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流寓者的“边地想象”
——以鹿桥的小说《未央歌》为例

沈　慧

（红河学院人文学院，云南蒙自 661100）

青年流寓者的“边地想象”
——以鹿桥的小说《未央歌》为例

沈慧

（红河学院人文学院，云南蒙自 661100）

20世纪30年代末，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内地大批的学者、艺术家、学生来到西南边陲之地——云南，边地云南也由此为这些“外来者”所关注。对于在西南联大学习、工作了七年的“外来者”鹿桥而言，云南的山水、气候、风俗等等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所以，在他的小说《未央歌》中常常不吝笔墨地描写、展现云南独特而绚丽的自然、人文景观。而《未央歌》中所呈现的边地云南是诗意的、浪漫的，本身具有青年文化的内在特质，虽然作家对边地充满兴趣，但相对于中原、中原正统文化，边地却依然是一个“他者”。这使得鹿桥笔下的“云南”与同时代作家笔下的“云南”既相似又多独树一帜之处，体现出创作者特有的文化心态与文化立场。

边地想象；《未央歌》；青年；他者

在古代中国，云南一带长期以来被视作是“夷蛮”之地。在地理上处于帝国的西南边陲，与作为中心的中原相距甚远；在文化上，虽然中原的礼仪教化很早就传入此地，云南各族也大多处在不断被汉化的过程中，但本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仍长期流传，从而在文化上也有别于作为“中心”的中原。而在历朝历代的文章典籍中，对云南的记载、书写非常少，而且常常处于两个极端。一方面，歌颂中原礼仪教化对“夷蛮”的改造，使之“文明开化”，另一方面，又常常突出强调云南的“奇”、“异”，甚至将其妖魔化。而这表明，在中原汉文人的眼中，云南就是一个有别于华夏中原的遥远“异域”。而在清末民初，随着时代、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变革的发展，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得以确立，云南等边陲之地的各民族被明确地视作为与中原汉族一样的“中华民族”的成员，“夷夏”之别大大让位于“华洋”之分。但云南地理、政治、文化上的边缘特质仍没有改变，在20世纪30年代末，也即抗战爆发之前，涉及到云南的文学书写很少。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云南这样的一个“边地”迎来了大批南渡的学生、学术家、艺术家，昆明也迅速成为抗日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这一时期，云南也得以第一次大规模地“进入”作家、学者的笔下。而这其中，就包括当时曾随学校南渡，在西南联大读书、工作的鹿桥。在西南联大、在云南，鹿桥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值得留恋的青春岁月，而这也促使他在1945年写下了长篇小说《未央歌》，这部小说不仅仅刻画了犹如世外桃源般的大学生活，同时也将云南的云、雨、山、水、风俗、美食、边地人的热情与质朴等等娓娓道来。可以说，作家也在这部小说中构筑了一个他眼中的“边地世界”。

一　浪漫诗意的边地想象空间

1938年，迫于抗日战争的形势，鹿桥与自己的同学、老师由长沙一路南下，经香港、越南到达云南，在昆明亲历了西南联大的成立。对于包括鹿桥在内的这些流寓者而言，他们久居于中东部城市，既深受到现代启蒙主义意识的影响，又不可避免地承载着中原传统文化，而在西南边陲的云南无疑是一个崭新的生活、文化空间。云南瑰丽多姿的自然、人文景观为他们所讶异、赞赏，或令他们感慨、深思，书写云南成为旅滇作家、学者的一个普遍现象。而经过创作者建构、呈现于作品中的“云南”又因创作者思想、情感倾向与写作手法等等的差异而千姿百态，各不相同。在鹿桥的小说《未央歌》中的“云南”，可以说是浪漫而富有诗意的。

作为小说的《未央歌》虽然也注重故事情节的讲述、人物性格的塑造等等，但鹿桥却常常在书中不吝笔墨又饱含深情地抒写着云南的山山水水、气候风云、民情风俗等等，且笔调是诗化、散文化的，如在小说的第一章就勾勒出一幅边地云南的诗意图景：

