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野下的科层制学校改革

陈　卓

（浙江警察学院　社会科学部，浙江　杭州　310053）



社会资本视野下的科层制学校改革

陈卓

（浙江警察学院社会科学部，浙江杭州310053）

摘要：在社会资本的视野下，从权力、结构与效率三个维度审视科层制学校改革。在权力方面，从自然系统视角审视学校的运行规则，可以发现“中国化社会资本”具有独特内涵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结构方面，针对科层制的纵向权力结构，社会资本有利于从横向关系上完善学校组织。在效率方面，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考察学校效率问题，意味着从经济思维过渡到制度分析，并进一步确立民主参与机制。

关键词：社会资本；科层制；学校；权力；结构；效率

近年来，教育“去行政化”、“教育家办学”逐步提上议程，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新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和学校管理体制机制问题，显得十分必要。社会资本为教育政策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为分析学校组织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1](p35-36)就如何理解学校组织的基本性质而言，“科层制”（Bureaucracy，又称为“官僚制”）与“社会资本”是两个具有较强模糊性的关键术语。关于“科层制”内涵的界定，以及学校是否属于科层制组织，这方面的争论一直存在。[2](p257-262)“社会资本”概念引入中国教育研究后也出现了“泛化”的趋势，概念的不清晰甚至会直接产生逻辑上的自相矛盾。[3](p6-7)为了进一步梳理上述关系，澄清相关问题，本文在社会资本的视野下，运用组织社会学相关理论，从权力、结构与效率三个维度审视科层制学校组织的特点，为当前中国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一、权力：中国化社会资本的特殊逻辑

社会资本的比例在权力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也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权力”一词具有两层基本含义：其一是政治、统治或政权、权势、权柄等；其二是指人类或个人、团体、国家所具有的力量、能力、实力等。[4](p70)韦伯（Max Weber）等社会学家主要是从第二个意义上来使用权力概念的。在他们看来，权力始终是有意图的人类行动的一个结果，是人类彼此联系方式的一个面向。他将权力定义为：“一种社会关系内部某个行动者将会处在一个能够不顾他人的反对去贯彻自身意志的地位上的概率，不管这种概率的基础是什么。”[5](p147)由此他认为，权力的概念在社会学上是没有固定界限的，涵盖了“所有可以设想到的个人素质以及所有可以设想到的条件组合”，它使得一个人得以控制他人。正是基于这种独一无二的理论上的一般性，韦伯发展出一套概念等级体系，以不断增长的专门性，描述了权力的各种类型及亚型。在学校组织中，划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边界一直是学校管理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社会资本所强调的“规范”要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体现出科层制学校的共性特点。

但是，在“如何规范权力”方面，不同学校却面临着不同的现实社会环境，需要解决不同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社会资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并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资本是学校组织中普遍存在并发生重要作用的一种资本，无论是对行政权力而言还是对学术权力而言，也无论是就中国学校还是其他国家中的学校而言，这一点都是成立的。在此基础上，还需要看到中西之间的明显差别：由权力的来源及其运作方式上的差异导致的游戏规则的巨大差别。在社会资本的作用下，各种互动（也就是各种权力关系与交换过程）会迅速伴生出一些最低限度的游戏规则，行动能力的各种“保守—创造”的辩证过程实际上是通过权力关系与交换来完成的。这就涉及自然系统视角下规则的实际运行问题。①理性系统视角和自然系统视角是斯科特在进行组织研究时提出的概念。理性系统视角强调目标具体化和结构正式化，重视规范结构，关注点是决策（关于行动的设计或建议），并认为这些决策大体都能实现。自然系统视角强调目标的复杂性和非正式结构重要作用，重视行为结构，更大的兴趣在于考察实际做了什么而不是决定或计划要做什么。此外，斯科特还提出了开放系统视角的概念。参见：[美]斯科特，戴维斯.组织理论：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的视角[M].高俊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2-100。

