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劳总会与抗战将士的精神动员

李　飞，汪效驷

(安徽师范大学 a.历史与社会学院; b.学报编辑部，安徽 芜湖 241000)



慰劳总会与抗战将士的精神动员

李飞a，汪效驷b

(安徽师范大学 a.历史与社会学院; b.学报编辑部，安徽 芜湖 241000)

慰劳总会是抗战时期慰问、犒劳前线将士的专门机构，于1939年3月在武汉各界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1940年8月，慰劳总会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改隶社会部，大力开展慰劳信劳军、书报劳军和节日劳军等精神慰劳活动。慰劳总会为抗战将士的精神动员作出了突出贡献：首先，使前线将士的抗战士气大为振作，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其次，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以民气鼓舞士气，形成对敌的巨大合力；其三，慰劳总会与地方各级动员委员会协调配合，成为战时动员机制构建和运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慰劳总会；抗战将士；精神动员

慰劳总会全称“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稳定军心和鼓舞士气，从而保证军队战斗力而设立的慰问、犒劳前线将士的专门机构。自1938年到抗战胜利为止，慰劳总会开展了一系列慰劳活动，包括节约献金、募集寒衣等物质慰劳，更多的则是采用慰劳信、节日慰问等精神慰劳的方式。物质产品的征募、输送固然能给前线官兵莫大的支持，但如何通过精神产品的输送，从精神层面对他们进行抚慰、激励，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动员，对于抗战全局而言更为直接和关键。迄今，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偏重于前线将士的物质慰劳以及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研究，而对慰劳总会的成立及其开展的精神慰劳以及国民政府如何通过慰劳总会来实现对前线官兵的精神动员尚无专文论及。本文利用《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慰劳工作总报告》和慰劳总会的机关刊——《慰劳半月刊》等史料及相关档案，在梳理慰劳总会由来的基础上，从精神动员的视角，对其精神慰劳措施进行解读，以管窥国民政府是如何从精神层面来激励前线将士的，并对慰劳总会在对抗战将士的精神动员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客观评价。

一、慰劳总会的成立和初期活动

慰劳总会是在武汉各界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的。1938年，抗战爆发一周年前夕，武汉各界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策动下，举行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献金运动，民众反应强烈，“武汉三镇献金约超过百万元”[1]，远远超出当局的预期。献金运动结束后，主管部门主张将民众自动捐献的血汗钱，送到前线去，直接用在浴血作战的前方将士身上，“等于给前方将士的‘补给’和‘弹药’”，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武汉保卫战，适应武汉前线的需要，为了使‘七七’献金，迅速发生实效”。[2]1同年8月8日，“武汉各界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成立，在汉口三井洋行旧址开始办公。陈诚任会长，马超俊、郭沫若任副会长，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直接领导。此时武汉会战已经打响，武汉慰劳委员会认为“除了物质的馈赠之外，更应该在精神上加以慰劳与鼓励”[2]8，随后发起了“30万封慰劳信运动”，受到全国各界及海外团体的热烈响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武汉慰劳委员会共收集到20余万封慰劳信，经审查后，都邮寄到前线将士手中，“这是前线将士在精神上第一次受到后方同胞的慰问与鼓励”。[2]8与此同时，武汉慰劳委员会发起的“10万个慰劳布袋和锦旗药品的慰劳运动”也随之开展。在武汉会战最紧张的时候，由李德全、郭沫若、曾虚白等十余人组成前线慰劳团，分赴南昌、武宁及宋埠等地，慰问第五和第九战区的部队。北战场则由张申府代表慰问，针对武汉附近驻军和各伤兵医院慰劳团,还特意组织了慰劳队，以演话剧、唱歌、放电影和帮助士兵缝补衣服、洗衣、理发、写信等方式开展慰问服务工作。将士们深受感动，尤其是慰劳信，前线各部来函说“这些信件对士兵之安慰和鼓励极大，要求继续征集”[3]。

1938年10月24日武汉失守以后，武汉各界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转入后方，因为战局的变化，办公地点频繁更换，若仍冠以“武汉”字样，则与实际情形不相符合，遂更名为“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由于形势所迫，总会先后迁移至长沙、衡阳、桂林等地办公，直至落脚陪都重庆，随即决定改组，新订组织大纲，提出“以推行慰劳运动激发抗战士气与民气为宗旨”[2]2。此时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告一段落，在总结前一阶段战争失利的教训时，当局认识到精神动员的重要性，国民政府决定加大对民心士气的鼓励，于1939年3月12日颁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慰劳总会的工作契合了当局和时局的需要，《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强调抗战军人应代表国民精神，是“率先负有倡导实行之责者”，值此国难当头，“救国家救民族之重责大任，全在我军人之肩上，故我全军将士必须首先实行军人精神总动员。凡我军人绝对应具备抗战复兴所必需之健全精神，尽忠尽孝时刻不忘”[4]。换言之，军人的精神动员应当在整个国民精神总动员中成为典范,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慰劳总会随即开展旨在为全线将士提供精神食粮的活动。1939年3月，总会委托李大寰、任光创作了《入伍歌》，慰劳白市驿新兵；4月初，慰劳总会“为供给前方将士粮食，加强抗战情绪起见”[2]27,通过了出版《慰劳半月刊》的决议，6月开始创刊，尽管当时印刷条件非常艰苦，但仍坚持到1941年，共计出版了29期。当局对此尤为重视，蒋介石亲自题写刊名，孙科、陈立夫、冯玉祥等国民政府要员相继在该刊上撰文。《慰劳半月刊》上刊登的文章语言通俗易懂。主要刊登后方民众优待抗属、拥护抗战、积极参与慰劳运动等内容的稿件，如《助耕队》《义诊处正式成立》《抗战功勋将士子弟学校及其他》《寄亲爱的杀敌壮士们》《慰劳电汇志》《重庆一年来办理优待抗属经过》《写给前方将士》《万人空巷竞送代金礼品》，等等。1939年4月15日，慰劳总会发起了“50万封慰劳信运动”，要求慰劳信的词句要通俗易懂，感情真切，信的内容须要“向抗日将士致意；加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信念”[2]116。

