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之路：发展经济学视野下的“农民工”研究反思

周燕玲 陈映芳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030）

“发展”之路：发展经济学视野下的“农民工”研究反思

周燕玲 陈映芳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030）

既有“农民工”的研究存在“农民工”的“劳动力”化、“农民工”的去主体化及绝对城市偏好的问题,现有研究的局限与国内的“城市化”逻辑有相当的同构性,而此二者背后的思维范式在整体上带有较浓厚的早期发展经济学色彩,发展经济学为其提供了学科资源支持。在此视野下,通过考察发展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的危机、历史性反思和新进展,从认识论角度探讨既有“农民工”研究的局限及其可能的出路,在正视现代化价值理想和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社会过程的前提下,当前发展的意涵、路径、主体、方法和节奏亟需反思和调整,这是深化农民工研究的基础条件。

农民工；发展经济学；城市化

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国内“农民工”研究学术成果颇丰①,这既是社会科学领域对人口迁移事实的一种自觉回应,也是遭遇“社会问题”时为消除社会不公、保护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动求索。学界的集中努力促使了该问题的学术意义阐发及公共领域和政策领域关注,而近年相关热度下降也暗示,关于此问题的讨论似已走入瓶颈。在“农民工”境况未获得实质改善、问题依然尖锐的事实面前,作为参与公共问题的行动主体之一的学界应进行反思,对当前的研究从认识论、范式到政策系统作出检视,而从既有文献来看,社会科学界对此问题的重视仍很缺乏②。

笔者试从认识论角度探讨既有“农民工”③研究的局限及其可能的出路。现有研究的局限与国内的“城市化”逻辑有相当的同构性,并在整体上带有较浓厚的早期发展经济学意蕴,而国际上对“发展”的反思和发展经济学的新进展可为我们突破此认识困境提供参考,以达成我国社会总体“发展”的真正使命。

一、国家主导的“发展主义”的投影：现有“农民工”研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农民工”的研究主要围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出路开展讨论；20世纪90年代,“农民工”研究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的导向以及经济学、农村研究、人口学、公共管理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参与的领域。2007～2012年,以“农民工”为主题的文献以年均万篇以上的规模产出,近年虽有所减少,但数量仍然庞大。“农民工”研究已成为一个极其庞杂、不乏精品同时又存在跟风之作和强同质性作品的领域,现有的“农民工”研究在认识论、思维范式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一）“农民工”的“劳动力”化

“农民工”研究最初即是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研究视野的,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仍是讨论城市化及农民工问题的重要视角和理论范式④。很多关注宏观经济调控、经济增长的学者弱化了“农村剩余”,将“农民工”作为“劳动力”来讨论其对于国家经济增长、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等的关联,将他们设定为既定常量或作为前提,并化约为数字,对其跨地域流动进行分析。以经济性指标代表“地方”、以劳动力（或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学历、年龄等）标识“农民工”,这些成为较常用的方法。

“农民工”的“劳动力”化还表现为在价值意识中将农民工之“劳动力”身份视作第一身份,这已反映在“农民工”“流动人口”“外来人口”等不同概念的构建意蕴中。首先,“农民工”的区域流动和迁移大多被认为取决于作为“劳动力”能达成交易的价格,而“经济理性主义”之外的职业选择与流动目标未被考虑。其次,批判城乡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论证城市吸纳“农民工”的合理性是建立在他们对于城市是否“有用”及其“经济贡献”大小的基础上,城市向农民工支付一定的“社会权益”,他们作为“人”甚至作为“劳动力再生产”主体的天然权利（包括性爱、婚姻、生儿育女等）和核心家庭利益都成了可以被忽略（牺牲）或可以被延期实现的次要价值。在此意义上,即便研究者认为城市应吸纳、接纳“农民工”,其背后的逻辑也是一种经济逻辑,换言之,这是一种经济吸纳而非社会吸纳。

