探索。［118］彭起耀通过对唐蕃西南战争的分析，认为剑南道在唐蕃战争初期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而在唐蕃战争后期方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19］赵橹对南诏与吐蕃、唐朝之间微妙的分合关系进行了系统探讨，指出天宝年间南诏北臣吐蕃最重要的原因是吐蕃在西洱河的势力不断增强，唐朝在该地区的势力相对减弱，吐蕃不断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其真实目的在于控制该地区丰富的盐资源。［120］刘小兵通过对数量有限的藏、汉文史料的整理研究，就吐蕃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南诏地区的统治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论述。［121］肖亮中就南诏立国期间对唐、吐蕃和战政策嬗变进行了分期梳理。［122］赵心愚论述了唐贞元铁桥之战后滇西北地区民族分布的变化，认为在唐代，整个藏彝走廊南端民族迁徙活动的主要原因是唐、吐蕃、南诏长期的政治、军事角力。［123］（日）武内绍人介绍了一些与吐蕃军事建制有关的木简，描绘出吐蕃在于阗与罗布泊的军事体系及其活动。［124］铃木隆一认为吐蕃势力扩张，对吐谷浑故地的中心地带河西九曲的统治，完全掌握了吐谷浑历来所掌握的青海路的机能，从而成为吐蕃强盛的决定性因素。［125］尹伟先对回鹘与吐蕃早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早期回鹘与吐蕃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散处西域、河西的回鹘人对吐蕃侵扰、掠夺的抵制与反抗。［126］

（三）吐蕃历史军事地理

吐蕃军队之所以能纵横捭阖、驰骋疆场，成为当时中亚地区最具有影响力的军事武装力量之一，与吐蕃发达的历史军事地理交通密不可分。付菊辉根据马列主义关于地理环境和人类关系的基本观点，探讨了地理环境对雅隆部落崛起的影响、吐蕃军事势态的影响、吐蕃衰弱的影响。［127］石硕论述了地缘因素在吐蕃文明东向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封闭的地理环境和高原人的体质特征影响了吐蕃军队对外扩张方向的选择。［128］林冠群从地理环境、季节气候的角度论述了吐蕃向周边发展的地理界限。［129］张海龙研究了唐蕃战争发生的动因，认为地理环境因素是吐蕃发动战争的非常决定因素之一。［130］潘发生论证了吐蕃在神川铁桥地区设置都督府的原因在于控制南诏。［131］冯智通过对滇西北吐蕃铁索桥遗址及古藏文石碑考证，认为吐蕃在滇西北的文化遗存对于研究吐蕃在西南地区的历史活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32］在另一篇论文中作者考证神川铁桥的具体位置，指出该桥既是吐蕃与南诏的友谊之桥，亦是双方的战争之桥，铁桥的设立或废除不仅对于吐蕃与南诏之间关系的发展起着联系作用，而且对于中国当时西南政局的稳固也影响重大。［133］杰当·西绕江措对漾濞江、金沙江铁索桥的建造年代、遗址进行考察，认为漾濞江铁索桥建于公元703～707年之间，位置在现存的15世纪末期建造的铁索桥处。金沙江铁索桥建造年代不晚于680年，位置在今天云南巨甸以北大约30公里的丽江县塔城区委所在地以北大约4公里的金沙江边。［134］穆渭生着重从军事地理角度考察唐代宥州的变迁背景，以明其时军政局势演替与唐朝边防措置之互动关系。［135］宓三能对维州的形势及其没于吐蕃的年代、韦皋经营维州以及牛李党争对于维州得失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分析。［136］王子贞通过对比研究认为承凤岭在今青海湟源城关西乡拉拉达坂。［137］吴均认为大非川与良非川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大非川在今青海切吉以南的黄清河与清根河会合处一带，良非川在海北海晏、刚察一带。［138］包寿南通过考证认为唐蕃石堡城之战的位置应该在今天甘肃省卓尼县羊巴城。［139］李振翼和马明达等人也持此观点。［140］王子贞则认为唐蕃屡经易手，特别是开元十七年信安王李祎和天宝八年哥舒翰先后所攻取的石堡城，其地理位置当是今青海省湟源县日月公社石城山方台。［141］司俊、司俭也认为石堡城在今青海省西宁市西南的湟源县日月公社南端。陈小平进一步认为今日月山以东大约30里的石城山上的大、小方台为原来唐石堡城遗址是毋容置疑的。［142］王昱除从石堡城本身的地形外，还结合唐在赤岭一线的军事防御体系以及石堡城在整个体系中的地位，来推断出其地理位置在今青海省湟源县日月山口以东的石城山大、小方台上。［143］在另一篇论文中作者对石堡城遗址进行实地考察，仍认为石堡城位于青海省湟源县日月乡石城山大小方台，地处唐蕃古道日月山口至药水河谷之咽喉地带，西距赤岭（今日月山）20里，东北距青海省会西宁市约180里。［144］李宗俊将文献记载与唐蕃关系、军事地理的大背景紧密结合，尤其与新出土文物与实地勘察紧密结合，考证发现唐代石堡城、赤岭位置皆不在今青海日月山，而在唐洮州境内，历史上的唐蕃古道也并非一条。［145］霍巍结合近年来新发现的一批重要考古材料，论证了吐蕃征服象雄之后，有效地开拓了与中亚、南亚各国比较稳定的交通路线。［146］赵心愚认为吐蕃势力南下入滇是其东向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又具有地区性的特点。吐蕃入滇用兵路线是循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脉河流南下，进入滇西北的时间当在7世纪50年代或稍前。［147］在另一篇论文中作者根据南诏、吐蕃的文物考古资料及汉文史籍中关于8世纪滇藏人员往来和与之相关情况的记载，以及双方人员往来特点的分析，在滇藏主要交通线及其走向、道路状况与保障措施、主要交通线的作用与影响等方面得出初步认识。［148］杨铭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吐蕃与于阗的交通路线走向、沿途的重要地点以及军旅、僧众的往来进行了探讨［149］。田峰对古今吐蕃周边交通方面的资料作了一个全面的梳理，打破以往单一的“唐蕃古道”研究，而在吐蕃通往西域的道路、吐蕃通往南蛮的道路、吐蕃通往印度的道路、吐蕃通往中亚的道路都有系统的研究。［150］