慰劳总会在重庆首次发起春礼劳军运动。1939年12月下旬，慰劳总会致电各省市县党部和动员委员会：“我国每届春节，各界同胞，相沿以礼物馈赠，增进亲睦，其风甚古，虽抗战已至今日之艰苦阶段，然积习已深，骤难改易……因此，希望全国同胞，顾念战时财力物力之艰难，将用以馈赠亲友的礼品，转赠前线将士、负伤将士、壮丁新兵、抗战军人家属，表示后方同胞对抗战将士艰苦奋斗的答谢和慰问”[2]31。同时，也为了消除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向民众表明政府不妥协、抗战到底的决心，在1940年春节到来之际，由慰劳总会在后方举办春礼劳军运动。慰劳总会于1940年1月10日在重庆成立春礼劳军筹备委员会，颁行春礼劳军运动实施办法，制定宣传要点和须知。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发表演讲，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行政院通令各级政府和部会协同举办。春礼劳军运动遍及全国14个省，香港和海外侨胞也积极响应。运动盛况空前，仅上海一处共募集国币五十余万元，湖南省募得十二万元，重庆“送礼台前人山人海，礼品堆积如山”[2]37。《大公报》《中央日报》《扫荡报》都对春礼劳军运动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春礼劳军与征募寒衣运动不同，春礼劳军是“在精神上增加战士的愉快……给劳苦功高的战士送一些礼物，给他们得到一些安慰，使他们的精神愉快，衔着酒杯，吃了糖果，更有劲儿去杀敌”[5]。募捐运动结束后，各地组织慰劳队或慰劳团，携带礼品就近慰劳新兵和负伤战士。

从慰劳总会初期所开展的一系列慰劳活动来看，对前线官兵精神食粮的输送是其工作的重点。这固然是因应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开展，更重要的是，在前一阶段的实践中，慰劳人员深入部队、前线，深深体会到将士对精神食粮的渴求。曾有慰劳工作者言道：“前线的精神食粮太过缺乏，因为我们无论到那一个战区，所见到的将领和士兵同志，几乎没有一位不表示对精神食粮的需要。看到我们带去的书刊报纸，甚至一本书册，一页后方的照片，就如获至宝一般地，争相传阅。这种现象可谓之为‘文化饥渴’。我们担任慰劳工作的人，看到这种情形，深以安居后方未能充分的予前线的将士们以精神的安慰为愧疚。”[6]向前线输送文化产品，为战士提供精神食粮，成为激励士气的有力手段。慰劳与动员二位一体，并常态化开展，为抗战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慰劳总会改隶及精神慰劳措施

1940年3月，国民精神总动员业务改由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主持，谷正纲担任社会部部长后，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会长一职也由其兼任。1940年8月陈诚以“第三厅是管文化宣传的，不该管慰劳、寒衣，用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强令第三厅把‘慰总’和‘寒委’移交给谷正纲主管的社会部”[7]。此后，慰劳总会由国民党社会部直接掌控，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精神慰劳活动。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开展贺年信和书报劳军运动。在1941年元旦即将到来之际，慰劳总会“为激励前方士气，并向前方将士致无上慰问热忱，使抗战将士在精神上得到无限安慰，以期益自奋发，英勇杀敌起见”，发起贺年信运动。根据慰劳总会的要求，信的内容要表达对“前线将士的敬仰之情；鼓励抗战情绪；说明后方建设进步之事实；说明政府及社会优待抗属之事实；说明后方同胞抗战意志之坚决；说明国内外于我抗战有利之形势；其他鼓舞士气之事实”[8]。活动自1940年12月15日开始至25日结束，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在重庆，蒋介石亲自为贺年信运动题词，行政院院长于右任创作慰劳歌曲，各界民众举行贺年信签名大会、贺年信展览会等。据统计，短短三日之内重庆市慰劳总会共收集到两千多封贺年信，其余各省 “所写贺年信均在千封以上”[2]66，按照慰劳总会的要求，就近分发各部队。书报劳军运动共举办了三次。前两次主要是针对国内将士举办的，1939年6月举办一次，但是过于简单，影响不是很大。1942年6月慰劳总会特组织征募书报劳军运动筹备委员会，联合各省市县动员委员会共同发起。征募的书报内容限制在“总理遗教；总裁训词文告；有关国际问题之书籍；有关抗战之书籍画报；各种报纸；其他适宜抗战将士阅读之画报”等八种。征募完成后由政治部转发各地驻军及伤兵医院。1943年的书报劳军主要是针对远征军而开展的，以缓解驻印远征军思乡之情。慰劳总会函请桂林、昆明、成都各地发起征集书报劳军运动，并征集到商务印书馆和英国大使馆新闻处捐献的杂志13 000余册，《大公报》《中央日报》等报社均按日寄赠报纸五十份至百份，征集的书报由美国驻中印缅军司令部转递至驻印远征军。除此之外，慰劳总会于1940年2月正式编印出版了《士兵读物》杂志，“共有21种，每种印制1万册”[2]89，专供前方将士和荣誉军人阅读。

第二，节日劳军。节日劳军运动主要是在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和抗战纪念日(如“七七”事变、“八一四”空军节、双十节)开展。中国传统佳节一般是全家团圆的日子，而前线将士远离家人，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也是鉴于春礼劳军运动的成功经验，1940年9月4日慰劳总会发起了中秋节劳军运动。慰劳总会拨款100万元作为礼金，馈赠前线作战的正规部队和正式游击军。1940年9月16日中秋节，慰劳总会根据军令部提供的部队实际数字，以团为单位配发礼金，“每团1 000元。”[2]51向蒋介石和前线官长致慰问电，并在洛阳、兴集、恩施、长沙等九地同时举行慰劳大会。向当地驻军赠送月饼、告前线将士书和写有“为国干城”“功高日月”字样的锦旗。同时委托各地方动员委员会举行向当地驻军赠献月饼代金大会。1942年元旦，慰劳总会“为鼓励军心，激发民气，加强军民合作及抗战必胜信念起见”，发起贺年运动，号召社会各界“敬向全国将士庆贺新年，藉示慰问与崇敬”[9]。1943年中秋节，慰劳总会印发了《致将士书》，邀请各地名流举行向前方将士致敬之演讲，各报社刊载荣军文字，各影院加映早场免费招待军人，组织放映队就近到当地驻军放映电影，举行“月下同乐会”等。