（二）“农民工”的去主体化

在“农民工”研究中,城市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但进城农民工没有话语权,处在作为弱者、他者的被动地位,成为一个被客体化、被论述的对象。部分学者还对农民工群体的形象进行有倾向性的塑造和构建,并依此在政策层面进行干预,如此,农民工的真实状态可能只是被部分呈现,产生“影像-真实”之间的偏离［1］。

目前,国内研究较多地论述结构性、制度性因素,“人的城市化”问题被视为制度化的户籍与社会保障问题。有学者开展了针对农民工本身意愿的调查和实证分析,但其自身除“劳动力”身份之外的生活逻辑、城市观、个体意识和需求等较少得到研究者的真正关心。

此外,“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异质性较少被关注,区域性、族群性、文化程度和职业等多被忽视。大部分研究仍将其作为一个单一的、基于城乡二元和户籍分类的一个群体,“农民工”概念据此得以整体性构建。除了第二代/新生代农民工、女性农民工（“打工妹”）等之外,在其他维度方面,关于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分化、差异化和类型化研究尚不多见,仅有少数研究涉及基于职业、经济收入和留城意愿的分化,但此类分类多是为了更好地制定社会吸纳政策或社会保障政策,缺乏基于类型化的系统性、学科化研究。

（三）绝对城市偏好

在被掺入发展主义进化观、城市乌托邦等各种想象要素的“城市主义”意识形态下,城市象征了经济、科技、文化以及社会“先进”“发达”“美好”的符号,也被理解为人类聚居的高级形态、生活空间的未来归宿［2］19,该意识形态仍相当程度地主导着现有研究的认识前提和预设。

首先,“城市化”被赋予了毋庸置疑的正当性［3］。在“人的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很多研究中,不能从“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特大城市”中获得身份和权利的农民工屡屡“被‘小城镇’化”或“被‘上楼’”［4］116-133。“城市性”被扩大为一种人人都需习得的生活方式,“市民化”亦从一个权利赋予的概念逐渐带有一种政治动员意味的复杂修辞,“被市民化”漠视了农民工的主体权利和能力。

其次,农民工进城被定义为一个对城市的单向“适应”和“融入”的过程。在“传统-现代”“农村-城市”“农民-市民”的二元划分下,城市性一定优于乡土性,城市性应当取代乡土性,农民工进城工作生活就是一个被整合、被同化于城市社会的过程。既有研究中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融合、适应”是个颇具热度的议题,这固然有益于将现存的城市排斥性制度非正当化,但无条件地期冀“农民工”改变其经济活动方式、居住方式、社会交往、族群文化和身份意识等,或将此异质性简单问题化是徒劳的“同化”思路,也是建立在对“农民工”的客体化及片面认知之上的。面对城市社会学经典的“城市与异质性”议题,现有研究多停留在“同化-非同化”的层次,尚未探讨“未必以同化为必要条件的共生是如何形成的问题”［5］。

以上问题的逻辑可能在于：在精英主义、威权主义和现有强国家政体及其研究体制下,农民工被“去主体化”,在此基本条件下,发展主义、现代主义推动了研究者绝对城市偏好思维的形成,因此,两者结合的结果即农民被工具化、劳动力化。

二、现实背景的同构性：国家的“发展”战略及其“城市化”逻辑

“农民工”的“劳动力”化、主体性缺失及城市价值绝对化的论述路径、模式并不是凭空形成的。首先需要将“农民工”问题放回到中国独特的“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中,继而我们可以发现,在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城市化”中,“农民工”主要是作为一种功能要素被考虑的,这为农民工研究提供了一种类似规定性的框架并产生了持续影响。

（一）“城市化”战略演变的简单回顾

（1）20世纪50～70年代,非城市化。1950年代,为实现工业化,中央实施了以统购统销为核心、以农业集体化和户籍制度等为制度保障的刚性制度体系,此“二元经济体制”确保了工业对农业、城市对乡村的长期巨量攫取,形成了制度化的城市与乡村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不均衡的发展格局⑤。城乡隔离,包含人在内的要素流动受到极大限制,“非城市化”的工业化被学者认为是社会经济失衡的表征［6］。

