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理性”与“非家异感”
——“反犹主义”的双重根源及当代启示

马　欣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启蒙理性”与“非家异感”
——“反犹主义”的双重根源及当代启示

马欣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将“反犹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病症，认为其病灶在“启蒙理性”和“非家异感”。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由于人类对知识、技术的一味依傍，“启蒙理性”逐步丧失其价值维度，成了宰制犹太人的工具；弗洛伊德的“非家异感”，是指人类在孩童期就已形成的对陌生、异在的恐惧心理，在此心理机制的影响下，“无根”的犹太人饱受敌意、屡遭排斥。当今仍然存在着不少“反犹主义”的变体，故须时刻保持理性的自我反思与批判，让启蒙远离极权、回归正途，同时应该认识到每个人都有作为异在、他者的一重身份，我们可以通过接纳、融入或创造新的文化，逐步消除由“非家异感”而引发的隔阂与敌对。

反犹主义；启蒙理性；非家异感

“反犹主义”(Antisemitismus)这个话题似乎已成明日黄花， 正如阿多尔诺所言：“反犹主义者已不复存在了。”[1]207一提到“反犹主义”，我们的记忆大都会定格在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的纽伦堡法案、水晶之夜、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等一连串惨绝人寰的排犹暴行。然而作为启蒙辩证法之消极产物的“反犹主义”并非个案，当今具有类似恐怖倾向的变体比比皆是，如打着各种旗号的“恐怖主义”“种族主义”“霸权主义”……，以及具有类似心理机制的民族、地域、性别、身份等偏见问题，或者当我们将目光转向自身，是否也曾有过被排斥而陷入孤立的境遇？

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反复强调：“反犹主义”既不是一个种族主义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异族宗教文化的问题，或者是由经济利益导致的冲突。其病灶在启蒙理性自身，以及人类在孩童时期就形成的对于“陌生”的恐惧心理。可以说，非理性、盲目的“反犹主义”是启蒙走向自我毁灭，以及病态心理机制“非家异感”的极端体现，这二者导致了现代社会的普遍性危机，其解决之道也在对双重根源的省思之中。

一、“反犹主义”的第一重根源——“启蒙理性”

从历史上看，犹太人在欧洲就是一个“流浪的民族”，它的无根性与受迫害的命运紧密相联。犹太民族于公元586年沦为巴比伦的囚徒；中世纪天主教独掌大权，犹太人又几经迫害和驱逐；到近代，德国法西斯制造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案、秘密建造集中营、制造恐怖活动，目的就是将作为异在的犹太人“清除”出去。如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所言：“法西斯主义并不把犹太人看作是少数民族，而是把他们看作敌对种族，作为某种消极原则的体现，认为世界的福祉应建于这个种族的灭绝之上。”[1]177反犹主义者将犹太人定义为与德国雅利安人决然对立的劣等种族，他们相信，犹太人与他们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其表面上是优与劣的鸿沟，本质上是生与死的鸿沟。对犹太人异种特征的评价到启蒙晚期已在非犹太人中盛行。[2]尽管事实上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欧洲并且与其他种族通婚的犹太人，他们身上的犹太种族特征已然淡化。

此外，犹太人特殊的宗教文化也早已经被欧洲文明所浸淫。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看来，正因为启蒙精神融入了犹太人的血液，才使其成为近代资产阶级：“被同化了的犹太人借助自我约束的启蒙精神，战胜了如同第二次割礼般被奴役的痛苦回忆，这种精神使他们从被分化了的共同体径直转变为近代资产阶级。”[1]178霍克海默认为，犹太人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他们被启蒙为代表的欧洲文明所同化乃是一种堕落：“犹太文化在哪儿？它在多大程度上要胜过当今正在解体的欧洲和美国文明？现代犹太人为了接受低下的东西而放弃了高尚的东西，这是同化的本质所在。”[3]然而，已被欧洲文明所同化的犹太人，甚至那些为了融入主流社会而改信基督新教的犹太人，并未因此改变作为外乡人的凄惨命运。“不管这些杰出的犹太人成就了多少伟大的事业，都不能使他们被接纳为欧洲子民；他们从来不被允许在欧洲扎下根来，也因此而居无定所。犹太人为了保证自己的生活地位，充其量只能依靠皇帝、诸侯或是专制主义国家。”[1]183-184