端午节劳军运动现实意义重大，抗战期间共计举办了4次。因为端午节是屈原殉国的纪念日，在端午节发动劳军运动更能激发前方将士的爱国之心。1941年慰劳总会首次发起端午节劳军运动，并电请全国各省市县动员委员会同时举行，主要是对当地的陆空军及荣誉军人进行慰劳，组织了服务队前往部队和荣军医院服务，各商店对于抗战军人所购买的物品进行优惠活动。重庆各界在国泰酒店召开宪、军、警、防空部队及荣誉军人大会，同时，印发《敬告前方将士书》，字里行间无不在激发士气，振奋抗战精神。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端午节劳军运动进一步扩大。按照慰劳总会的指示“凡有陆海空部队及荣誉军人驻在之处不分前后方，一律给予慰劳，并以精神为主，物质为副”，在慰劳时“得以歌咏游艺配合进行，以励士气”[2]136。渝市童子军、市立女中、中央工校、交通大学分校等单位组织劳军队和歌咏队，携带礼品，到军中慰问，反应最为热烈。地方上的湖南、广东、广西、甘肃、四川等省在各地动员委员会的主持下以发放慰劳金、赠送礼品、组织慰劳队、致慰问电等形式积极参与劳军运动。1943年端午节劳军运动从重庆扩大到贵州、陕西、绥远等17个省，各界组成慰劳队就近前往部队或荣誉军人院所进行慰劳。1945年的端午节劳军运动由前线转移到了后方，慰劳后方的伤兵和遗族。

抗战纪念日劳军运动始于1941年7月7日。在抗战爆发四周年之际，慰劳总会和各省市的动员委员会共同开展慰劳活动，除了向荣誉军人、抗属、在营壮丁发放慰问金之外，还以举办抗战歌曲演奏会、义务放映影片、放映露天移动电影、演出话剧和街头剧等形式展开抗战宣传。1942的“七七”劳军运动，在国内和国外同时进行。国内方面，发动全国民众慰劳前方将士及中国战区美国援华空军和英国军事代表团；国外方面，发动中国民众慰劳同盟国家将士及同盟国家民众慰劳中国将士。重庆慰劳大会上宣读了蒋介石的《告军民书》，鼓励将士要“发扬革命精神，提高战斗意志”[2]141。各大剧院放映同盟国抗战影片，举办抗战图片展览，各大主流媒体对抗战进行为期三天的报道。1943年慰劳总会在上年基础上将文化劳军和鞋袜劳军运动纳入“七七”劳军运动之列，向前线将士赠送了无线电广播器材、影片及鞋袜等礼品，向美国的史迪威、陈纳德，英国的孔士德、苏联的古巴列维赤等人赠送了精致针画。向在鄂西战役中击落敌机的中美空军赠送金质“英雄章”。1944年局部反攻开始，中国战区取得局部胜利，为进一步鼓舞士气，“七七”劳军运动先后通过“一餐饭运动”(民众以节省一餐饭菜费捐献劳军)、担水义卖劳军运动、献金运动、慰劳盟国空军等方式慰劳前线将士。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日军败局已定，本年度的“七七”劳军运动较为简单，慰劳总会向前线将士致慰问电，号召前线将士“一德一心，再接再厉，浴血奋斗，争取最后的胜利”[2]209。

总会还开展了“八·一四”空军节慰劳活动。为纪念1937年8月14日“笕桥空战”，1940年国民政府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抗战三年来，中国落后的空军却屡创奇功，仅武汉会战期间，中日四次空战，中国空军共击毁日机50架，武汉会战后炸沉敌舰33艘，炸伤109艘。南宁会战期间又炸毁日军机场一座。[10]鉴于此，在1940年第一个“空军节”到来之际，慰劳总会于8月初开始筹备慰劳空军事宜，颁行慰劳空军办法，筹办慰劳品，定制纪念章2 000枚、印制手帕2 000条、订制锦旗60面，编印空军慰劳特刊、印发致空军将士书等。1940年8月14日慰劳总会将飞机模型及荣誉锦旗装置在宣传车上游街，国民政府要员冯玉祥、孙科分别撰文赞扬空军的英勇事迹。翌年，慰劳总会筹集慰劳品1 760件，代金6 640元[2]128，通过空军节筹备会转赠给空军将士。1942年第三届“空军节”慰劳活动在重庆举行，美国驻华空军司令陈纳德的代表柯博尔、英国驻华大使馆空军专员奥格斯福特、中国空军第一路司令刘牧群及中美英空军将士110余人参加。成都、桂林、韶关、兰州、长沙等14个地方分别举行庆祝和慰劳空军活动。为配合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在1943年“空军节”发起的“一县一机运动”，慰劳总会先后于6月和10月开展两次慰劳空军运动。1943年6月21日慰劳总会分别制作刻有“威震长空”的“银鼎”和“鹰球”慰劳在鄂西作战中的中美两国空军；6月28日慰劳总会组织社会各界百余人慰劳白市驿空军基地的空军，并邀请著名歌星胡蝶献唱，国立实验剧院演出平剧《刺王僚》《打渔杀家》，妇女界向空军献赠《胜利之花》锦旗。10月9日慰劳总会副会长马超俊亲赴昆明美军基地开展慰劳活动，举行联欢会，并向美军赠送金质英雄纪念章83枚。1944年“空军节”慰劳总会从“七七献金”中拨出1千万元[11]，充作慰劳金，致赠中美空军，表示对空军将士的慰劳和崇敬。

此外，慰劳总会还开展了元旦劳军、“国庆”劳军及一般慰劳等。

第三，义诊、救助抗属。慰劳总会在后方发起针对抗属的义诊运动。1940年慰劳总会在工作中发现“许多抗属因贫苦之故，疾病无力医治”[2]56，这不仅使抗属自身感到痛苦，更会对前方将士的抗战情绪产生不良影响。“为协助政府优待抗属”，慰劳总会以重庆为试点，邀请重庆市卫生署和卫生局及各公私立医院负责人发动义诊活动，慰劳总会发给抗属义诊和优待证明。1943年10月，义诊运动在全国推广，全国的患病抗属只要持有当地优待征属委员会或慰劳总会发的证明，即可免收挂号、诊断等费，当地医院对于重病抗属予以免费或减费住院，使用的药品可以酌予最低折扣优待购买。

为保障抗属的基本生活，慰劳总会对抗属和遗族开展救助和慰劳活动。1940年初湖南省各县举办出征军人家属恳亲周活动。对于出征军人家属，由所属乡镇公所赠予谷一担至两担，月贴三元至六元，至于募集工作由各乡镇公所负责办理，以四年为原则。[12]1941年初，慰劳总会为贯彻国民政府颁布的优待抗属条例，制定《国民优待抗战军人家属公约》[13]，号召社会各界参与到优待抗属的活动中来，形成优待抗属之风，随后组建筹备慰劳荣军和抗属委员会，于1942年元旦举行扩大慰劳会及游艺会，招待荣军抗属，分赠代金券及慰劳品，在儿童节向抗属子女发放糖果盒纪念章等，并在重庆筹办抗战功勋将士子弟学校，学生在校衣食住及书籍等费，概由学校供给。对于抗战遗族，慰劳总会与抚恤委员会联合推进抚恤工作，慰劳总会拨款1 000万法币用于遗族的救助，“将官遗族每户10万元；校官遗族每户6万元；尉官之遗族每户4万元；遗族不止一人者第二人起每人加发5千元”[2]209。1945年除发放抚慰金274 000元外，还发布匹、毛巾、牙刷等生活用品。

