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文理学院图书馆藏《唐文粹》考略

王作华

(作者单位：兰州文理学院)

兰州文理学院图书馆藏《唐文粹》考略

王作华

《唐文粹》是宋初姚铉(968—1020)所编纂的一部唐代文学选集。该书依据“文赋惟取古体，而四六不录；诗歌亦惟取古体而近体不录”*[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册，第18页。的标准，共收录古赋、乐章、歌诗、赞、颂、碑、铭、文、论、箴、表、传、录、书、序等，共一百卷。此书本名《文粹》，后被称之为《唐文粹》，也称《唐贤文粹》，《唐文粹》。兰州文理学院图书馆所藏版本正文首卷卷端题“重校正唐文粹”，徐焴刻此书时，依据北宋本覆刻，尤桂、朱整对宋本又进行了校正，故名《重校正唐文粹》。此书多被称为《唐文粹》，本文亦随之。

编者姚铉(968—1020)，字宝之，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第三名，官任起居舍人、两浙转运使。姚铉文辞敏丽，善笔札，藏书至多，颇有异本。

关于《唐文粹》的版本，张达雅《〈唐文粹〉知见版本考》有着全面而系统的统计，共有版本二十三种，包括宋本四种，即原写本、北宋宝元二年(1039)临安进士孟琪摹印本、南宋绍兴九年(1139)临安府刊本、五十卷本；元本两种，为元刻本、乌程蒋氏密韵楼藏元翻宋小字本；明本九种，即明嘉靖三年(1524)姑苏徐焴刊本、明嘉靖六年(1527)张大轮校刊本、明嘉靖五年(1526)晋府养德书院刊本、明翻宋刻本、明万历三年(1575)翻刻徐焴本、明万历金应祥刻本、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邓渼刊本、明崇祯三年(1630)武林刊本、明崇祯三年(1630)刻本；清本四种，即清乾隆年间摛藻堂四库荟要写本、清乾隆年间文渊阁四库全书写本、清光绪九年(1883)江苏书局本、清光绪十六年(1890)杭州许氏榆园校刊本；今本四种，为四库丛刊本、台湾世界书局本、台北锦绣书局本、中华传世文选本。本文对此不再一一赘述，重点对兰州文理学院图书馆所藏《唐文粹》进行详细的考证。

一、 馆藏《唐文粹》版本介绍

馆藏《唐文粹》半叶14行，行25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黑鱼尾，目录版心下有刻工，开本(高×宽)27.3×17.1 cm ，板框(高×宽)20.3×13.7 cm。首有姚铉述《唐文粹序》；次列明代汪伟嘉靖三年(1524)冬十一月丙戌所作《重雕唐文粹序 》；再列明代胡缵宗(1480—1560)嘉靖六年(1527)春二月二日《刻唐文粹序》，胡序版心下刻“万竹山房”。目录后刻有“姑苏后学尤桂、朱整同校正”，正文首卷卷端镌“重校正唐文粹”，书末有宋宝元二年(1039)嘉平月施昌言《唐文粹后序》。卷二十五末、卷四十末、卷四十五末均刻有牌记，内容“嘉靖甲申岁太学生姑苏徐焴文明刻于家塾”。

汪伟，字器之，号间斋，江西广信府弋阳县人，弘治丙辰(1496)进士，乡试2名，会试67名，三甲1名，26岁，三月十二日生。初选庶吉士，授检讨，后于正德十二年(1517)七月至嘉靖元年(1522)七月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官至吏部左侍郎。值得一提的是，汪伟出身明代江西进士家族，与其父汪凤，兄弟汪僎、汪俊、汪佃五人均为进士。父亲汪凤为明成化十一年(1475)二甲74名，赐进士出身，曾任福建漳州府知府、贵州布政司左参政；汪僎，字东之，18岁中举，.成化十七年(1481)三甲77名，初授推官，终官至工部郎中；汪俊，字抑之，弘治六年(1493)二甲42名，选庶吉士，初授编修，终官至礼部尚书；汪佃，字有之，正德十二年(1517)年二甲1名，选庶吉士，官至詹事。