由此可见，犹太民族的悲惨处境，并非由其自身特殊的宗教文化所导致，也不能归咎于其种族特征，其原因要从欧洲统治者对犹太人的边缘化及残酷利用谈起。犹太人原本有自己固定的生活秩序，而这样一种特殊性、外来的身份被统治阶级排斥和敌视，为了真正融入欧洲民族，获得平等、合法的地位，犹太人历经千辛万苦成了工厂主、商人，可是在他们帮助统治者推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同时，也逐步成了被压迫者宣泄仇恨的出气筒：“统治者一旦能利用犹太人作为一种“中间人”(Vermittler)，他们就保护犹太人去抵抗那些须为进步付出代价的‘大众’(Massen)。犹太人就成了进步的殖民者。自从他们作为商人帮助罗马文明传遍文雅的欧洲，他们在与家长式宗教的和谐共处中是城市的、资产阶级的、最终是工业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把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带到了不同的国家，同时也把所有深受资本主义压迫的人们的仇恨转移到了自己身上。”[1]184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指出，犹太人的资产阶级特性与统治阶级对外乡人的压迫息息相关，因而在犹太文化固有的秩序与统治阶级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的关系，即犹太人渴望得到统治阶级的接纳，同时又免于被控制，但统治者令其始终无法达成所愿，统治者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是“贪婪和恐惧的关系”[1]178。犹太人为了生存只能任由“被同化”，并且在经商的过程中浸染了资产阶级的启蒙精神，他们被统治者利用去剥削劳苦大众，并通过辛苦劳作取得经济利益，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悲叹道：“商业不是他们的职业，而是他们的命运。”[1]184他们在表面上守护了自己的权益，逐步成长为社会中的富有阶层，却长久地被束缚在流通领域，实际上并没有独占市场的他们最后却被反犹主义者指控为社会财富的“窃贼”和“殖民者”。简言之，从欧洲资产阶级统治者对犹太人的同化和利用来看，“反犹主义”本身就带有启蒙的印记。

我们通常所说的启蒙，是指17、18世纪在欧洲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倡导用理性之光驱走专制统治和教会压迫的阴霾，并主张自由、民主与平等，例如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和康德的“运用你自己的知性(理智)”，都是这一精神风潮的概括。然而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理解的启蒙并不止于此，他们指出了启蒙的另一面：启蒙在努力反抗权威的过程中逐步使自己成了权威，启蒙的结果不仅是自由和独立，还有专制和屠杀。可以说，启蒙自身便具有作为自由精神和极权主义的双重特性，这矛盾的双重性扎根于它所依傍的理性。霍克海默在《工具理性批判》中将理性区分为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主观理性以计算、工具为手段，依照主观目的行事，它最终走向了形式理性即非理性；客观理性则是以客观的标准、原则来行事，它以追求真理为使命。理性概念的辩证运动，即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一方被压制、另一方占主导的状况在其进程中交替发生。在启蒙的背景下，理性的扭曲来自主观理性“自我持存”(Selbsterhaltung)力量的推动，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启蒙过程从一开始就得益于自我持存的推动，但是这种推动使理性发生了扭曲，因为它只要求理性以目的理性控制自然和控制冲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只要求理性是工具理性。”[4]最终，理性完全成了工具、手段，而遗失了原本应该具有的超越“自我持存”的目的，即客观理性的力量。