义诊运动和慰劳抗属运动提升了后方抗属地位，安慰了前线抗战将士，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三、慰劳总会对抗战将士精神动员的贡献

在全民抗战背景下，在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大力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过程中，慰劳总会应时而起,适时而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慰劳即动员，精神慰劳的本质就是精神动员。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无数慰劳工作人员穿梭于各战区，来往于前后方，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其存在的价值及其所做的工作值得肯定，特别对抗战将士的精神动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在“精神胜于物质”理念指导下，慰劳总会对前线将士精神慰劳收到了良好效果，使前线将士的抗战士气大为振作，增强了战斗力。一封来自国民党陆军二十七军前线将士的《前方来信》中说，“我们正在大自然的冰天雪地中，敌人的炮火中，奋斗、挣扎的时候，诸位寄来的慰劳信件好似雪片的飞来，当时我们每个弟兄都感到无限的兴奋而惭愧。我们兴奋的是，我们有无数百万的诸位父老兄弟姐妹们作我们的后盾，我们惭愧的是我们眼前不能将敌人全数的消灭，将所有在中国领土内的日本兵完全赶出中国去，这是我们军人的耻辱，对不起我们所已死难的同胞”，并向后方宣誓，一定会奋战到底，“我们绝不辜负你们对我们的希望，我们绝对以我们最后的一滴血，争取我们最后的胜利。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奇耻大辱，锦绣河山的破碎，若一日不洗净和恢复，我们就不开回后方”。[2]2091940年在粤桂前线，慰劳团所到之处，将士虽然裹创负伤，呻吟病榻，“而精神仍极健旺，咸愿早复健康，重上前线”，一位伤兵面对慰问人员甚为感动，在床上高呼“愧承诸君远道亲临慰问，伤愈以后，必当努力杀敌报诸君、报国家”。[2]681941年春，时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的邓锡侯率领抗战前线川军慰劳团慰劳驻守在中条山的李家钰部，在劳军大会上，慰劳人员向全军将士献锦旗、献颂词、献荣誉纪念章和其他慰劳品后，李将军在致谢中说：“抗战数年，没有把敌人赶出国境，光复河山，深感惭愧。今后一定拼将热血，洗刷同耻，不灭倭寇，誓不生还!”[14]直抒胸臆的慷慨激昂之词，表明了抗战将士与日寇决战到底的决心。两年后，李家钰将军践行了他的誓言，在与日寇的决战中以身殉国。1942年在保山、芒市慰劳时，适逢即将出征缅甸的远征军，面对前来慰问的人员和当地老百姓，远征军高呼“不杀敌不生还”“誓死保卫侨胞”等口号。入缅后，远征军果然不负众望，“以英勇善战刻苦之精神，博得了友邦的推崇，在同盟军中树立了光荣的模范”[2]160-161。 士兵的抗战热情被激发，大大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在1940年8月的一次赣北慰劳大会上，前线总司令在致辞中对慰劳总会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慰劳总会“是把十五万将士和两百万同胞的心团结成一条心，一条最大的决心，来报效国家和民族，即以杀敌致果之精神，达到歼敌致胜之目的”[15]6。在此后的石牌保卫战、常德会战及远征军作战中，中国军队的表现都可歌可泣，与战争初期的精神面貌不可同日而语，这与慰劳总会的工作不无关系。精神动员为艰苦的抗战注入一剂强心剂，坚定了官兵抗战到底的战斗意志，弥补了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劣势，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军人不怕牺牲的精神。

其次，慰劳总会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以后方的民气鼓励前方的士气，以前方的士气激发后方的民众，军民同仇敌忾，形成对敌的巨大合力。1938年7月，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对武汉各界慰劳代表发表讲话[16]，得到民众热烈响应。自义诊运动开展以来，后方各医疗机构纷纷表态、积极响应，愿为抗属提供医疗方面的保障。陪都各界的医生在抗战军人家属义诊赠药大会上慷慨陈词，一致拥护慰劳总会的决定，纷纷表示将为抗属义诊作为自己的责任。对于出诊的费用，与会医师呼吁：“前方的将士舍得他的生命，我们还舍不得一点时间和车费吗？”[2]58这对抗属来说，政府为他们提供医疗保障，使他们能病有所医，是非常重要的；对前线将士也是一种安慰，解决了后顾之忧，使其更能专心于抗战。在抗战爆发两周年之际，慰劳总会发起组织南、北战区服务团，远赴战区，慰劳、服务前线官兵，并派员视察各地的民运工作。[17]其中南路慰劳团于1939年6月23日从重庆出发，经过川、黔、桂、湘、赣、闽、浙、粤等九省，到达第三、四、六、九等各大战区，历经四个多月，“除向前线我忠勇将士致敬外，并传达中央旨意及后方民众拥护抗战之热忱”[18]。1941年四川各界组织抗战前线慰劳团，驰赴战地劳军，临行前要将《抗战中的川军》一文印刷成几千本小册子，印刷的材料送到印刷厂时，已是除夕，但印刷工人放弃过节，加班加点完成，2月18日慰劳团到达中条山慰劳，当地驻军将慰劳人员称为“娘家人”[15]23，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通过慰劳总会的努力，军队与民众关系得到改善，“前方民众已能充分合作，不仅兵不扰人，民不畏兵，且进而兵能爱民，民能敬兵”[18]。1940年在粤桂前线，民众对协助军队作战，极为踊跃，“尤为深知唯有奋勇杀敌，乃能生存，降敌反取灭亡，日军每遇我民众英勇之抵抗”[2]68。街上贴满了抗战标语，“那伤兵倒在街头的无人照料的现象已经开始消失了”[19]。1944年腾冲反攻前夕，军粮一时接济不上，当地群众自愿节省粮食，供应部队，有的将饭菜送达阵地，有的邀食于乡公所或居民之家，因此各部队益加感奋，战斗更加英勇。卫立煌将军将腾冲反击战的胜利归结为：“半由于将士用命，力摧强寇；半由于腾冲人民大力支援之功，此实为公允之论。”[20]一位刚从前线归来的战士谈及后方对他们的慰问，让战士们“非常亲热，非常感奋”。为回报后方同胞的深情，他表示“应该更加勇敢地多杀一些敌人表示谢意”；特别是慰劳信给战士的触动很大，战士们在阅读书信时种种“喜怒哀乐的表现，都是由慰劳信带来的结果。这种结果总汇起来带到战场里去，会立即变成胜利的战果”。[21]慰劳总会将前线士兵顽强的抗战精神和对民众的感激之情传达到了后方，进一步升华了后方民众的民族意识，使他们更加坚定地支持抗战。对于前线将士来说，后方民众时刻惦记着他们、牵挂着他们，优待抗属工作富有成效地推进，使他们没有理由不去恪尽天职，履行军人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