沿着“与权力的关系”这个思路，可以发现一种“中国化社会资本”，我们称之为“超社会资本”。“超社会资本”与“政治、统治或政权、权势、权柄等”意义上的权力密切相关，它建立在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全面占有的基础之上，超越法律和制度许可范围，能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产生决定性作用。[6](p75)2015年3月13日，凤凰卫视两会特别报道专题采访了大陆著名社会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对主持人提出“为什么像北大、清华、人大这样的高校，高干子弟进去那么容易”的问题，周孝正表示，这就是特权腐败，秘书打一个电话，说这是谁谁谁的孩子，他就进去了。比如中办主任令计划的孩子令谷不就到北大了吗，他到了北大四年，完了紧接着研究生，就是这么回事。[7]在令计划的案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是权力，正如报道最后谈到的，“中国是权力本位，有了权什么全有”。研究发现，当今中国大学毕业生求职过程中，超社会资本的作用远远大于文化资本，在超社会资本面前，教育处于失灵状态。只有在超社会资本缺席的情况下，文化资本的作用才能显现出来，这时候教育才从“失灵”转变成为“显灵”，教育对社会分层的积极影响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体现。[8](p12)

对于“社会资本”内涵理解上的差别，可以通过“社会资本”（西方意义）与“关系”（中国意义）的对比得以体现，这涉及国情、文化等因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恰恰是新制度主义所强调的。“社会资本”概念的本意讨论的是一种社会中的个体自愿联结的各种方式，诸如市场、俱乐部、志愿者、非政府组织等等，而信任、规范与互惠等就是这些联结的黏合剂；中国社会个体资源联结主要是沿着家人、老乡和朋友扩张出来的“关系”网络，人们热衷的是划定自己人、搞小圈子、排除异己等，这种倾向很容易朝地位争夺和权力斗争的方面发展。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许多中小学的家长委员会往往形同虚设，家长们关注的不是给学校什么建设性意见或批评，而是倾向“投资”自己孩子的班主任及任课教师。同理放大来看，所谓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都设置的重点学校重点班是切身利益的驱动，它让学校政绩、成绩好的学生及家长直接受益，但对全体学生是极不公平的。在这种思维逻辑中，没有家长考虑公平的问题，而是考虑如何通过关系，让自己的孩子挤进重点学校重点班。还是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校长、班主任及教师也明白，这也是利用家长为学校或班级投资的契机，这种投资不是来自于市民社会的善与同情，而是来自关系理论上的“人质”、“报答”、“求得个人更多关照”的含义，所谓个人关系、私交、私了、摆平等都是由此理论而发生的。[9](p87-88)

“科层制”本不同于“官僚主义”（Bureaucratism），但在“超社会资本”和“关系”的作用下，科层制的负面作用被大大释放出来，导致与官僚主义关系密切的“权力本位”泛滥，“潜规则”横行。刘艳茹采用实证研究，通过对武汉和大连的6所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尽管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结果产生影响的多为强关系，但是强关系的作用形式却是不一样的，通过对最终利用社会关系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大学毕业生，其强关系更多地利用‘信息+人情’提供帮助，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大学毕业生，其强关系更多地利用‘信息’提供帮助。”[10](p121)作者特别指出，此处的“人情”，“指的是帮助向有关方面打招呼、职位推荐、直接提供就业岗位等”。然而，与人们通常的理解不同，“人情”本意为“情面”，它是中国人因讲究脸面才会产生出来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频繁使用这种意义上的人情，诸如做人情、徇私情、托人情、人情债、看情面等。由此可见，这种意义上的人情是指由于脸面的心理与行为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的关系。[11](p167)在调查中发现的“打招呼、职位推荐、直接提供就业岗位”等行为，实际上已经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由于脸面的心理与行为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的关系”，而是（或者说“可能更多是”）由于动用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大学毕业生”不具备的“社会关系”，通过破坏教育公平的方式达到求职的目的。①实际上，通过“人情”、“面子”发生作用的“社会资本”在中国学校也是十分普遍的，可以命名为“强社会资本”。它是建立在人情面子（“情面”）之上的社会关系网，这种关系网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难以名状，同时又很有约束力。强社会资本有两个特点：情感性（非制度性）和礼仪性。在传统思维、习惯势力、人情面子的作用下，强社会资本导致托人情、走后门、拉关系等违背教育公平原则的各种不道德、不规范、甚至不合法的现象。参见：陈卓.超社会资本、强社会资本与教育公平——从当今中国教育影响社会分层的视角[J]．青年研究，2010，（5）：78-80.所以说，学校改革的当务之急，应当是剔除“超社会资本”和中国式“关系”的消极影响，重新回到科层制所要求的“规范性”上来，同时也是回到“社会资本”最初的含义上来。

