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叙事与民族认同建构

樊义红

（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周口 466001）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叙事与民族认同建构

樊义红

（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周口 466001）

借助小说叙事建构民族认同不仅具有理论的可行性，而且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已成为一种既定的事实。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借助第一人称复数转向、多重视角和平行对话结构等叙事手段建构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认同。对这种现象的研究可以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理论思考：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叙事有一种建构民族认同的功能，这构成了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叙事的一个特点；叙事具有建构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特性；认同和民族认同可以通过文学叙事建构。

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叙事；民族认同

前言

一般而言，所谓的“叙事”概念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叙事的内容层面，一是叙事的形式层面。西方的经典叙事学主要在后一个层面即“叙事结构”和“叙述话语”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就，确立了关于叙事性作品的一系列规范。但经典叙事学因为把研究视野局限于文本内部，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发展，甚至让叙事学研究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后经典叙事学在继承经典叙事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突破了后者自设的樊篱，把内部的文本和外部的“读者”“语境”等相结合，让叙事学的发展焕发出新的生机。正如论者所言：“在这种新的理论范式中，叙事学跳出了长期以来将其自身限定于叙事文本内在的封闭式研究的窠臼，在延续自身的理论特征和特有的理论模式与资源的同时，它与诸多外在要素相关联，并与已经存在的大量其他的研究方法，诸如女权主义、巴赫金主义、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精神分析、历史主义、修辞学、电影理论、话语分析以及（精神）语言等相沟通，从而形成叙事理论研究融会贯通、向纵深发展的局面，由此相应出现了叙事学研究中的各种变形。”[1]184在这种新的学术语境下，我们对叙事性作品的研究就不应满足于对其内部文学性的研究，而要把文本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途径很多，其中之一是要实现叙事和文化的结合研究。叙事学家米克巴尔认为：“叙事是一种文化理解方式，因此，叙事学是对于文化的透视。”[2]陶东风认为：“凡有叙事的地方就有文化；反之，凡有文化的地方亦必有叙事。”[3]谭君强认为：“在对文学艺术对象进行叙事学研究时，不应该回避对叙事文本的审美价值判断，而且还应该有意探索叙事文本中所存在的这种审美价值意义，以及透过形式意义之外的诸如心理的、意识的、思想的、社会的意义，也就是广义上的文化意义。这样一来，就可以在坚持叙事学研究视野的基础下，使这种研究变得更为深入、透彻，不仅具有形式上的价值意义，同时也具有更大范围内审美文化上的意义。”[1]196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可以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叙事和民族认同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是因为一方面文化包括民族文化，另一方面“民族认同”一般指民族成员对其所属民族的认同。本文中的“民族认同”主要是指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对其所属民族的认同，其具体内涵包括三方面：对民族身份的指认、对民族文化特质的把握和对民族感情的归属。由于对民族文化特质的把握是民族认同的关键构成，因此一般情况下民族文学作家的民族认同可基本等同于民族文学作家对其民族文化的认同。这种结合研究在本文中具体关注的是少数民族作家有可能借助小说叙事（特别是其形式层面）来建构民族认同。这里之所以专注于小说叙事，是因为在文学的几种主要文体中，相对于诗歌、戏剧和散文，小说更有资格代表“叙事的艺术”。小说叙事的形式更为多样，叙事的手段也更为高超。经典叙事学的研究也正是在小说中才有了更多的发现，从而把叙事学研究推上了巅峰。小说叙事丰富的形态和可能性可以说为民族文学作家建构民族认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是其它的文体形式望尘莫及的。总之，少数民族作家借助小说叙事来建构民族认同实际上具有一种理论的可能性。

从民族文学的实际情况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的民族认同现象丰富复杂，这是民族文学作家普遍而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的反映，是他们借助于小说这一文体形式建构民族认同的结果。这一建构不仅通过小说叙事的内容层面，也通过小说叙事的形式层面加以实现。需要说明的是，以往对民族作家文学的研究对其文本的形式层面存在着过分低估的现象，注意得很不够。其实，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家往往对小说的形式和叙事有着高度的自觉，他们用心地经营，努力在文本中追求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比如藏族作家阿来就认为：“在我看来，一个小说家在写作过程中，感受更多的还是形式的问题：语言、节奏、结构。任何一个环节处理不好，都会让你失掉一部真正的小说。一个好的小说家，就是在碰到可能写出一部好小说的素材的时候，没有错过这样的机会。要想不错过这样的机会，光有写好小说的雄心壮志是不够的，光有某些方面的天赋也是不够的。这时，就有新的问题产生出来了：什么样的形式是好的形式？好的形式除了很好表达内容之外，会不会对内容产生提升的作用？好的形式从哪里来？这些都是小说家应该花大量的时间——在写作中，在阅读中——去尝试，去思考的问题。”[4]对于民族文学作家在叙事形式上建构民族认同的文本实践，应给予充分的注意和恰当的阐释。