其三，慰劳总会与地方各级动员委员会协调配合，成为国民政府战时动员机制构建和运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抗战初期，各种慰劳运动是由社会各团体、组织自发开展起来的，多由各地的抗敌后援会承担。后援会是抗战初期国统区的民众自发成立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的《抗敌后援会之组织及工作大纲》明确指出抗敌后援会由“当地党政军当局召集发起民众自动组织”[22]，承担的工作也较为纷杂，如交通、宣传、慰劳、救护、募捐等。而诞生于炮火之中的慰劳总会，专司慰劳工作，使其由以前的自发、较为散漫的形势，进入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新阶段。

慰劳总会原由国民政府中央各有关机构及全国性团体组成，在各省市县设立慰劳委员会，海外设立分会，各战区设立办事处，形成由中央到地方以及海外的层次分明的慰劳组织。慰劳总会与全国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均归社会部管辖，二者相互配合，协同展开工作。慰劳总会可函请各省市县的动员委员会协助办理，正如康心如所说：“八年抗战，吾人所以终能克敌制胜者，不在武器之精良，而在战斗精神之旺盛，此项战斗精神，所以能发挥尽致者，虽由于我最高统帅部领导有方，指挥若定，以及前方将士用命，忠勇奋发，而后方人士之慰劳鼓励，亦有莫大之影响，此项慰劳鼓励之工作，实由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始终主持其事而著有成效者。”[23]4同时在慰劳总会的感召下，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抗战的洪流中。1939年底为响应慰劳总会的春礼劳军运动，上海节约运动委员会“为继续策励士气”，“严饬所属，以期节省无谓消费，转移馈赠对象，藉以加强抗战情绪，完成大业”[24]，并向上海社会各界也发出强烈呼吁，号召民众积极参与。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总会以“豫中战事颇有进展……前方将士忠勇赴命，不辞艰苦，特拨款10万元”[25]，作为犒劳该区参战将士食品之用。香港、澳门的艺术界策动书法、戏剧、电影、绘画、音乐、摄影、雕塑、美工等部门艺人一致努力，开展献机运动，并通电内地艺人，一致响应。可见，慰劳总会在对抗战将士精神动员的过程中，力求与社会各级动员机构相互配合，将抗战动员理念深植于民众中，同时，慰劳总会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种民间团体，使其自发地团结在抗战的大旗下，从事动员工作。

战争动员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有决定性影响，是战争胜负的关键。交战双方及社会各界对此都会非常重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精神动员是战争政治动员的组成部分，本文中指向的对象是前线的指挥官和广大士兵。后者是挽救国家危难的中坚，对其进行精神鼓动尤为重要，即所谓“精神能把握战争，是打胜仗的灵魂”[26]。国民政府依托慰劳总会，多方努力，多措并举，从精神层面对抗战将士进行强力动员，为持久抗战和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多得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慰劳总会在整个抗日战争史上的地位都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慰劳总会副会长马超俊所说：“如果我们研究抗战史迹的话，本会的工作不能略去，因为我们不研究本会的工作，抗战胜利的原因还是知得不完全。”[23]序，3

[1]武汉三镇献金约超过百万元[N].申报,1938-07-12(1).

[2]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 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慰劳工作总报告[R]. 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 1947.

[3]崔莹.抗战初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J].历史档案,1989,(3)：128.

[4]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国民精神总动员要义[B].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馆藏档案(馆藏号：一般497.1/11，1939)：15.

[5]代表言论：努力春礼劳军运动[J].慰劳半月刊,1940-04-20,(12)：4.

[6]居正，王用宾，等.开展军中文化工作[M].全国慰劳总会文化劳军运动委员会，1942：2.

[7]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四川省宜宾市人民政府.阳翰笙百年纪念文集(第2卷)[G].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137.

[8]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为慰劳前方将士组织书写书信案(附书写方法)[B].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1，案卷号：8810).

[9]全国慰劳抗战将士新年运动总报告[B].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1，案卷号：9194).

[10]珍北,周至柔.空军节的意义:二十九年八一四纪念会周主任演词[J].航空杂志,1940,9(9)：6.

[11]陪都今日庆祝空军节[N].申报，1944-08-14(2).

[12]湘省府优待出征军家属[N].申报,1940-02-25(7).

[13]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国民优待抗战军人家属公约[B].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馆藏档案(馆藏号：一般615/330.1).

[14]阳子俊.抗战时期随团慰劳川军散记(上)[G]//成都晚报报刊志编辑室.成都报刊史料专辑(第2辑).成都：成都晚报报刊志编辑室,1985：23.

[15]时雨.赣北前线慰劳追记[J].慰劳半月刊,1939-12-16，(7).

[16]陈诚.第九战区之军事概况与民众动员——兼任战区司令长官时对武汉各界慰劳代表讲话[B].台北：“国史馆”馆藏档案(典藏号：008-010102-00009-014).

[17]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组织南、北战区服务团及派员视察各地民运工作情形[B].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1，案卷号：8974).

[18]全国慰劳抗战将士总会南路慰问团报告书[B].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781，案卷号：958).

[19]默寒.大西南，你不能松懈呵[N].重庆日报, 1944-07-22(2).

[20]尹明德.滇西军民抗战概况[G]//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296.

[21]徐健.慰劳与宣传[J].慰劳半月刊，1939-06-12，(1)：21.

[22]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战时法规汇编[G].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38：279-280.

[23]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八年工作总报告[R].重庆：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 1945.

[24]市民一致响应秉以往精神尽报国天职，节约运动委员会谆劝参加[N].申报,1941-01-08(9).

[25]妇女慰劳会拨款策励将士[N].申报,1941-11-05(3).

[26]马洛书.精神动员与抗战精神[J].西北研究,1939,(22)：7.

