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母语生态层次特征浅探
——以玉龙县拉市乡南尧村纳西族母语使用调查为例

王国旭， 李 骞

(云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语言学研究

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母语生态层次特征浅探
——以玉龙县拉市乡南尧村纳西族母语使用调查为例

王国旭， 李 骞

(云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通过对丽江玉龙县拉市乡南尧村的120户纳西族村民的田野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南尧村的纳西族母语生态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保持良好，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母语生态保持层次。外部环境的持续激励和内部文化的自信是母语生态保持平衡的关键。建立宏观的少数民族语言规划政策能促进母语生态的良性循环。

城镇化； 纳西语言使用； 生态层次

一、引言

城市化是现代中国发展的主旋律，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市场运作的基本规律。当然，城市化并非只是物质资料供应的简单拔节，同时也是各种精神文化素养的集体提高。美国的《世界城市》总结了城市化的两个特点：“一是人口从乡村走向城市运动，并在城市从事非农工作；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这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因素。”[1]

因而，城市化本身是一种文明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对旧有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必然会给传统文化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换句话说，城镇化是一个不断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需要一定时间和空间的准备，我国传统的社会文化生态在城镇化进程中要重视生态量度的平衡，也要警惕生态失衡带来的某些不可逆转的伤害。正如汪健明所言：“在生态视域中，城市化就是一种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这种改变必须以生态动态平衡为根据，城市化应该成为生态危机时代人们生活状态发生改变的其中一种表征，他的价值不在城市本身，而在城市的生态合理性”。[2]

语言同样如此，城市化所形成的语言趋同、外界接触扩大，双语场域缩小，母语态度淡漠的现象已露端倪，语言生态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改变，这种改变给母语生态的维系带来了新的课题。母语生态发展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取得双赢的局面，正引起相关学者的思考。戴庆厦、邓佑玲在《城市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功能的变化》一文中指出，城市化必然给少数民族语言功能带来新的变化，表现在语言使用和语言选择上，对民族共同语的广泛认同，少数民族母语出现代际差异，母语能力弱化。刘宏宇《从达斡尔族的语言转用看城市化进程对少数民族语言发展的影响》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发生语言转用与以下三种力有关，即城市环境改变带来的冲击力，历史积累(与汉语长期接触)的惯性力，民族自身的调适力[3]。何丽《旅游经济下民族语言文化传承：以云南大理古城和丽江古城为例》中调查走访后指出：旅游业带来的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冲击，白语和纳西语已呈弱势语言，当地汉语方言逐渐成为古城旅游和对外交际的主要工具，父母尤其鼓励孩子学好普通话和英语。[4]以上这些文献，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城市化对少数民族地区语言生态的影响，但对这一动态过程的个案探讨相对缺少。

我们认为，城市化给少数民族母语生态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生活条件的改善与文化的冲撞和流失并行不悖，少数民族母语功能变异是母语生态系统失衡的结果，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动态过程，表现为不同的语言使用层次，其中，个体母语的生态是其内部因素，家庭母语和社区母语则构成了母语生态的外部因素。外部母语生态圈的变化将影响个体母语生态的维持与否，这种影响是缓慢的，从各少数民族生存的地域来看，不仅限于城市，广大农村也处在逐渐演变之中。本文以2014年12月丽江玉龙县南尧村的母语生态保持田野调查为例，探讨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母语生态的层次特征。

