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词臣北朝客”——陈隋间入北的南方文人及其文学活动

陈　君



“南朝词臣北朝客”
——陈隋间入北的南方文人及其文学活动

陈君

摘要：公元6世纪末叶，伴随着杨隋政权对南方的两次政治军事斗争胜利，大量南方文人由南入北，进入关中政权。其中，柳等后梁文人的入关，继王褒、庾信等人之后再次加强了南朝文学在关中的优势地位，成为南北文学合流的重要一环。而陈代文人借鉴了前代文人的经验教训，以其文学积极依附于关陇勋贵，参与学术文化活动，在隋唐之际致身通显。江总则以其南北流寓的悲剧命运、脆弱忧伤的文学形象，成为六朝文人在后代的典型记忆。从文人流动的视角来观察南北朝隋唐之际的历史运动，文学艺术上的“南朝化”趋势很明显，南朝文学优势地位的取得有其必然性。

关键词：柳；江总；南朝文学；北朝文学；“南朝化”

一、引言

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使南北方的学术和文学走上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形成两个不同的传统。北魏政权虽然于公元439年统一了北中国，但在“六镇起义”后又分裂为东魏、西魏两个政权，南方则经历了东晋和宋、齐、梁、陈四个王朝的更嬗。相对于大家所熟知的魏蜀吴“前三国”时代而言，南北朝后期并立的北方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政权和南方梁陈政权，常常被称为“后三国”时代。公元6世纪末叶，“后三国”时代逐渐进入尾声，577年，北周平齐，北方首先实现了统一。581年，杨坚代周立隋，587年，废除了江陵的后梁傀儡政权。589年，隋平陈，实现了全国统一。伴随着杨隋政权对南方两次政治军事斗争的胜利，大量南方文人由南入北，进入关中政权，与此同时，南朝文学和文化也进一步北传，并在杨隋初唐得以继承和传播。本文希望通过考察隋废后梁与隋平陈后入北的两批南方文人及其文学活动，一窥南北朝隋唐间文学和文化的走向。

伯庄以贞观之初，奉敕于弘文馆讲授。遂采邹、徐二说，兼记忆柳公音旨，遂作《音义》二十卷。”*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附录二，2013年，第10册，第4017页。从《后序》所述可知，“柳公音旨”是初唐刘伯庄所撰《史记音义》的重要来源之一*参见牛巧红《刘伯庄〈史记音义〉考评——以〈史记索隐〉、〈正义〉所存佚文为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年第2期。。

春鸟一啭有千声，春花一丛千种名。旅人无语坐檐楹，思乡怀土志难平。唯当春共酒，暂与兴相迎。*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五，第2690页。

三、隋平陈与江南文人的入关

陈祯明二年(隋开皇八年，588)，隋文帝以儿子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及大将杨素为行军元帅，大举伐陈。祯明三年(589)正月，隋军攻破建康，陈后主被擒，陈朝至此历五主三十三年而亡。陈的灭亡，标志着南北分裂长达二百余年的局面结束。

陈朝灭亡后，皇室与大批贵族被迫北上入关，《南史》卷十《陈本纪下·后主纪》云：

三月己巳，后主与王公百司，同发自建邺，之长安。隋文帝权分京城人宅以俟，内外修整，遣使迎劳之，陈人讴咏，忘其亡焉。使还奏言：“自后主以下，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隋文帝嗟叹曰：“一至于此。”*《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册，第309页。

