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貌是养成美德的基本环节

许建良

（东南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96）

礼貌是养成美德的基本环节

许建良

（东南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96）

礼貌虽然在目中有人、心中有他的道德规定上，与道德存在一致性，但礼貌并不需要道理的支持，只是重在行为的实施，因此，等同礼貌和道德是有失科学的。人的社会化过程是一个照着做、学着自然做到自觉做的过程，礼貌是人生养成习惯的第一件大事，故对儿童的礼貌训练就显得格外重要；训练形成的模式，为其日后道德素质的积累准备了域场。现实昭示，我们当下的道德教育所忽视的正是礼貌养成的重要作用方面；缺乏依据人的生理、心理特征来进行教育的努力，只知道灌输大道理。故在道德教育的实践上，我们注意的仅仅是物力的投入，而不太关注收到的效益是什么。换言之，行动与效果始终在相脱离的轨道上行进，没有效果的行为造成的仅仅是浪费。从某种意义上说，孩童的礼貌训练是走向美德的桥梁，也是承扬中华传统美德实践中解决如何做的关键环节。

道德；礼貌；训练；习惯

众所周知，正是道德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荀子“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就是这个层面的运思。毋庸置疑，不仅过道德的生活是人的必然选择，而且过审美的生活也是人性品位提高的要求。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探究道德是什么就成为社会永恒的主题，而这个主题的具体演绎，往往能在思想家的具体设计、政治家照本宣科式的社会宣扬框架中得到固化。但是，道德实践的历史轨迹显示，我们历来重视的仅仅是对道德的规定，而无视道德本身在社会文化系统中是如何产生的。换言之，在社会文化系统中，道德既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是孤立产生的。

一

美德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是人们特别赞美和欣赏的，它能给人带来审美的愉悦和享受。但是，这种赞美和欣赏是极富时代色彩的，这也是21世纪我们承扬中华传统美德要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当下道德实践的低效益态势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要从这一低效益怪圈中走出来而高水准地投入承扬中华传统美德的文化实践，就必须从文化雷同性的关注转换到文化相异性的甄别实践，这是走出道德困境的有益尝试；而以礼貌为切入点，是文化相异性视角的考量。

要讨论礼貌在美德养成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必须首先解决礼貌是什么的问题。在学界，主流的观点往往视礼貌①、礼节为道德，诸如礼貌是人类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而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最起码的道德规范，它在人们长期共同生活和相互交往中逐渐形成，并且以风俗、习惯和传统等方式固定下来；对一个人来说，礼貌是一个人的思想道德水平、文化修养、交际能力的外在表现等。笔者认为，这一看法有失偏颇。众所周知，道德的本质在目中有人、心中有他的视角上[2]，礼貌无疑与道德的价值取向存在一致性；礼貌本身就是目中有人、心中有他的表现。虽然不能把礼貌与道德做绝对的区隔，但毕竟两者存在的差异是客观的、明显的。礼貌的行为中有道德的因子，但不等于道德；孩童有礼貌，并不能证明孩童就具有相应的道德，因为道德是经自觉意识过滤后的产物。就成长的过程而言，孩童在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前，很难断定他们具有理性的自觉意识。也就是说，礼貌与道德是无法等同的两个文化符号：

康德说过，人不可能从可以做的事情中推导出应该做的事情来。但孩子在头几年里不得不做的，正是这种推导，而且只有这样做了才能成人。另外，康德也承认：“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变成人，人是教育出来的。”而“把兽性改造成人性”的，首先是纪律。习俗先于价值观，服从先于尊重，效仿先于义务。因此，礼貌（“这个不能做”）是先于伦理道德（“这个不应该做”）出现的：伦理道德是后来逐渐建立起来的，成了已经内心化、摆脱了表面现象和利害关系的考虑、完全凝聚为意愿（礼貌不需要意愿）的礼貌。如果礼貌不先于伦理道德而生，伦理道德怎么能出现呢？良好的举止先于良好的行为出现，并且引导出良好的行为。伦理道德犹如内心的礼貌，自身对自身的处世之道（即使这里主要是别人的问题），内心生活的外化，我们各项义务的规范，本质事物的繁文缛节。反过来说，礼貌犹如身体的伦理道德，行为的标签，社会生活的规范，本质事物的繁文缛节。[3]10

显然，“不能”先于“应该”，“不能”所依据的理由往往是具体而易懂的，“应该”所依据的理则往往复杂而晦涩；这里所讲的身体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因为，真正的道德需要内心认知的支持，人一旦具备了内心的道德认知能力，随着认知实践的加深，外在礼貌的身体道德就成为内在品性的自然显现，这才是一个人应有的真正科学意义上的道德水准。

