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川康边事之整理，完成建设新西南之使命”
——1940年贺国光编纂《川康边政资料辑要》及其重要价值

王川朱晓舟

（①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②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注意川康边事之整理，完成建设新西南之使命”
——1940年贺国光编纂《川康边政资料辑要》及其重要价值

王川①朱晓舟②

（①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②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中华民国时期的国内社会，延续了自晚清“边疆危机”以来国内更加注重西部地区民族文化、社会研究的风习。1940年，由重庆国民政府边政设计委员会编撰、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出面组织、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1885～1969）主持编撰的《川康边政资料辑要》完成并出版。书中对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社会的记载，不仅有助于国民政府的施政，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也有利于内地社会更好地认识边疆社会，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贺国光（1885～1969）；《川康边政资料辑要》；价值

一、《川康边政资料辑要》及其编撰者贺国光

《川康边政资料辑要》，边政设计委员会编撰，由于是书曾由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出面组织，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1885-1969年）主持编撰，并撰写了序言，故一些资料亦将贺国光视为是书著者。

贺国光字元靖，出自湖北蒲圻（现赤壁市）大族贺氏之族［1］，1885年11月30日出生。早年曾肄业于上海广方言馆。清末朝廷废除科举，编练新军，各省纷纷建立新式军校。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开办“军事讲习所”，并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贺国光的堂兄、四川兵备道贺伦夔升格为“四川陆军速成学堂”。贺国光随父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入川后便投奔堂兄，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入读“军事讲习所”，与刘湘、杨森、唐式遵、潘文华为同学，这些学生入民国后形成了势力，自成一派，号称“速成系”。贺国光1913年入学于陆军大学①1913年，贺国光考入陆军大学第四期学习。“陆军大学”是中国近代唯一的一所最高级别的军事学府，广义上的“陆军大学”既包括1906年至1923年的保定军官学校，还包括1927年到1949年国民政府在南京的由广州黄埔军校搬迁而来的陆军大学。，“成绩斐然”，1916年毕业。

辛亥革命爆发后，贺国光参加了武昌保卫战，后响应北伐战争并参与二次北伐、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①1926年宁汉分裂后，贺国光因倾向于南京方面，部队被吞并。1927年宁汉合流后，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虽无兵权，但能力出色，处事精明干练，很快在国民政府中枢崭露头角，并得到蒋介石的赏识，不仅在1929年的蒋桂战争中出任蒋的参谋长，也是历次“围剿”红军作战的智囊。参阅贺觉非《贺国光，蒋介石的定川大吏》一文。，参赞戎机，多有建树。1934年底，蒋介石为统筹川康滇黔等省对红军的“围剿”组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参谋团，贺国光就任“南昌行营四川剿匪军参谋团主任”。时川军实力派人物刘湘、杨森等人为贺国光同学，有同窗之谊，故蒋介石以贺国光出任入川参谋团主任，实为不二人选。刘湘当时面临对红军连战连败之困境，对这位老同学前来有所希冀，川中军政各界也恭敬欢迎贺国光临川。

1935年1月，参谋团入川，在指导川军抵御红军的同时，亦对川军进行了整编。3月，蒋介石飞抵重庆。10月，在参谋团的基础上，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顾祝同任主任，贺国光任参谋长、杨永泰为秘书长，实际由贺、杨负责。在川军与中央军的关系问题上，杨永泰凡事必坚持原则，贺国光则从中小心周旋。故贺国光被指依仗川军自重，专事敷衍，颇为尴尬。“西安事变”爆发后，川军将领中又有不少人主张扣押和驱逐中央驻川人员。贺国光周旋于刘湘等同学之间，劝说良久，终未生事端。1937年6月，贺国光任“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7月晋升四川行营副主任并代理主任。在这个时候，报纸报道“贺国光所以在四川如此吃得开”，“公私生活都和川中一般军政要员合得来，因此中央与四川之间的很多重大问题，都由他解决”。［2］