一大批学者文人也在入关者之列。计有姚察(533—606)*《陈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点校本，第2册，第352页。、江总、孔绍安、孔绍新*孔氏兄弟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一九○上《文苑上·孔绍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册，第4982~4983页。、顾彪*《隋书》卷七五《儒林·顾彪传》,第6册,第1724页。、阳缙、蔡凝(543—589)*《陈书》卷三四《文学·蔡凝传》：“陈亡入隋，道病卒，时年四十七。”第2册，第471页。、凝子君知、阮卓(531—589)*《陈书》卷三四《文学·阮卓传》：“祯明三年入于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终，因遘疾而卒，时年五十九。”第2册，第472页。、徐孝克(527—595)*《陈书》卷二六《徐陵附徐孝克传》：“陈亡，随例入关。”第2册，第338页。、潘徽*《隋书》卷七六《文学·潘徽传》，第6册，第1743页。、韦鼎*《隋书》卷七八《艺术·韦鼎传》，第6册，第1771页。、陆知命*《隋书》卷六六《陆知命传》，第5册，第1560页。、王昚、王昚弟王胄(558—613)、王頍*《隋书》卷七六《文学·王頍传》，第6册，第1742页。、徐仪*《陈书》卷二六《徐陵附徐仪传》：“陈亡入隋，开皇九年，隐于钱塘之赭山，炀帝召为学士，寻除著作郎。大业四年卒。”第2册，第336页。、许善心(558—618)*《隋书》卷五八《许善心传》，第5册，第1424页。、虞世基*《隋书》卷六七《虞世基传》，第6册，第1572页。、世基弟世南(558—638)*《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册，第2565~2566页。、褚亮(560—647)*《旧唐书》卷七二《褚亮传》，第8册，第2578页。、亮子遂良*《旧唐书》卷八○《褚遂良传》，第8册，第2729页。、岑德润、虞绰(561—614)、庾自直*《隋书》卷七六《文学·庾自直传》，第6册，第1742页。、蔡徵、袁充、许善心、袁朗*《旧唐书》卷一九○上《文苑上·袁朗传》：“袁朗，雍州长安人，陈尚书左仆射枢之子。其先自陈郡仕江左，世为冠族，陈亡徙关中。”第15册，第4984页。、朗从父弟承序*《旧唐书》卷一九○上《文苑上·袁朗传附承序传》，第15册，第4985页。、毛爽、陈氏子弟陈伯礼、陈伯智、陈叔文、陈渊等。其中虞世基、世南兄弟，时人以方“二陆”*《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陈灭，与世基同入长安，俱有重名，时人方之二陆。时炀帝在藩，闻其名，与秦王俊辟书交至，以母老固辞，晋王令使者追之。大业初，累授秘书郎，迁起居舍人。”第8册，第2565~2566页。。陈朝文人的入关，使南北文学实现了表面上的统一，正如《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序》云：

入隋的陈代文人多入藩王幕府，充为学士，如王眘、王胄兄弟二人为晋王杨寿学士*《隋书》卷七六《文学·王胄传》：“及陈灭，晋王寿引为学士。仁寿末，从刘方击林邑，以功授帅都督。大业初，为著作佐郎，以文词为炀帝所重。……胄兄眘，字元恭，博学多通。少有盛名于江左。仕陈，历太子洗马、中舍人。陈亡，与胄俱为学士。炀帝即位，授秘书郎，卒官。”第6册，第1741~1742页。；庾自直、虞绰为晋王杨广学士*《隋书》卷七六《文学·庾自直传》：“陈亡，入关，不得调。晋王广闻之，引为学士。大业初，授著作佐郎。”第6册，第1742页。《隋书》卷七六《文学·虞绰传》：“及陈亡，晋王广引为学士。大业初，转为秘书学士，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第6册，第1739页。；潘徽为秦孝王杨俊学士*《隋书》卷七六《文学·潘徽传》：“及陈灭，为州博士，秦孝王俊闻其名，召为学士。尝从俊朝京师，在涂，令徽于马上为赋，行一驿而成，名曰《述恩赋》。俊览而善之。复令为《万字文》，并遣撰集字书，名为《韵纂》。”第6册，第1743~1744页。。等到隋炀帝即位，他们都集中到宫廷中来，大业初年，徐仪先为学士，后为著作郎*《陈书》卷二六《徐陵附徐仪传》：“陈亡入隋，开皇九年，隐于钱塘之赭山，炀帝召为学士，寻除著作郎。大业四年卒。”第2册，第336页。，王眘、虞世南为秘书郎*《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大业初，累授秘书郎，迁起居舍人。”第8册，第2566页。，王胄、庾自直为著作佐郎，虞绰、顾彪为秘书学士*《隋书》卷七五《儒林·顾彪传》：“余杭顾彪，字仲文，明《尚书》《春秋》。炀帝时为秘书学士，撰《古文尚书疏》二十卷。”第6册，第1724页。。此时处于杨隋政权核心的是出自武川系的关陇集团，可谓北人主导政治，而南人主导学术文化。这批入关的侨性士族的政治命运，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论，“迁入关中的江南士族中，虽然仍有人跻身于统治核心，得以支撑门户，但这固然由于他们的门第阀阅尚受到社会的尊重，更由于传统的文学修养，使他们在北朝后期以来崇尚南朝文化的风气中致身通显，依附于关中军事贵族而维持其政治地位。如会稽虞世基、世南兄弟，号称博学多才，世基在隋朝官至内史侍郎，参掌朝政，世南亦以文名显于唐初。又如出身侨姓高门的钱塘褚亮、遂良父子，高阳许善心、敬宗父子均以文学著称，在隋唐间致身通显”*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71页。。