透过了苍郁的古木枝条，看见天色宁静极了。晚霞，山水，花草，一切因日光而得的颜色又都及时归还了夕阳。什么全变得清清淡淡极为素雅的天青色。西天上那些不许人逼视的金色彩霞完全不见了。他们幻为一串日落紫色的葡萄也溶在朦胧的一片中了。这醉人的一切是昆明雨季末尾时每晚可得的一杯美酒。为它而沉醉的人们会悄立在空旷的地方，直到晶晶的星儿们眯着眼来笑他的时候才能突然惊醒，摸着山径小路，漆黑的夜色里，跄跄踉踉地回家。

昆明的气候就是这样，早上天初明时，夜晚日刚落后，不管白天是多热的天气，这一早一晚，都是清凉凉地。这两道寒风的关口，正像是出人梦境的两扇大门。人们竟会弄不清，到底白天还是夜晚，他们是生活在梦幻里！怎么才因这阵寒风惊醒了这个梦而发现身已又在另一梦里了呢？正像话剧舞台开场与闭幕两度黑暗一样，叫人弄不清哪一个阶段里他才是真正不在戏里。[1]20

相比较于中原都市，边地云南是落后的、边缘的，但它所具有的自然生态之美又是中原的先进繁华之地所没有的。这种美显然引起了侨居于此的鹿桥的强烈兴趣，并由此而升腾为一种感性的诗情体验，而最终诉诸诗化的语言，由此也就建构出一个浪漫诗意的“边地世界”。

此外，对边地的传奇化呈现也是其浪漫诗意特征形成的另一个缘由。小说《未央歌》虽然也有对时代、社会风云变化的反映，如书中的部分内容刻画了大发战争横财的淘金者、暴发户，作为大后方物资集散中心的昆明也迅速繁华、“摩登”。但作家的意趣显然不在于此，当涉及到对云南的展现时，作家更加强调的是边地云南有别于中原内地的既绚丽多姿而又野性未脱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也即对边地的“奇”与“异”的特征更加重视和关注。相较于为人所熟悉的、被视作常态的中原自然与人文景观而言，边地的这些奇异之处是充满了特殊性、神秘性的，也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边地的传奇色彩。另一方面，作家在作品中也叙述一些与云南有关的逸闻趣事，甚至是具有一些超越现实生活逻辑的、特异性的事件，而这也带来传奇性的色彩。如在小说的楔子部分首先讲述了西南联大校址的由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叙述并非是以理性、客观的态度介绍历史事件，而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颇具寓言色彩的民间传说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昆明，但时间却是模糊不清的，“当初是在多少年之前，谁也说不清了。那时有过这么一件神妙的事，既然这事无恙地传说下来了，还追问它的来源干什么呢？”[1]1风水先生的预言促使资产丰厚的本地绅士云老买下一片菜地，而多年后抗战爆发，各地学子聚集于此，成立西南联大，风水先生的预言由此应验。这一故事显然是离奇、超越寻常的，而这即是传奇性的一种彰显。而传奇性因素的介入，使得鹿桥笔下的“云南”具有了浪漫的色彩。

二　青年文化视域中的边地世界

长篇《未央歌》完成于1945年，当时创作者鹿桥是刚离开自己所热爱的西南联大、年仅26岁的青年。而这部小说的写作缘由也是来自于对大学校园中的青春岁月的体验、回忆与感触。正如作家自己所言“‘在学生生活才结束了不久的时候，那种又像诗篇又像论文似的日子所留的印象已渐渐地黯淡下来了’的时候，就被一股无名的力量，催着去写《未央歌》了。”[2]所以，这部小说以战时的云南为背景，把笔墨聚焦于西南联大，塑造了多个性格迥异、又都是正当青春年华的大学生。讲述了他们在时代的洪流、美好的校园中所经历的友情、爱情，以及在这些友情、爱情中的成长历程。此外，整部小说都洋溢着一种既纯真又浪漫、或乐观或忧郁、敏感且多思的“青春情怀”。可以说，这是一部抒写青春的作品，青年文化是其底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青年文化不仅仅体现在小说的主题、人物、情节等方面，对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描写同样为这种青年文化所影响，也即，小说中所建构的边地自然、人文景观也透露出青年文化的浓重痕迹。而这也使得这部小说中的“云南”有别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笔下的“云南”。

