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变迁与西藏传统文化传播研究
——以《格萨尔王传》史诗为例

袁爱中　杨静

（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陕西咸阳712000）

媒介变迁与西藏传统文化传播研究
——以《格萨尔王传》史诗为例

袁爱中杨静

（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陕西咸阳712000）

摘要媒介变迁与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产生于公元前三四百年至公元6世纪，历经苯教文化、佛教文化及社会主义文化三个时期，是西藏传统文化的代表。笔者主要以《格萨尔王传》为例，立足于西藏媒介变迁，从历时态的角度分析口语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四个时期西藏媒介的发展历程，分析不同媒介形态下《格萨尔王传》史诗传播的特点，探讨西藏媒介变迁与西藏文化传播的关系，并提出如何应对媒介变迁、文化转型可能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西藏；媒介变迁；格萨尔；文化传播

一、媒介变迁与文化传播

媒介是“信息在空间上移动、在时间上保存的载体，是传者与受者之间进行传通活动的桥梁”［1］，媒介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发展的产物，与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具有总体一致性的特点，媒介按历时性发展主要有口语、印刷、电子、网络四种形态。

媒介变迁是媒介的纵向发展过程，媒介变迁不是凭空发生的，而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媒介变迁并不意味着原有媒介的消亡，而是新老媒介互通有无、共生共长。媒介的变迁带来了文化的发展与变迁，与媒介变迁相适应，文化也经历了口语文化、印刷文化、电子文化与网络文化四个时期。媒介形态不同导致文化形态不同，媒介变迁给文化传播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挑战。

从传播学角度看，“一部人类文明史既是文化传播史，也是媒介发展的创造史和变迁史，文化传播经历了口语传播、书面和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等几个阶段。”［2］全部人类文化史归根结底是文化传播、借用的历史。传播是文化得以形成、发展与延续的重要工具，传播是文化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也是文化变革和创新的动态机制，文化与传播是互动的、一体性的。“文化传播是一个群体的文化要素流向另一个群体，并被融合进后者自身文化的过程与结果”。［3］

丹珠昂奔在《藏族文化发展史》中将西藏文化传播分为四个时期，即史前时期、苯教时期、藏传佛教时期、社会主义时期。史前时期的藏族文化以泛灵崇拜为特点，具有浓厚的原始文化气息，是藏民族意识的基础。苯教文化时期是藏民族从信仰的泛神论进入信仰有浅显教义的统一的苯教时期，是藏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藏传佛教时期是藏族文化的大发展时期，藏传佛教文化成为西藏文化的核心和主导文化。社会主义新文化时期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指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化。

《格萨尔》史诗作为西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藏族口头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大约产生于公元前三四百年至公元6世纪，历经原始文化、苯教文化、佛教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四个阶段，贯穿口语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直至网络传播时代，“几乎反映了古代藏族社会发展的各个重要历史时期，其新闻信息、知识信息、宗教信息、生产生活知识等内容无所不包，具有十分深广的文化内涵。在藏族文化史上，除大藏经，没有别的典籍包含如此丰富的内容。”［4］因此，本文以《格萨尔》史诗为参照来探讨西藏媒介变迁与西藏传统文化传播的关系就具有了典范意义。

二、媒介变迁与《格萨尔》史诗传播历程

（一）口语传播与《格萨尔》史诗传播特点

口语传播是早期信息传播最重要、最基本、最普及的方式，是西藏口传文化之根。可以说口语传播是西藏信息传播活动的开端，是西藏传播活动的第一个历史阶段，是藏族先民传达信息、沟通交流的首要手段，是西藏民族文化生存和再生的场所，其种类多样，“不仅包括藏族世代传承的神话、传说、史诗、歌谣、民间故事、口头说唱艺术等，还包括口头交流的一切形式，其中包括日常的聚谈、街谈巷议，甚至还包括谣言等口语的变异形态。”［5］此时的《格萨尔》史诗传播具有以下特点：

1.传播主体的匿名性、集体性

《格萨尔》实质上是由西藏古代祭祀礼仪、原始歌舞、祭祀词等演化而来的，是藏族人用“仲”完成的西藏民族的“根谱”。“仲”是远古藏族人民用通俗易懂的寓言故事讲述祖先的世袭、宇宙和世界的各种道理的一种民间传统，是藏语的“长篇叙事故事”。口语传播时期，《格萨尔》的创作者和传播者是被称为“仲肯”或“仲娃”的说唱艺人，其中“肯”和“娃”都是人的意思，按照字面意思解释就是“讲故事的人”，它有特定的含义，专指说唱《格萨尔》的艺人。这一时期，史诗活在藏族人民的口头上和记忆里，是群体传播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传播者不是一两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创作，其创作者和传播者是广大藏族人民。藏族有句谚语“岭国每人嘴里都有一部《格萨尔》”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2.传播内容的程式性和传播形态的变异性特征