陈代文人在入关前后心理上有一些不适，这在诗歌中有所反映，如虞世基《初渡江诗》云：

敛策暂回首，掩涕望江滨。无复东南气，空随西北云。*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六，第2714页。

这首诗描写了作者由南入北的伤心与无奈：东南的天子之气已经消去，只能随着西北的浮云远逝。“无复东南气，空随西北云”，前一句用秦始皇的典故——秦统一后，有方士告诉秦始皇东南有天子之气，所以秦始皇东巡会稽以压之；后一句中的“西北云”典出《古诗》“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曹丕《杂诗》其一也有“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的句子。等到渡过长江，入关之时，世基又有《入关诗》：

陇云低不散，黄河咽复流。关山多道里，相接几重愁。*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六，第2715页。

这首诗描写了北方风物与江南的不同，诗作将入关行程的艰难与旅人心绪的愁乱结合在一起叙述，让人感到愁丝竟然同关山万里一样连绵不绝。

南北朝后期，由南入北的文人前后共三批，陈代文人正是从前辈文人那里看到了自己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前进的方向，而以其文学积极依附于关陇勋贵。最初，陈代文人如北齐文人一样也被忽视。《隋书》卷六七《虞世基传》：“及陈灭归国，为通直郎，直内史省。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怏怏不平。尝为五言诗以见意，情理凄切，世以为工，作者莫不吟咏。”而庾自直也是在陈亡入关后，“不得调”*《隋书》卷七六《文学·庾自直传》，第6册，第1742页。。吕让的《和入京》正是这一历史处境的反映，诗云：“俘囚经万里，憔悴度三春。发改河阳鬓，衣馀京洛尘。钟仪悲去楚，随会泣留秦。既谢平吴利，终成失路人。”*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七，第2733页。诗歌咏叹自己不能如东吴二陆那样是西晋的“平吴之利”，而只能沦为失路之人。

但这样的情况并未持续很久，最终因为炀帝喜欢江南文化，偏爱南方文人，不少陈朝文人以其文学得到隋室的信用，《隋书》卷七六《文学·庾自直传》：

陈亡，入关，不得调。晋王广闻之，引为学士。大业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属文，于五言诗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为帝所爱。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诋诃。自直所难，帝辄改之，或至于再三，俟其称善，然后方出。其见亲礼如此。*《隋书》，第6册，第1742页。

这些都表明，南北朝后期南方文人的北上与南朝文化的北传是同步的，南方文人以其才学终究受到杨隋政权的重用。又如《隋书》卷七六《文学·虞绰传》：

及陈亡，晋王广引为学士。大业初，转为秘书学士，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绰所笔削，帝未尝不称善，而官竟不迁。初为校书郎，以藩邸左右，加宣惠尉。迁著作佐郎，与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诏，恩盼隆洽。*《隋书》，第6册，第1739页。

(君范)至长安，隋文帝并配于陇右及河西诸州，各给田业以处之。初，君范与尚书仆射江总友善，至是总赠君范书五言诗，以叙他乡离别之意，辞甚酸切，当世文士咸讽诵之。*《陈书》，第2册，第361页。

昔日好友到了异国他乡，难免会更加惺惺相惜，陈君范与江总在南方可以时时欢聚，入北后却不得不分开，悲痛的人生体验凝聚在诗歌里，自然能打动人心。王胄的《酬陆常侍诗》也是乱离之后真情实感的抒发：

相知四十年，别离万余里。君留五湖曲，余去三河涘。寒松君后凋，溺灰余仅死。何言西北云，复觌东南美。深交不忘故，飞觞敦宴喜。赠藻发中情，奇音迈流徵。追惟中岁日，于斯同憩止。思之宛如昨，倏焉逾二纪。畴昔多朋好，一旦埋蒿里。无人莫己知，有恸伤知己。把臂还相泣，岿然吾与子。沾巾行自念。哀哉亦已矣。吾归在漆园，著书试词理。劳息乃殊致，存亡宁异轨。大路不能遵，咄哉情可鄙。*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五，下册，第2700~2701页。

王胄在诗中写自己与陆常侍之间的交往与情谊长达四十年，后因陈亡不得不分别，陆常侍留在南方，王胄来到关中，从此相隔万里之遥。这一次久别相逢，真是不易，想起以前觥筹交错、相聚欢好的情景，恍若昨日，而屈指算来已经二十多年了。故交很多已经去世，现在只剩下两人在这里把臂相泣了。