礼貌表现在人的一切行为之中，包括语言。语言虽然也是礼貌的重要因素，但它具有伪装的可能性；即使礼貌可以通过语言的装饰得到落实和完成，但语言的装饰仍然存在虚假的可能性。尽管如此，礼貌仍然是人际关系中必不可少的；人际之间即使存在分歧，但解决分歧的方法仍然必须借助于礼貌，这是人类生活的起码前提；礼貌是文明生活的起点。解决礼貌用语与礼貌行为的一致性，需要人的认知和真诚来保证，也就是说人的语言的丰富性和真实性必须借助于教育训练。礼貌虽然是人的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与人的品性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我们评价具体的人不能仅仅依据其举止是否礼貌，而必须依据礼貌举措后面的实际日常行为，只有当礼貌与日常行为完全一致时，礼貌才能成为人的品性的正能量因子。

由此可见，礼貌与美德存有的差异是明显的②。在把礼貌从道德等同的视野中剥离后，就可以对礼貌进行界定了。也就是说，在宏观层面，礼貌是指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意念和行为，是言谈举止中体现的对别人的尊重与友好；在微观层面，礼貌是言语举止谦虚、恭敬、优雅的表现。

二

纵观人类文明史，在宏观视域，礼貌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而过文明生活的表现；在微观视域，礼貌是人本性的需要之一。注重礼貌可以说是世界文明的共同取向。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丰富的礼貌文化资源③。

礼貌是“礼”和“貌”的组合。“貌”的本义是外边形象、外观的意思，所以，礼貌就是礼仪在外观、外貌上的表现，而外观、外貌往往是通过人的具体的举止来展示的。“礼”的繁体字是“禮”，属会意词；从示，从豊。“豊”是行礼之器，会意的同时也兼表字音；本义为举行仪礼、祭神求福。所以，许慎《说文解字》载有“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的解释，这是“礼”的第一层意思。“礼”还有以礼相待、礼貌的意思，这是“礼”的第二层意思。“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4]1833“而我先大夫子驷，从寡君以朝于执事，执事不礼于寡君”[4]1974中的“礼”，就是这个层面意思的用例。可以说，“礼”的第二层意思是对第一层意思的补充或具体说明。在动态的层面，表示人在举行礼仪仪式时的一种行为方式，也即：礼貌是人在礼仪仪式上表现出来的文明举止。

礼仪仪式是人们公共生活中的大事，众人相聚在一起必须有礼仪约束。所以，最初的仪式是以人祭神求福为出发点的，在这一仪式上大家会聚交流，穿上整洁的服装，举止优雅自然是上层人士的一种追求，也是中国古代社会较为强调的方面。中国古代是等级分明的社会，为了维护这种等级制度，使贵族与庶民和奴隶相区别，并使贵族中的不同等级相区别，便有了礼仪规范，涉及诸如朝觐、盟会、锡命、军旅、蒐阅、巡狩、聘问、射御、宾客、祭祀、婚嫁、冠笄、丧葬等，后人把这些“礼”概括成吉、凶、宾、军、嘉五大类。不同等级的贵族，使用不同的“礼”；即使在同一种典礼活动中，贵族的等级不同，其所用的器物、所穿的衣服、所行的仪式等也各不相同。据杨宽《古史新探》的研究，有些礼是由氏族社会沿袭下来的礼俗演变而来的，如“籍礼”来源于氏族时期由族长或长老所组织的鼓励成员们进行集体劳动的仪式，“冠礼”来源于氏族社会的成丁礼，“大蒐礼”来源于军事民主时期的武装“民众大会”，“乡饮酒礼”来源于氏族社会的会食制度等④。由于礼仪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因此，其繁复性也是自然的。“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设之不当，犹不备也。礼有大，有小，有显，有微；大者不可损，小者不可益，显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4]1435“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4]1633礼仪虽然繁多，但礼仪的目标指向是一致的，都需要作为载体的人来施行⑤。

一般而言，礼貌是聪明的选择，无礼是愚蠢的举措。在中国古代，不仅礼仪备受统治者和思想家的重视，而且礼貌也为思想家所重视。“子曰：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也。”[4]1638这里的“貌”是容貌即外在形态、举止的意思。郑玄对“失”的解释为“谓失其容止之节也”，“容止”就一个人的体态举止。孟子在讨论君子就职时说到，就职有三种情况，离职也有三种情况即“所就三”“所去三”，其中就有直接讨论礼貌问题的，即：“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孟子告子下14》）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和“礼貌衰，则去之”，意思是礼貌即恭敬迎接虽未衰减，却不实行其主张，言行不受重视时要离职；礼貌已衰减降格，也要离职。礼貌不仅成为接受工作的基本条件，而且只有与内心的认同相统一才真正有意义。这与笔者上文提到的内心的认知与外在的举止的统一相一致。