其实，关于叙事与民族认同建构的关系前人已从不同角度做过精彩论述。比如有学者认为：“正是民族认同的观念，看起来依赖于一个民族向它自身及他人讲述的关于自己的故事。如果我们把民族认同当成是将阶级、性别、地域和语言之别组织进一个意外发生的统一体之中，那么有关一种共同过去的故事就提供了维持集体认同感的认知与情感地图。这些故事有着不同种类的形式、不同形态的持久性和权威性。历史学和小说、电影、电视和报纸、钞票和邮戳、体育和典礼全都可以成为民族叙事的传播媒介，在轻重不等的程度上，通过最隆重的姿态或最细微的暗示来起作用。”[5]“一个好的例子便是后殖民主义批评，尤其是在它处理叙事时是这样。在后殖民主义批评中经常可以发现有博采众长的叙事方法用于具体说明民族与帝国‘话语’中的叙事所起的作用。”[6]等等。这些精辟的论述也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叙事与民族认同建构的理论依据。

总而言之，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叙事与民族认同建构关系的考察有着充分的学理依据。对这一新问题作一种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也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笔者将在本文中做一些尝试，力求得出一些富有价值的理论认识。

一、第一人称复数转向与民族认同

第一人称复数指代的是“我们”这一人称代词。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往往出现这样一种叙事现象：在一种整体的全知叙事或第三人称叙事语境中，突然出现了“我们”这一人称复数形式。“我们”指的是由叙事者（基本上等同于隐含作者或真实作者）和叙事对象所构成的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我们”往往造成这种叙事效果：叙事者刻意地干预和进入被叙事的对象（由与作者的民族身份一样的民族成员构成的集合体），进而与后者建立某种联系。由此，全知叙事或第三人称叙事所带来的客观叙事效果被破坏，形成对一般叙事常规的偏离。如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中的这段话：“不过当铁木尔最后说到要选八路军做朋友的时候，他的态度却十分谨慎起来，但为了不跟刚刚见面的铁木尔发生争论（我们蒙古人自古认为那是不吉利的），没有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而巧妙地转了话题。”[7]又如张承志《心灵史》“圣徒出世了”一节中的这几段话：

男女老幼都在等待。

容许吧。

为我们出世吧。

我觉得，整个村庄和这暗红的山峦夜影都在叹息。似是祈求，似是痛苦地忍耐。

我们再也没有能力了。我们衰弱如羊。我们污浊不洁。我们无法战胜。我们没有桥梁。我们已经被抛弃，住在这种家乡。我们已经被降生在活的火狱。容许吧。我们此刻刚刚洗过乌斯里（大净），我们日日身带阿布黛斯（小净），我们趁这一刻洁净向您伸出双手。阿米乃（容许吧）！我们愚钝无力，我们别无出路。把金桥架给我们，把道路在荒山里显现吧，容许我们吧。带领我们走向纯净，允许我们接近主，接受我们来世做天堂住民。阿米乃，阿米乃，看在我们辈辈人流血的求情上，容许吧。看在我们为众牺牲的导师的求情上，容许我们的乞求吧。[8]

上面例子中的“我们”出现都很突兀，它把叙事者（可看成隐含作者或真实作者）带入小说虚构的情境中，构成一种特异的叙事现象。应该如何认识这种叙事呢？

从叙事学的角度看，这种“第一人称复数转向”现象实际上涉及到叙事的“视角越界”问题。所谓“视角越界”，指的是在作品中某种叙事的视角有意或无意地跨越了自身的合法界限，向其它叙事视角侵入的现象。视角的越界源于视角的局限性，因为“每一种视角都有其特定的长处和局限性，有其特定的侧重面”[9]，“在采用了某种模式之后，如果不想受其局限性的束缚，往往只能侵权越界”[9]。如果不是一种叙事上的失误，视角越界往往是作家为了获得某种特殊的艺术效果而有意为之或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在上面提到的《茫茫的草原》和《心灵史》中，都在全知叙事或第三人称叙事中出现了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现象，究其实是第一人称的“内视角”向全知叙事的“全知视角”进行侵入的视角越界。作为成熟的作家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在这里很容易排除这种视角越界是叙事的失误所致。那么，这种叙事的目的何在或者说它有什么样的叙事效果呢？可以看出，这种视角越界后的共同表现是叙事者（作者）和叙事的对象（与作者的民族身份一样的民族成员构成体）通过“我们”这一集合性的代词构成了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因为“我们”实际上拥有共同的民族身份，这种共同体准确地说就是一种民族的共同体。为了进一步理解这种叙事对民族认同的建构，不妨再联系认同和民族认同理论加以观照。