1938年刘湘病逝后，蒋介石曾意以贺国光任四川省主席，但川军各将领担心一旦中央掌握川政军权后，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权力，故竭力反对。最终由刘湘系统的王瓒绪出任省主席。

1939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成都设立“委员长行辕，并派贺国光为行辕主任”，简称“成都行辕”，贺国光升任主任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四渝字第九一一号通令》《西康省政府秘字第○○七二号训令》，参见西康省政府秘书处主办：西康省政府公报［R］.康定，1939（3）：87-88.。时王瓒绪亲蒋，引起了川军各将领不满，联名上书要求将王撤职。蒋介石借此机会于当年9月令王瓒绪领兵出川抗日，并在其出征期间亲自兼任四川省主席一职。旋以贺国光兼任省府秘书长，代理省主席职权，如40年代报纸所言，四川省政务“负实际责任的还是贺国光。贺国光以中枢要员的身份，屈居为省府秘书长”［3］，主持全川政务直到次年底。贺国光主川后，川军诸将领对国府“川军国有化”、“政治中央化”的政策仍很敏感和排斥，故给中央派员贺国光诸多不便。

1940年11月15日，蒋介石辞去四川省主席一职，成都行辕主任张群兼任四川省主席。当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贺国光任宪兵司令，赴重庆特别市就任，后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等职。

1946年4月，贺国光调任西昌行辕主任，旋即改任“川康滇边区边务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49年9月，贺国光就任西南军政副长官兼西昌警备司令，12月15日接任国民政府西康省主席③时任国民政府西康省主席的刘文辉已同共产党合作，并于1949年12月举兵起义反蒋，故国民政府改任贺国光为国府西康省主席。。在西昌期间，贺国光积极督理边务，筹备开发，“以奠西南国防重镇之初基”④对于贺国光的任职西昌，评论多认为是贺国光失信于蒋而被放逐的后果（笔者并未找到能支持此说法的材料）。而学界另一种说法是，时值抗战时期，西昌地扼川、康、藏三省区，如日寇继续西犯，重庆也难以坚守时，西昌便可作为国民政府抗战的最后据点，可以继续依靠英美的势力与敌周旋。而当时的西昌地处边远，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建设西昌的担子十分重大而艰巨，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必选一位能力出众，又深得其信任的人员赴任，贺国光便是最好的人选了（注者认为，从当时的客观局势以及能看到的关于贺国光与蒋介石之间关系的资料上分析，此种说法更为可信）。1950年3月，解放军部队攻入西昌之际，贺国光乘飞机前往海南，再转往台湾，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1969年3月5日贺国光病逝，终年85岁，葬于阳阴山第一公墓①关于此处所说的台湾“阳阴山第一公墓”，网络刊载误为“阳阴山”。。著有《八十自述》。

二、《川康边政资料辑要》之成书过程及其主要内容

时值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了抗战建国，加强了对川康边区的治理与开发，乃由委员长成都行辕组织力量，根据旧有资料，收集有关文献资料，调查川康边区各方面的情况，最终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整理编辑成《川康边政资料辑要》，并在成都付梓成书。

所谓“川康边政”，指四川、西康（1939年1月1日建省）二省的边地民族事务。当时，西康省由“雅属”、“康属”、“宁属”三部分组成。“雅属”②包括雅安、荥经、芦山、天全、宝兴、汉源六县，以及金汤设治局。为今雅安地区；“康属”③包括康定、九龙、雅江、道孚、丹巴、甘孜、德格、邓柯、石渠、白玉、瞻化、炉霍、理化、巴安、得荣、定乡、稻城、泸定、义敦等十九县。指今甘孜州康巴藏族地区；“宁属”④包括西昌、越西、冕宁、会理、盐源、盐边、宁南、昭觉等八县，以及宁东设治局。为今西昌地区（这里在清及民初置宁远府，故名）。而川、康二地，均有地域广袤的民族地区，二省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后，地位上升，以致有1939年1月西康正式建省。