这一运思不仅体现在儒家思想中，在法家思想中也有鲜明的反映。管子曾把君主与民众的关系比喻为内在道德与外在形体道德的关系，诸如：“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戒心形于内，则容貌动于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5]583这里的“戒心”就是内在的道德心，即道德认知。“将将鸿鹄，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义者，行之美者也。德义美，故民乐之。民之所歌乐者，美行德义也，而明主鸿鹄有之。”[5]1172意思是说，锵锵而鸣的鸿鹄，是长得很美的飞鸟；因为美，所以人们歌颂它。德义，是一种行为上的美。因为德义美，所以人们喜悦它。人民所歌颂喜悦的，乃是美貌和德义，而明君和鸿鹄恰好具有这些美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法家反对繁文缛节，强调朴实，韩非的“所谓大丈夫者，谓其智之大也。所谓处其厚而不处其薄者，行情实而去礼貌也。所谓处其实不处其华者，必缘理不径绝也。所谓去彼取此者，去貌、径绝而取缘理、好情实也”[6]，就是这个意思。显然，这里的“去礼貌”不能简单理解为是对礼貌的废弃，而是对虚假礼貌的抛弃；虚假礼貌就是那些通过语言伪饰的东西，不是人的内在道德素养的真实表露。

以上是对礼貌、礼仪形式上的审视。一方面，在内容上，礼仪具有丰富的礼貌资源，《十三经》中的《周礼》《仪礼》《礼记》就是古代礼仪的集大成之作。但由于它们的时代局限性，在21世纪的今天难以找到其实现的条件，“余尝苦《仪礼》难读，又其行于今者盖寡，沿袭不同，复之无由，考于今，诚无所用之”[7]“古礼于今实难行”“胡兄问礼。曰：‘礼，时为大’。有圣人者作，必将因今之礼而裁酌其中，取其简易易晓而可行，必不至复取古人繁缛之礼而施之于今也。古礼如此零碎繁冗，今岂可行”[8]，就是具体的佐证。

另一方面，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有些思想家虽然不是以礼貌思想著称于世，但却在礼貌的大厦里占有独特的位置，诸如老子的“不争”运思，即“天之道，利而不害”（《老子》81章），天道自然利于宇宙万物而从来不加害或损害万物；“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8章），是说水公平地对待万物，在流经之处滋润他们，所以，“上善若水”（《老子》8章）。就水的显著生命特征“不争”而言，它还具有“处下”的谦逊的姿态和特点，水是从高处往低处流的，“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老子》66章），这种“善下之”的行为之方，实际上就是谦下而又礼貌的举止。生活在宇宙里的人类，最大的当为就是以天道自然来治理社会。所以，老子又说：“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老子》66章）“言下”“身后”可以说，都是谦恭的礼貌之举，这是圣人实现善治的关键，在本质上，就是“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81章）。这是值得珍视的运思。

三

中华民族一直以礼仪之邦著称，中国人给世人以彬彬有礼的印象。美国人何天爵⑥的视点就不失为精到：

在西方人看来，更令人吃惊的是，从清朝政府派到美国接受教育的学童的表现上，就能证明那个东方民族所具有的高度智慧。他们是一个善于思考的民族。那批被选派到美国的学童共计120名，大多是11岁左右的年龄。他们对母语都有很好的基本功，有一定的读写水平，但没有人接触过西文，他们当中也没有几个人在上述的中国正规学校里念过书。一些美国女士认为，那些孩子一定是出身贵族或者来自豪门，实际上并非如此。按照中国人的收入标准，那些学童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家庭的年收入大致在200-500元。那些学童来到美国之后，我们既没有发现他们有些许的行为不当，也没有发现他们的智力存在丝毫缺陷。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学会了世界上第三大难学的语言——英语。接着，他们又攻克一系列完全陌生的学习课程，表现出杰出的悟性和顽强的适应能力。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无论中小学阶段还是大学阶段，也无论是理科课程还是文科课程，那些学童在他们所在的班级中都是佼佼者。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学童的所有行为举止都非常得体，表现完美。笔者曾经在一次横跨太平洋的旅行中，同那些学生中的51名同乘一艘客船，与他们共同度过了难忘的25天。那些学生包乘的船舱拥挤不堪。我相信，同等数量的美国青年学生在相同的环境之下，绝不可能坚持那么长时间，而中国学生做到了，并且表现出绅士风范。他们既没有指导教师带队，也没有随行官员负责，在漫长的旅途中，就像一群没有妈妈的孩子，然而他们却都表现出顽强的自理能力。[9]这里称赞中国学童的行为举止“非常得体”“表现完美”，并称此为“绅士风范”。可见，礼貌举止直接向人传递着一个民族的文明内涵，也是使他人对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最为有效的渠道和手段。