（2）20世纪80年代,小城镇化。20世纪70年代末施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商品经济复苏。1980年,中央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并于1984年以法规的形式确认。费孝通提出乡村“小城镇化”思想［7］,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城镇化的主流思想之一。较多经济学、农村研究学者认为农村工业化、“离土不离乡”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出路⑥。20世纪80年代末期,伴随乡镇企业经营问题和“农村病”现象（“三农问题”）,小城镇战略地位受到质疑。1989年,国家的城市发展方针中关于“积极发展小城市”的表述消失。小城镇战略被认为不利于突破城乡二元体制、缺乏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效应,从而难以担负国家现代化使命⑦。

（3）20世纪90年代至今,城市化。城市化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城市化率等指标被提出,城市化取代小城镇化成为新的战略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土地城市化成为GDP和财政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特大城市和大中型城市的地域规模迅速扩大［8］。

近年,在既有城市化基础上中央政府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期望进一步提高城市化率,同时规避以前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李克强提出“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9］,是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与动力。

（二）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城市化”逻辑

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阶段城市化思路、制度安排和资源动员的多次切换均是国家根据情势及相应的“发展”战略有意倡导并通过政府自上而下行政推动的。中国的城市化选择是国家更大发展战略的一部分［10］,早在20世纪90年代振兴“城市化”浪潮时就有学者提出“我国实现城市化不仅是为了人口城市化,给数亿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寻找出路,而且通过工业化、城市化来改变传统的社会经济发展格局,加快经济结构的质态演变以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11］。国家“发展战略”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愈加依仗于城市化及其经济效益、依仗于政治动员,“纵观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现在这样对城市化如此重视、如此依赖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并且从中央到地方由各级政府积极推动‘新型’城市化的发展。近几年,席卷全国的‘新型’城市化运动已构成世界城市化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观’”［12］。

这种有战略意识的城市化路径选择基调还在于对大城市的行政保护和控制,“严格控制大城市（特大城市）规模”成为建国后贯穿各个时期城市化政策、制度安排的统一思路,这与提高城市化率、增加城市人口、刺激经济增长无疑存在一定张力,历史上不同的城市化战略选择也呈现两者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然而经过近20年的磨合,两者共同构成了现有“城市中国”发展的强逻辑［2］33-34——所造成的事实是大城市被行政等级体制、政策资源倾斜等保护和支持（发展经济）［13］,同时又以大城市及特大城市的脆弱性、超负荷为由,采取了选择性的吸纳机制对相当一部分“城市新移民”进行排斥。

三、学科资源：“农民工”问题研究与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

（一）早期发展经济学对中国城市化战略的理论支持

发展经济学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产生了较大作用⑨,笔者在分析中国“发展”战略、城乡关系和“城市化”战略时还发现其基本思路与早期发展经济学⑩的主要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一致,发展经济学对中国城市化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学术理论支持。

1.资本决定论和农村剩余价值获取

早期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都十分重视投资和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论、罗森斯坦-罗丹 “大推进”论和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学理论都支持了这一观点。基于此,发展经济学家把发展战略的重点放在如何筹措发展资金上,在国内主要是通过从农业部门抽取剩余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本［14］。

中国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去城市化”战略及城乡二元体制基本符合早期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的“惟资本论”“惟工业论”“惟计划论”主张［15］34-37。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市场改革并没有摆脱“资本依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靠投资来推动的,至今在经济战略中占有相当重的地位。