二、结构：从横向关系上与科层制形成互补

科层制强调的是权力在组织中的纵向分布和运行，用韦伯的话说，就是“由职务等级制原则与上诉渠道（Instanzenzug）原则确立了一种公认的高级职务监督低级职务的上下级隶属体系”。[12](p1096)与之相对，社会资本则更强调组织的横向结构。帕特南（Robert D.Putnam）把社会资本看作对社区生产能力有影响的人们之间所构成的一系列“横向联系”。这些联系包括“公民约束网”和社会准则。构成该概念的基础是两个假设：第一是关系网和准则以经验为依据相互联系，第二是他们具有重要的经济学影响。在该定义中，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是它促进了协会成员相互利益的协调与合作。达斯古普特（Ismail Serageldin）和萨拉格尔丁（Partha Dasgupta）认为，有关社会资本的三种观点逐步扩展了概念的内涵。第一种观点包括大多数非正式的和地方的横向组织；第二种观点加入了科层组织；第三种全是建立在前两种观点基础上，加入了诸如政府和法律规则等正式国家结构。三种观点具有若干相同特征，其中之一就是“都隐含着合适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具有正外部性，由于个人无法占用这些外部性，代理人倾向于向社会资本不充分投资，从而产生公共支持的职能”。[13](p57-58)社会资本可以从横向关系上与科层制的纵向结构形成互补，从而推动学校的运行。

从自然系统的视角看，社会资本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不仅潜在的社会关系带来了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且这些关系也存在带来消极影响的可能性，产生的效果依赖于关系的性质（横向的或科层的）、现有的准则和价值及更广泛的法律和政治背景。鉴于此，波茨（Alejandro Portes）提出了“消极社会资本”的概念，并认为社会资本至少有四个消极后果：排斥圈外人、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以及用规范消除差异。[14](p137)目前中国学校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由于政治权力的过分介入，导致了学校中的社会资本作用发生畸变。社会资本原本应当从“规范”层面确立各种规矩，从而保证学术权力、行政权力以及经济、舆论等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但一旦异化为“超社会资本”和“强社会资本”，则导致“教育政策部门、教育者和社会三者现在处于一个恶性的互动过程之中”。今日中国的教育体系并没有什么独立性，只是政治行政系统的一个延伸。“政治和知识界没有任何边界，权力还是倾向于控制知识。除了传统上所具有的政治行政手段外，现在又有了更现代也更有效的控制手段，即通过经济利益的控制等。知识界没有自己的边界，也没有自己的认同，仍然是一个依附型阶层，要不依附政治权力，要不依附经济利益。”[15](p163-176)无论是学校系统内部，还是学校组织与社会系统，这种现象都随处可见，这与科层制学校的自身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就制度、行动者、关系网络三者关系而言，通过具体的关系网络作为中介，制度与行动者之间才能发生关系；也只有在具体的关系网络中，制度与行动者之间的“辩证统一”才可能实现。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制度对行动者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同样，行动者通过不同的关系网络，对制度的理解也会有所差异，从而导致不同的行为结果。不同的行动者在具体的关系网络中居于不同的位置、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会制约他们对制度的认知、理解、掌握、对待，这其中不仅涉及利益计算，而且也涉及意义赋予。[16](p104-113)社会资本作为一种为行动者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提供便利的资源，是一个共同体中的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长期交往形成的，它嵌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以态度、信任、习俗、惯例、规则、网络、制度等多种形式被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无论个人的还是组织的）所获得和利用。[17](p51)由于它十分强调行动者在组织中的位置，以及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因而在具体运作过程中体现出很大的灵活性。