不分年龄大小，在具体行为中表现出的礼貌举止具有相同的价值，这是说礼貌具有机械性的一面，即无需经理性过滤，只要实际做出来即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孩童的礼貌举止与一个知识人的礼貌行为在文明的坐标系里具有相等的位置。礼貌的举止之所以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关键在于它的本质是他者第一。每个在社会中生活的人，毋庸置疑，必须与他人合作共处，所以，人始终处在人际关系之中。在人们不经意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如果围绕自己和他人进行审视的话，可以清晰地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图式：一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图式，展示的是从自己到他者的价值取向；一是以他人为中心的图式，展示的是从他者到自己的价值取向。前者是先自己而后他者，后者是先他者而后自己。支持这一结论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有两个：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2》），另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30》）。对此的评价迄今无疑是赞扬的居多，其中不乏以此为“黄金律”规则的运思。但是，文明内涵的升华，文化回归人本性的实践的进步，需要我们不断反思客观现实。其一，这是对“仁者”的描述，对一般民众而言缺乏产生共鸣的实践基础，因此，不可能成为普通民众的道德规范引领其进行道德实践；其二，即使是对于居于理想层面的“仁者”，这种由己至他的思维方式，不仅无法排除以一己之是非观、价值观作为衡量一切的准则或可能，而且这种先己后他思维方式长期养成的习惯，只能在自己本位主义那里找到答案。如果这一结果在心理学层面能够找到依据的话，那么，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演变中，我们对“己所不欲”过分赞扬而带来的实际后果也就不难想象了。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全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人们所愿意突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10]这可谓最好的总结。

二是“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老子》81章）。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虽然也是在圣人层面的讨论，对一般人缺乏针对性，但是，其价值取向是先他人而后自己，是由他至己的思维取向，显示的是他人优位的特征。这里之所以使用“优位”这一概念，主要是因为在这一运思里，自己并没有完全被否定，而是在自己与他人的利益关系中，他人为第一价值调节准则，这一思想在今天仍然有其积极意义。这种思维长期训练的结果，就会养成对他人重视和尊重的好习惯。这一思维的产生来源于这样的识见：一个人不能只囿于一己之利行事，因为世界是整体联系的，必须在关注他人利益实现的前提下，求得自己利益的满足，或者在他人利益实现的确认中谋划个人利益的满足。

他人优位无疑是礼貌的本质和基点，离开了它，礼貌行为无从产生，因为礼貌是以愉悦他人为基点的，尊重他人是前提；他人永远是第一位的。这是礼貌的珍贵之处，也是礼貌所特有的功能所在。

（一）礼貌是博爱的传播器

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着丰富的仁爱资源，但在今天，面对仁爱，我们不应停留于习惯上对儒家仁爱思想的先见来理解和认识；儒家的仁爱思想只能在中华传统美德的孝慈德目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今天要承扬的仁爱无疑是一种博爱，包括爱己、爱人、爱物。提倡仁爱，不等于生活中就有仁爱。因此，从文化的视角来运思其如何可能，在当今资源日益枯竭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礼貌找到了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有利机会。

礼貌的切实实行，首先需要对他人的尊重，以他人为自己行动的第一考虑对象，是一种从他人到自己的行为取向，是对他人关爱的一种真正实现。生活中，我们强调要爱他人，如何体现？很显然，把他人放在心上，或者时时处处做到目中有人、心中有他，这就是礼貌，这就是爱他人。礼貌不仅是指行为举止上待人尊重、温和，而且礼貌举止本身就是对对方的情感表达；礼貌不仅使对方内心感受到温暖，以及自己受到礼遇的情感体验和享受；这种享受的结果，无疑会立即反应到行为接受者的行为反馈上，情感体验驱使他们用同样温和的举止来回应对方，正是在这时，礼貌行为的施行者就会在自己礼貌行为受到对方重视、引起对方注意、调动对方情感的一系列反应中，体验到礼貌行为所带来的情感抚慰和享受；正是这时，礼貌行为在具体的场域中起到了情感的沟通作用，使博爱的暖流汩汩流淌。

总之，礼貌是博爱的花朵，是博爱的传播器。

（二）礼貌具有愉悦人的力量

对人礼貌，在完成礼貌行为的实践中，既显示了自己对他人的重视、对他人情感的认同，也彰显了自己做文明人的决心。礼貌作为一种行为方式，从来不考虑对象的特殊性，而是对外在他者一律采取同样的礼貌举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礼貌有利于社会的人际交往。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喜欢一个不懂礼貌的人，也没有人不喜欢一个懂礼貌的人。因此，懂礼貌的人，在人生的实践中，具有赢得更多朋友的可能性，能赢得更多的尊重，在社会上占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可以说，礼貌是人性的力量。