2.工业第一主义、城市偏向和地区不平衡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业化成了一股世界潮流,是无论哪个经济学派别都不会反对的关于经济发展的必要（甚至是充分）条件［16］8。20世纪50年代诞生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式、普雷维什和辛格的贸易条件恶化论、赫尔希曼的联系效应理论以及库兹涅茨对经济增长与行业结构的历史经验分析,支持了工业化和城市（如托达罗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同一过程）优先发展战略,农业发展几乎完全被忽视了［15］278。20世纪60年代,由于农业的停滞,其重要性逐渐被认识,但“仍然被城市偏向所笼罩着,因为资源配置给农业部门主要是使用这些资源来支持城市工业增长……不是为了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人民”［17］。或者说,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关键是为了解决城市失业［18］596。

作为该方面的代表性学说,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或称“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学说”）认为,工业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同时存在着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就是利用农业部门大量低收入的、过剩的劳动力。

1950年以后至今,中国基本奉行“工业化”“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其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差异在于,“工业化”在不同的非农产业（重工业/轻工业、资本密集/劳动密集、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例调整以及是以何种方式保护和支持城市的（区隔/劳动力供给、计划/市场、就业保护/扩大就业等）。1980年以后所采取的沿海先行战略、大城市优先发展与地区不平衡发展理论（如佩鲁的“发展极”、缪尔达尔的“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一致,并在事实上大大加速了中国的城市化、大都市化进程（此前被认为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二）早期发展经济学对农民工研究的影响

发展经济学对农民工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它影响了经济发展战略、城市战略思路及其实践,在中国较特殊的“实践环境的规定性”下,进而影响到相关研究的思维和论述模式；二是它具体渗入到农民工研究中,其学科范式和理论构成了农民工研究的重要部分。

在发展经济学学科范式下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剩余”农业人口转移或乡-城人口流动本身即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和经典议题之一。“剩余农村劳动力”研究不仅至今仍是国内农民工研究领域的重要部分,还是最早的研究路径,其思想来源正是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

20世纪50～60年代,由于资本决定论、工业第一主义和城市偏好,发展经济学家一般都肯定这种人口流动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其关注点在于如何加速这种人口流动。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城市失业问题日益严重,人口流入城市的速度和规模远远大于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吸收能力,有的学者转而主张应控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以缓和城乡不平衡和城市失业问题［15］218。

在早期发展经济学中,我们可以发现既有农民工研究问题（劳动力化、去主体化、绝对城市偏好）的产生所依据的认识论和理论资源。

1.增长主义

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基本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混用,把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14］,而衡量经济增长往往以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后进阶为其人均值尺度,丰富多元的发展中国家及其同样具有丰富多元需求的人们几乎享有了相同和单一的衡量是否“贫穷”或“需要发展”的标准。发展的目的“是必须围绕‘制造更大蛋糕’的任务来把社会能量激励起来……由于集中增长而导致的不论什么不平等都被增长战略家视为不可避免”［19］,“非收入”标准和价值被忽视或让渡。

2.整体主义（国家本位主义）

基于增长优先的理念,发展经济学家自然将其所研究的对象放在作为经济增长的“国家”整体上,如20世纪50～60年代的结构主义者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具有刚性、滞后、短缺、过剩和低供求弹性等结构性的特点,必须实行政府干预和国民经济计划。当时的凯恩斯学说的宏观分析模式为其作出了榜样,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也是其中宏大理论的代表。

20世纪70年代前后,发展经济学转向新古典主义寻求支持,侧重于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然而,无论是从重计划到重市场,还是从工业优先到恢复对农业的重视,或是从内向发展到对外开放贸易,甚至深化金融,仍多是从“全国经济”角度出发的政策建议,自上而下进行经济规划,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大多为专制或威权政治体制,即便冠以“自由”为名的市场经济,也是在国家政府、经济学家等专家的操作之下有条件地实施。“发展”的话语被垄断,“被发展者”（如“农民工”）千差万别的生存需求和策略无疑被忽视或“约化”了。

3.从规训对象到人力资本化

早期发展经济学者认为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人（劳动力）是丰富（甚至过多）的、取之不尽的资源,无须重视,他们还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是懒惰、固执的并具有“行为刚性”。在当时城市主义背景下,工业化不单能带来经济增长,更有助于“训练人口”,使其“习惯工厂的纪律”,传播“理性”［16］91。