关于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逻辑，曼纽尔卡斯特曾说过：“简单地说，民族并不是为了服务于权利机器而建构出来的‘想象共同体’。它们是人们共同历史的产物，用共同体的语言说出来的第一个字是we（我们），第二个字是us（‘我们’），不幸的是，第三个字才是them（他们）。”[10]另有论者指出：“同其他认同形式一样，文化认同的主题是自我的身份以及身份正当性的问题。具体地说，一方面，要通过自我的扩大，把‘我’变成‘我们’，确认‘我们’的共同身份；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自我的设限，把‘我们’同‘他们’区别开来，划清二者之间的界限，即‘排他’。只有‘我’，没有‘我们’，就不存在认同问题了；只有‘我们’，没有‘他们’，认同也失去了应有的意义。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11]可以看出，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建构往往涉及对人称的区分（这种“区分”可能以隐性的方式，即不出现人称代词的方式加以表现，比如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大量出现的“蒙古人”“回族人民”“侗家人”之类的称谓就是一种隐形的区分方式。这里主要讨论的是显性的区分情况），并且根据这一区分来确定“共同体”内外的界限，以此强化民族共同体的身份和存在。也就是说，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出现的这种第一人称复数转向叙事，可以把作为个体的叙事者（往往可看作隐含作者或真实作者）的“我”通过与叙事对象（民族的其它成员）的结合变成“我们”这一民族共同体形式。而对读者而言，这一“我们”其实也包括了那些同属于这一民族共同体的读者，相信那些读者在看到这种字眼时也能够心领神会，并产生心理上的认同感。与此同时还得看到，“我们”实际上是相对于潜在的“他们”而产生，“他们”当然就是那些民族成员之外的人们。可以想见，那些与作者的民族身份不一致的读者多少都会感受到这一“我们”的区别意味。总之，正是通过把“我”变成“我们”，同时也区分了“我们”和“他们”的叙事形式，使得这些作品在无形之中就完成了一种对民族认同的建构。

二、多重视角与民族认同

叙事学上的视角“指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或者说，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12]。不能以为视角只是一个视觉问题，“实际上，‘看’并不只含有视觉的意义，它同时也意味着感知、感受、体味所‘看’或可能‘看’到的东西，而这里显然无法排除其中所包含的价值与道德判断等更深层的意义”[1]200。叙事学家热奈特后来对这一术语进行了反思：“显然可以用‘谁感知’这个涵盖更广的问题来取代‘谁看’的问题。”[13]应该说，任何叙述都必须采取一定的视角。小说从不同角色的视角进行叙述，叙述出来的就是不同的事实“真相”，由此可见视角选择的重要。在文本的世界里，从一种视角出发就可以看见一个世界，从不同的视角看到的世界也会大不一样。好的视角的选择是作者一种有意为之的行为。叙事学家华莱士马丁认为：“技巧不单是叙述的辅助方面，或作者必须用以传达意义的一个必要的累赘，相反，是方法创造了意义的可能性。而这就是为什么当前有关叙事的最激烈的争论都涉及到视点。”[14]叙事学家谭君强进一步认为：“叙事作品中叙述者的视点并非一个纯粹的形式问题，它与更深层次的意义，即与意识形态层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由视点所体现出的意识形态意义与价值判断在作品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确定着作品的价值意义以及读者对它的理解。”[1]207这里所说的“视点”即为视角。视角为何具有这样的意义？因为“任何一部作品，包括叙事作品，都由具体的作者所创作。其中叙述者的确定，‘视点’的选择，可以说，都是由实际意义上的作者所决定的。而在这一选择中，无疑包含着作者希望传达给读者、观众或听众所叙故事的含义，希望读者如何以及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作品所传达出的信息、意义、价值规范等”[1]201。这也启发我们，对视角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的形式层面，更应善于发现它所体现的意义和功能。