抗战时期旅滇的文学家、学者大多感叹于云南山水的美丽与云南人性情的直爽淳厚，但处于国难深重之时，不得已南渡于西南一隅，无限的抑郁、焦虑、乡愁却不免涌向心头、走向笔端。如陈寅恪在《蒙自南湖诗》中提及西南边陲小镇的景物一如北方的旧都故地，但这没有让远离故乡的南渡者真正地欣慰喜悦，相反，心中却尽是“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的忧虑、愁郁。[3]又如老舍在《滇行短记》中写道昆明的翠湖“湖没有北平的三海那么大，那么富丽，可是，据我看：比什刹海要好一些”；昆明的建筑最似北平，都是“京派”；昆明的花木则更胜于北平，树多且绿，因四季如春而到处有花……南渡的异乡人总不免把边地云南的自然风物与北方故土作比较，云南的似乎更胜一筹，可见边地云南已为这些异乡人所欣赏、所喜爱。但这种比较中实则隐伏着无尽的乡愁，异地虽美，也带着几分与故乡的相似，但北方的故乡才是自己的根所在。所以，在抒写边地之美的同时，也潜在地完成了一次对故乡的追忆。而对于一些南渡者来说，边地的美景、边民的野性未脱还意味着一种原始的生命活力或是纯粹、伟大而崇高的神性存在。如朱自清因蒙自热烈的火把节而想到“这也许是个祓除节，但暗示着生活力的伟大，是个有意义的风俗；在这抗战时期，需要鼓舞精神的时期，它的意义更是深厚。”[4]而在沈从文的散文、小说中，云南美的自然则是一个对立于丑恶战时社会的绝对存在，只有在精神上信仰、投身于这样的自然，个人、民族才会得以拯救。

但鹿桥在《未央歌》中所呈现出来的边地似乎并没有承载着如此多的厚重而又复杂的情感和理念。同样是身居异地、远离故土的流寓者的作品，《未央歌》中却很少关注、比较异乡与故土的相似或相异，创作者兴趣盎然地在书中单纯而仔细地介绍云南米线、卷粉、饵块的做法与吃法，描写如年轻女人性格一般的昆明雨季，品评云南高原各大湖泊的特点风格。可以看出，年轻的流寓者在面对边地的山水、气候、风俗时，不再为难以纾解的乡愁所缠绕，而是单纯地以好奇、乐观的眼光去欣赏、感受边地。所以，在这样的眼光和视角中呈现出来的边地也是明丽、绚烂、奇异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青年文化观照下的产物。

此外，创作于抗战之时，以战时的西南联大为表现重点的《未央歌》并没有回避对民族危难、战乱社会的表现。如小说中也写到联大学生积极地参与抗日宣传与救助伤员与难民的工作，对发国难财的冒险家、暴发户颇有批判之意。但这些“重大”、“深刻”的内容并不是小说关注的重点，校园中青年人的人格与人生的成长才是其主题。革命、抗战、批判战乱社会的黑暗、探讨民族的出路、反思中国人的人性等等为这个时代的作家们普遍关注的“焦点”并没有在《未央歌》中得以表现，青年人美好的友情、浪漫的情思却贯穿于小说始终。所以，小说中也极少有对于民族危难的忧患与愁郁，也没有对战乱时期荒唐的社会现实与儒弱、颓靡的国民精神的愤怒与焦虑。相反，小说以理想化的笔调表达出了一种乐观、纯真、充满幻想与热情的青春情怀。与此相关的是，小说中的边地自然景观、风俗民情不再是超然于庸常的伟大存在，也不再具有唤醒、激发麻木软弱的国民、进而促使战争胜利的作用。在小说中，边地的自热与人文是美的，而其本身也是青春的激情生命状态与优美诗意体验的一个映衬、一个注脚。如小说中写到的童孝贤与蔺燕梅同游长虫峰：