就个人而言，礼貌是一个人文明程度的写照。使人按礼貌的行为方式进行交际而过文明的生活，这是各个国家努力的目标。人际之间的交际需要礼貌，这本身说明礼貌追求虽然是一种行为举止，但其本质却是情感的沟通，所以，礼貌的举止能给人带来温暖和愉快，这是因为礼貌得以成立的关键在于礼貌的施行者对他者的尊重，以及把礼貌作为文明行为起点的意识。我国作为礼仪之邦，对礼貌尤为重视，辜鸿铭先生的见解就是最好的总结：“人们经常说，中国人是特别注重礼仪的民族。那真正的礼仪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就是对他人感受的体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精神的生活，他们知道自己的感受，这使他们很容易对他人的感受表示体谅。中国人的彬彬有礼，尽管不像日本人的礼仪那样经过了精心的准备，却令人愉悦，因为它是……用法国人优美的语言来说……一种心灵的礼仪。另一方面，日本人的礼仪虽然精致周全，却无法让人如此愉悦，而且我已经听一些外国朋友说讨厌它，因为它可以被称做是一种排演过的礼仪——像在戏剧中用心学会的礼仪一样。这与直接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礼仪不同。事实上，日本的礼仪就像一朵没有芬芳的花朵，而真正有礼貌的中国人的礼仪有一种芳香……一种名贵油膏的香味……由心而发。”[11]

（三）礼貌是人过美德生活的基本环节

中华传统美德作为自古以来受到大家赞美的道德，是道德体系中最为活跃的因子，也是道德体系中最为基本的因子。笔者反对以功利、他律和道义、自律来区分道德与美德，把道德说成美德的基础，美德是道德的提高⑦，而赞成美德是道德的基础，因为它是受到大多数人赞美的道德。人们之所以要赞美它，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们能从这些美德中获得来自他人的尊重和礼遇，从而确证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在体验获得尊重的情感和享受时，激活人性中必须过文明生活的因子，并通过情感沟通以回报他人的礼遇，释放自己人性的力量。

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不仅能过道德的生活，而且能过审美的生活。就个人而言，大家的出发点和起点是平等的，所谓“性相近”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毋庸置疑，在终点上，人是相异的，相异的根源不在先天，而在后天的“习相远”。所谓“习相远”强调的是后天的教化，这是一个长期乃至终身的过程，所以我们要重视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人的道德素质是在受教育的过程中逐渐积累厚实起来的，礼貌养成就是最基础的方面。重视礼貌的养成训练，是打牢道德基础的有力环节。

礼貌不仅指对人尊重的举止，而且传递的是实现他人优位的情感和信息。在礼貌的实践对接中，行为主体和客体情感的交流与互动，且在情感互动中，激发人原始的向善力量，这种向善的力量带动着人进入提升人性的实践，这就是人类社会需要礼貌的原因。总之，正如西班牙小说家松苏内吉所说，礼貌是人类共处的金钥匙。

四

如前所述，与道德相比，礼貌主要强调了外部身体语言的道德性，而内在的道德认知还没有被重视，因此，我们不能将礼貌与道德等同起来。众所周知，人的智力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孩提时期其智力水平比较低下，这时对孩童讲大道理是收效甚微的。依据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对孩童的教育要侧重训练，而不是说教和理性认知，这符合“性相近，习相远”的道理。一个人的温文尔雅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自小训练养成的。因此，依据人成长过程中的生物特点、心理特点，设计道德教化的路径是非常必要的。

（一）对孩童进行礼貌训练的人性依据

就人的成长过程而言，幼儿期的教育主要在教做什么、不做什么，或者允许做什么、不允许做什么，其主导不在幼儿，在家长；教什么、不教什么，反映的是家长对社会生活的认识。由于幼儿的智力发展无法支持其理性认识具体事情背后的道理，因此，此时的礼貌教育主要靠训练来完成。“最早出现的那些模拟美德的行为靠的是训练，就是说，靠的是外来的强制：由于本能的缺乏，孩子不能自己做的事，‘必须由别人替他做’，就这样，‘一代教育下一代’。大概是这样。在家庭里，所说的训练不首先就是对习俗和良好举止的尊重么？这项训练是示范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追求的主要是可爱的亲和性而不是秩序——不是惩戒性的训练，是礼貌的训练。正是通过这种训练，同时模仿美德的举止，我们也许才有了变得道德高尚的机会。”[3]11训练的过程不是强制性的命令，而是示范性的演示即身教，让孩子模仿。这一教育方法的可行性是依据人的本性。“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12]136“凡性为主，物取之也。金石之有声，[弗扣不][鸣。人之]虽有性心，弗取不出。”[12]136这里的“物”“悦”“习”指的就是外在的物事，它们是启发善心的手段；没有外在的启发，仅仅有善心也无法走入道德的大门，这就是“待”的功用。“待”的过程就是“物取之”的过程，如“金石”即编钟和编磬，编钟是乐器，编磬是石制的击打乐器，乐器虽然可以发出美妙的声音，但是如果不用击打乐器去敲击，就不会发出任何声响；外在的“取之”是依据人性需要“待”的特征决定的。幼儿的特点是“心无定志”，要装备“定志”，必须凭借“物”“悦”“习”这三个过程。其实，这三方面包含了中国古代对早期教育心理学的认识，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具体而言，“物”是基础的第一步，具体内容就是如上述所说的身教；不是说理，而是具体行为的示范，以养成良好的举止习惯。对孩童而言，是迫于外在的压力而养成的行为习惯，所以称为“待物而后作”，意思是等待示范后照着做，具有机械性的特征。“悦”是第二步，在教育关系中存在着受教者的机械性行为特点，昭示着这种行为动作的即时性、一次性、不可持续性。通俗地说，就是一锤子买卖。从价值考量的角度看，示范动作产生影响的时间非常短暂，效益无疑是最低的。但是，身教追求的目标并不是教育者做一次，受教育者做一次，而是养成受教育者的行为习惯，积淀为受教者的自我素质。所以，在教育心理学层面，就存在一个教育者如何让每一次身教都在儿童的记忆里留下永久性印记的问题，以便在相同情景触发下，能自然激活身教留下的因子，从而驱使受教育者投入行动。在此，最关键的是让儿童喜爱之，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他们日后行为的自然选择，这就是“待悦而后行”的内涵。“习”是最后的一步，身教的内容已经成为儿童的习惯，由机械性走向了自然性；尽管孩童仍然缺乏对“为何”的思考及理解，但能在相同的情景下自然照着做。换言之，身教养成了习惯。习惯一旦形成，对人的行为和人格养成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注重身教。习惯一旦形成，对孩童的社会发展，就营设了有形的轨道，具有了成为社会人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模式，这就是“待习而后定”的意思。至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思想还没有引起我们应有的重视⑧。