在上述理论认识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某些视角的选择处理与民族认同的建构有关，这尤其体现在对多重视角的处理上。这里主要以张承志的小说《雪路》为例加以分析。这篇小说的大致情节是：回族人“丁”、蒙古族人“白狮子”和汉族人“丁老壮”三人在雪夜里同行。一开始回族人“丁”鄙视和怀疑蒙古族人“白狮子”。“白狮子”也瞧不起汉族人“丁老壮”，两人之间忽然发生冲突。但接下来一起由发狂的大黑牛引起的事故让事态发生了变化。这时无论是“丁老壮”“白狮子”还是“丁”都表现出了过人的勇气、胆量和智慧，大家齐心协力驯服了大黑牛。由此，三个人彼此重新认识并互相生发了好感。

在叙事的形式层面，小说从一开始的大部分内容表现为全知叙事框架下聚焦于不同的人物，分别以回族人“丁”、蒙古族人“白狮子”和汉族人“丁老壮”三个不同的视角展开叙事，主要展现了三人不同的心理活动，甚至在小说的文字书写上也采用了不同的字体和字号加以区别。这样从总体上看，开始时由三个人构成了三条故事线索，出现在同一时间和地点。“人物叙述者的视点必定带有自身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与价值判断的态度，他或她必定按照从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的视点去看待故事中的其他人物，并与之发生与其独特身份相符的种种关系，同时又讲述自己程度不一地参与其中的故事。”[1]206可以说，刚开始这种叙事视角的安排已经暗示了这三个不同民族身份的人不可避免地会生出种种不必要的误解并导致彼此关系的紧张。但大黑牛发狂的意外事件打乱了这一虽则各自独立但又存在距离和矛盾的相互联系状态。经过一场合力的战斗，三个人彼此消除了误解，增强了感情，终于真正走到了一起。小说最后又转为全知叙事。这篇小说可以看作是关于民族认同的一种“寓言”：也许存在着误会和冲突，但在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内不同的民族终究会在共同的利益和行动中前嫌尽释，齐心合力，亲如兄弟。

可以认为，三个不同的人物在此分别成了三个不同民族的某种代表。小说采用先多重视角后全知视角的叙事形式，强烈地表征了这种意味：在我们的祖国大家庭中，各民族保持自己的某种独立性当然有其必要，但若独立变成了隔绝，缺乏交流和合作，则无助于那些先天或后天形成的误解的消除。在我们统一的国家范围内，真正的民族认同应该超越狭隘的对自己母族的认同，同时认同别的民族，最终形成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这当然是可能的，因为从根本上说我们各民族有着真正共同的利益和目标。

由上述分析，我们不妨归纳出关于视角的处理与民族认同建构关系的如下认识：视角的选择可能与民族认同有关。小说中的视角可以成为传达民族成员思想和感情的载体，承载不同民族成员的文化眼光，这在不同民族成员间的交往碰撞中更能有效地加以体现。可以说，小说采取一种视角就可以呈现一个民族的文化视野。但与此同时，这种特定视野的呈现往往会以某一民族的文化为本位来过滤，必然带有先天的文化局限性。因此，有时只有采用一种全知的视角（或其它有效的视角形式）进行叙事，才能够消除单一视角的局限性，实现更好的民族认同建构。

三、平行对话结构与民族认同

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民族学家安德森别具一格地分析了18世纪欧洲某些旧式小说的结构，认为它们“以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来表现同时性的设计”[15]23，“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15]23。笔者认为，安德森所说的这种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必然会带来对民族的认同，因为在这种想象中，想象的主体事实上是把自己归属于一个大的集体概念并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对这个集体的归宿感。另外，民族想象的作用——“民族能激发起爱，而且通常激发起深刻的自我牺牲之爱”[15]137——也证明了对民族的想象带来的认同确实存在。由此可知：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与想象民族和民族认同之间会存在一种潜在的联系。也就是说，民族文学作家借助文学建构民族认同，不仅表现在表层上把一些民族文化的特有元素纳入小说，更表现在深层上用这些民族文化的诸元素影响小说的内在构成如叙事结构。

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有这样一种叙事现象：作家在小说中不仅大量运用本民族文化中的各种元素如蒙古古歌、土家族跳丧歌、苗族传说等，而且把它们精心而有机地安排在小说的不同章节（往往贯穿小说的始终），还让这些分散排列的民族文化元素与小说中其它分散安排的内容形成一种对应和对话，从而形成了一种小说的“平行对话结构”。