四、江总：脆弱忧伤的文学形象

在由南入北的陈朝文人中，以江总的文学成就为最高。江总字总持，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梁末，侯景攻陷台城，江总避难至会稽，后又转至广州，依附舅父萧勃，遂流寓广州多年，陈文帝天嘉四年(563)被征回建康。后主时江总仕宦日显，历任吏部尚书、尚书仆射、尚书令等。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平陈，江总入长安，官居上开府，不久以年老南还，卒于江都(今江苏扬州)，年七十六，有集三十卷、后集一卷。

在陈时，江总主要以艳体诗的创作闻名。《陈书》卷二七《江总传》称总“好学，能属文，于五言、七言尤善，然伤于浮艳，故为后主所爱幸。多有侧篇，好事者相传讽玩，于今不绝”，又称其居官不持政务，唯与后主、陈暄、孔范、王瑳等十余人游宴后庭，饮酒赋诗，当时谓为“狎客”，由是“国政日颓，纲纪不立……君臣昏乱，以至于灭”*《陈书》卷二七《江总传》，第2册，第347页。。梁末侯景之乱时，江总流寓广州依附舅父萧勃，因为生活动荡不安，诗歌中常常流露出忧思离愁，如《秋日登广州城南楼诗》：

秋城韵晚笛，危榭引清风。远气疑埋剑，惊禽似避弓。海树一边出，山云四面通。野火初烟细，新月半轮空。塞外离群客，颜鬓早如蓬。徒怀建邺水，复想洛阳宫。不及孤飞雁，独在上林中。*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八，第2579页。

夕阳西下，诗人独倚南楼，笛声悠扬，随风吹来，颇引愁绪。作者饱受流离之苦，心绪不宁、鬓发凌乱，真如那离群孤飞的大雁一样。

陈为隋灭，江总沉痛地写出了《哭鲁广达》：“黄泉虽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义死，不作负恩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八，第2595页，鲁广达事迹见《陈书》卷三一《鲁广达传》、《南史》卷六七《鲁悉达附弟广达传》。广达字遍览，陈之良将，隋将贺若弼进军钟山，广达为中领军，率军苦战，宫城破，乃就执。祯明三年(589)，依例入隋，广达怆本朝沦覆，遘疾不治，寻以愤慨卒，时年五十九。江总抚柩恸哭，在棺头题下此诗。后江总又为鲁广达制墓铭，述其忠概。其略曰：“灾流淮海，险失金汤，时屯运极，代革天亡。爪牙背义，介胄无良，独摽忠勇，率御有方。诚贯皎日，气励严霜，怀恩感报，抚事何忘。”江总的诗歌和碑铭，借他人之事抒发了自己的易代之悲和惭愧之心。

入北后，经历过亡国之痛的江总诗风有所变化，作品中时常流露出感伤的情绪，如《秋日游昆明池诗》云：

灵沼萧条望，游人意绪多。终南云影落，渭北雨声过。蝉噪金堤柳，鹭饮石鲸波。珠来照似月，织处写成河。此时临水叹，非复采莲歌。*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八，第2579页。

这首诗是江总入北后游览长安昆明池而作，因生活缺少趣味，心绪亦备感寥落，看这池水也是一片萧条。这北方的水色，与江南采莲时的情景大不一样了，作者感慨不多，却意味深长。江总曾有机会回到南方去，他的《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诗》云：

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八，第2595页。《太平御览》卷三二作《九日至微山亭诗》。

正是九月九日重阳节，本该亲人团聚，共饮菊花酒，诗人却还在从长安还扬州的途中。作者由重阳想到菊花酒，进而想到故乡的“篱下菊”，思乡之情写得萧散疏淡。后来唐代王维的《杂诗三首》其二“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即脱胎于此，且将菊花换作了梅花。因为还没有看到故乡的样子，心中只有满腔的思念，所以不觉伤心。当江总真的目睹家乡的惨破之后，心中则尽是伤怀之感，《南还寻草市宅诗》：

红颜辞巩洛，白首入缳辕。乘车行故里，徐步采芳荪。径毁悲求仲，林残忆巨源。见桐犹识井，看柳尚知门。花落空难遍，莺啼静易喧。无人访语默，何处叙寒温。百年独如此，伤心岂复论。*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八，第2588页。

年纪大了，回到江南的故乡。家中已是林残径毁，只有几棵桐木与柳树还让人辨识出这是自己的故园。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在一起说话谈天，也没有地方可以嘘寒问暖。人生百年，不过如此，又何必再谈什么伤心之事呢？“百年独如此，伤心岂复论”，是江总无可奈何的悲叹，也是这变乱时代的缩影。