山色姣好还不足令人喜。而蔺燕梅走来一直轻捷不倦才叫人真高兴。想想看，如果像她昨夜所说，累了，那么什么兴致不也就提不起来了么？

他们在林下小径上，直往山上走，没有多久便到了第二个水池边上。水是真清，鱼儿在水里打漩全看得见。这山谷的幽美竟比昨日所说还胜一层，因为这里还有一阵阵的花草香气呢！

“小童，这种奇怪的气候只有云南有。说四季皆春，就真四季皆春。告诉没来过的人都不能信。”她说。

小童一边理钓丝一边看她迎了朝阳，正把一小束粉紫色的野花戴到发上。花儿上还有露水呢！

她戴好了花又说：“云南南边的气候更不知道什么样儿了。”[1]739

边地云南四季如春的气候、幽美的山林，在山林中美丽、纯真的青年男女，以及心中渐渐生出的朦胧爱意，景、人、情三者相互交融、相互映衬，共同形成一种诗意的美。

又如小说中多次提到的联大附近的米线大王，在除夕夜，米线大王一家热情地招待了没有回家的学生。象牙塔中的精英与当地的普通市民一起共度年关，其乐融融。边地云南本地居民的淳厚、爽直、热情，青年学子的天真、良善，这二者共同构成了一幅理想的人性与人际关系图景。

由此，可以看出，即便生活于战乱年代,写作战争时代的故事,年轻的作家却在青年文化心态的影响下创造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本身满溢着青春的纯真、激情、诗意,而其中的边地的景与人,同样是在青春文化视域下构建的产物。

三　“遥远”的他者

在《未央歌》中，随着情节的发展，作者鹿桥生动地描写、介绍了边地云南的方方面面，从省会昆明到各地的县城、乡镇、村落，从云南的高山、湖泊到云南的风、雨，以及云南的小吃、交通等等，几乎可以说无所不包。有时甚至不顾故事事件叙述的连贯性，无所顾忌地大篇幅地呈现边地云南的风景、习俗。由此可看出，边地云南的景、人都给《未央歌》的创作者鹿桥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对云南的很多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兴趣。但对于一个久居于“象牙塔”中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边地云南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文化的他者。

在小说中，鹿桥刻画了一个作为理想大学典范的西南联大，也描绘了一个美丽神奇的边地世界。值得关注的是，西南联大与边地在作家的笔下几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校园本身就是一座区别于周遭环境的“象牙塔”，其中充溢着丰富的知识、自由的精神、先进的文化，它就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是现代文明的最佳象征。而边地却仍然是前现代的，长久生活于此的边民几乎完全不知科学、自由、人权、理性为何物，他们按照世世代代流传的旧观念、旧习俗生活着，甚至生产、劳动的方式也是落后的。此外，边地的自然环境也多显现出未经开发的蛮荒之态。所以，大学校园与边地就形成了这样的二元对立：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现代与传统……虽然或许在作家看来，这二者都是美的，但相比较而言，作家关注的重点仍是校园，尤其是作为中原文化、启蒙现代性代表的青年大学生的成长经历，而边地的居民与自然风物等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作是校园成长故事的陪衬、远景。此外，小说中在涉及到对边地的描写时多是客居的文风、游记式的笔调、印象式的感性点评，又偶有猎奇式的介绍展览。这些都表明了作家潜在的文化身份与立场，即对于作为自觉承袭了中国中原正统文化以及西方启蒙主义精神的中原知识分子而言，不管边地如何美,都终究不是自己的，边地与自己的根所在的中原是如此的不同,边地永远是一个异地、异域。