在1998到2008年间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时，外界评论朱清时“清高”，“不食人间烟火”。比如，当时很轰动的“拒绝扩招”事件（在任期间坚持不扩招，不圈地，不贷款，原生态迎接教学评估），他被媒体和民众誉为中国最牛大学校长。“那个时候我基本也不交际。”朱清时不喜欢做的事，那个时候就不做。但是从2009到2014年担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期间，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到了南科大使命不一样了”。伴随着身份的转变，朱清时得综合利用自身的学术成就、社会声望、人际关系等因素，实现学校的发展：“学校从零开始建设，从基础建设开始，人才政策制定，处处需要钱。”在南科大这5年，很多事情朱清时都要自己上，他得“入世”，亲自“上去”，去解决一大堆事情。他开始亲自抱着文件去“堵”教育部部长；他要实现“去行政化”，第一步却是要利用行政化的方式沟通。南科大理事会成员中，有不少是深圳市官员，他们在学校和政府之间作桥梁。尽管如此，“不过依然书生气的是，老爷子常常还是要顶住坚持自己认定的真理”。[18]中国科技大学与南方科技大学有着鲜明的差异，前者为中国科学院所属，基础厚，起点高，实力雄厚，建校第二年即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后者则是中国广东省领导和管理、深圳市举全市之力创建的一所公办创新型大学，2012年4月经由教育部同意建校，至今仍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的道路上踽踽而行。随着环境、地位的变化，行动者尽管“依然书生意气”，但运用社会资本的方式和策略也不得不发生明显的改变。

当然，由于学校类型和性质上的差别，学校与社会边界问题往往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在内容上也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在目前中国的教育体制下，民办高校利用社会资本进行资源整合时，与中国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就存在显著差别。后两者更多的是强调政府的放权——“去行政化”、“教授治校”，而前者则更关心政府的履职——“整合体制资源”。在这个过程中，民办高校运用的表达策略有：利用入职人大或政协参政议政的机会表达利益诉求；通过写信、拜访、打电话等方式直接向政府官员反映利益要求；联合提出研究报告、专著、意见或建议，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呈送给有关政府部门和组织；举办或参与和民办教育相关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或论坛；与新闻媒体建立良好关系，并通过他们进行呼吁和宣传，引起政府、社会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民办高校发展过程中某些关键事项的关注和支持。[19](p53-63)这些社会资本运用的具体策略是目前我国教育制度下的产物，与教育制度有着密切联系，同样制度下的不同位置中的不同行动者，采取的具体方式各有不同，这也体现出社会资本组成及其运作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科层化的学校管理已经是既成事实，学校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尊重社会资本的所有者及其使用过程中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同时要警惕“消极社会资本”的负面影响，从而完善学校（尤其是学校行政管理上）的科层制结构。

三、效率：从经济利益到社会关系

自韦伯以来，就有一些社会学家看到了官僚制组织结构在政府部门、公司、学校和利益集团等组织中统治着现代世界的图景，并认为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一种深刻而广泛的努力，即设计出前所未有的效率结构以执行现代社会的任务。现代组织在形式上之所以具有不同于其他组织的高度类似性，是因为这种组织形式在执行任务时具有高度的内在理性和效率。[20](p117-153)换言之，科层制未必一定带来低效率，恰恰相反，在韦伯的理想类型中，科层制取代在此之前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原因就在于它的高效率：“普遍的经验表明，从纯技术的角度看，纯粹的科层制行政组织……能够取得最高程度的效率，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已知的对人类实施统治的最合理的手段。它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精确、更稳定，专业上更严谨并且更可靠。”[21](p337)时下中国学校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对效率的片面理解，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澄清问题。