在后人心目中，江总是一个柔弱感伤的文人形象，因其立场有异，评价也不尽相同。韩愈《韶州留别张端公使君(籍)》云：“来往再逢梅柳新，别离一醉绮罗春。久钦江总文才妙，自叹虞翻骨相屯。鸣笛急吹争(一作催)落日，清歌缓送款(一作感)行人。已知奏课当征拜，那复淹留咏白。”*《全唐诗》卷三四四，第5册，第3861页。刘禹锡《金陵五题·江令宅》云：“南朝词臣北朝客，归来唯见秦淮碧。池台竹树三亩余，至今人道江家宅。”*《全唐诗》卷三六五，第6册，第4118页。李商隐《南朝》云：“满宫学士皆颜(一作莲)色，江令当年只费才。”*《全唐诗》卷五三九，第8册，第6149页。正如曹道衡先生所言：韩愈对江总似推崇他的文才，刘禹锡似较为同情他的身世，李商隐虽然对江总心存讥讽，但还是肯定他的才华*曹道衡：《论江总及其作品》，《齐鲁学刊》1991年第1期。。“南朝词臣北朝客”，是江总在后代的隐喻性象征，以江总为代表的南朝文人，注定要给后人留下脆弱忧伤的文学形象。后代文人对江总的评说，可以视为南朝文人甚至六朝文人的总体印象。

五、余论：从文人流动看“南朝化”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处于东汉与中唐的变局之间，从宏观角度来观察这个时期的历史地位，有两种不甚一致的意见。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主张：唐朝中期以后最明显的是南朝化问题。他认为：“随着南北政治上的重归统一和文化上的融汇交流，南北分裂时期出现的种种差异逐渐缩小。如前所述，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但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东晋南朝的继承，我们姑且称之为‘南朝化’。”*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86页。而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主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发展主流在北不在南。他认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不在南。”*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62页。其实，这两个看法并不矛盾，前者指出的是唐代中期以后的变化，后者则是着眼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之际的历史转折。前者着重于社会文化的变革，后者着眼于政治史的角度。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文学创造了时代的一部分特征与文化品格，南北朝隋唐之际，文学艺术上的南朝化趋势很明显，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较倾向于唐先生的看法。特别是从文人流动的视角来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学史运动，南朝文学优势地位的取得有其必然性。

王褒、庾信等江陵文人入关时，变起仓促，毫无心理准备，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成为他们后期创作中的重要主题。由于西魏北周文学的基础并不深厚，这一移植的文学在入关后迅速取得领袖地位，主导了西魏北周文学发展的潮流，也奠定了隋唐皇室文学趣味的基础。但作为南北文学分流以来北上文人的第一批，王褒、庾信等南朝文人的政治文化命运对以后入关文人的生存策略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因为它是南朝文学被北朝文学接纳的初次尝试，这次文人流动的结果奠定了北周隋唐皇室文学趣味的基础，使得从北朝文学到杨隋初唐文学的过渡呈现自然的状态。

杨隋平陈，南北文学形式上取得了统一，陈代文人借鉴了前代文人的经验教训，以确定自己的应对策略，从而有更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正是从前辈文人那里看到了自己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前进的方向，钱塘褚亮、遂良父子，高阳许善心、敬宗父子以其文学积极依附于关陇勋贵，在隋唐之际致身通显是最好的说明。陈代文人是南北朝后期最后一批入关的南朝文人，他们终结了南北文学对立分散的局面，是南北文学初步统一的标志，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南朝文学在北朝的影响，加强了南朝文人在文学界的领导地位。从此，南朝文学直到初唐都是文坛上最流行的风尚，唐太宗如此，上官仪如此，后来初具律诗意味的沈佺期(656？—约714或715)和宋之问(约650至656—713？)也是如此，故元好问(1190—1257)《论诗绝句》云：“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郭绍虞：《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63页。

CHEN Ju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责任编校：刘云

On the Literary Activities of Southern Literati

in the North during the Chen and Sui Dynasties

CHEN Jun

Abstract:In the late Sixth Century, many southern literati such as LIU Bian and JIANG Zong were forced to migrate from southern to northern China after the military victories of the Sui Dynasty in the south. The migrations had profound impacts not only on the literary tastes of the imperial members of the Northern Zhou(557-581), Sui(581-618) and Tang(618-907) Dynasties, but also on the shaping of literature in the latter two Dynasties. Interest in the Southern Dynasty’s literary style became widespread in the Northern Dynasty due to migration, which shaped the style and taste of Early Tang literature.

Key Words:LIU Bian; JIANG Zong; Southern Dynasty Literature; Northern Dynasty Literature

作者简介：陈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732)。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6)01-0042-10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6.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