“在《格萨尔》中自始至终不变的是：所有部本的主人公始终是格萨尔王，主题始终是格萨尔带领岭国的大队人马，在刀光剑影、硝烟四起的青藏高原上，为藏民族的大一统而出生入死。以及作品的三段式结构、每一场战争参与者的组成、作品本身的文体、每一部本的中心唱段。变的是：一部部本的故事情节可详可略，篇幅可长可短，部本数量可多可寡，人物数量可增可减。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不管《格萨尔》由多少部本组成，在每一部本中的红线始终是格萨尔，始终是正义必定战胜人间的一切邪恶、分久必合的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主题思想。”［6］史诗传播内容的这种程式性，使其容易复制，便于说唱艺人记忆，这是史诗代代相传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史诗的这种变异性，使得每一部本的故事情节因不同的说唱艺人有长有短、有详有略，人物可多可少，为史诗内容的丰富、完善提供了可能，这两者的有效结合，推动了《格萨尔》史诗的发展、完善、成熟。

3.以人际传播为主要传播渠道

口语传播时期的《格萨尔》主要依靠说唱艺人口耳相传，是一种面对面的人际“在场”传播，说唱艺人与听众同属于一个场所，以鲜活、直观、积极、平等的信息交流方式，轻松地打破阻碍说唱者、接收者双方交流的心理隔膜，传播的反馈、互动性提高，创造了平等、真实语境，更具有人情味，拉近了传受双方的距离。同时，说唱艺人说唱《格萨尔》同人际传播一样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属于一种非制度化传播，说唱者可以自由地选择说唱什么内容，选择详略与否，听众也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部本来听，或者要求说唱艺人说唱，是一种建立在自愿和合意基础上的传播活动，但其传播的时空限制也限制了史诗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二）传统印刷传播与《格萨尔》史诗传播

如果说语言的出现使人类彻底摆脱了动物状态，那么文字的出现使人类进入了一个更高的文明发展阶段。文字、纸张、印刷术的出现，使人类进入印刷传播时代。印刷术从14世纪德国古登堡时期至今，主要经历了两个时期，即传统和现代时期，传统印刷与现代印刷相对，雕刻印刷、木刻印刷属于典型的传统印刷；现代印刷主要指将电子文件直接成像在印刷介质之上的一种全新印刷方式。这里将西藏印刷传播分为传统印刷传播和现代印刷传播两个时期。

公元7世纪，吞弥·桑布扎创制藏文，为印刷术传入提供了可能；公元13世纪，随着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各教派林立，对佛教经典需求旺盛，印刷术开始传入西藏。公元15世纪（明永乐八年），皇帝刻印佛经封赏佛教领袖，“赐给当时西藏的佛教领袖宗喀巴及其弟子萨迎巴、嘎麦巴每人一套，使西藏许多学者大开眼界，从而使藏族地区开始有了刻印经书。”［7］公元17世纪，“前藏、后藏、阿里、康区、甘肃、青海等地的雕版印刷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印书院亦相继建立，在藏区形成了以寺庙和地域为主的雕版印刷中心。”［8］

印刷术的传入，为藏族文化的传承和保存，藏族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手段。除印刷佛学经典之外，印经院还印刷有关西藏历史、文学、语言、科学技术方面的著述，对藏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使阅读人群增加，使教育普及。再者，“印刷术发展使藏文书籍形式统一、版面标准化、字体固定、校勘仔细，因而易可获得较佳的版本。”［9］此时的《格萨尔》史诗传播呈现出以下特点。

1.史诗的作者群、传播群体扩大

传统印刷传播时期，适逢藏传佛教在西藏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史诗的传播主体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职业化的说唱艺人，二是寺院、宗教人士。藏传佛教进入后，《格萨尔》说唱艺人逐渐职业化或半职业化，说唱《格萨尔》开始成为少量说唱艺人的专利。此外，史诗的传播群体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藏传佛教进入之前，史诗的作者群由一般意义上的苯教信徒组成，但藏传佛教进入后，《格萨尔》史诗攀附着以藏传佛教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继续向前发展。如果说《格萨尔》的基础是民间和说唱艺人的口耳相传，那么它向着更加规范的文学作品的发展、完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知识的专业宗教人士。