贺国光在重庆任职尚未入蓉之际，即与川康军、政两界以外的其他人士有过从，如他1937年与西康宗教人士、藏传佛教上层“八阁呼图克图”商讨西康南部乡城一带的社情［4］；1938年与四川汉传佛教高僧韦舫的交往［5］，等。

1939年西康建省后，贺国光曾在《新四川月刊》发表了多篇文章，论述川康二省对于抗战建国之重要。一如：［6］

四川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在天时地利人和上，皆为天然复兴根据地。……御侮建国，都要以四川地方的开发与政治整理为基础。……在抗战建国期间，四川不仅做一根据地，更应该做一个模范省。

二如：［7］

四川为复兴民族根据地，总裁倡之，全国人士公认之。西康自建省后，而政治文化之地位，日益增高。其宝藏之开发，关系国防之重要，尤使二省之建省，有相需相成而并不可分割之势。故言复兴民族，均瞩目于川康二省。……古人能用巴蜀以图中原，吾人更不难用川康以驱倭寇。……土耳其以凭安哥拉以成复兴之业。今日吾国之川康，昔日土耳其之安哥拉也。

三如：［8］

川康为复兴根据地，为抗战大后方，尤拟有建设方案以规其始，设有建设期成会以要其终。

在贺国光看来，中国古代凭借巴蜀“以图中原”、世界近代土耳其凭借安哥拉“以成复兴之业”，二者与当时川康二地的地位相类似。可以说，他充分认识到了川康二省“宝藏之开发，关系国防之重要”，因此二省在抗战、复兴民族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他的上述论述，固然与他作为联系中央、四川地方的独特身份与使命有关（故有“整理四川政治”等语），同时，这也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与当时国民革命军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1889-1964年）所撰《建设新西康的新精神》、中央大学教授胡焕庸（1901-1998年）所撰《川康两省在抗战期间应负的使命》等文的论述都类似。此外，这也是他组织收集有关文献资料，调查川康边区多方面的情况，最终整理编成《川康边政资料辑要》一书的主要原因。

《川康边政资料辑要》包括了川康二省的边地二十九个县⑤分别是宁属八县，康属十九县中除邓柯、石渠、白玉、定乡、得荣、稻城、义敦以外的十二县以及雷波、马边、屏山、峨边、松潘、里番、汶川、茂县、懋功等县。的基本情况，洋洋二百多万字，可称为当时抗战建国艰难时世下政府出面主编的大型文献汇编。全书包括总的《序言》、《例言》及各县情况、地图等内容。

贺国光在1940年4月亲自为是书撰写了《序言》，说：

蜀中古称天府，幅员之广为各省冠。而西、北、南边区各县邑，尤多边民聚居，习俗锢蔽，知识盲昧，矿产蕴而未辟，土地荒而未治，施政者亦以化外视之，积有年矣。

国光任参谋团主任时，即注意川康边事之整理，思有以易其俗，齐其政，墉通浚发，俾侪于中土。第以交通梗阻，情况隔阂，欲明了其实情，非先从调查入手不可。而调查之始，尤必赖有详确之图籍参稽互证，庶免冥行暗索之诮。爰烦边政设计委员会就川康两省边邑之志乘图书，公私记载，以及各种刊物，凡有关边事，信而可证者，罔不甄综搜采。都凡二十九县，详其区域，条其风俗，推表山川，胪列土官，宜名之曰某某县《资料辑要》，发交各部分研讨。曾一度设调查团赴宁属八邑考察，颇有创获。