《启蒙辩证法》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启蒙理性的病症，即对科学技术一味依傍，从而丧失理性的价值维度。在《启蒙的概念》一文里，“神话就是启蒙”与“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这两句箴言深刻地浓缩了启蒙的悲剧，“神话就是启蒙”是指远古的神话结构渗透着人类的理性，神人同形论、众神的等级制便是明证；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是说启蒙一开始用自然科学知识祛除了神话中的愚昧，但是当启蒙具有了统辖一切的权力之后，人类却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的状态，启蒙的倒退带来的后果是技术对自然的压制以及对人类的宰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启蒙理性为“反犹主义”的一重根源，启蒙理性的消极产物“极权”与“宰制”，与反犹主义者对犹太人的迫害、驱逐和屠杀息息相关；反犹主义者为了制造仇恨而扣在犹太人头上的“帽子”：“爱拉帮结派”“不诚实”“唯利是图”“谋权”等，这些特性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看来，都是具有偏见的个体在解决内部道德冲突时的想象和夸大，而反犹主义者自身正是这些罪名的践行者。因而“反犹主义”看上去更像是一场文明的仪式：是我们内部冲突的外部化，即用一种定型化的、道德的“我们”来反对一种定型化的、不道德的“他们”。反犹主义者表面上时刻流露出对犹太人的厌憎，实际上却在模仿着他们：“愤怒、嘲弄和恶意的模仿，原本是同一回事。法西斯主义的形式本质、仪式的纪律、制服以及一整套徒劳无益、不合理的机构，其意义都在于促成模仿的行为。”[1]194犹太人将禁忌作为文明的基本准则，反犹主义者也在官方宣布禁令的时刻聚众欢呼，以表示他们是有着共同目标的集体。

1938年11月9日夜至10日凌晨，在纳粹的怂恿下，犹太人的教堂、商铺甚至住宅一夜之间被大面积捣毁，破碎的玻璃渣在月光和灯光的照射下犹如水晶般发光，后来这场灾难被讽刺为“水晶之夜”，参与其中的大部分是扮成德国平民的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实际上，极权统治者所做的一切正是禁止他人做的，一旦极权统治者与受迫害者的地位发生调转，原来的受迫害人(吉普赛人、犹太人等)发觉自己拥有了统治权，也会调换成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水稻叶部的一种细菌病害。病原菌是原核生物界的水稻黄单胞稻致病变种。病菌从根、茎、叶部的伤口或水孔侵入稻体，在维管束的导管中繁殖危害。苗期和分蘖期最易受害。秧苗叶片多表现叶枯症状。在感染品种上多出现急性凋萎症状，病斑青灰色水渍状，病叶迅速卷曲凋萎，在抗病品种上产生褐色枯斑。病菌的发育适温26℃-30℃，在病残体上越冬，稻种亦可带菌，经风雨传播。氮肥过多和低洼积水田发病早而重。台风暴雨后，病害常在感病品种上迅速扩散。防治措施：选栽抗病品种、防止稻田淹水是防病关键，并结合药剂防治。

反犹主义者迫害犹太人的方式，无疑具有“启蒙理性”擅于计算、极权崇拜的特质。纳粹党卫军不加反思地接受上级屠杀犹太人的指令，有计划、按步骤地“清除”所谓异己，暴戾之至如同古代神话中的人祭活动。以魏玛郊外建于1937年的Buchenwald集中营为例，集中营内关押政治犯的囚室，盛夏开暖气、冬日里关掉，走廊的卫生间只是偶尔开放，犯人兴许一个月才能用上一次厕所，集中营内处理死尸的燃烧室设在地下，内部宽敞有序，从尸体的堆放点、进焚尸炉的传送电梯到滴水不漏的回收掩埋，借助先进的技术、工具，血腥的屠杀变得面目苍白而冷静。正如《启蒙辩证法》一书所揭示的，启蒙思想一开始是祛除愚昧的进步文化，然而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成了纳粹的屠宰场，这里的启蒙显然已经背离“初心”——寻求极权统治和宗教压迫下人的自由与解放，反倒是走向自己的对立面——确立人类极权统治的神话。《启蒙辩证法》中《反犹主义要素》(Elemente des Antisemitismus)一文的副标题——“启蒙的界限”(Grenzen der Aufklärung)，或者可以译成“启蒙的边界”，结合文中要义也暗涵着，“反犹主义”作为启蒙的衍生物，恰好处于与神话媾和的边界地带。