2.传播载体增加，由“体内化”媒介转向“体外化”媒介

传统印刷传播时期，史诗传播载体的多元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史诗载体由人到物，包括手抄本、木刻本、铅印本等，即由“体内化”媒介转向“体外化”媒介；二是史诗说唱艺人种类的增加。口语传播时期，史诗的传播载体是“人”，以部落集体为主，部落的每个人既是史诗的传唱者，也是倾听者；传统印刷传播时期，木刻、雕刻印刷物成为史诗的新型载体，形成了不同版本的史诗形态。

3.口头与文本传承方式并驾齐驱

传统印刷传播时期，《格萨尔》史诗的传承方式有三种，一种是说唱艺人的说唱方式，即口耳相传；一种是手抄、木刻等文本的方式；另一种是口头和文本并驾齐驱的方式。这三种方式共存于史诗的传播过程，口头和文本双重创作、传播途径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为《格萨尔》的传承、发展、完善，尤其是这部口头巨著逐渐向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推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口头说唱是《格萨尔》的“源”，是《格萨尔》最初的创作、传播手段；文本是“流”，是《格萨尔》演变、完善的路径。

（三）现代印刷传播与《格萨尔》史诗传播

现代印刷术的发明“使文化传播告别‘贵族’而面向大众，人类文化传播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大众传播时代”。［10］“西藏在和平解放以前没有现代印刷机构，只有几家传统木刻印经院，主要印制寺院经书。随着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的现代印刷业从无到有，从单一的报纸印刷到书刊印刷、包装装潢印刷，从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到多种所有制并存，不断发展壮大。”［11］新的媒介形态促进了传统文化的新变化，此时，史诗传播的特点主要有：

1.史诗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主体地位提升

现代印刷传播时期，史诗的传播主体由传统的说唱艺人、宗教人士转为在国家政策扶持下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研究机构。

《格萨尔》史诗诞生于民间，是民间集体智慧的象征。但是，不管是在苯教文化时期，还是藏传佛教文化时期，神权均占统治地位，广大劳动人民没有丝毫的地位，被贵族农奴主当成“会说话的工具”。同样，“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也没有地位，贵族农奴主轻蔑地把《格萨尔》这部伟大的史诗称为‘乞丐的喧嚣’，把说唱《格萨尔》的民间艺人看成是四处流浪、乞讨为生的乞丐。”［12］历史上，从未有组织、有系统地进行史诗搜集整理，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善，“1958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在广大藏族地区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抢救工作，中宣部为此还专门发了文件。这是在《格萨尔》发展的历史上，由党和政府发布的第一份文件，也是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搜集整理，揭开了《格萨尔》历史的新篇章。”［13］2006 年5月20日，《格萨尔》史诗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方参与，形成合力的文化挽救、保护工作机制。同时，在国家民族文化政策的支持、指导下，出现一大批著名的《格萨尔》研究专家，他们是史诗的研究者，也是史诗的传播者，如杨恩洪、降边嘉措、平措、王沂暖、诺布旺丹、李连荣等，他们积极响应国家民族文化政策，享受国家、政府的支持，在此条件下史诗的历史地位空前提高。

2.传播兼具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类型，开始搭乘大众传播媒介的“便车”

现代印刷传播时期，史诗通过专家、学者的相互交流实现史诗的人际传播；通过学术机构、专业会议实现史诗的组织传播，90年代以来，在我国的四川成都、西藏拉萨、甘肃兰州、青海西宁、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等地召开了五届国际性的《格萨尔》学术研讨会，并且，在许多藏学研究研讨会上，都设有专门的《格萨尔》研究专题会议，这种有组织、有制度保证的，有明确主题的交流、探讨属于典型的组织传播，史诗的传播类型多元化，兼具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的特性。此外，这一时期的史诗传播也开始借助纸质媒介传播，开始搭乘大众传播媒介的“便车”，报刊、杂志也成为传播史诗的媒介。

3.普通民众的接收受到知识水平的限制《格萨尔》史诗的传播以专家、学者为主，以现代书籍、报刊、杂志为载体，突破了史诗传播时空限制，史诗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扩展，但是，以书籍、报刊、杂志为载体的传播工具，需要读者有一定的阅读能力和知识水平，这将史诗传播限制在广大知识分子的范围内，没有识字能力和知识水平较低的普通民众被隔离在“门槛”之外，这在史诗传播与普通民众之间设置了障碍。