第一，效率不仅仅是一个关乎个人利益的经济问题，还涉及社会关系问题。韦伯明确提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二元范畴，并认为工具理性不断膨胀和价值理性不断萎缩是现代社会科层制发展的必然后果：“官僚制发展愈是完美，就愈‘非人性化’，换言之，亦即更成功地从职务处理中排除爱、憎等等一切纯个人的感情因素，以及无法计算的，非理性的感情因素。”[22](p46-47)效率问题与工具理性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可以坦然承认，效率作为一个科学问题，主要是‘手段’问题，‘高效’服务可能高效地实现多个目的中的任何一个。”[23](p246)伴随着时下商业气息浓厚的“管理学”、“成功学”宝典，教育被当作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学校中的一切因素都被裹上了商品的外衣，不加选择地运用商业价值观和实践方法，而不考虑或很少考虑教育的价值观和目的性。

诚然，有一些个人资源在某种意义上被个体行动者完全拥有（如教育、财富），个体行动者可以自由地使用和处置它们。但是很多这类资源通常只被社会契约所“拥有”，社会契约规定了个体行动者成为特定资源的使用者（比如较典型的财产权规定）。只要契约有效，个体行动者就可以行使权利，控制和使用资源。因此，有必要把由于占据一定位置带来的资源和为个人所拥有的资源区分开来。[24]（p41-42）在科层制学校中，一旦占据了系主任或者教研室主任的位置，就有权力控制和使用与此位置有关的资源。当个体行动者与位置相分离时，这些权利也就消失了。这原本就是韦伯所设想的科层制组织的基本特征之一，韦伯强调在科层制组织中“存在着管制管辖权限的原则，该原则一般是由规则、即由法律或行政规章决定的”，这意味着：“（1）官僚治理结构所需要的常规活动被确定为义务。（2）以某种稳定的方式对保证这些义务得到履行所需的下达命令的权威进行分配，并由与强制手段有关的规则严格规定界限，这些强制手段包括物理的、司铎的或者其他的强制手段，以供官员利用。”[12](p1095)韦伯对科层制中职权法定的强调，是社会资本（而非“超/社会资本”）得以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前提。

组织中的位置并非一个物理概念，也不仅仅是一个标签，它综合了社会的、文化的多方面因素。弗里德里奇（Carl J.Friedrich）指出，科层制的行为方面所呈现出的问题比与结构相关的问题更为复杂。他评论说：“虽然可以观察到某种相似性，但科层行为随着时空而作剧烈变化，没有任何清晰的发展模式。这个事实也不足为奇。人总是处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中，所有人的行为都不得不受到特定文化中盛行的价值观和信仰的影响。因此，受到孔子及其追随者思想影响的中国官员比瑞士官员更注重态度问题，而受到基督教教义特别是受到新教教徒和虔信派教育影响的瑞士官员则更为注重荣誉与责任。”[25](p470)在考察学校效率问题时，跳出狭隘的经济考量，着眼于与学校角色、社会关系密切相连的社会资本因素，通过新制度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借助于“文化—认知性要素”对学校组织进行制度分析，[26](p15-18)这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民主参与机制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它为学校效率提供保障。韦伯所谓的科层制组织的“效率”有其特定的理论背景，从“理性”这个角度上看，效率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与工具理性相关的问题。对效率和正当性的要求都算是理性的表现，我们不能说“有效率的要求”是理性的，而“对正当性的期待”则是非理性的。行动者的理性，也许主要就表现在让效率要求和正当性期待不断相互印证。效率与正当性基本上都是情境式范畴，它们各自反映了社会网络中的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关系。抽离了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所谓的效率和正当性问题就成为一种抽象。[27](p37)今天的学校同样关注效率，只不过不同于普通的商业组织，它所强调的效率与正当性问题结合在一起，这“本身是一个关于构成社会福利的可加挑战的理念”，在这个前提下“最好的组织社会实现效率的方式应该是能够提供民主的治理结构的方式，这种民主结构允许这些挑战以一种公平的方式加以表达和阐述”。[28](p82)在民主的平台上确保最大限度的效率，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民主参与机制。合理的决策过程并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但是缺少合理的决策过程将永远不能实现科学决策。如果一项教育政策缺乏周密的研究，甚至直接出自决策者的突发奇想、主观臆断，又不经过一定时间的试验论证，即使改革的愿望是好的，也难免遭遇失败。