20世纪70年代前后,发展经济学改变前一阶段“重物轻人”的思想,转而关注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甚至将其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物质资本”时代向“人力资本”时代转变,随着知识、技能的进步和动机的改进,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就更高,而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数量上大量不得其用,质量上‘素质’差”,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因此需对农民进行“体力”和“智力”的投资,教育投资效率等进入发展经济学的分析视野［15］233。

四、发展经济学对“农民工”研究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发展经济学便遭到经济学界内外的猛烈攻击,其现实背景是：在其发展战略指引期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并未显著改善,反而更加复杂化而且社会矛盾愈加尖锐。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公,绝对贫困的改变很小,持久的普遍贫困更加常见,贫富差距扩大。从社会结构看,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并不如刘易斯所预期的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的自发流动会走向一元化,而是变成更为复杂的四元解构或双重二元结构。从经济绩效看,国民经济低效率运转而缺少生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慢［20］。发展战略带来大规模的欠发达和贫穷,是难以言说的社会不平等,是日益增多的营养不良和暴力事件［4］362-363。由于与发展中国家实际运行效果的反差,早期发展经济学从而“被证明远远没有它生气勃勃的年轻时期所乐观期望地那么有用”并在事实上衰落了［21］。

斯科特揭开了第三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充满了大型农业项目和新城市失败的残骸”［22］3-4,如巴西的巴西利亚建造项目及坦桑尼亚农村的强制定居化项目等。这些项目中不乏推动者为了提升国家现代化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的诚意和苦心,也符合现代化发展图景,而且是经开放学习西方国家技术和经验、由世界银行及相关专家科学设计并实施的,但无一成功,不但经济未能如其所愿地增长,社会反而更加复杂而难以控制,甚至出现饥荒和暴力抗争,这些项目最后演化为形式化、表面化和微型化,或成为恶性事件的导火索。

几乎任何一个新的示范的首都城市都会同时产生与官方结构相并行的另一个“无序”和复杂的城市,这个城市使官方的城市能够正常运行——这是它实际存在的条件。也就是说,黑色的双生子并不仅仅是怪胎和“非法的事实”,它代表了那些官方的城市正常运行所不可缺少的活动和生活……越是严格计划的经济就越会伴随着大规模的“地下、灰色、非正规”经济……强制不许国家居民流动的努力会在禁止人口流入的城市形成大规模、非法的和未登记的人口［22］355-356。

斯科特所述的“发展项目”并非孤例,早期发展经济学指导下的发展实践也还有其他样本,但这样的发展思想和方法引发的问题远大于已解决的却是难以回避的事实,时至今日仍争议不断。有的认为其问题在于“（国家）直接控制教条”［23］和结构主义,期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代之。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脱嵌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社会现实,应回到古典主义的传统,向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寻求支援。有学者发现发展经济学理论根基、学科范式的微观基础有重大缺失,此类发展思路背后是“简单化”［22］3-4“极端现代主义”［24］的意识形态,不受限制的权力以及软弱的市民社会造就了其实现,其问题在于忽视和矮化了地方社会以及自然极其复杂和多样化的现实经验与互动实践。很多学者开始对“发展”概念进行解构,认为“发展”的话语和理论均是权力建构的结果,其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明显,以世界银行和西方专家为代表的“发展”“专业化”力量已凌驾于发展中国家的地方知识和实践之上,照此发展思路,发展中国家难以改变自身困境及其边缘和依附的地位,作为目标的“发展”,与其说是“指路明灯”不如说是一种“幻象”或者“迷思”。

发展经济学界固然有其学科局限和研究的路径依赖,但发展经济学家无疑在经济学框架内作出了相当程度的反思和调整,亦能认识到广泛的“发展”批判所表达的关怀。发展经济学学科在国际学术界的基本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不少方面已形成共识。