根据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分析，“反犹主义”的要素并不在犹太人自身，而在于反犹主义者，他们借助极权统治不仅将犹太人同化为资产阶级，还捏造了罪名将其塑造为敌对的异己。因而，犹太人是启蒙理性与自身相异化的替罪羊，犹太人的悲剧毋宁说是启蒙的悲剧。

二、“反犹主义”的第二重根源——“非家异感”

既然“反犹主义”的要素并不是来自犹太人自身，而是启蒙理性单维化、极端化发展的产物，那么在启蒙之前就已存在的反犹活动又如何解释呢？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借助弗洛伊德的“非家异感”概念，为“反犹主义”提供了一种更具普遍性的解释框架。

社会当中的每一个“我”，或“我们”，同时也是“他”，或“他们”，即作为“他者”的存在；每一个个体既在不断地寻找归属，又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排斥异在，作为外来人、“异客”，当置身于陌生群体时自然会产生一种无形的恐惧感，这被弗洛伊德称为“非家异感”(das Gefühl des Unheimliche)，这种对陌生的不安和恐惧感是“母体式的”，即便在自家之内也会存在。

《反犹主义要素：启蒙的界限》一文中共有四处注释，其中两处取自弗洛伊德的著作，一处出自他于1919年出版的小说《Das Unheimliche》(中文版译名为《暗恐》)，小说主人公讲述了自己为之困扰的恐惧情绪，认为这些是成年以后才有的、全然陌生的体验，即“非家异感”。但弗洛伊德认为，这种陌生的，并且似乎无来由的恐惧感，其实源自孩提时的“遭遇”，它包括两种：其一是被压抑了的想象，比方童年时期的“阉割梦魇”(die Kastrationsphantasie)，其二是被压抑了的对现实的理解，比方说认为愿望能够在现实中引发改变的信念，这种童真的信念不是被彻底驱除而是处于一种克制的状态，[5]271最终隐藏到了人的无意识当中，然后在经历了“非家异的(陌生的)”体验和想象时，它们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再现出来，即产生莫名的恐惧和不安。

可见，“非家异感” 表面上是对陌生外界产生的不适，实际上乃是情感冲动在恐惧中被压抑的变异，形容词“非家异的”(unheimlich)的前缀“un”本身便是遭受压抑的表征。[5]267从词源学上看，unheimlich的原型为heimlich，它的核心部分heim具有“房子”“住处”“家乡”三种字面含义，可以引申为“属家的”“秘密的”“熟悉的”，家中的事务对外人是不能随便说的，将之公开必然带来恐惧心理，因而heimlich的否定性形式unheimlich便具有“非家的”“不适的”“异在的”几种意涵。

弗洛伊德将“非家异感”问题放大到社会层面，认为每一个民族或是宗教群体，他们内心都有一种对外来民族的恐惧感，因为害怕被控制或者遭受道德污染，反而率先施行了恐怖，它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设置社会障碍，隔离或者消灭异己。这刚好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所论述的，反犹的理由是被反犹主义的幕后主使——极权主义国家主观炮制出来的观点相吻合。《反犹主义要素》一文中还引用了《暗恐》里的这一观点，“那些作为陌生的东西被排除掉的，实际上却是那么地熟悉”[1]191。