实际上，在帕特南的研究中，“社会资本”概念与民主参与密不可分。通过意大利约20个行政区的长期观察研究，他发现南北部意大利存在巨大差异。社区中社群组织的参与积极性、组织中成员是不是相互信任、办事公正、遵守制度、民主协商等造成了行政区之间的巨大差异，而社会资本可以塑造公民精神、促进公民的社会参与、影响政府绩效。[29](p133-134)正是在民主参与的过程中，社会资本才可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这与学校组织的科层制结构并不矛盾。在美国，尽管学区在政治和组织体制上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征：它们都是由各州为了开展各州自己的教育事业而设立的。在学区有一个当地的学校董事会，这个董事会通常是选举产生的，有时也是任命产生的。董事会承担着本周在本地区内提供教育的职责。在执行他们的指令时，学校董事会常常处于州教育部和州立法机构的监管中。因此，尽管教育是州的一项职责，并且州教育官僚机构总是对当地的学区行使监管的职责，然而在美国，我们常常谈到的却是地方管理的重要性。“这表明，各州人民鼓励直接民主参与，通过居住在学区的公民选举他们的地方代表，从而在地方教育政策制定方面能够发表他们的看法。”[30](p343)民主是社会资本的应有之义，民主机制是消除“超/强社会资本”的有效手段。在科层制学校的改革过程中，应当区分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学术民主管理与学术行政管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在全面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理解学校效率：学校真正的效率在于使民主运转起来，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前提下推动学校的良性发展。

结语

学校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组织，在对学校的研究中，“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揭示一切。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的，就像所有灯光都照射在舞台上，人们的目光在整个舞台前后漫游。”[31](p2)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审视科层制学校改革，需要在准确把握概念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的内涵和“中国化社会资本”的实际运作过程，区分作为“理想类型”的科层制学校和学校的科层化的现实状况，在此基础上寻找两者内在的逻辑关联以及改革途径。规范权力是社会资本理论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科层制组织的基本要求，目前中国学校组织中的诸多“人情债”、“关系网”恰恰是规范化不足所导致，在这一点上，社会资本与科层制理论并不存在矛盾，推进学校的科层化与合理运用社会资本，可以说是同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不同方面。学校管理上的科层制结构是一个客观事实，社会资本从横向的、动态的角度提供了一个审视学校结构的新视角，学校改革的方向应当是通过制度改革和管理创新，最大限度地实现两者的融合。工具理性下的效率观导致当前学校存在着偏离教育宗旨的现象，社会资本理论不仅提供了新的效率观，而且能通过其内在的民主机制剔除学校中的“非教育”甚至“反教育”因素。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即使是在广义的科层制学校体制内，社会资本所强调的民主机制同样能运转良好，这种相互协调、优势互补的局面是今后学校改革应当坚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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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豫

基金项目：2015年浙江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研究成果；2015年度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社会资本视野下的科层制学校改革”研究成果（2015SCG310）；2015年度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新时期高校‘交往德育模式’改革”研究成果（jg2015194）。

作者简介：陈卓（1981—），男，浙江大学教育学博士，浙江警察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德育教研室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6）03-016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