不妨看几个例子。比如张承志的小说《黑骏马》中就借用了一首蒙古族古歌《黑骏马》。整首古歌套用了蒙古族历史生活中的一个经典的故事模式——哥哥寻妹妹。故事扣人心弦，结局出人意料，内容极富蒙古族的地域色彩。而在同名小说《黑骏马》中，作者将这首古歌分为八个小节（分号和句号隔开的都成一小节），又把每一小节分别置放在小说每一部分（正好也是八个部分）的开头，由此带出小说的主要内容即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的爱情故事。这就将古歌《黑骏马》与小说的主要故事构成了一种“平行对话结构”。又比如土家族作家叶梅的小说《撒忧的龙船河》。小说的一部分内容是覃老大的亲人和乡亲为已经死去的覃老大送葬时唱的“跳丧歌”，分布在小说八节的每一部分；另一部分内容讲述的是覃老大生前的故事。这两个部分的内容都被拆解后重新对应地置放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平行对话结构”。苗族作家伍略的小说《虎年失踪》的平行对话结构稍有不同。小说采用的是“交替叙述”的结构方式。何谓交替叙述？它指的是“同时叙述两个故事，一会儿中断一个故事，一会儿中断另一个故事，然后在下一次中断时再继续前一个故事”[16]。《虎年失踪》其中的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个人与虎认作“父子”后相跟相随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的苗族传说，另一个讲述的是“四清”运动中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两个故事也构成了一种“平行对话结构”。相较而言，《黑骏马》和《撒忧的龙船河》的平行对话结构情形较为类似，因为平行对话的两部分内容各自被分解后重新对应地组装在一起，形成小说的几个小节，这就不仅构成了一种局部的平行对话，也构成了一种从全篇而言整体的平行对话。而以《虎年失踪》为代表的结构则不注重局部的平行对话，主要追求一种整体的平行对话。从审美效果来看，前者显得更为精巧，审美内涵也更丰富。

在这种平行对话结构中，作家都借用了本民族文化特别是其民间文学和文化的资源作为这一结构的一部分（前半部分）内容。这种借用是精心选取的，它带来的艺术效果不可小觑。甚至可以说，这几篇小说的成功与这种借用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妨试想小说《黑骏马》中如果没有引用那首蒙古古歌《黑骏马》并作一种艺术的巧妙安排，肯定会逊色不少。由此可见，这种平行对话结构的采用是民族文学作家们自觉地认同本民族文化、回归本民族文化的表现，是民族文学作家们对源远流长的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自觉的融入。正如民族文学研究专家徐新建所言：“现实个体总是短暂渺小的，而一旦继承并融入到历史的群体事象之中，便能重获终久不息的‘生命’。”[17]也正因为有了本民族文化这一部分内容的参照，这一结构的另一部分（一般是小说的主体）内容就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文化色彩，使得小说在主体部分所体现的“社会”“历史”维度上又增加了“民族”和“文化”的维度，从而扩大和丰富了小说的审美空间。

进一步看，在这种平行对话结构中，对话的双方——结构的前面部分和后面部分，实际上构成了“古”与“今”的关系。对话由“今”发出，“古”作为一种已经消逝了的、稳定的存在物不可能自动地对“今”施加影响，但“今”作为一种能动的主体存在却可以自由地选择对“古”的态度。在上述文本实例中，可以看到的情况是，“今”对“古”采取了一致的回归认可态度——作者都以“古”为参照和标准，对发生在“今”的故事和人物普遍表现出质疑和失望的态度。

从民族认同建构的逻辑层面看，“在民族认同建构路径中，始终贯穿着对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时间层面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本质的民族认同论“将民族认同建构的合法性指向过去”，而建构的民族认同论“把民族认同定位为一个现代现象的同时，则体现出从‘未来’获取合法性的趋势”。但因为“认同是一个需要不断被建构的历史过程，其时间性总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链环中起承转合。因此，单纯转向过去或指向未来都是有局限的”[18]256。根据这些观点，“平行对话结构”体现出的建构民族认同的思维方式由于单纯地把时间转向过去，其实是一种不合理的建构逻辑。也就是说，在这种平行对话结构中，不仅应有“今”向“古”这一向度的运动，还应同时有“古”向“今”这一向度的运动。当然，由于“古”的稳定性和不具主动性，这种运动还应是通过“今”的操作来实现的。具体而言，“今”对“古”或者说平行对话结构的后一部分对前一部分，不应只是单纯地认同，还应有审视、反思和超越之类的话语存在。只有在这种认同建构的逻辑下，平行对话结构才可能引导读者走出一种盲目复古和狭隘民族认同的误区，寻求一种健全有效的民族认同建构。

