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留白在《爱历元年》中的运用

容美霞

（湖南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湖南长沙 410013）

论留白在《爱历元年》中的运用

容美霞

（湖南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湖南长沙 410013）

王跃文是中国当代备受瞩目的作家，其写作风格一直相对稳定，不逐潮流、不炫技、不取巧，有着自己清晰的文学坐标和写作追求。他的新作《爱历元年》也承继了这种写作风格，并广泛使用留白手法：观察视域的留白、人物形象的留白、故事情节的留白，为读者留下了宽广的想象空间，达到了虚实相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王跃文；《爱历元年》；留白

王跃文是中国当代备受瞩目的作家。近期，他又推出了长篇小说《爱历元年》。善写官场氛围、剖视人性隐秘的王跃文转写男女情爱、家庭琐事，他那把解剖官场人性伦理的快刀在处理男男女女的弯弯绕绕时还是一样犀利。在同代作家中，王跃文的写作风格一直相对稳定，不逐潮流、不炫技、不取巧，有着自己清晰的文学坐标和写作追求。他的成名作《国画》《梅次故事》采用的都是十分平实的写作手法，新的长篇《爱历元年》同样是一部本色小说，只是在这部小说中留白更多，为读者留下了更为宽广的想象空间。留白本是中国画中的一种创作技法，指画家有意在绘画时省去若干应有的内容，留出空白，作为画作构成的重要内容，后来这种创作技法被作家广泛应用到小说创作中。本文试图从文本出发，分析留白在《爱历元年》中的运用及其可能隐含的意味。

一、观察视域的留白

近年来，虽然官场小说创作一直热度不减，但王跃文“官场小说第一人”的地位却牢不可破。尽管他本人并不认可这一称谓对他模式化的定位，但他在官场小说创作领域已经是绕不开的一座高峰，“第一人”之说俨然成为读者和评论家的共识。究其原因，固然是因为他引领了官场小说的创作热潮，更因为他是到目前为止把官场世象解剖得最为深入的作家。上世纪末众多作家都在从正义与邪恶大快人心的较量中塑造反腐英雄时，他却选择了一种更为独特的观察视角，从官场文化、官场生态对人性的压抑与扭曲的角度来观照官场之“场”。王跃文曾在自己的一篇访谈里面说到，官场文化与人性，主要是官场八小时之外。他在写《国画》的时候就抱定一个宗旨：要把官场八小时之内的工作全部留白，就写官场八小时之外的生活。因为这个设想是来自国画中的留白的技法，所以就取名叫《国画》。

《国画》创作中的这种留白其实是一种观察视域的选择。小说在创作之初，作者都面临一个观察视角和场域的选择。作品立意的高低，在那时已见分晓。这种留白的手法在《爱历元年》中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部以中年知识分子家庭情感危机为主线的小说，切入的角度是情感，但作者并没有把过多的篇幅放在感情的纠缠、冲突上，而是放在了日常生活细节的铺陈上，哪怕是人物内心剧烈冲突，心潮澎湃的时候，作者也只是通过举重若轻的有意味的细节来进行表现。这对一部以情感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小说来说不得不说是一次冒险，读者所希望在一部写出轨和第三者的小说中所看到的羞愧、痛苦、眼泪、争吵等情节统统没有出现，反而是温情脉脉的，彬彬有礼的。这可能会让某些读者失望，他们不能容忍婚姻的背叛者没有被放到道德的十字架上接受审判。其实作者若要对小说中情感迷失的男女做道学家的批判并不是件难事，但若仅止于批判，小说难免落入俗套。而作者的立意并不在此，就如他的创作谈里所说：“我也思考过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孙离和李樵、喜子和谢湘安，他们的情感是人性的，若以简单的道德判断，他们又是不道德的。这个命题本无新意。”[1]作者无意用简单的是非对错来评判小说中的人物，因而在描写人物的情感危机时并未带入个人的情感倾向，而是选择了用一种更超脱的方式，用大量的生活细节来推动情节、呈现人物。这种观察视角的选择让这部作品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表面上以中年知识分子的情感纠葛为核心，但辐射的却是长达三十年的社会生活，以点带面，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人生百态都囊括其中，这也让这部小说超越了普通的情感小说叙事模式，有了更为深长的意味。

