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沉沦》的家国情结看郁达夫创作道路的发展

2016-03-16 21:02王娟
文化学刊 2016年7期
关键词:沉沦渐进式郁达夫

王娟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山西 晋中 030600)



【文学评论】

从《沉沦》的家国情结看郁达夫创作道路的发展

王娟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山西晋中030600)

郁达夫的早期作品中体现出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后期他的写作风格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之前作品中家国情怀的深化,是一种渐进式的发展。能反映出这一变化的代表作便是《沉沦》。笔者从《沉沦》入手,全面分析《沉沦》的思想内容,重点介绍《沉沦》的家国情结,并在此基础上认识和理解郁达夫创作道路的发展。

郁达夫;《沉沦》;家国情结;创作道路;渐进式

郁达夫是在新文学作家队伍中个人风格非常突出的一位作家。他的“沉沦”系列作品,开创了自叙传抒情小说的先河,成为中国现代小说中别具风格的一家。但是,在《沉沦》之后,郁达夫的创作追求开始发生变化,在作品中逐渐减少了自我抒情的成分,增加了较多的客观写实的内容,从倾泻和表现人物的内在心理逐渐发展为再现和反映外部的时代与社会。郁达夫在创作上的这一变化,并不是矛盾的,从他的早期代表作《沉沦》中涉及的家国情结可见一斑。也就是说,郁达夫在创作上前后阶段的变化,实际上是早期作品中家国因素在他之后的创作中的延续、突出与加重。

一、《沉沦》中的家国情结

《沉沦》的主人公是留学日本的青年学生,受到了严重的民族歧视,体会到了异国游子的辛酸,内心世界充满痛苦。“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

他渴望得到来自异性的爱情,“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他这样热烈地渴望着爱情,但结果是寻觅不得,失意痛苦中去卖酒食的人家想要得到妓女的安慰,但妓女得知他“弱国子民”后离开了他,去了其他房间。他的心里充满悲戚感,“你们都敢来欺侮我么?复仇复仇,我总要复你们的仇。”屡次失败之后,不堪重击的他最后选择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步阶段,《沉沦》式的写作还很少见。全文共八小节,几乎通篇在叙述行纯个人的心理。它大量借鉴了西方心理描写的表现方式,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重视人物言行而忽视人物心理和环境描写的局限,大胆甚至露骨地表现人物内心的隐秘世界。正是由于这样的写作特点,才形成了郁达夫独特的创作风格,吸引了当时人们的注意。

但是,在强烈地抒发自我心灵之余,《沉沦》有三处提到主人公的家国情结。第一处是在第二节中,主人公受到日本学生的歧视,便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第二处是在第七节中,主人公受到日本侍女盘问府上是什么地方时,感叹道:“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第三处是在文末,主人公控诉自己的人生,并把矛头指向社会,认为自己的不幸应由国家、民族来承担,是国家与民族的不幸造成了自己的不幸。因而,在小说《沉沦》的结尾,这个青年学生在蹈海自杀之前面向祖国的方向高声喊出内心的压抑:“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青年认为,只有祖国民族强大了,自己才不会在异国受到歧视,尤其是异国女子的歧视,爱情才会有,事业才会有。这三处贯穿于《沉沦》的全文,为青年人提供了一个外在的生存背景和环境。尽管作者在背景和环境的描写上用笔不多,但正是由于这一背景的存在,才能合理解释造成青年人病态心理的原因:深受民族歧视之下的青年人对个人命运包括学业、爱情、前途的无从把握。

中国近现代经历了技术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失败,“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以“立人”为中心的思想革命应运而生,中国的这场思想启蒙运动是在“救亡”的背景下发生,这就注定以“立人”为基础的思想启蒙运动在一开始便具有救亡救国的目的。因此,与西方以追求个性解放为目的的启蒙不同,中国的启蒙是通过“立人”以实现“立国”,“立人”只是工具,救亡是目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是本着内心的要求进行创作的郁达夫也避免不了时代的影响,他在《沉沦》中将主人公的个人情感与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努力把个体“小我”的命运嫁接在国家民族这一“大我”之上,将主人公个人生活中遭受的种种失意的原因归咎于民族的积贫积弱,导致异国游子在他乡恋爱不得、交友不成、学业受挫。这样的因果联系,虽然显得有些突兀和不自然,但足以证明,即便是在个我的世界里,沉沦内省的郁达夫也不忘时时思考个体与集体、个人与家国民族等问题。