而从民族认同建构的内涵层面上看，这种平行对话结构实质上涉及到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态度。民族认同理论认为，传统常常成为我们建构民族认同的重要资源，但这种建构不应是一味地回归传统。周宪认为：“我们需要一种发展的、开放的观念来看待传统。吉登斯说得好，原教旨主义的含义是‘传统意义上的传统’。所以说，在中国社会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需要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统’，而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传统’。”[18]210这是因为“一味地回归传统，在怀旧的幕帐下掩盖了传统复杂的内容和历史的苦痛。怀旧往往会遮蔽过去的残酷，使过去变成为让人留恋的好时光。而重建‘传统意义上的传统’（吉登斯语）将会面临文化原教旨主义的风险。这种回归本源的狂热冲动不是导致文化沙文主义，便是引发对现存外部世界的强烈敌视与抵触”[18]244。进一步看，“坚持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传统’，就是把现在作为一切文化实践和理论思考的基点，文化认同当代建构是要适应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要求，因此应该把文化传统当做现代性的资源而非束缚”[18]210-211。这些论述虽是针对我们对待中华民族传统的态度而发，其实也具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适用于民族文学作家在建构民族认同时对待传统采取的正确态度，以免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误区。

结语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叙事和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着紧密、复杂而又隐秘的联系。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发掘。不过，从对上述三种建构情况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理论思考。

其一，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叙事有一种建构民族认同的功能，这构成了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叙事的一个特点，把这一特点与汉族文学相比显得更为明显。这一方面与叙事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有关，另一方面也源于民族文学作家建构民族认同的创作意图，是这种建构民族认同的诉求在小说叙事上的反映。因此，在对中国民族文学比如当代少数民族小说进行研究时，应该注意其叙事和民族认同之间隐秘而复杂的关联。比如可以考察其叙事是否与民族认同建构有关，若有关，又是如何建构民族认同和建构了什么样的民族认同等。这样的研究必定能加深我们对民族文学叙事的理解。

其二，叙事具有建构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特性。叙事绝非纯粹形式的东西，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也可以生发出一定的思想意义。叙事建构民族认同表现在许多方面，如叙事人称、叙事视角、叙事结构等。而叙事建构民族认同的具体表现和策略是多种多样的。后经典叙事学突破了经典叙事学把研究的范围局限于文本内部的弊端，注重把叙事的内部研究和叙事的外部研究相结合，这构成了当前叙事学研究的主要趋势。在这样一种宏观的研究语境下，考察文学叙事与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关系就具有突出的意义。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人对此作过专门系统的研究。笔者的这一研究虽是着眼于特定的研究对象，但从中引出的某些认识或许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其三，认同和民族认同可以通过文学叙事建构。建构的认同论认为，认同（包括民族认同）是一种建构的行为和结果，建构需要借助于特定的媒介和手段，比如对民族认同的建构可以借助于血缘、语言、宗教等。本文的研究表明，民族认同可以通过小说叙事来建构，这种建构往往是作家有意为之的行为，是他们有意识地借助于小说叙事来建构民族认同的结果。这一研究可以扩展我们对认同和民族认同的认识。不过，文学叙事有其自身的规律，想要借助文学叙事来建构认同和民族认同就必须深入了解文学叙事的特点，同时还必须实现认同和民族认同与文学叙事之间的有机契合。换言之，是要实现认同和民族认同与叙事之间的“异质同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一种建构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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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皓）

Narration of ChineseContemporary Minority Novels and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FAN Yihong
（CollegeofArts,ZhoukouNormal University,Zhoukou466001,China）

Constructing national identity with the help of novel narration is theoretically feasible and an established fact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minority novels.Chinese contemporary minority novels construct national identify of minority writers mainly by using the first-person plural in narration,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narrative structureof parallel dialogue.Study of thisphenomenoncandrawsomevaluabletheoretical thinking:Thenarrationof Chinesecontemporary minority novelscanplay aroleof constructingnational identity;narrationhasthecharacteristic ofconstructiveidentityandnational identity;identityandnational identitycanbeconstructedbyliterarynarration.

contemporaryminoritynovels;narration;constructionofnational identity

I207.9

A

1674-9014（2016）02-0090-07

2015-12-10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叙事和民族文化认同”（2014CWX034）。

樊义红，男，湖北荆州人，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