二、调查点及样本分布情况

丽江作为云南省的旅游品牌城市，近年来城镇化发展迅速，其中，丽江市在2008年有总人口122.1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32.8万人，占总人口数量的27.00%，农村人口为89.3万人，占总人口的73.00%[5]36；到2014年，总人口增加到126.9万人，城市人口41.4万人，占总人口的33.00%，农村人口85.5万人，占总人口的67.00%[5]36，近5年来，人口总数的城市化增幅明显。丽江以玉龙县为中心的城市化的发展，逐步带动了周边的农村的发展，玉龙县所辖的拉市乡南尧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南尧村位于玉龙县拉市乡的西北处，距县城23km，乡村公路为全线贯通的泊油路，交通非常便利。南尧村隶属南尧村委会，下辖6个村民小组，共有522户人家，最新调查的人口总数为1 806人。其中，除第6个村民小组为彝族外，其余5个村民小组均为纳西族。纳西族人口有1 211人，占总人口的70%，彝族585人，占总人口的29%，其他民族8人，占0.04%。全村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人口为100%，大专生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2.5%，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0.5%。(数据来源于南尧村村委会最新人口登记数据)南尧村有着多彩的纳西文化和独特的彝族风情,同时也是一个典型的双语村落，汉语方言和纳西语是当地的族际共同语外，在彝族村子里，人们还熟练使用彝语。

2014年12月，我们来到了位于玉龙县拉市乡南尧村，对当地的纳西族母语使用生态现状做了为期一月的田野调查，除了大量的访谈资料之外，我们此行主要做了相对全面的语言生态现状的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个体的母语习得情况调查、家庭生活中的母语使用调查以及母语社区的生态情况调查。问卷调查主要采用入户调查的形式，对一些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纳西族受调查者，让其自己填写问卷，而对一些不会汉文的老人或文化水平较低的受调查者，则由会纳西语的调查员逐一翻译讲解，并验证核实之后填写问卷。本次调查共收回问卷120份，问卷涉及500多人。在受调查的人中，男性69人，占调查总数的57.5%；女性51人，占调查总数的42.5%。从各个年龄段的分布来看，5～15岁的有6人，占调查总数的5%；16～30岁的有55人,占调查总数的46%；31～45岁的17人，占调查总数的14%；46～60岁得有23人，占调查总数的19%；60岁以上的有19人，占调查总数的16%。

从受调查者的职业情况观察，农民有49人，占调查总数的40.83%；学生有44人，占调查总数的36.37%；教师有4人，占调查总数的3.33%；其他(包括司机、在外打工者、厨师等)为23人，占总人数的19.17%。

从受调查者的文化层次看，具有小学的受调查有23人，占调查总数的19.17%；中学文化程度的有50人，占调查总数的41.67%；中专文化程度的有12人，占调查总数的10.00%；大专文化程度的有5人，占总人数的4.17%；在读大学生有29人，占总数的24.17%；文盲仅有1人，占调查总数的0.83%。

三、南尧村纳西族母语生态现状

(一)个体母语生态

作为传统的纳西族聚居区，南尧村的村民对纳西语保持具有充足的信心，而个体的纳西语的母语能力也极为稳定。虽然记录纳西语的东巴文全村只有两个神职人员精通，但并不妨碍村民们对母语的传承。在个体的母语使用中，听和说是主要的，南尧村的村民喜欢看纳西语的电视节目(每个周六的晚上，丽江玉龙电视台都有一档用纳西语播报的“一周要闻”)。随着社会的发展，哪怕村子中所有的人也都熟悉当地汉语方言，但说到熟练和精通，普遍倾向于纳西语。一位姓李的纳西族中学教师坦言：“从长远的发展来看，普通话和汉语方言当然更具有发展的潜力，能够方便不同种族的人沟通和交流，但是纳西语言所传递的文化却是独特的，尤其是随着丽江旅游开发越来越深入，很多外地人来南尧村参观的时候，还希望听听我们用母语来唱歌和表演。近两年来，连附近一些过去不常说纳西语的纳西族现在也能说一些常用的话了。”个体母语的生态现状由于得到社会的认可和需求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对个体的母语能力及习得途径做了调查，详情见下表：

表1 调查对象母语习得情况(N=120)

如表1所示，调查中，有96.7%的受调查者会母语，家庭是母语习得的主要场所，他们学会母语的途径有88.3%的人选择通过长辈传授而得。另外，我们也发现，有4个受调查者选择不会说母语，老人打趣说他们是从别的村子嫁到南尧的“外来媳妇”，这些“外来媳妇”数量很少，所谓的不会，主要是指“说”而言，平时在家听懂是没问题的。