再者，在小说《未央歌》中，与生动、丰富的联大师生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云南本地人的形象较为模糊、抽象，甚至概念化、虚幻化。一方面，边民在来自中原的异乡人的眼中是朴实、淳厚、爽直、热情的，如米线大王一家。但米线大王及他的家人的形象也仅止于此，而他们生活、精神中更多的层面却没有得以展现。当然云南边民的这些“美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具有一定现实基础的，但也可以说是现代化知识分子对还未完全开化的边地居民的一种比较具有共性的想象。这种想象是美好的、诗意的，但也可以说是抽象的、片面的，边民更为复杂与真实的生活、精神状况由此也被遮蔽。另一方面，边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在小说中被描绘成有着极为奇特的风俗、信仰、生活方式的“异类”。如小说中写道联大学生余孟勤与蔺燕梅为收集当地少数民族的音乐歌舞而去参加拜火会。当然，这一段情节也是为了表现余、蔺两人爱情的发展而设置，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一段情节被编织得非常离奇，甚至有些荒诞不经。作为汉族大学生的余孟勤与蔺燕梅需要乔装打扮成本地散民（即少数民族）才能进入拜火会现场，并为了“安全”而假装夫妻，少数民族的信仰、仪式、节日、艺术等等都原始、神秘异常，余、蔺两人对此也感到好奇而颇感兴趣，但却没有太多真正的认可与理解，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似乎是很难正常地交流，结果却是蔺“完美无缺”的表现及美貌彻底征服了土著。可以说，作家所展现的是自己虚构的、想象中的云南少数民族，他们神秘、原始、奇特，甚至有些不可理喻，而这可以说潜在地表现出作为来自中原都市的青年知识分子，创作者很难改变汉族中心主义、中原本位主义的影响，虽然他无意丑化这些还未受现代文明影响的少数民族，甚至对其充满好奇、兴趣，但这些土著显然是与自身不同的“异类”，而与“异类”之间当然很难存在双向的、平等的交流。

可以说，边地、边民在鹿桥的小说《未央歌》中虽然被浓墨重彩地抒写、表现，但总体上看，仍脱离不了“奇”与“异”的色彩。而在这种“奇”、“异”中暗示出边地、边民与中原、中原的知识分子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而且中原所代表的一切处于中心位置，而边地则是边缘的，对于具有中原正统文化身份与文化立场的知识分子而言，边地就是一个异己的存在。对于客居于此的异乡人而言，边地虽然具有非同一般的魅力，但难免是一个文化上的“遥远”的他者。

综上所述，鹿桥的《未央歌》虽然主要是“以抗战中僻居昆明的联大师生的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借助四个‘我’的成长历程，表现战争环境下仍然——或者说更加——多姿多彩的大学校园生活”，[5]但小说中对作为边地的云南的自然、人文景观的描写却非常的生动、详细，甚至可以说是对边地云南的一次集中展览。而作家笔下的云南又不是纯然客观的，本身就因作家特有的文化心态、文化身份与立场等等而显示出特殊的风貌。总体上看，鹿桥《未央歌》中所构建的边地云南是诗意的、浪漫的，本身具有青年文化的内在特质，虽然作家对边地充满兴趣，但相对于中原、中原正统文化，边地却依然是一个“他者”。而这些，使得鹿桥笔下的“云南”与同时代作家笔下的“云南”既有相似之处又多独树一帜之处。

[1]鹿桥.未央歌[M].台北:商务印书馆,2013.

[2]鹿桥.情书[M].台北:商务印书馆,2013.

[3]西南联大校友会.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4]朱自清,等.流亡三迤的背影[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5]陈平原.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责任编辑 贺良林]

“Rimland Imagination” of Floating Young Men——Lu Qiao's Wellyoung for An Example

SHEN Hui
(School of Humanities,Honghe University,Mengzi 661100,China)

In the late 1930s,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 large numbers of scholars, artists, and students came to the borderland of southwest Yunnan, and rimland of Yunnan thus drew the attention from these “outsiders”. For the “outsider” of Lu Qiao, who has learned in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and has worked for seven years, Yunnan landscape, climate, customs and so on has left a very deep impression on him, thus in his novel of Wellyoung, he has depicted and shown unique and gorgeous natural and human landscape in Yunnan in an appropriate way, and the rimland Yunnan presented in Wellyoung is poetic and romantic, with the intrinsic qualities of youth culture in itself. Although the writer shows great interest in rimland, compared with Central Plains and its orthodox culture, rimland but is still “the other”. This makes “Yunnan” from the pen of Lu Qiao seem to be similar to it from the contemporary writers, also with distinction, which reflects the unique cultural mentality and position of the creator.

Rimland imagination; Wellyoung;Young men; The other

I022

A

1008-9128（2016）01-0051-04

10.13963/j.cnki.hhuxb.2016.01.013

2015-07-01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西南联大文学研究（YB2012073）；红河学院科研基金项目：云南边疆抗战文学研究（14bs06）

沈慧（1981-），女，云南红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云南本土文学与文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