所以，犹太人和反犹主义者、受迫害者和迫害者都属于不幸的人：“猎手与他的牺牲者作为盲目的攻与守的两端，同属一个不幸的阵营。反犹主义行为方式是在因为被剥夺了主体性而变得盲目的人重新获得主体的情况下出现的。”[1]179-180这样，犹太人和反犹主义者，既是在肉体上敌对的两个群体，同时又是内心怀有惧怕的同类。正如“反犹主义要素”末尾所指出的：“所有对于“差异”(Differenz)的愤怒，都是内在固有的，就像那些身受压迫的一方总是对自然统治怀恨在心，他们时时刻刻准备着去反击那些天然的少数派——甚至在社会当中的少数派已在遭受攻击的时候。”[1]217

可见，“反犹主义”从精神分析概念“非家异感”找到了理论依据，“反犹主义”的内在逻辑完全类似于人们对于陌生、异在的心理投射，因此我们说，“非家异感”是为“反犹主义”的一重根源，但它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心理机制，并不止于对“反犹主义”的剖析，现代社会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非家异性问题，例如：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身份正在遭受西欧国家排斥的现象，德国政府的难民接纳政策所受到的来自民众的阻力，等等。

三、“反犹主义”的破解之道及当代启示

“反犹主义”的双重根源是“启蒙理性”与“非家异感”，它们表面无甚交集，实则都包含排斥“异在”的内在机制。“启蒙理性”对待“非同一物”所采取的方式是同化和清除，“非家异感”面对“异在”的方式是排斥和攻击。当启蒙理性单维发展，痴迷于计算和工具，臣服于极权统治，那么它就必然倒退回“野蛮”，故被扭曲了的“启蒙理性”与生长在潜意识里的“非家异感”其实殊途而同归。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虽对步入歧途的启蒙予以彻底的否定，但他们还是对理性反躬自省的能力怀抱信心，认为启蒙的列车仍在行进当中，理性的出路在不断地进行自我否定和扬弃。他们谈到“反犹主义”的破解之道时提出，陷入“反犹主义”阵营的人们一旦发现，集权主义者所罗列的反犹的理由是骗人的谎言和空洞的概念，他们就从反犹主义的逻辑中解脱出来了，“让社会从反犹主义当中解放出来，这取决于这种厌憎的内容是否能上升到概念，取决于它能否意识到自己的愚蠢”[1]188。也就是说，消除“反犹主义”既需要借助理性反思，将厌憎的内容概念化，又要从自身之内寻找到对犹太人憎恨的原因，这类似弗洛伊德所指出的克服“非家异感”的方法，即首先要了解到“我”本身就是“自我”的异客，找出潜藏在无意识中的“遭遇”，也就是压抑的穿越与复现，让“他者”与自身中被压抑的部分相遇，人们一旦意识到 “非家异感”实际上存在于我们的内心当中，是一种对于“熟悉”的压抑所产生的恐惧心理，异己普遍存在敌视和排斥也就消解掉了。

阿多尔诺对“反犹主义”的进一步反思集中在了奥斯维辛事件，他的在二战后流传甚广的名言：“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尖锐的字句提醒人们要时刻保持理智上的警惕，并强调文化批判的价值：“社会的总体性愈强，精神也就愈加的物化，并且将自身从这一物化状态中解脱出来的做法也愈发悖谬。关于灾难的敏锐意识也将退化为闲聊。文化批判面对的正是文化与野蛮之辩证法的最后阶段，……绝对的物化，曾只是把精神进步作为它的一个前提要素，而如今它已准备将精神完全吸纳其中，只要批判的精神沉湎于自我满足的凝神静观，它就不会成长。”[6]

面对二战之后德国社会对奥斯维辛普遍淡漠的态度，阿多尔诺在《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一文中明确指出：“教育的第一任务是阻止奥斯维辛的重演。这一任务优先于其它任务，这一点我认为既无必要也不应该加以论证。我不理解的是，至今人们还是很少关注这个任务，似乎证明这一任务会带来某种面对曾经发生的暴行似的。人们对这项任务以及它提出了什么问题知之甚少，这说明这件暴行并未震慑人心，其标志就是，就人们的意识状况或无意识状况来说，再度重来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每一次关于教育理想的讨论都毫无意义，并且对奥斯维辛不能重来这一点漠不关心。那种野蛮是一切教育都反对的。”[7]61