另外，我们对会母语的受调查者进行深入考察，让他们对自己的母语能力做分级自评，详见下表：

表2 调查对象母语习得情况(N=120)

如上表所示，占89.6%的受调查者认为自己的母语习得程度为熟练，并表示能用母语讲述本民族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如前说述，母语的自信心是母语活力的展现，南尧村的纳西族个体母语生态处于一种良性的循环当中，城镇化没有削弱母语的发展势头，相反，随着政府大力倡导地方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积极推进双语教育，培养母语自信的活动有了实质性突破。近几年来，由云南社科院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主持的“纳西母语传承项目”，对纳西母语童谣的收集整理、教材的编撰和教学正逐步展开，据描述，在丽江古城幼儿园和黄山幼儿园，这个寓教于乐的母语传承项目受到孩子们的喜爱。[6]

(二)家庭母语生态

在南尧村，家庭是母语的加油站和接力所。随着外出打工的频率增加，许多年轻人走出县城，来到省城或沿海江浙一带进厂务工，利用汉语与非母语人进行交际成为第一选择，但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返乡的纳西族依然使用纳西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在外务工的已婚者，他们的孩子一般都与老人留守在家，丰厚的纳西文化滋养着这些幼小的生命，从小谙习的汉语和纳西语言文化并行不悖，语言代际断裂的现象非常少见。在我们的采访中，一位常年在浙江打工的李玉成也告诉我们，他的父母对教育极为重视，孩子跟随老人在家，学习的环境反而比跟随他们四处奔波好得多。家庭语言生态保存完好，具体调查数据见下表：

表3 调查对象家庭语言使用情况(N=120)

如表5数据所示，在家庭语言的使用场域中，不同的辈分层次都表现出对“只用母语”这一选项的趋同，除了与同辈交际比例稍有下降之外，别的五代人只用母语交际的选择都占80%以上，尤其是与爷爷辈交际的母语选择高达94%。与之相比，其他几个选项的比例相对偏低，尤其是“只使用汉语”和“使用其他民族语”选项，大部分受调查者都表示不会在家庭中使用，可见，纳西语在纳西家庭中地位非常强势，是家庭文化传承和维系的基础，纳西语表现出极为强大的活力。正如一位在省城读大学的女大学生李玉某直言：“纳西语是从小就会说的语言，说起来听起来都很方便，常年在外读书，有时候忘记了一些纳西词汇，难免用一些汉语词代替，但只要回到家中一段时间，又全都会了。”家庭所提供的这种母语的修复和再生的能力，是其他任何语域无法代替的。

(三)社区母语生态

南尧村作为纳西族的聚居区，社区历史以1996年丽江地震为界，大致可分为地震前和地震后，地震前的南尧落后而闭塞，传统文化固守着这一片土地，与外界交流很少，全村会说汉语的纳西族并不多。大地震之后，南尧作为玉龙县受灾较为严重的社区，受到外界的关注和支持，人口流动加快，外来文化打破了纳西族聚居地区的封闭式发展，社区文化开始兴建起来，如今的南尧不仅有文化馆，纳西族、彝族文化展示中心，当地的老人们还建立起了“麒麟”民族文化风情表演队，他们自编自导，使用纳西语演出，在周围的几个乡镇上常有他们的演出的身影，在丽江文化界颇有声誉。借用表演队的和姓老人的话来说：“在我们村里，大家都能歌善舞，这是老人们的一项爱好，而且用纳西语演唱一些喜闻乐见的歌谣，可以教育后代，同时也增加村子的文化氛围。”同时，一些考取大学的纳西族学生也成为母语言文化的宣传者和推动者，他们借假期回乡搞支教，开展丰富多彩的双语活动，主动学习东巴文，有效地促进了社区母语生态的良性发展。

表4 调查对象社区语言使用情况(N=120)