二、人物形象的留白

《爱历元年》在人物关系设置上并不复杂，除了围绕男主人公身边有限的几个亲朋旧友外，就是男女主人公各自隐秘的地下情人。有意思的是，这是一部几乎没有坏人的小说。除了小英的哥哥老虎外，小说中几乎找不到一个让读者讨厌的人，即使是有缺点的人物，作者在写到他的可恨处时都又不忘他的可怜之处。这或许正如作者所说的，小说的走向偏离了作者预设的悲观主题，越写越温暖、越写越宽容和悲悯。

女主人公喜子先是以一个特别唯美的特写镜头出现在读者面前，那个镶着玫瑰色边的剪影暗合了读者对女主人公的美好想象。但最终这个淡颜素装、能从雨声中听出清凉的女子却飞蛾扑火般投入到一段不道德的婚外恋中。前后形象的差距让读者希望从小说中寻找到合理的解释。她与孙离这对才子佳人为何最终走到了几乎分道扬镳的境地，小说几乎没有正面给予回应，但细细读来，却还是有迹可循。除了孙离无意间引来的关于小英的误会离间了夫妻情感外，喜子与孙离的性格和人生追求的差异也是主因。喜子的性格是冷热交织的，而孙离个性敏感，随遇而安，他们之间不和谐的音符自领取结婚证的那天就一直伴随在日常生活中。关于喜子，她在事业上的奋斗过程，她的心路历程，作者没有详写，而是着力刻画她性格中的冷热两面。性格独立，行动力强，生活就像图书馆的书架井然有序，是冷的一面；在处理同事亲人关系时表现出的体贴入微，在照顾大山子时表现出来的母性柔情，在同湘安热恋时的投入与疯狂，是热的一面。

李樵形象的描绘更像是中国画中的写意，小说中只有寥寥几笔的交代。她与丈夫为什么离婚，遭遇了怎样的情感波折，她与孙离如何从互有好感的君子之交到产生情感交集而碰撞出火花，她背后的故事，小说都没有提到，读者只能做一个猜测。但是不做正面交待不等于作者完全虚置，他是有提示、有埋伏的。比如小说写李樵孙离在相识多年后的一个冬天，李樵第一次主动请孙离喝茶，很突兀地问他：“你说，人和人之间，可以互相信任吗？”[2]109李樵这样的反常一问，暗示了她应该刚刚经历过一次情感的创伤，内心有许多纠结与痛苦，但作者点到即止，绝不过多展开，让读者自己去想象。一位女性，与一个相交不深的人一见面就谈这么一个不寻常的话题，其实意味着她愿意向你敞开心扉，希望让你分担她的痛苦，是她向对方递出的一根橄榄枝。这些信息作者都浓缩在短短的一句话中，读者如若不去品味就很可能忽略而埋怨作者不做交代。

男主人公孙离一出现在读者面前就是一个才华横溢、个性张扬的青年教师形象。他有才而不自负，待人宽厚但不失原则，对工作对家庭认真负责，可以说是一个居家好男人。至于他是如何从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成长为一位当红作家，如何从一位善良宽厚的居家好男人变成一个婚姻的背叛者，作者或是一笔带过，或是略作点拨，并未详尽交代，但对于孙离在小县城中教师宿舍的琐碎生活以及他与李樵的约会细节却不惜笔墨，娓娓道来。比如关于土豆和马铃薯的善意谎言，香瓜、杨梅的吃法，鲊辣椒、金钱蛋的做法等等都有详尽的描写。

总的来说，在人物的处理上作者似乎并不打算去精雕细琢，而是采取了粗笔勾勒的方式，留出了大片的空白让读者去想象，对于人物的日常生活细节和时代氛围，作者却采取了工笔刻画的方式，大肆铺陈。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的人物是苍白无力、面目不清的，虽然作者很少做正面特写，但抓住了主要特点，人物的灵魂也就立起来了。小说中大量出色的细节描写不但让人物的血肉更加丰满，也透露出浓厚的时代气息，让生活的质地和纹理更加清晰。