二十八年（1939年）春，奉命设行辕于成都……值此抗建并进之际，川康既拥有丰厚之资，则及时图维，尤不容有所徘徊矣。顾欲言开发，非具备相当人力财力不能进行。而规划初，仍必有资于图籍。前所辑资料一书，虽未足言详赡，但大体已具梗概，堪供讲求边区政治教育者及各地军政人员之探索寻绎。续往彼方视察者，得是书而览之，亦可获资借鉴。循是以往，由研究而进于实施，经营缔构，协力以赴，使边邑之发展得与内地相互提携，道一风同，民康物阜，完成建设新西南之使命，乘韦嚆矢之功，兹编有焉。

因饬详加校勘，正其伪误，补其阙略，复加绘各图，命工排印，刊既成书，此以弁其端。

由此可知，是书策划于贺任参谋团主任之际，初稿成于边政设计委员会及其组织的宁属调查团，修订补充、完备刊印于贺任成都行辕主任之时。

编辑是书的“边政设计委员会”，则在《例言》中说：

奉命从事边政设计，其范围为川、康、甘、青等一带边地，是诸边地情形，既与内地迥殊，亦复彼此互异，国人睽隔，素多瞢然。……曾呈准以搜集文献及实际考察为设计前之工作，对于搜集文献一层，经同人短期内旁求之结果……其有关各种官文书，私家著述，及报章杂志等，虽比较为多，但所得亦不过各一二十种而止……而边籍残缺特甚，亦可从知。……

有事涉两县，难于分别者，如越巂与冕宁，盐源与盐边，会理与宁南，西昌与昭觉，以夷请一项而论，其支派之分布，巢穴之联贯，多属横跨两县，当时调查人员之记载，即并从两县而笼统举之，今悉以列于一县，而于他一县本门之下，注明详见某县某门字样，以资识别而便检寻。

是书按照川康边区各县的县别，分三十门类，即疆域、沿革、山脉、河流、气候、建置、建设、种族、户口、官制、交通、民政、司法、行政、财政、教育、警团、储蓄、垦务、产业、物产、礼俗、生活情形、语文、宗教、名胜、古物、古迹、人物、大事记等，记述了各县的概况。

由于各县资料多寡不一，因此是书所录各县，多者达二十余门类，少者则十余门类，均归纳后逐一述之。各县资料既分别成篇、又汇集在一起，各有特点。最早编成的《宁属各县概况资料辑要》即是最完备的一组，其记述以“夷情”、荒地为主，收录的关于种族、“垦务”、产业、山脉、河流、交通诸门的资料，则特别详尽。因为抗战建国，百废待兴，边区荒地，自然是贺国光及“边政设计委员会”心目中开垦的目标，所以是书对于各县荒地调查甚详，热心于“垦务”的倡导，而当时报刊也报道了贺国光倡议并参加在川康滇民族地区推进垦务的“华西垦务公司”等事。［9］

各县记述之末，各附有三百万至四百万分之一比例不同的大幅折页地图，开本约为22.8cm× 14.4cm。

各县记载之中，不乏编纂者报效国家、服务边疆的拳拳之心。如“教育”一门，对于各县教育的发展甚为关注。而贺国光也有多篇涉及川康教育的文章，如他在1940年发表的《如何推进康省的教育文化》一文就指出：［10］

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全国教育界人士，多集视线于海疆而忽视了边疆，多着眼于交通区的装饰教育而轻蔑边僻区的开发教育。……但是，康省今日所处的地位，实与川省同一重要，同有檄赞抗战建国两重的重大使命。

贺国光在文中指出了西康省“教育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也是其积极参与边疆建设的见证。

三、《川康边政资料辑要》之版本及其重要价值

是书由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力量，贺国光出面张罗，收集有关文献资料，调查川康边区情况，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最后整理编辑成书，在成都印刷，线装，共二十九种，成十六册。其中，有多个县合编为一册。

2005年8月，张羽新主编的《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由学苑出版社出版，该资料集收录官方文献、私家著述、社会调查、报刊资料等120余种，约计6000余万字，共计三十册，全文收录了是书（见第二十九至三十册）。