〔责任编辑：曹金钟〕

中东欧思想文化研究选粹

·论点摘编·

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批判

杨生平、李鹏在《哲学动态》2016年第5期撰文指出，尽管哈贝马斯认同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中的对话方式、共识观点和强调传统作用等，但他对伽达默尔形成共识的方式却进行了批判。在伽达默尔看来，主体的认识活动是主客视域融合过程，尽管不同主体其前见不同，但不能由此得出历史认识只是因人而异的相对主义认识的结论。时间距离能区分真假前见，不断剔除影响人们错误的历史认识的假前见，而保留正确的历史认识的真前见。在区分真假前见的问题上，伽达默尔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志，即依靠权威。在此，伽达默尔猛烈抨击启蒙运动对权威的否定，认为传统的权威并非盲目地自作主张，而仅仅需要人们对权威的反思的承认。面对伽达默尔为权威的辩护，哈贝马斯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判，认为伽达默尔是在为压力和强制寻找理由。在哈贝马斯看来，权威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确不能低估，它有代表正确而被人们认可的含义，但这只能在自由交往与平等对话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可历史从开始到现在却未能实现这种自由式交往与平等对话，更多交流与对话是在权力与压制下进行的。尽管此时人们也可能形成一致的观点或共同认可某个权威，但这种一致不是真正真理条件下的一致，这里的权威也不具有真理性的权威。因为此时人们的意见一致是在歪曲交往或伪交往背景下实现的，可遗憾的是人们对这种伪交往根本没有意识。与伽达默尔强调语言在哲学解释学中具有重要地位不同，哈贝马斯则认为语言也为这种伪交往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帮凶的作用，并由此对语言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语言也是统治和社会势力的媒介，它服务于有组织的权力关系的合法化。只要合法化不表达权力关系(合法性使权力关系的制度化成为可能)，只要这种权力关系只是表现在合法性中，语言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是语言中包含着欺骗，而是用语言本身来进行欺骗。

(巨慧慧摘)

当代俄罗斯宗教哲学

张百春在《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期撰文指出，俄罗斯宗教哲学在俄罗斯哲学界的地位已经获得彻底确立。在几乎所有的关于俄罗斯哲学史的教科书、词典以及百科全书里，宗教哲学都占有显要的位置。通常意义上的俄罗斯宗教哲学主要是指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哲学，这个时期的哲学有时候也被称为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复兴。对俄罗斯宗教哲学立场的确定，可以在当今俄罗斯哲学界最具独创性的哲学家霍鲁日那里找到。不过，他对俄罗斯宗教哲学自身的态度主要不是否定，而是批判，这是西方哲学史上作为一种基本研究范式的批判。正是这种批判的立场使得霍鲁日对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研究变得与众不同，他主要在严肃研究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哲学学说——协同人学。在研究过程中，霍鲁日发现，在静修主义里包含一套独特的人学思想。静修主义人学描述从事东正教灵修的人，这个描述当然不适合一般的人。但是，其中却包含一些基本元素，它们可以成为建构一般的人学的基础，比如能、协同、个性、展开等观念。霍鲁日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协同人学。它不仅仅针对从事灵修的人，而是针对所有的人。协同人学有自己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有自己的基本原则，比如展开的原则、界限的原则、能的原则等。霍鲁日的协同人学以神与人之间在能里的协同关系为基础，因此，可以将其归入到俄罗斯宗教哲学传统。作为俄罗斯宗教哲学传统的代表，他为这个传统带来了新的内容，这就是他在东正教灵修(精神实践)传统里找到的一套对人的基本看法，或者说是独特的人学经验，并将其上升到一般的哲学高度，形成一套独特的学说——协同人学。可以认为，霍鲁日的协同人学是当今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最高成就。

(杜娟摘)

当代俄罗斯关于跨文化与多元文化的解读

马寅卯在《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期撰文指出，当代俄罗斯关于文化学和多元文化的讨论观点值得关注，其代表人物为艾普斯坦。艾普斯坦把文化学看作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学科，它不能被归约为特殊的研究。他认为文化有一种海绵似的可渗透属性，这种属性使得文化能够呼吸一切时代的空气，它是自由的一个客观形式，只有那些从物理的、社会的和其他需要中解放出来的人们才能生产文化。艾普斯坦在文化学领域最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是对跨文化概念的阐释。跨文化是通过文化从自然中解放出来又通过文化学从文化中解放出来的人的存在方式。跨文化的概念虽并非由艾普斯坦最早提出，但较以往过分简略的形式，艾普斯坦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充分和深刻的阐述。跨文化克服了文化的局限性，而且跨文化的世界不是要脱离而是要存在于一切现存的文化中。作为一切现存的和潜在的文化的交汇点，跨文化甚至比一切已知的文化传统和实践的总体更丰富。跨文化概念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二者看起来的确有些共同之处。但多元文化主义开始于这样的假定：每个种族的、性别的或者阶级的文化自身都是重要的和完美的，因此它们都有着同样的价值和存在权利。而跨文化则开始于几乎是正好相反的假定：每个特定的文化都是不完善的，都要求与其他文化互动，因此人们不能固守一种文化而成为文化的囚徒，而应当从任何一种单一的文化中突围出来。多元文化主义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种尊重差异性的视角，认为不能从一种文化出发对另一种文化进行“妄议”，每种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应该从其自身得到评判。跨文化意识意味着在其自己的母文化中，他是其他文化的代表，而在其他文化中，他是自己母文化的代表。“一旦差异化的过程渗透进一个个体熟悉的自我，那么它就转变成与他者的整合过程。”

(杜娟 摘)

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双重影响

陶林在《理论月刊》2016年第3期撰文指出，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是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俄罗斯利益集团形成后，在利益的驱动下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参与主体，在对俄罗斯政治、经济产生影响的同时，对政治文化转型也产生了深远的双重影响，其积极影响有：促进了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有利于公民政治社会化；促进了俄罗斯政治文化多元化，推动俄罗斯政治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客观上要求俄罗斯加快公民社会的培育。其消极影响有：对俄国传统文化和苏联历史的全盘否定；对西方民主和自由理念的盲目迷信和引用；利益集团政治参与不平衡，弱势群体政治参与冷漠和寡头政治参与强烈并存；利益集团政治参与对俄罗斯的政治文化打上了深深的印记，给俄罗斯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密切的关系，回顾俄罗斯社会转型中的政治文化，与美国相比其政治文化带有很强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包袱，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文化在俄罗斯转型时期尚未完全形成，俄罗斯社会还没有形成主流的核心价值观。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仅仅建立民主政治制度还不行，还需要建立和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正确处理好传统与现代、西方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关系，既要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扬弃和吸收，又要借鉴西方政治文化的合理成果。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离不开政治文化，反过来又对之有影响，重视俄罗斯利益集团对于转型时期政治文化的双重影响，对正确认识和积极治理利益集团，发展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王巍 摘)