胡缵宗(1480—1560)，字孝思、世甫，号可泉、鸟鼠山人，明代陕西布政使司巩昌府秦州秦安县(今甘肃省秦安县)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河南巡抚。胡缵宗是明中期著名的学者，经学、诗文、书法等方面造诣颇深，著述颇丰，有《鸟鼠山人集》、《可泉拟涯翁拟古乐府》、《拟汉乐府》、《愿学编》、《近取录》、《安庆府志》、《苏州府志》、《秦安县志》、《巩昌府志》、《秦汉文》、《雍音》、《仪礼集注》、《春秋集传》、《读子录》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六集别集类存目三《鸟鼠山人集提要》评曰：“其诗激昂悲壮，类近秦声。无妩媚之态，是其所长；多粗厉之声，是其所短。”*《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版)，第4册，第697页。

施昌言，字正臣，北宋通州静海(今江苏南通)人。进士，历任滁州通判、尚书屯田员外郎、殿中侍御史、开封府判官、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三司度支副使、河北都转运使、龙图阁直学士等。

刻者徐焴，字文明，太学生，明苏州人，室名“万竹山房”，嗜古博藏，嘉靖三年于苏州翻刻宋本《唐文粹》一百卷，写善镂精，字体略肥硕，为世人所重。

通过对其版式、序跋、牌记等进行考证，可推断此本为明嘉靖三年徐焴刻本之万历间印本。据叶德辉《郋园读书志》所述，明徐焴刻本《唐文粹》分为嘉靖初印本和万历时印本。云：“此本题《唐文粹》，行字精美，然是万历时印本，非嘉靖初印本。嘉靖本版心有刻工姓名，万历本无之。明时刻本甚多，精刻断推此本。故宋元本外，藏书家均以此本著录。”*叶德辉：《郋园读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95页。又据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万历间印本“目录记刻工，仍是原版”*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64页。，有汪伟序、胡缵宗序、自序、施昌言后序，而嘉靖间初印本没有胡缵宗序。

在《唐文粹》的二十三种版本之中，徐焴刻本是比较精善的版本，私人藏书家也大多以此版本著录。叶德辉《郋园读书志》云：“明时刻本以嘉靖甲申徐焴刻本为最善，每叶二十八行，每行二十五字，即据北宋本重雕。”*《郋园读书志》，第694页。

二、 馆藏《唐文粹》刻工考

刻工在刻书过程中会把自己的姓名刻在书上，或刻于版心下方、或卷末、序后、书尾，有时刻全名，有时只刻姓或只刻名。刻工姓名是判定古籍版本的依据之一。根据古籍中的刻工，并结合相关资料对照，方能正确断定版本，因为古籍版本在流传过程中存在翻刻本、作伪本等，会混淆视听，还需仔细鉴别，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据记载，刻工初见于北宋，北宋刻本《后汉书》、《史记》有刻工姓名。宋刊本上刻工较为多见，元刊本及明初刊本所载刻工较少，而明嘉靖、万历年间刊本上多有刻工。

此本正是明嘉靖刻本，其目录版心下有刻工，目录第一页版心下刻“李本”；第二、第十三页刻有“本”；第三页下刻“宅”；第八、第十页下刻“章”；十一页、廿八页下刻“至”；十五页、三十九、四十一、四十六页下刻“智”；目录十九、廿六页下刻“百”；第二十页下刻“张”；廿一、廿三页下刻“六”；廿四、三十页下刻“直”；二十九页下刻“陆”；三十二页下刻“佰”；四十二页下刻“受”；四十九页下刻“李”、五十页下刻“曰”……

通过查阅李国庆《明代刊工姓名索引》可知，明嘉靖三年徐焴刻本《唐文粹》的刻工有以下26人：栢本(百本)、刘松、刘柏、刘禃、李本、李泽、李潮、李清、李朴、李植(李直)、李受、李堂、陆奎(六奎)、六潮(六朝)、章日、章祥、章景华、吴宪、吴銮、彭山、彭鸾、房山、桓本、唐琼、张敖、张宪。