（一）新的“发展”观

对“发展”的认识转变体现在不同时期关于发展经济学的论述中,刘易斯认为“发展经济学的对象是1980年人均产值不超过2000美元的各国的经济结构和运转情况”［25］,林毅夫（2003）对其的定义旨在“探索其缓解贫困,进入可持续经济发展轨道的可能性”,迈耶（2001）提出以“经济和社会的成长和变化”为议题的发展经济学。

自20世纪80年代起,多数发展经济学家承认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有区别,后者是表明质量的,还包含了价值倾向。发展经济学将发展和增长区别开来,是其理论的第一次飞跃［18］599。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保证基本需求的满足,创造就业以及较公平地分配收入和财富,成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如迈耶在总结“发展”思想的演进时展现的,在早期收入指标之后,“非收入指标”“消除贫困”“赋权和能力”“自由”“可持续发展”相继被纳入“发展的目标”中［26］2。阿马蒂亚·森批判那种将发展视为“残酷”的BLAST（blood,sweat and tears）态度,主张将发展视作多元价值、合作精神和人们自主力量不断扩张的“友善”过程——GALA（getting-by with a little assistance）态度［27］。

（二）微观化与多元性

在早期崇尚结构刚性、政府控制和宏大理论的结构主义之后,发展经济学于20世纪70～80年代先是偏向新古典主义,而后向古典主义、新制度主义拓展,新增长理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理论范式均成了发展经济学可供汲取的资源,因此,对制度的关注尽量贴合现实经验、广泛的领域和分散的论题以及跨学科视角和多元的分析工具使其成为国际上新一代发展经济学的特点。

向主流靠拢转向的发展经济学也因此从“高度概括的模型”向“分散化的微观研究”转变［26］13。论述发展中国家经济如何增长、结构如何调整的国家本位主义、整体主义视角著作的影响力在减少,研究取向的微观化趋势明显,大都从经济主体行为分析和微观机制入手,构建解释发展问题的基本模型。对贫困、贫困群体及其行为机制、制度结构的直接关注增加。

（三）从农村、农民出发

对发展经济学发起抨击的代表性学者拉尔在《发展经济学的贫困》（1983）中明确反对忽视农村发展并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工业化战略,他提出应抛弃集中控制教条,彻底消除农业激励措施方面的任何扭曲现象。人们逐渐从绝对“城市偏好”和农业“工具价值”中走出来,以农村、农业为出发点思考所谓经济发展。继舒尔茨较早地发现农民的理性和自主之后,Stiglitz认为农民的“决策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庭”,这是“理解不发达国家经济行为的关键”,Ellis认为农户的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不可分割,Kochar认为在信息、市场种种不完全、不确定等约束条件下,农民的“理性”可能不完全是价格敏感,而是对自身福利的综合增进。

速水佑次郎基于菲律宾乡村的调查将作为经济组织形式的“社区”引入发展经济学研究视野,他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信息不充分的程度特别大,造成了普遍的市场和政府失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应是市场、国家和社区（“协商”为基础）三个“组织”的结合。日本的制度即是一种拟社区组织的关系,重现“社区”的意义在于从追溯生活者（如农民）的生活、生计的现实逻辑和机制出发理解经济的发展,不理解这种关系的功能和机制,试图（用国家或市场）改革或替代是危险的［28］。

（四）“人”的发展理论

阿马蒂亚·森构建的人学化的发展理论,不仅为国际学界对发展经济学的反思指出了方向,而且得到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积极提倡并已运作,他重现了经济学重视现实人类生活分析与价值判断的古典传统,“将人类再次置于我们分析的核心”,他认为“经济学……根本的考虑还是我们所过的或是不能过的生活”［29］355-357。

在关于饥荒、贫困的研究中,阿马蒂亚·森发现贫困不仅仅是收入问题,更是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30］157,而饥荒是产生于深层的剥夺问题——权利失败［30］167-169。权利与他们的可行能力之间存在着功能性联系,而可行能力直接影响平等（“基本能力平等”）、社会排斥（可行能力剥夺中的“关系特征”角度）以及自由（人们主导自己生活的可行能力）［30］169-181。