俄罗斯行政垄断规制启示

李小明、罗成忠在《财经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3期撰文指出，俄罗斯保护竞争法对行政垄断有专门定义，调整行政垄断主体范围广泛，有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等，行为种类有单个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之间及行政机关与经营者之间的行为，有作为也有不作为。俄罗斯反垄断署有立法、司法及行政执法权，能调查、审理并处罚行政垄断案件，且为行政垄断设置了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制度，规制行政垄断执法效率高、成本低。我国应借鉴俄罗斯的经验：一是拓宽行政主体和行为规制方式。我国《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主体的范围规定过于狭小，以致对行政垄断的规制浅尝辄止，效果甚微，因此我国对行政垄断主体及规制方式立法应进一步突破，重新界定行政垄断及其表现形式。二是扩大行政垄断的调整范围。我国《反垄断法》与俄罗斯相比调整的范围小很多，而行政垄断的方式多种多样，应当扩大行政垄断的调整范围并作出兜底规定，以彻底根除行政垄断。三是完善行政主体的法律责任，应当为行政垄断设定具有足够威慑力的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特别是应当同样采取分权模式，将行政责任设置归于我国行政法、刑事责任设置于我国刑法中。四是建立独立、统一、权威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设立集立法、行政、司法权能于一身，位阶上仅次于国务院的能够调查、审理、处罚的强大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只有这样，《反垄断法》才能跨地域、跨行业彻底地实现对行政垄断的有效规制。反垄断立法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行政垄断的规制亦是如此，俄国的经验使我们明白行政垄断规制的真正问题所在，能让我国《反垄断法》明确前进方向。

(王巍 摘)

以欧盟为主导的国际治理在波黑遭遇困境

左娅在《世界知识》2016年第5期撰文指出，随着欧盟成为波黑国际治理的主导，其更愿意在一体化的框架内运用条件性约束和规范性力量对波黑实施治理，但这种方式却陷入困境。首先，欧盟高估了波黑对入盟的渴望，根据以往欧盟扩大的经验，欧盟认为入盟将成为波黑的优先事项，足以支配国内政治议程，民族问题便不再凸显，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从国家欧洲化的接受度来看，三个民族愿意过多地牺牲自身的权力以换取入盟，但当欧盟一再提出新的条件时，波黑认为条件限制付出要高于成本，因此出现动力缺乏的问题，政治精英和民众对欧盟的认知非常矛盾，他们确信自己国家的未来存在于欧盟内，同时又感到被出卖和刁难，这样矛盾的情绪影响了欧盟发挥作用，因此，欧盟预设的第一个前提(即候选国为了欧盟成员国身份可以接受国内的变化)在波黑被限制了；其次，欧盟低估了波黑民族分裂的事实，欧盟所要求的改革多数是把地方和实体的权力向国家一级转移，这被认为是维护了波族利益但却威胁到塞族共和国的生存，因而遭到了首先是塞族人、其次是克族人的反对，由于波黑三个民族都对行政和立法的每一个重大决定具有否决权，因此，大部分为达到入盟标准而进行的改革都无法在三个民族中取得共识，改革便难以推进；再次，欧盟扩大的公信力不足，近些年关于欧盟接纳新成员国能力的争论和多数成员国反对扩大的呼声日盛，特别是克罗地亚入盟后欧盟对扩大的激情已经所剩无几，容克上台后明确表示五年内不会接纳新成员，这使本就对入盟踌躇不前的波黑更加心灰意冷，同时，波黑公民深知本国的结构性问题使其与入盟标准相距甚远，入盟希望十分渺茫，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波黑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入盟前景非常悲观，入盟前景的不确定使波黑缺乏持续努力的动力和信心。

(孙琦摘)

俄罗斯民族理论及政策聚焦问题

范俊在《学术探索》2016年第4期撰文指出，俄罗斯民族问题的产生大致可总结为三个原因: 首先是作为多民族国家，民族构成十分复杂，甚至到目前为止在其民族数量的统计上仍有争议; 其次是苏联时期便产生或孕育了大量的民族问题，俄罗斯则继承了这些令人不悦的政治遗产;最后就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走向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处于转型期的俄罗斯及其民族问题也深受影响。这些问题涉及族际关系、国家体制、民族国家建设等多个范畴，对俄内政和外交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因而引发了理论界与政府的广泛关注，并产生了诸多相关理论、观点和政策，对其中一些焦点性问题及其研究现状进行集中梳理、分析可以发现，俄罗斯理论界及政府主要把目光聚焦在族际冲突、国族建设、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分离、民族联邦制改革、民族与宗教问题交织以及境外俄罗斯人地位等问题上，研究俄罗斯民族问题的实质及影响，吸取其经验教训，进而提出应对策略是大有裨益的。纵观俄罗斯焦点民族问题及相关理论政策，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极其复杂的民族构成、苏联失之偏颇的民族政策与全球化的冲击是影响俄罗斯民族问题的重要因素；其次，当下俄罗斯各种民族理论间的争议很大程度上源自不同的学术立场——国家的立场、俄罗斯族的立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立场；最后，在问题的治理路径上，如何在促进民族融合与避免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失误之间寻找平衡点，是俄罗斯面临的一个挑战。

(王巍摘)

俄罗斯经验对中国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的启示

刘遵乐在《欧亚经济》2016年第1期撰文指出，对俄罗斯金融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不难发现，俄罗斯金融体系在出现危机或者即将面临危机时，出现的两大表征为卢布汇率的大幅贬值、国内资本的加速流出。俄罗斯政府和央行采取多种措施应对金融危机，其政策措施演变过程对中国正在进行的资本项目开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首先，外部条件是国际资本趋势性流动的决定因素，内部条件仅决定资本流动的规模。内部因素对资本流动发生趋势性变化作用较小，但是可以决定本国资本流动的规模。其次，资本外流风险对宏观经济金融的影响程度由两个因素共同决定。是否具有足够的国内内部政策调控空间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决定了在国际市场资本流动发生趋势性变化时，是否容易遭受到反复冲击。再次，各类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并不能有效地抑制资本外流。最后，国际金融定价权对控制资本外流具有重要作用。在卢布危机中，俄罗斯由于缺少国际金融“话语权”，处于被国际资本围追的地位，这一状况加速了俄罗斯的资本外流。综上，中国在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方面应加快国内金融改革进程，提高金融监管能力，以及增强国际金融定价权。

(杜娟摘)