26名刻工都是明中期比较著名的刻工，其中只刻过本书的有房山、桓本、刘禃、刘柏、栢本(又署百本)、彭山等6人，其余20人都刻过两种或以上的古籍。择其刻书达10种之人，罗列如下：

张敖刻书17种，除刻本书外，还刻有正德十年(1515)席氏刻本《大唐六典》、正德十二年(1517)刻本《鸿泥堂小稿》、正德十三年(1518)吴氏刻本《楚辞章句》、嘉靖六年(1527)王氏刻本《史记》、嘉靖六年(1527)张氏刻本《唐文粹》、嘉靖间吉澄刻本《春秋四传》、嘉靖间冯氏刻递修本《文献通考》、隆庆六年(1572)汪氏刻本《蚁术诗选》、万历三年(1575)刻本《国朝名世类苑》、万历八年(1580)刻本《欣赏编》、万历十一年(1583)凌氏刻本《汉书评林》、万历间徐氏刻本《昌黎先生集》、明德藩刻本《前汉书》、明翻刻茶陵本《文选》、明刻清补本《世经堂集》、明吴氏刻本《人伦广鉴集说》。

陆奎刻书16种，除刻本书外，还刻有嘉靖六年(1527)张氏刻本《唐文粹》、嘉靖七年(1528)刻本《国语》、嘉靖九年(1530)南京国子监刻本《史记》、嘉靖十年(1531)安氏刻本《初学记》、嘉靖十二年(1533)顾氏刻本《六子书》、嘉靖十三年(1534)刻本《南畿志》、嘉靖十三年(1534)顾氏刻本《王子年拾遗记》、 嘉靖十四年(1535)苏氏刻本《诗外传》、万历间徐氏刻本《昌黎先生集》、明通津草堂刻本《论衡》、明陆氏刻本《艺文类聚》、明翻刻茶陵本《文选》、明刻本《唐宋白孔六帖》、明徐氏刻本《韩昌黎集注》、明刻本《都公谈纂》。

李潮刻书13种，除刻本书外，还刻有正德十年(1515)席氏刻本《大唐六典》、嘉靖六年(1527)王氏刻本《史记》、嘉靖六年(1527)张氏刻本《唐文粹》、嘉靖九年(1530)南京国子监刻本《史记》、嘉靖二十五年(1546)袁氏刻本《夏小正戴氏传》、嘉靖二十九年(1550)袁氏刻本《金声玉振集》、嘉靖间刻本《文章正宗》、嘉靖间刻本《诗选补注》、万历间徐氏刻本《昌黎先生集》、明翻刻茶陵本《文选》、万历三十六年(1608)刻径山藏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万历三十五年(1607)刻本《百代医宗》。

李清刻书10种，除刻本书外，还刻有正德十三年(1518)吴氏刻本《楚辞章句》、正德十四年(1519)黄氏刻本《申鉴注》、嘉靖六年(1527)张氏刻本《唐文粹》、嘉靖九年(1530)南京国子监刻本《史记》、嘉靖十年(1531)安氏刻本《初学记》、嘉靖十三年(1534)袁氏刻本《文选》、万历间徐氏刻本《昌黎先生集》、明德藩刻本《前汉书》、明翻刻茶陵本《文选》。

三、 馆藏《唐文粹》藏书印考

藏书家，无不好古敏求，尤喜在雕印精美的善本书上钤上自己的藏书印。藏书印，形制不一，风格各异，据其印文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种：姓名印、别名字号印、斋室名印、生年行第印、仕途功名印、收藏鉴定印、校读印、闲章等。通过考证藏书印，可以得知某书被某人收藏，进而考查该书的流传源流、用以断定该书的版本，因此藏书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此本在《唐文粹序》首页有藏书印5枚。一为阴文方章，印文“磐生”；第二枚亦是阴文方章，上刻“狩谷望之”；三为阳文竖长方形印章，刻有“掖斋”；第四枚印章为阳文竖长方，印文内容“赐芦文库”，第五枚印章是阳文竖长方形，印文內容是“新宫城书藏”。此外，每卷卷首都钤有“赐芦文库”“新宫城书藏”朱印两枚，并且每册书衣右下角也都有“新宫城书藏”藏书印一枚。