从我们问卷调查显示的数据来看，在我们所假定的三个母语使用场域中，“只用母语”和“多用母语”的情况在三种场域中都90%左右，尤其是“举行民族活动”这一场域，“只用母语”占受调查总数的72.5%，“多用母语”占20%，二者合计占92.5%。在“和同胞聊天”以及“和同胞见面打招呼”场域中，“只用母语”和“多用母语”约占90%。总的来看，传统文化在社区中的坚守是社区母语生态得以保持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访谈中，一位纳西族的老东巴(从事宗教活动的纳西族经师)虔诚而又不无忧虑地说：“纳西族的老人去世，在念诵经文的时候只能用纳西语，否则死人回不到祖先居住的地方，老祖先也听不懂别的语言的。不过，现在热心学习东巴经的人少了。”客观地说，自古记载纳西语的东巴文并不是一种非常普及的文字，只有少数的东巴经师能知晓。实践证明，语言文字都遵循用进废退的原则，纳西语是否会在后代的发展中弱化，也许我们还无法定论，但帮助并扶持相关民间文化传承人的活动一定有相当的价值。

四、思考与建议

随着我国城镇化往纵深发展，少数民族语言生态正面临较大的改变，尤其是处于经济文化急剧转型的边疆地区，母语的代际弱化非常普遍，表现为年轻一代发生语言转用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虽然只是个案的调查和挖掘，但南尧村纳西族的母语使用的现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生态转型较为成功的例子，能给弱势语言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总结南尧村纳西语生态层次的特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增强语言自信，开发丰富多彩的语言传承活动，尤其是利益驱动下的母语传承对一些民族杂居区的多语生活者有较大的借鉴性。南尧村有较为良好的双语使用条件，他们离县城比较近，居民所受的义务教育普及程度比较高，与外界接触面大，大多数纳西族人都熟悉当地汉语方言和普通话，但语言使用时纳西语始终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同时，随着丽江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日趋丰富，双语给当地人带来了一定的收入，从而给母语的学习注入了动力。

(二)借助全球保护濒危语言的东风，吸收本民族文化精英的参与和支持，加大母语教育的力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全世界保护濒危语言的呼声越来越高，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保持语言多样性是保持文化多样性的首要任务，这一看法逐渐达成共识。近年来，我国在双语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做了巨大投入，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南尧村，父辈对纳西语的传承已成为一种自发行为，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母精英知识分子主动参与和支持母语的维系，甚至当地文化部门出版大量的纳西语音像文化制品，无疑对母语生态的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

(三)纳西语新型的拼音字母书写形式推广乏力，语言生态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变数。如何选择纳西语的既有文字和新创拼音文字，在纳西族中还存有不同的意见。东巴文字历史悠久，但便捷度不高，成为现代纳西语书写的拦路虎，而作为国家为少数民族创制的拼音字母之一的纳西语拼音文字，虽然容易辨识和记忆，但群众基础不高，还需要大量的宣传和培训。总的看来，选择拼音字母记录纳西口语，认识东巴文字以便能阅读古籍，将会成为多数纳西族知识分子的选择。

(四)多语社区的语言生活处于一种动态的互补格局中，在不同的交际对象和交际场域中，母语和第二语言有明确的分工。南尧村的纳西族在纳西语、汉语方言和普通话之间能根据语境做出清晰的语码转换，多语认同的自豪感强烈。随着丽江城镇化步伐的逐步加快，母语使用者经济文化地位的改变更能促进他们对母语文化保持的反思，从而强化母语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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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cological Layers of the Minority Mother Tongu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Survey of Naxi Language use in the NanYao village as an Example

WANG Guo-xu， LI Qi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Yunn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Kunming 650500, China)

This paper conducts a survey on the ecological layers of Naxi language in the Nanyao village of Yulong county. After field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about 120 Naxi villagers, it is found that the Naxi mother tongue in Nanyao villag is good ecological in the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the ecological layers of mother tongue are more unique. The key to the balance of the mother tongue is the continuous motivation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the confidence of the internal culture. The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a macro language planning policy for Minority Nationalities can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mother tongue.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use of Naxi language; ecological layers

2016-01-05

国家语委项目“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度抽样调查(YB125-82)”阶段性性成果。

王国旭(1980— )，男，云南昭通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H257

A

2095-7408(2016)02-002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