（三）电子传播与《格萨尔》史诗传播

电子传播实现了信息的远距离快速传播，为文化传播开辟了一条便捷、高效的空中通道，突破了传统媒介在空间距离和速度上的限制，“形成了人类体外化的声音信息系统和体外化的影响信息系统。”［14］在中央、自治区政策的推动下，在新技术、新环境的作用下，西藏电子媒介有了长足的发展，广播、电视和电影成为西藏现代化传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而电视“作为‘整个文化传承过程的重要部分’，对西藏民众的影响力最为显著，最主要的作用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百年来知识分子精英所要进行的启蒙运动理想，从基础上动摇了宗法传统，从而将弱势群体纳入现代化进程之中”。［15］《格萨尔》史诗的传播也踏上了新的征程。

1.史诗传播主体以官方媒介为主，民间艺人为辅

电子传播时期，《格萨尔》史诗的传播由官方为主转为官方与民间共存，史诗以音视频的形式传播，其传播主体主要有：以政府为主导的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自治区的广播、电视都对《格萨尔》史诗在西藏的传播作出一定的努力，如西藏人民广播电台与西藏大学合作将扎巴老人的说唱资料整理为音频资料播出；西藏卫视子栏目《西藏诱惑》播出的《格萨尔》史诗相关内容。以导演、歌手为代表的民间艺人也成为《格萨尔》传播的主体，以《格萨尔》史诗为主要内容的影视剧及歌舞剧的出现，实现了史诗传播过程中官方与民间的良性互动。

2.史诗的媒介化特色加深，进入大众传播轨道

“媒介化”的概念是用来解释媒介对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的，着眼于媒介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所谓媒介化简单地说就是社会、文化等的发展被打上媒介烙印，媒介介入并主导文化的生产、传播、演变、消费。从口语传播到电子传播，传播媒介的每一次变迁，都会带来史诗传播载体、主体、内容、形式的改变，史诗的传播被深深地打上了媒介的烙印，史诗传播对媒介的依赖性也日益增强。同时，电子传播将史诗带入大众传播的轨道，史诗的传播主体以专业化的媒介组织为主，如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西藏电视台，以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以社会大众为传播对象，以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为目的，传播过程有明显的组织要求和目的，属于典型的大众传播。

3.传播的内容集商品属性和文化属性于一体

《格萨尔》史诗作为西藏传统文化中的一份子，其本身具有文化属性，史诗借助大众传播媒介传播，具有文化事业的性质。此外，大众传播作为信息生产媒介，其产品价值通过市场实现，人们从大众传播媒介获取信息，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这体现了媒介产品的商品属性。同时，以史诗为主体的导演、歌手等民间艺人通过影视剧、歌舞等传播《格萨尔》的同时，也获得一定的利润，使史诗的传播纳入社会主义市场文化的范畴，史诗的商业化属性鲜明。

（四）网络传播与传统文化

网络被称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大媒介，“是以电脑、电视机及移动电话等为终端，以文字、声音、动画、图像等形式来传播信息的一种数字化、多媒体、互动式的传播媒体。”［16］20世纪90年代，西藏初步建立了自己的网络新闻传播，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媒介环境的发展，网络在西藏地区的覆盖率日渐提高，网络媒介开始应用于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从西藏网站的分布情况来看，它们的主办者主要是各级政府或由政府支持的机构。”［17］网络在西藏的勃兴，沟通了西藏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同时也成为传统文化传播的新渠道。

1.史诗传播的主体互动性加强

与电子传播时期相比，网络传播时期史诗的传播主体更加多元化，除了以官方媒介机构和民间艺人为主的传播主体外，还有普通的参与网络活动的民众。网络为广大网民接触、了解史诗提供了更加便捷、广阔、畅通的渠道，网民不但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提供者。西藏网络媒体的主办者多是各级政府或由政府支持的机构，具有明显的官方特色，能够很便捷地将史诗的传播纳入到社会主流文化和民族文化传播体系。

2.现代传播载体的多元化，加速了史诗的现代化发展

《格萨尔》史诗的传播载体由口语、书籍、杂志、广播、电视进入网络，史诗的传播载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史诗传播载体的变迁，既是西藏媒介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一个路径之一，也是史诗由传统进入现代的一个路径。网络是现代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是一个地方媒介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之一。史诗借助现代化的传播载体，有助于史诗迈入现代化的发展环境，在现代传播领域占得一席之地。