“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欧地区的推进

龙静在《国际观察》2016年第3期撰文指出，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东欧地区的推进总体上处于反馈积极、蓄势待发的状态，但要将这项战略从各国政府表态式的支持变为具体合作的开展，还需要结合现有合作机制运行的经验和成果，加强对“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落实下一阶段的规划和部署。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东欧地区的推进应与中欧关系、中国—中东欧合作进行战略对接和融合，使这些战略部署的目标、路径形成合力；另一方面，该战略还应与欧洲的一体化战略相对接，成为巩固中欧关系的重要基石，以推动中东欧经济、社会发展和一体化进程加速的显著成果消除来自欧盟的忧虑和质疑。二是借助非经济领域的合作，实现中东欧16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平等参与以及在其他现有合作机制中的平衡发展，对难以找到经济领域合作抓手的部分国家，可通过加强非经济领域的合作，提升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积极性，弥补由经济领域“大项目”的缺乏而造成的合作真空，应结合这些国家的特点，努力发掘人文交流的合作亮点。三是充分把握中东欧国家所怀有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意愿，传递正面信息，推动合作进程，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人员往来和人才培养，加大对双方智库合作的投入，经常性地召开双边和多边国际会议，积极开展联合研究；另一方面，还需在中东欧国家中加强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与实践的推介，就当前周边热点问题产生的原因及中国的原则立场做好解释，为“一带一路”建设、“16+1合作”机制在中东欧的深入推进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维护中国谋合作、重发展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四是加强有关次区域合作的研究及相关合作，中东欧地区部分国家体量小、人口少、市场有限，中国应当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加强次区域合作，促进地区内部一体化进程的深入。

(孙琦摘)

“16+1”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捷关系

刘作奎在《当代世界》2016年第5期撰文指出，通过“16+1合作”机制和“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深层次的人文交流，中捷双边关系有望进一步发展。一是利用好“16+1 合作”机制和“一带一路”倡议，在“16+1 合作”框架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新上台的捷克政府看到了其他中欧国家发展与中国关系的机遇，增强了紧迫感，目前，地方合作是中捷合作的亮点，“16+1 合作”省州长联合会也发挥了推动“16+1 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作用；二是积极探讨与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对话和合作，维谢格拉德集团是捷克重点利益所在，在维谢格拉德集团框架下，捷克同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展开了各领域的合作，影响力日益提升，中国可以深度挖掘维谢格拉德集团与中国经贸合作甚至在安全领域合作的可能性，从而为中国和捷克合作创造新的平台和空间；三是推进中捷之间在机械和装备制造业领域的对接与合作，中捷之间在汽车、电子等领域推进双方合作具有较大潜力，两国可在重点探讨“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 4.0 计划”对接的情况下，将合作模式引入中捷产业合作上，着力打造“中国制造 2025”与捷克“工业 4.0计划”的对接，同时积极加强与第三方，尤其是德国的合作；四是积极推动旅游合作，开发捷克旅游市场，近年来，赴捷克旅游的中国人数不断增长，促使捷克成为中国游客的重要旅游目的地，目前捷克布拉格开通了到北京和成都的直航，捷克旅行社协会与四川省旅游协会日前在成都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今后可以此为基础，在加强签证办理、边检海关等方面实现便捷化和高效化，积极推进双方的民心相通；五是做好对捷宣介工作，发展智库和媒体机构的对华友好人士，中国可积极利用好中方基金加强与捷克文化、学术界和民间团体的交流与合作，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应该成立专项资金，支持捷克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成立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或讲席教授席位，进一步推动中捷两国人文合作迈上新台阶。

(孙琦摘)

乌克兰马赫诺运动的争议焦点

岳秀坤在《学术研究》2016年第2期撰文指出，马赫诺运动发生在1917—1921年的乌克兰东南部地区，是以当地农民为主体的武装起义。关于马赫诺运动性质的争论仍未尘埃落定，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欧美学界、苏联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1920—1930年代流亡国外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在创办的各种刊物上，将马赫诺运动当作无政府主义反布尔什维克斗争的标志性事件；在阿西诺夫、沃林的研究论著中，均着眼于俄国近代革命的历史大势，并以无政府主义运动为核心，贯穿整个历史过程，马赫诺运动作为其中的关键环节，被赋予重要的历史地位。欧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在1968年起步，整体而言，多数学者以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争斗为背景来解读马赫诺运动，而且给予了无政府主义更多的同情。不过，也有学者不认为无政府主义对马赫诺运动有多么大的影响，而倾向于从乌克兰的本土特性来理解这一农民运动。迈克尔·帕里亚明确表示，马赫诺运动首先是斯拉夫文化的产物，而不是受其他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他强调乌克兰东南部地区的农民们对于无政府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理念没有多少了解，他们对于自由和土地的渴望，更多的是哥萨克历史传统深入血脉的影响，而对俄罗斯和波兰传来的农奴制憎恨已久。早期苏联学者研究，多遵循列宁的定性，斥其为土匪武装，是富农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反革命叛乱，否认这一运动的无政府主义性质。直至1960年代，开始有苏联学者从完全相反的方向解释马赫诺运动起源。认为没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介入，马赫诺运动根本就不会发生。

(巨慧慧摘)

转型前苏联大众传媒与政治传播

许华在《俄罗斯学刊》2016年第2期撰文指出，苏联媒体属于典型的政治宣传型媒体，是实践国家目标的忠实助手，其核心任务是宣传苏共的路线、方针、政策，报道内容围绕苏共的政治需要，编辑方针由政府制订。苏联媒体长于进行高效、集中的宣传活动，这种体制在特定的年代，尤其在争夺政权和战争时期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传播方式的改变和传播技术的提高，那种强制性的、简单化的、教条化的宣传手段，以及掩盖问题、粉饰太平、阿谀奉迎的宣传内容引起了民众的不信任感和反感。苏联后期，在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公开性”的口号，鼓励社会“民主化”和“多元化”之后，苏联传媒业的变革逐步展开，大众传媒成为发挥政治影响的重要手段。有学者把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新闻业模式称为“改革模式”，认为其与苏联模式的最大不同在于：大众传媒虽然仍处于党和国家强权的管理之下，但它已经成为批评官僚和行政体制的民主化工具。在保障民众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沟通苏共和群众之间联系的同时，自我封闭、僵化退步的苏联官方媒体暴露出其无法应对信息开放的新形势的弱点，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僵化的监管迅速过渡到自由放任。由此导致的意识形态混战以及政治人物的揭丑大战使苏共和苏联政府形象一落千丈，官方媒体的可信度急剧下滑，加剧了社会的离心倾向。与此同时，对境外媒体宣传限制的取消，使得境外势力长驱直入，这更加剧了社会动荡，催化了政权的更迭。

(巨慧慧摘)

2016-03-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民众动员的比较研究”(14BZS110)

李飞(1984-)，男，安徽泗县人，博士研究生，从事民国史研究；汪效驷(1968-)，女，安徽桐城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从事民国史、社会史研究。

K265.2

A

1000-8284(2016)08-02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