二、渐进式的创作发展

从《沉沦》系列作品之后,郁达夫的创作便开始发生变化,经历了一个渐进式的发展过程,即由内而外、由表现“个人的”到反映“社会的”。

从1923年开始,以《春风沉醉的晚上》(1923年)、《薄奠》(1924年)两篇为代表,郁达夫的创作风格有了第一次发展,逐渐改变了以表现自我为中心的自叙传抒情小说风格,从专注于内心情感的倾泻向外开掘,在“小我”世界中加入了“他者”,作品的题材拓展了,不仅只有一个“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有普通劳动者的形象,如青年女工、人力车夫,外部的社会性因素也较为突出,不局限于一个人的独白,而是有了完整的故事情节。《春风沉醉的晚上》一文,“我”同情女工陈二妹的处境,感动于她的人性之美。《薄奠》一文,“我”发出感叹,“我”和“他”的地位“相去无几,而受的虐待又比他更甚”。总之,在这两部作品中,通过“我”的视野来表现普通劳动者的生活,赞美他们善良的品格,同情他们悲惨的命运,批判社会的不公和黑暗。尽管作者的主观表现色彩与抒情艺术特征仍相当突出,但作品中客观写实的成分得到了增强。

20世纪30年代,郁达夫在渐变的创作道路上继续摸索。这一阶段的创作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延续和突破,客观再现成分进一步强化,自我表现成分明显转弱。以《她是一个弱女子》《迟桂花》等作品为代表,他的创作风格又有了新的变化和突破。总体来看,两部作品中增加了客观现实(人物生存的外部环境)的成分,如《她是一个弱女子》写的是一位女子大学的学生寄托自己灵魂的事情,出现了鲜明的政治时代背景——民国时期。《迟桂花》以乡村生活为背景,细致勾勒出山村的宁静之美,烘托出了人性之美——恬淡、含蓄、慢条斯理、不张扬。

后期,郁达夫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出了对时代革命主题的向往与追求,《出奔》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出奔》塑造了一个反抗者的形象,钱时英走上革命的道路,表现了青年人在面对国家命运和自己命运时所表现出来的果断坚决的精神气质。但这一创作尝试是不成功的,与初期的革命文学作品一样,存在着较强的概念化倾向。此时郁达夫大的部分创作精力已放在散文和旧体诗方面,小说的影响力已大不如从前。

三、从《沉沦》的家国情结看郁达夫创作道路的发展

心理独白式的情感倾诉,直接而夸张的欲望描写,奠定了《沉沦》特别的风格——表现自我,这是它最突出的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在《沉沦》中表现家国情结的虽然只出现了三次,但却贯穿全篇,由于弱国子民而遭致的民族歧视实际是导致主人公性格孤僻自卑的根本原因。因此,从大的背景看,《沉沦》仍然是在救亡救国的主题下进行的对个人的内省启蒙。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郁达夫之后创作道路的选择和发展,不是突然性转变,而是延续和突显了《沉沦》时期的家国情结。也就是说,家国情结在《沉沦》中以隐性的方式潜伏,但在之后就慢慢地显现出来,进而逐步成为显性主题而存在。

纵观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之路,在救亡救国的呼声日益紧迫之时,这位带有浓重的个人主义色彩的零余者心中潜伏着的家国情结便随之突显出来。他的文学主张也由早期的“沉沦”风格——“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发展而为“文艺是人生的表现,应当将人生各方面全部都表现出来”[1],要求小说创作者“于解剖个人的心理之外,还须写出集团的心理;在描写日常的琐事之中,要说出他们的对大众对社会的重大的意义”[2]。本着这样的创作主张,反应到他的作品中,就是小说中人物的身份由留日学生到广大工人再到革命者形象,题材扩大,人物增多,现实主义色彩也愈加明显。

总体而言,郁达夫的第一部作品《沉沦》基本就代表着作家的价值观和文学观,表现了文学要传达的审美和价值观。因而,解读《沉沦》,会发现“第一部”与作家其后创作之路的选择和发展有密切关系。郁达夫的创作发展之路是渐进式的,他尝试着努力走出狭小的自我天地,走到广阔的大世界中。只不过时代变化的速度太快,越来越迫切的救亡形势已不可能等待郁达夫缓慢的渐进式的节奏。但是,郁达夫是一位真诚的作家,在创作上忠实于自己内心,他独立写作的精神值得我们尊敬。如果有更多的时间留给他,郁达夫渐进式的创作之路会逐渐成熟,他或许会在新的文学天地里创作出更加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品。

[1]郁达夫.农民文艺的提倡[A].郁达夫.郁达夫文论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56.

[2]郁达夫.现代小说所经过的路程[A].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六卷)[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2129.

【责任编辑:周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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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05

王娟(1978-),女,山西晋中人,讲师,主要从事现代文学、文艺思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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