3.传播内容的同质化与异质化并存

笔者在浏览与《格萨尔》史诗相关的网站和网页时发现，网站上的内容大同小异，似乎是简单地复制、粘贴就可以完成网站内容的填充，而且每一个网站上的内容更新缓慢，有的甚至没有更新，史诗传播内容的同质化现象明显。但是，《格萨尔网》、《藏地传奇》等网站的开设，有助于促进以《格萨尔》史诗为主题的文化现象的形成、传播与共享。网络在帮助人们分享同质文化的同时，也为人类更好地表现自我、张扬个性提供可能，推进了史诗传播的异质化，使得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处于所谓的边缘和弱势地位的群体，拥有独立自主话语权的可能，大大强化了交往过程中的个性化、异质化。

三、《格萨尔》史诗传播的总结与思考

（一）媒介变迁是史诗传承变迁、创新的动态机制

《格萨尔》史诗的传播，见证了人类传播从口语传播直至网络传播的漫长过程。在西藏文化传播的每一个时期，史诗都能利用该时期的主流媒介，以实现自身的传播与发展。藏文字产生以前，史诗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民间；印刷术传入后，史诗开始借助印刷媒介传播，以“说唱”和“文本”的形式并存流传；进入电子传播、网络传播后史诗以“音视频”、艺人说唱、文本形式并存流传，媒介的变迁与史诗传承形态的变迁一脉相承。史诗的传播形态、内容日渐发生改变，可以说媒介的变迁是史诗内容、传承形态创新的机制之一，媒介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变迁、转型具有促动作用，“这种促动作用不是突飞猛进或彻底的改变，而是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潜移默化的、日积月累的方式体现着，同时也以一种任何社会力量都无法达到的快速浸漫与全面渗透的态势进行着。”［18］

（二）媒介变迁对于史诗的现代化转型是面双刃剑

传播媒介由传统进入现代是媒介变迁的必由之路，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媒介的现代化是媒介发展的必然路径之一。媒介变迁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起着传承、保护作用的同时，也造成了传统文化的衰微和断裂，有着对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侵蚀与伤害的隐患，可以说媒介变迁是史诗现代化过程的一把双刃剑。现代生活方式造成了传统文化生存土壤的变化，大众传播媒介传递的现代文化使人们的关注点发生了转化，改变了传统文化传播的语境，史诗传播脱离普通民众视野，其传播范围虽有所扩展，但多基于国家、政府保护研究的需要，史诗如何与时俱进，如何应用现代传播媒介，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转型，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文化转型是文化系统的一种自我调整过程，文化在变迁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如何保存旧有的传统，还要考虑如何去进一步创造新有的文化传统，以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及未来社会的需要。”［19］

（三）利用传媒推动文化创新，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任重而道远

目前，随着传播媒介的多元化和复杂化，媒介已日益成为促进文化创新、文化变迁的重要外在因素。当传统文化利用不同的媒介进行传播时，文化就以不同的形态呈现在受众眼前，如何让文化传播不失其内涵，又能让受众更好地接受文化传播的不同形态？媒介的发展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流传播媒介，民族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应该以适应这个时代的途径进行传播，如果某一文化传播的途径相对滞后于现代人接收信息的主流传播途径，那么，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障碍。若不及时地运用新的媒介传播文化，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就会大大减弱，传播范围就会受到限制，从而导致本民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导致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不自信，甚至出现民族文化传播的断层。

这是当前民族文化传播面临的问题之一。我们在创新文化传播载体的同时，也要推动文化内容的创新，只有内容与形式的同步创新，才能实现文化创新。而在民族地区，还要正视现代传媒与民族地区文化观念及传播行为的冲突与调适，唯此，才能实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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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f Medium Changes and the Spread of Traditional Tibetan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epic King Gesar

YUAN Ai-zhong YANG J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inication，Xizang Minzu University，Xianyang，Shaanxi 712082）

Abstract：Medium changes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re closely related. The Tibetan epic King Gesar came into being in the period from the 3rd century BC to the 6th century AD，and it has experienced three historical periods，namely，the period of Bon religion culture，Buddhist culture and socialist culture. The epic become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raditional Tibetan culture. The author has done a case study of the epic King Gesar standing on the reality of the medium changes in Tibet，and introduces the four periods in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Tibet's media，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dia disseminating the epic King Gesar in the four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Additionally，the relationship of medium changes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ibet is discussed，and the problems may exist in responding the changes of media and culture are discussed as well.

Key words：Tibet；Medium changes；the epic King Gesa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OI:10.16249/j.cnki.1005-5738.2016.01.011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738（2016）01-082-007

收稿日期：2015-10-12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藏宗教文化变迁与适应研究”（项目号：11XXW005），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西藏民族文化传播的历史、理论与现实研究”（项目号：10YJAZH112）阶段性成果。

第一作者简介：袁爱中，女，回族，河南郑州人，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