三、故事情节的留白

《爱历元年》从情感角度切入生活，但回望的却是过去三十年间的社会生活变化。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可以展开的地方有很多，但作者大都是引而不发。比如孙却是怎样从一位养猪个体户变身为腰缠万贯的成功商人；李樵这个恬静如兰的女性如何从初出茅庐的小报记者成长为有魄力的报社掌门人；亦赤这位敏感冷漠的叛逆少年在得知自己身世后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涅槃；小英在被家人卖出后遭遇了怎样的磨难等等，小说都用留白的方式处理。最不被读者所理解的是情感冲突的留白，有读者因此质疑作者把婚外情写得过于浪漫，没有写出人物在情感和道德冲突中的矛盾和挣扎。但如果细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的留白并不等于一片空白，作者常常在大片的留白中用上那么浓墨重彩的一两笔，就把人物的心理状态、情感状态巧妙地传达了出来。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李樵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事业有成，漂亮优雅，为什么会在明知孙离有老婆有孩子的情况下，愿意与他保持一种情人关系，她的内心难道没有纠结与不安吗？肯定有，但如何表现呢？作品的第122页，写的是李樵和孙离去快活林吃完饭后，又到了五帝大酒店，在一切该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后，李樵躺在床上深深地叹息着，不说话。孙离就急了，问：“我让你不高兴了吗？”李樵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我俩为什么就这样了呢？”[2]122这个“为什么”表面上她问的是孙离，实际上她问的是自己，就这么很轻的一句话，很好地表现了她内心的冲突与不安。这种表现方式可能比很用力地去刻画她的各种矛盾、痛苦等等的外在表现要高明得多。

孙离的内心冲突，小说写得也很有节制，比如李樵说：“爱，是这世上最无力的字。”[2]122“我们说过很多的爱，又能如何？”[2]122“孙离想起多年前，他同喜子讲过的话：爱历元年。这些年来，他俩谁也没有提过那个属于他们夫妻俩的纪年。今天，这个初夏的闷热的日子，孙离是不会忘记的。郊外那场暴雨，他也不会忘记。他默默地想着这些，没有讲出来。他怕自己守不住，又讲出爱历元年之类的话。”[2]122孙离如果是个游戏人生，玩弄感情的人，他就会很轻松顺溜地说出爱历元年之类的话来哄李樵开心，但由于他对李樵的感情是真诚的，又知道自己与李樵的这段感情可能会无疾而终，他怕自己说出这样的话对李樵来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伤害，所以他最终还是守住了，这也同时暗示了他们没有希望的结局。

喜子的内心冲突作者着墨也不多，但是却很到位。比如她与谢湘安初次见面后，心里突然动了一下。想到她儿子亦赤今年十六岁，谢湘安三十岁，她自己四十岁了。后来又下意识走到穿衣镜前照了照。这都反映出在姐弟恋的情感关系中，女性对年龄差距的敏感。后面跟湘安相处时喜子又几次有意无意提到“老”这个话题，这既是一种试探，也是一种内心的纠结矛盾。当然，除了对年龄差距的敏感，她也有对孙离的愧疚。比如有一次湘安与她独处时赞美她的耳朵真美，“喜子的手微微颤了一下，胸口突然堵了起来。孙离看见她粉红色的耳朵，才开始约她散步的。她把头转向窗外，望着阳光下的山色。她想起多年前，孙离同她约定爱历元年的话了。那年秋天，她在教室外面听孙离上课。那年是他们的爱历元年，今年应该是爱历多少年了？她脑子有些乱，一时没有算出来。”[2]158作者在表现这些内心的矛盾纠葛时，没有用很直接的、短兵相接的方式，而是很含蓄，很委婉，用大片留白的方式来表现。

这种留白的手法在许多名家的笔下也经常可以见到。比如沈从文的《边城》同样以男女情爱为主要叙事动力和情节纽带，但翠翠、大佬、二佬三人在这段三角恋中复杂的心理冲突和这几位情感当事人的具体行动，作者用的笔墨是极为节省的，反而对当地的风情乡俗大肆铺陈，对老船夫、顺顺、老马兵这几个局外人的行动详尽描绘。可以说，如果读者不仔细去体悟故事中的一些细节，粗粗一读，很难发现《边城》的妙处所在。在一部留白较多的作品中，需要读者更多的耐心和细心，当然作者也要注意留白不可过多，以免造成情节的断裂，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其实这种虚实相生、“计白当黑”的写法是很难把握的，如果没有这些恰到好处的点睛之笔，没有作者精心设计的伏笔、暗示，那么留白就真变成了一片苍白。《爱历元年》里的虚是以实为前提的，是有根的，所以它落在实处，没有流于虚空，让你既不觉得突兀，又给人很多想象的空间，同时也避免了作者对小说人物的简单的道德评判，达到了“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效果。

[1]王跃文.愿人间爱历永远[N].文艺报，2014-09-05.

[2]王跃文.爱历元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田皓）

I207.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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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9014（2016）02-0083-03

2015-12-15

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基金项目“新世纪长篇小说健康发展理论研究”（13B026）。

容美霞，女，湖南邵东人，湖南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主任科员，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