在阿多尔诺看来，即便是在“反犹主义”消声匿迹的二战之后，人们仍然需要在教育上采取必要措施。他主张通过普遍的启蒙，创建一种精神文化氛围，加强“自主”(Autonomie)，也就是康德所表述的“反思”(Reflexion)、“自决”(Selbstbestimmung)以及“不参与”(Nicht-Mitmachen)的力量。[7]62-63这些举措显然都在围绕着“理性”下功夫。阿多尔诺感到恐怖的不仅仅是杀戮本身，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理性”，正如他所言“教育的全部意义将只是导向批判性的自我反思”[7]62。同为犹太家庭出身的阿伦特在《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一文中也探讨了纳粹时代“不参与者”的价值，认为他们是良知不按照自动自发方式起作用的人们，他们不参与是为了不背离良知，“他们自问，在已犯下某种罪行之后，在何种程度上仍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故而当他们被逼迫参与时，他们就会选择去死”[8]。由此，那些不参与独裁统治公共生活的人，也就是拥有理性自律与自我决断的人，只有他们才能阻止奥斯维辛事件的重演。

作为“反犹主义”的另一重根源“非家异感”，这一从儿童早期便已形成的心理机制，它所引申出的非家异感问题普遍存在于现代社会。ISIS(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制造的战乱与屠杀，直接导致大批叙利亚难民涌入欧洲。德国人既同情流亡者的遭遇，又深深忧虑大批“异在”的涌入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2015年，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采访了几位做实习工的流亡者，他们认为虽暂时获得温饱与安宁，但同时面临着语言障碍以及如何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的难题。回顾2012年11月，克里斯蒂娃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一场命名为《陌生的我》的报告，当中也频繁提及“非家异感”概念并指出，人们正是通过与“异客”的相遇，才会发现自我所潜藏的异质性，而人的创造性正是从对自我的异质性的发现中产生，发掘出来的潜能可以助于跟他人友好的相处。克里斯蒂娃的这一发挥，拨开了笼罩在非家异性问题之上的迷雾，或许借此可以弥合现代社会民族、地区与国家之间的疏离关系。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反犹主义”的内在根源所进行的探讨，其实提出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亘古问题，即异在身份缘何遭受排斥。其追问早已超越了纳粹和犹太人之间的对立与仇恨，他们将社会精神分析与社会批评理论连接起来，答案落到了人类理性与意识深处——“启蒙理性”和“非家异感”。关于“反犹主义”双重根源内在机制的探讨，为生活在现代社会同样经受文明的野蛮，及非家异性问题困扰的“我们”提出了启示：一方面需要警惕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野蛮”，通过理性的自我反思与批判，阻止工具性、极权性思维的一意孤行，帮助启蒙洗心革面、回归正途；另一方面在悉心保护我们原有文化的基础上，接纳、融入、创造新的文化，只有认识到“自己”也有作为“异乡人”的一重身份，才有可能心甘情愿地帮助别人(异客)，而不是驱逐或者统治他人，这样每个人、每个国家的独特性才有分享的可能。

[1]Max Horkheimer，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M].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Verlag, 1988.

[2][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林骧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6.

[3]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4: Nachgelassene Schriften 1949—1972[M].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Verlag,1988: 332.

[4][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 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128.

[5]Sigmund Freud. Studienausgabe[M]//Psychologische Schriften(Bd. IV.).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82.

[6]Theodor W Adorno. Kulturkritik und Gesellschaft [M]//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10.1).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1998：30.

[7][德]特奥多·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J]. 孙文沛,译.现代哲学，2015，(6).

[8][美]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责任与判断》中文修订版)[M].陈联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68-69.

〔责任编辑：杜娟〕

2016-06-05

马欣(1985-)，女(满族)，陕西延安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博士，从事西方哲学、文艺学研究。

B089.1

A

1000-8284(2016)08-005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