训练在日常生活里就是习惯的养成，可以说，礼貌是人生养成习惯的第一件大事。由于孩童的智能还没有得到开发，对很多具体的行为没有相应的认知，所以，他们见长于模仿。这就告诉我们，一方面，孩童所处的环境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就小孩的品性形成而言，重视习惯的培养也很重要。由于习惯一旦养成，会对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无形的控制力量，因此，在培养习惯的问题上，必须认真对待。意大利记者、作家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Fallaci，1929—2006）就认为，习惯是一种最糟糕的痼疾，因为它使人们接受任何的不幸，任何的痛苦，任何的死亡；出于习惯，人们可以与自己憎恶的人生活在一起，学会戴镣铐，忍受不公正和痛苦，以至对痛苦、孤独以及其他一切都逆来顺受；习惯是一剂最无情的毒药，因为它慢慢地、不声不响地潜入到我们的机体，并在不知不觉中滋长起来；当我们发现它时，机体的每个细胞都已与它相适应，每一个动作都受它的制约，已经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治愈。

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重训练是我们在道德教化中必须认真思考和践行的问题，因为我们的道德建设始终在迎接各种挑战中求生存，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思路，以从小训练为突破口来推进道理建设。西方社会对训练是非常重视的，就拿“女士优先”这一社会习惯的培养实践来说，只要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生活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女士优先”无处不在。到超市，你会看到推购物车的都是男士，而不是女士；如果丈夫不在身边，有儿子在，那推车的一定是儿子，而不是妈妈。女士处处受到重视，这是非常舒适的氛围和境遇，使人印象深刻。做到这一点，他们靠的就是从小训练，一般孩子3岁时就开始进行分担家务劳动的训练。出门时，孩子先要给妈妈开门、开车门；车停下后，孩子先下车给妈妈开车门，有时孩子只有车门那么高也是这样做的；到孩子长大了能开车时也一样，在关掉发动机后，孩子先出来给妈妈开车门。这可以说是西方文化的亮点之一，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二）礼貌的训练在于生活细节

礼貌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它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但礼貌的养成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生活细节上，教育者应该进行认真设计。

首先，在礼貌的用语上进行训练。无论别人给予你的帮助是多么微不足道，你都应该诚恳地说声“谢谢”；正确地运用“谢谢”一词，会使你的语言充满魅力，使对方备感温暖。道谢时要及时注意对方的反应，对方对你的感谢感到茫然时，你要用简洁的语言向他说明致谢的原因。对他人的道谢要答谢，答谢可以是“没关系”“别客气”“我很乐意帮忙”“应该的”等等。

其次，在公共场合学会向人道歉，这是缓和紧张关系的一帖灵药。你在公共汽车上踩了别人的脚，一声“对不起”即可化解对方的不快。道歉时最重要的是要有诚意，切忌道歉时先辩解，好似推脱责任；同时要注意及时道歉，犹豫不决会失去道歉的良机。这些都必须在家庭里从小就进行训练，成人以后这些品质会彰显其无穷魅力。

最后，在任何时候需要麻烦他人时，都必须使用“请”字。“请”字是必须挂在嘴边的礼貌语，诸如“请问”“请原谅”“请留步”“请用餐”“请指教”“请稍候”“请关照”“请再来”等等，频繁使用“请”字，会使话语变得委婉而礼貌，是尊重他人的最重要的用语之一。