四、吐蕃军事制度研究展望

通过对吐蕃军事体制、军事兵制、军事战争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我们认为，研究吐蕃军事制度必须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未来的研究重点。

（一）吐蕃军事制度形成原因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吐蕃军事制度的研究，大多数都未涉及到制度层面，仅仅只是在研究吐蕃军事的基础上偶尔论述吐蕃军事职官管理制度，相关的文献论文也只是停留在军事史方面的研究，而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参差不齐，缺乏基本的军事理论作为指导，更谈不上利用军事理论来驾驭相关的藏汉文献史料进行论证。有些学术价值较高的研究论文，如何峰的《藏族军事理论初探》指出作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势力，吐蕃具有严密的军事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对吐蕃军队的军事理论进行归纳和总结。杨永红的《吐蕃军事发展的基本特点》指出在吐蕃政权中，不但专门有人司职军事，具有一套比较灵活的军事组织机构，而且具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军事制度。这种军事制度也是与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条件相适应的。这些论文都不同程度地述及到吐蕃军事制度但又没有深入研究为什么吐蕃会形成军政一体、兵民合一的军事制度？研究吐蕃政治制度的学者们都清楚，一部吐蕃政治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吐蕃军事活动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吐蕃军事制度是吐蕃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吐蕃政权的重要支柱，那么在翻阅唐代吐蕃史时，吐蕃军事制度本身是怎么形成的呢？所以军事制度形成原因毫无疑问应成为吐蕃军事制度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

（二）吐蕃内外军事战争

相对来说，研究吐蕃政权内外军事战争的成果颇丰，但这些成果注重对吐蕃与唐朝之间发生战争的深入研究，而对吐蕃与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交战涉及不多。特别是对吐蕃后期内战的研究更少，而内战又是吐蕃衰落的主要原因，这不能不说是当前吐蕃内外军事战争研究的一大缺憾。当然研究吐蕃内外军事战争不能仅仅就战争而战争，还需由表及里，在使用史料上应大量运用汉、藏、英等三种语言文字，应加大力度对吐蕃内外军事战争的深层次问题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诸如战争起因、战争动员、战争观念、战争结果、战争特点、战争性质等方面，这些重点问题研究都有待于研究者共同的努力；同时国内汉藏学者也应该在研究上加强合作，取长补短，既有利于研究的深入，也能提高效率。目前还尚未发现有论文对吐蕃内外军事战争的起因、动员等方面展开研究，因此给未来吐蕃军事制度研究留下了理论空间，也是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同仁们应该努力的重点方向之一。

（三）吐蕃军事制度总体评价

按照历史制度主义的说法，赞普继承制度是吐蕃政治制度的核心要素，军事制度是吐蕃政治制度的重要构成要素。然而，目前学术界对吐蕃政治制度研究中没有对军事制度做过专门探讨，缺少应有的学术关怀。在研究吐蕃军事的学者看来，吐蕃有着先进的军事文明，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如吐蕃政权从建立到发展再到壮大，统治者依靠军事力量开拓了辽阔的疆域，产生了松赞干布、禄东赞、钦陵、达扎路恭等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将领，获取了粮食、牲畜、奴隶和军资等大量的社会财富，并且在许多重大战役中如松州之战、大非川之战、青海之战、石堡城之战等，吐蕃都取得了战略上或者战术上的彻底胜利。在我们为吐蕃军事制度赞叹不已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它的对立面。众所周知，吐蕃军事制度自松赞干布建立后，历代赞普在继承、完善的同时，频繁对外用兵，民众困于兵役，“差征无度、饥荒累年”，导致了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统治阶级内部新旧贵族势力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矛盾重重，其统治势力逐渐削弱，内乱接连发生。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藏族历史，吐蕃是其军事武力最强盛时期，也是最辉煌时期，军事制度已经达到了十分完备的程度。然而在当时统治阶级，特别是贵族大臣极力推崇军事制度的进攻性，以获得更多的奴隶和物资，提高相权，削弱王权，这样就使吐蕃军事制度在藏族历史上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所以从马克思主义对立对比的角度出发，吐蕃军事制度总体评价应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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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秀清］

Axis system，Social Control and Military Game -Commentary on the Research of the Military System of the Tubo Dynasty

HE Dong

（Zhou En Lai School of Government，Nankai University，Tian jin，300071）

Abstract：This article，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of the status of the military system of the Tubo Dynasty in terms of military system，troops'system，wars and so on，prosp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and points out the cause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system as well as the priorities of the research of the wars and the general military system of the Tubo Dynasty.

Key words：national politics；theTubo dynasty；military system；troops'system；wars

DOI:10.16249/j.cnki.1005-5738.2016.01.005

中图分类号E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738（2016）01-027-013

收稿日期：2015-09-30

作者简介：贺冬，男，汉族，江西芦溪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