2009年4月，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大正主编的《民国边政史料汇编》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收录了民国时期边政方面的史料，包括蒙藏院及蒙藏委员会的相关史料，如《蒙藏委员会公报》以及其职员录、王公名录、会议记录、决议案、行政统计、调查报告；此时期的重要期刊如《边政公论》、《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等；当时的学者有关边事、边政、边疆地理人文的相关著述以及调查报告；涉及边疆各省份，每部按省份分类，共计三十册，其中亦全文收录了是书（见第二十六至三十册）。

总而言之，是书总体规模达到了约200万字，是当时关于川康边区的规模最大、资料最全的文献整理与文献汇编，为当时川康边区的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结合当时抗战建国及资源短缺的时代背景，是书出版可谓难能可贵。

是书多采用民国时期的实地调查材料，所收资料详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文化教育、地理物产、涉外事宜、风土人情等，具有传统志书的基本门类等体裁及其类似的编纂形式。但是，是书编纂的最初目的，在于更好地在边区施政，即推行“边政”，因而，是书又进行了一番自主的编排，突出边区特色，故是书具有较高的“边政”——时政价值。

此外，是书不仅资料内容充实，比较确切真实，而且叙述通畅，条理分明，且注明来源出处，亦为当今研究西南边疆史地、川康边政、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区域史、中国近现代史等研究领域，提供了重要而丰富的学术资料，故是书具有较高的“资料”——社会史、民族史、学术史等多学科领域的参考价值。

“边政”的时政价值，与“资料”——社会史、民族史、学术史等多学科领域的参考价值，合起来正如该套书的书名《川康边政资料辑要》所揭示的。

四、《川康边政资料辑要》整理本之编纂说明

《川康边政资料辑要》具有重要价值已如上述。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是书只有1940年的成都线装本流传，册数较多，而印数既少，集全不易；且产生于物资匮乏的抗战年代，由于时代局限，是书存在印刷时见错漏、校对不够精详、记述或有失误等瑕疵。

后虽有2005年《民国藏事史料汇编》、2009年《民国边政史料汇编》的全文辑录，但仅为全文照录，没有说明，也没有指出错漏。对于《民国藏事史料汇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等大部头工具书类文献汇编，能够出版已经是造福学界，嘉惠士林，遑论补注。基于此，值得在比对当时文献、进行史料源泉追溯之后，对《川康边政资料辑要》进行一番“补注”式研究，并且得出一些规律性认识。2013 年12月，本课题组得国家社科基金委托项目《巴蜀全书》的专门立项，开始进行“补注”的工作，以期待呈给学界一部精确校正、具备必要注释的《川康边政资料辑要》。

因此，此次整理本的工作，由“校点”、“补注”两部分组成。

第一，“校点”。“校点”即古之“校勘”。根据《川康边政资料辑要》原稿，采证其他资料，如1935年出版的松理懋茂汶屯殖督办总务处长谢培筠所著《川西边事辑览》、1936年出版的松理懋茂汶屯殖督办邓锡侯所编《四川松理懋茂汶屯区屯政纪要》①谢培筠.川西边事辑览［M］.重庆：新民印书局，1935；邓锡侯.四川松理懋茂汶屯区屯政纪要［G］.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二书在出版时间相连续，资料来源则有关联性，因谢培筠为二十八军军长、松理懋茂汶屯殖督办公署督办邓锡侯的部属，并以总务处长名义代行督办近十年。《川西边事辑览》凡八编，共八目：理番迤西林业记、松理茂懋产金区域调查记、松理茂懋汶药材调查记、理汶茂懋四县抚绥崇三屯屯土之现状、松潘草地分类记、部落之状况、经营草地概论、视察松潘草地日记、屯区交通纪等。是书重在实地考察、资料收集基础上提出的经营策略与对策。《四川松理懋茂汶屯区屯政纪要》凡十二章，十二目：屯政机关、屯区概况、交通、军事、夷务、垦务、民政、财政、教育、农林牧畜、矿药、工商等，侧重记载、汇总当时的状况。等史料，认真进行核对、查证、校勘、审订原著文意。在保存1940年版原稿原样的基础上，增加脚注，勘正讹夺，逐一校正。校勘辑补工作，每有疑难问题或当推翻旧说之处，虽可定案仍须有以阐明，皆未便夹叙入正文，别以助语剖析之。此系典籍整理的传统方法，兹不赘言。