“谢谢你”“对不起”“请”等礼貌用语，如果使用得当，对调和及融洽人际关系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使用这些礼貌用语的训练，必须从小开始，虽然在最初时，孩子们不懂为什么要使用这些语言，但随着他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大人必须给他们讲清楚这样做的道理。“根据拉布吕耶尔的观察，‘礼貌并不总能启发善良、正直、好意和感激之情，但至少能让人有这些东西的表象，从而使人在外表上显得好像其内心大概也是如此。’因此，对成年人来说，光有这种训练是不够的，但对儿童是必须的。”[3]11解释和说理必须伴随他们的年龄增长而逐步加深，直至变成他们的自觉意识。“亚里士多德说，礼貌就是美德的相似物，美德就来源于这种相似物。通过为道德的显现、乃至在一定程度上的繁荣创造出必要条件，礼貌也就把道德从那个无出路的怪圈（没有礼貌，为了变成道德高尚的人就必须是道德高尚的人）里解放出来了。在一个非常彬彬有礼的人和一个只是和善、可敬和谦虚……的人之间，在很多情况下，差别是微不足道的，两者最终都和他们所模仿的东西相似了，而礼貌于不知不觉间把人引向了——或可以引向——道德。这一点所有的父母都知道，他们把这个称之为教育子女。我很清楚，礼貌不是一切，也不是关键。常用语里还有个要有教养这么个说法，这首先指的是要彬彬有礼，而彬彬有礼意味着很多东西。成百上千次（我说成百上千次还说少了呢！比这个多得多……）地纠正孩子，为的是叫他们说‘请’、‘谢谢’、‘对不起’，如果只是出于礼貌，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不大会这么说的——除非他有怪癖或者赶时髦。可是，就在这样的调教中孩子学会了敬重……光有爱，不足以使孩子成长，甚至不足以使他们变得可爱和有亲和力。光讲礼貌也不行，因此必须双管齐下。在我看来，所有的家庭教育都是在最小的美德和最大的美德之间进行的，最小的美德还不属于道德规范，而最大的美德又已经不再是美德了。剩下的是语言训练。但如果像阿兰所认为的那样，礼貌是符号的艺术，那么，学说话仍然属于礼貌这个范畴。”[3]13-14

在承扬中华传统美德的实践中，礼貌养成具有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迄今的教育所忽视的。我们缺乏依据人的生理、心理特征来进行教育的努力，只知道灌输大道理，尤其在幼儿教育中对训练的重要性缺乏深刻的认识。殊不知，个人厚实的道德素质的养成始于其出生的那一刻，是一个照着做、学着自然做，到自觉做的过程。礼貌的训练必须开始于照着做，这虽不需要任何道理来解释，但它为理解道理制定了一个框架或模式，让日后的为人处世之道的落实有一个很好的栖身之处。总之，礼貌是走向美德的桥梁，中华传统美德的承扬，必须注重在礼貌训练上的实践，这是承扬中华传统美德实践中社会机制上个体性展开的基本一环。

注释：

①美国学者琳达凯夫林波普夫等认为，“礼貌，就是懂礼节、言行得体，替他人着想、举止文雅；就是与人相处，使别人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被关怀的和被尊重的；就是为了给别人留下好印象而采取的一种行为方式。”（《礼貌》第84页，载琳达凯夫林波普夫、丹波普夫、约翰凯夫林著，汤明洁译《家庭美德指南》，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9年版）。

②法国思想家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虽然在《小爱大德——美德浅论》中聚焦了美德与礼貌的差异问题，但是在他遴选的18个美德德目中，第一个就是“礼貌”，这当然不能成为断定他思想混乱的理由，其实是他把美德置于文化的大系统中审视的自然结果，这就避免了就美德而讨论美德的僵硬的做法，这是值得我们借鉴。

③毋庸讳言，美国人难于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一般说来，美国人博大、淳朴，但不精深。英国人无法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一般来说，英国人精深、淳朴，但不博大。德国人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一般来说，德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精深、博大，但不淳朴。法国人——正是法国人，在我看来，能够理解并且已经最好地理解了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欧洲语言书写的关于中国文明的精神的最好著作是G.E.西蒙的《中国城》，他曾是法国的驻华领事）。剑桥的洛斯狄金森教授，亲口对我说，正是本书激发他写了著名的《某个中国人的来信》。没错，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性的精深，没有美国人心灵的博大，没有英国人心灵的淳朴——但是法国人，一般来说，拥有一种远胜于以上提到的各国人的思想品质——这种思想品质，比别的任何东西更有助于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这种思想品质就是优雅。因为，除了前面提到的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我还要加上另外一个，也是主要的特征，即优雅；在很大程度上说，除了古希腊及其文明以外，很难在别的地方再找到这种优雅。参见辜鸿铭著、李晨曦译《中国人的精神》（序言），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