人的“可行能力”和“权利”概念是以其“理性”思想为支撑的。阿马蒂亚·森认为判断理性的原则是“合理审视”,并与身份认同相关［30］119-124。在合理审视之下,许多被主流经济学的自利理性或一致性理性判为“非理性”的行为具有明显的理性性质［30］108-114。

上述研究代表了一种反思态度和转向新路径的可能：反思“增长主义”甚或“发展主义”应是由所谓“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为主体进行“发展”观再构建的过程。值得提出的是,在中国的语境下,笔者提出的发展之路的反思和重建并非主张保守主义、返回传统,而是在正视现代化价值理想和近代以来的现代化社会过程［31］的前提下,调整当前发展的意涵、路径、主体、方法和节奏的呼吁。

在新的“发展”意涵下,反对城市主义不是完全排斥城市化,而是跳出“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在“乡-城”的极端之间,让农民、乡-城移民（农民工）重新掌握主体权利进行生存和“发展”的选择,给予其不同的发展模式（城市化、城镇化、农村化）相同的权利和地位,为处于“国家”和“市场”“蚕食”下的“社会”腾留空间。

注释：

①按中国知网的统计（截至2015年11月10日）,以“农民工”为主题的现有文献约10.8万篇,这还不包含以“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流动人口”“乡城移民”等以其他不同名称指代同一群体的文献和著作。

②对农民工研究领域进行总体性反思的既有文献较少,其中王道勇（2014）对农民工的主体地位不足的研究范式进行了批评。

③作为一个被建构的群体,中国“农民工”指具有农村身份迁移到城市做工和生活的人。本文所述“农民工”研究是指针对该群体的研究,既包括以“农民工”为关键词的研究,也包含“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流动人口”“乡城移民”的相关研究。

④按中国知网的统计（截至2015年11月12日）,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主题的文献约2万篇,这些文章在2000年后急速增加,于2007年前后达至顶峰后平缓减少,近年则以年均1000～2000篇文献产出。

⑤参见辛逸、高洁：《从“以农补工”到“以工补农”——新中国城乡二元体制述论》（《中共党史研究》, 2009年第9期）；厉以宁：《论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陆益龙：《城乡体制改革：下一个改革目标——体制改革30年经验总结》（《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⑥参见宋林飞：《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及其出路》（《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冯兰瑞、姜渭渔：《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

⑦参见顾益康、黄祖辉、徐加：《对乡镇企业——小城镇道路的历史评判——兼论中国农村城市化道路问题》（《农业经济问题》,1989年第3期）；柯淑娥：《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中国农村经济》,1996年第9期）。

⑧参见高佩义：《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经济学家》,1990年第6期）；任远：《以大都市为主导的城市化战略思考》（《现代城市研究》,2000年第5期）。

⑨除肯定发展经济学为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具有较大作用的观点之外,中国学者亦有主张：a应科学地看待、批判地运用西方发展经济学思想；b应建立中国发展经济学,但这些主张均不排斥“发展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具有影响力”的观点。

⑩“早期发展经济学”主要指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主流理论,由于不同时期的主张变化较大,发展经济学有较强的阶段性。关于其阶段划分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国内发展经济学的权威谭崇台所主张的3个阶段（第1阶段是20世纪50～60年代以结构主义为基本思路,第2阶段是70年代新古典主义的复兴,第3阶段是20世纪80～90年代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主线）（谭崇台,2001）；二是美国迈耶教授主张的,1950～1975年为第1代发展经济学家,1975～2000年为第2代发展经济学家（Meier,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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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周 莉］

F249.2

A

1009-3699（2016）05-0508-08

2016-06-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编号：14AZD025）.

周燕玲,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城市社会学研究；陈映芳,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社会学、青年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