第二，“补注”。“补注”则兼具古籍整理、研究之双重性质，系参照传统史学的作法，结合陈垣先生“史源学”的考证路径，根据当时的报刊等史料，积极进行文献最初出处的辨析、考证，判断真伪等工作，并进行初步研究，产生某些研究成果，总结出某些规律性认识。

因此，本次整理，于考订《川康边政资料辑要》原书文义所当及者，积极搜订征验，博考精辨，甄采群言，斟酌厘正，以提供较为精详的版本，省去览者考核之劳。故大凡僻字晦义、成语典实，以及相关之人名地名、历史名词，皆征引群书，诠释疏通，给予注释，每一注释，凡几十字到几百字，长短不一，其篇幅根据内容而定。力争做到每一注释，达到理其纷歧、勒为定说之程度，但必使注释皆明确可征，以待览者审核。

参考文献

［1］贺觉非.贺国光，蒋介石的定川大吏［G］//湖北文史资料第1辑（总第62辑）.2000：120-127.

［2］作者不详.贺国光的婆婆妈妈气［J］.国际新闻画报，1947 （76）：4.

［3］鱼.治川难！难于上青天［J］.文饭，1946（28）：10.

［4］贺国光.公牍：函八阁呼图克图据函述乡城军［J］.军政月刊，1937（18）：59-60.

［5］贺国光主任来书［J］.海潮音，1938，19（8）：60.

［6］贺国光.四川政治之回顾与前瞻［J］.新四川（月刊），1940，1 （8）：4-8.

［7］贺国光.川康建设之一般问题：建设川康与复兴［J］.新四川（月刊），1940，1（10、11）：9-10.

［8］贺国光.七七事变与民族信念［J］.新四川（月刊），1941，2（2、3）：9-12.

［9］无名.贺国光等筹组“华西垦务公司”［J］.四川经济月刊，1938，10（3）：30.

［10］贺国光.如何推进康省的教育文化［J］.康导月刊，1940，2 （10）：7-8.

［责任编辑：周晓艳］

A Study on the Value of HE Guo-guang's“Compiled Materials of the Borderland Politics in Sichuan and Xikang”

WANG Chuan①ZHU Xiao-zhou②

（①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②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4）

Abstract：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periods，because of the severe frontier crisis，increasingly attentions were focused on the researches of the ethnic culture and society. In 1940，“Compiled Materials of the Borderland Politics in Sichuan and Xikang”was published. This compilation of the book was arranged by the Council of Frontier Ethnic Affairs Committee，the chairman's office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al Military in Chongqing appointed Guoguang（1885-1969），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in Chengdu，to be the chief editor. As the book records many materials about the ethnic culture and society，it is beneficial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addition，it renders the people in hinterlan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society in borderland. Accordingly，it possesses both social and academic values.

Key words：HE Guo-guang（1885-1969）；Compiled Materials of the Borderland Politics in Sichuan and Xikang；values

DOI:10.16249/j.cnki.1005-5738.2016.01.003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738（2016）01-013-006

收稿日期：2015-11-20

基金项目：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巴蜀全书”（项目号：10@ZH005）子项目“民国时期《川康边政资料辑要》整理”（项目号：BSQS2013Z06）阶段性成果。

第一作者简介：王川，男，汉族，四川乐山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近现代区域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区域史、康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