④参考杨宽著《古史新探》第218—309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⑤参照亚瑟亨史密斯著，陈新峰译《中国人的德行》一书：“最难翻译的一个词是‘礼’，它与孝心密切相关。为了证明这一点，同时为了给讨论中国人的孝心提供一个背景，我们最好是引用伽略利的一段话（转引自《中国总论》）：‘礼是中国人一切心理的缩影；在我看来，《礼记》是中国人能提供给世界的关于他们本民族的最确切最完整的专论。中国人的情感，是靠礼来满足；中国人的责任，也靠礼来完成；中国人的美德和不足，也是参照礼而得出，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关系基本上靠礼来维持——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由礼来控制的民族，每个人都作为道德的、政治的和宗教的人而存在，受家庭、社会和宗教等等多重关系的制约。’”（《中国人的德行孝行当先》，第201—202页，金城出版社2005版）

⑥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1844-1912），美国传教士、外交官；他1869年来华，在北京负责公理会所办的教会学校，1871年辞去教会职务，先后任美国驻华使馆翻译、头等参赞、署理公使等职；曾参与起草1880年关于华人移居美国的条约，还参与了1882年美国和朝鲜签订条约；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华期间曾接待陪同，在处理美国侨民在华经济纠纷和教案方面不遗余力；1885年回美国。1895年出版其颇具影响的《中国人本色》（The Real Chinaman）一书。另撰有The Chinese Army and Navy in The Real Chinese Question等作品。

⑦王海明的《新伦理学（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唐代兴的《道德与美德辨析》（载《伦理学研究》2010年第1期）等都持这种观点，这相反于西方的美德是道德基础的观点；中西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在对“美德”的理解，尤其是美德的“美”，它不是一般的道德，而是美之德，因此，不能离开审美的视野纯粹在道德的场域来讨论两者的异同，这是问题所在。

⑧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在其他地方也多次提到对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先己后人价值取向的运思的认识，不能沿袭已有的认识而机械地重复照搬，而不做符合时代的、超越中国范围的整个汉学界研究成果的审视，这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运思放到这里“待习而后定”的思维框架里来考量的话，养成自己本位的习惯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在这个视野上，迄今仍然缺乏聚焦，而是过分地肯定评价。另一个问题是，众所周知，就是“待”的运思，这是对庄子思想的继承；“待”是庄子的一个重要运思，认为“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庄子大宗师》），在宇宙世界中，万物过着有待的生活，“待”是“道”的本质之一，“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就是佐证。不仅列子御风是有所待，乘天地之正也是有所待，即“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庄子逍遥游》）。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对“彼且恶乎待哉”的理解，习惯做“无待”的理解，诸如陈鼓应对此作“有什么依待的呢”的理解。（参见陈鼓应注释《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页注13）实际上这不符合庄子整体的思想，因为道也是有待的，道无法离开万物而存在并显示自己的价值，“唯道集虚”的“虚”，就是“虚而待物者”，道依赖万物而存在，这是非常清楚的。实际上，“彼且恶乎待哉”的“恶”，必须作动词来理解，意思为憎恨、厌恶，完整的意思是它们（彼）这是厌恶依待吗？这值得注意。

[1]王先谦，撰.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164.

[2]许建良.道德真义：目中有人，心中有他[N].光明日报，2013-07-01（15）.

[3]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小爱大德——美德浅论[M].赵克非，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黎翔凤，撰.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85.

[7]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9.

[8]黎靖德.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2178.

[9]何天爵.中国人的本色[M].周德喜，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13：160-161.

[10]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8.

[11]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上海：三联书店，2010：6.

[12]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36.

（责任编辑：张群喜）

Courtesy:A Basic J oint in for Virtue

XU Jianliang
（DepartmentofPhilosophy,SoutheastUniversity,Nanjing210096,China）

Althoughcourtesyisconsistentwithmorality inthatbothemphasizehavingone’smindonothers,itis not scientific to equate thembecause courtesy does not stand by principles and just focuses on the behavior of the embodiment.The socialization of human being is a process fromfollowing someone’s manners to do something,to learning to do something spontaneously and finally to doing something consciously.Courtesy is the first thing for humantodevelopahabit,sothetrainingofchildren’smannersisparticularly important.Thebehaviorpatternformed fromtrainingpreparesfor thefutureaccumulationof moral qualities.Thereality just shows that what wehaveignored so far is manners development which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ral education.The moral education just tells people truths they already knew and lacks of efforts according to human being’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Therefore,what we paid attention tois just toput intomaterial resources instead of concerning about whatthebenefitswereceive.Inother words,actionandeffect arealways workingontheseparatepaths.Thebehavior with action but without results has no benefit at all except waste and connects closely that fact that we never pay attentiontohowtodothings in their own way closely.Starting frommanners training is not only abridgetolead into virtue,but also a ke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how to do things in the practice of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Chinesetraditional virtue.

morality;courtesy;training;habit

B825

A

1674-9014（2016）02-0001-09

2016-01-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化强国视域下的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研究”（14ZDA010）。

许建良，男，江苏宜兴人，东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美国实践职业伦理协会会员，日本伦理研究所会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道德思想史、中外道德文化比较和经营伦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