第一枚印章“磐生”，是明代福建闽县藏书家陈衎的藏书章，说明此本最初为陈衎收藏。陈衎，字磐生，生卒年不详，据张美莺在《明代闽县藏书家陈衎》中考证“陈衎生于万历十三年(1585)。卒年不详，大致是清康熙前后”*张美莺：《明代闽县藏书家陈衎》，《福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2期，第59页。。陈衎家族是藏书世家。自其高祖陈源清起开始藏书，曾祖父陈珂、祖父陈凤鸣、父亲陈汝修以及陈衎都是著名的藏书家，五世的积淀，传至陈衎，藏书已达11800余册。陈衎注重藏书质量，力求藏善本，并且认为藏书是为了读书，将藏书外借，规定借阅手续，同时也非常爱护藏书。但因陈衎身处明末清初的动乱年代，其藏书大多最终不知去向。陈衎著述主要有《槎上老舌》、《大江集》、《大江草堂二集》、《玄冰集》、《汉诏疏六卷》、《篝灯碎语》等。

第二枚印章“狩谷望之”及第三枚印章“掖斋”，均为日本藏书家狩谷望之藏书印，说明此本被狩谷望之收藏。狩谷望之(1775—1835，一说为1838)，字卿云，号掖斋，江户时代后期学者、藏书家。其家族有藏书传统，至狩古掖斋时家藏善本书两万余卷，其藏书和、汉兼收，善本尤多。其藏书印还有“青裳文库”“青裳堂藏书”“汤岛狩谷氏求古楼图书记”等。

本馆所藏《唐文粹》被日本目录学著作《经籍访古志》收录。日本汉学家森立之(1807—1885)所著《经籍访古志》记载：唐贤文粹一百卷，“明嘉靖甲申重刊宋本，求古楼藏”；“首有嘉靖甲申弋阳汪伟器之叙……又有嘉靖丁亥天水胡缵宗世甫序……”；“每半板十四行，行二十五字，界长六寸五分，幅四寸六分，左右双边”。*[日本]澁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48-249页。求古楼乃狩谷望之藏书之名，求古楼内藏书极为丰富，是江户时期藏书最多的私人藏书楼之一，杨守敬《日本访书志》云：“日本收藏家除足利官学外，以金泽文库为最古……次则养安院……此下则以近世狩谷望之求古楼为最富。虽其枫山官库、昌平官学所，储亦不及也。”*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又在《日本访书志补》中记载：狩谷望之“日本文政间学人之最，其藏书之富，又过于官库”*杨守敬、王重民：《日本访书志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页。。本馆所藏此书与森立之所载一一相合，而序首“狩谷望之”及“掖斋”印可证明此本正是狩谷望之所藏，故此本正是森立之《经籍访古志》中所载之书。

第四枚印章“赐芦文库”是日本新见正路之藏书印，说明此本曾为新见正路收藏。新见正路(1791—1848)，本姓源，字义卿，通称吉次郎，号茅山，著名藏书家，所藏希见宋本甚多，有《赐芦书院藏书目录》《赐芦书院储藏志》传世。其藏书印还有“新见文库”，均以楷书入印。

第五枚印章“新宫城书藏”，乃日本人水野忠央之藏书印，说明此书曾为水野忠央所藏。水野忠央(1814—1865)，通称藤四郎，又名丹鹤、黄菊寿园，号鹤峰，是纪伊藩新宫城第十代城主。著名藏书家，“其丹鹤书院藏书7400余部，计4万册”*林申清：《日本藏书印鉴》，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7页。，有《新宫城书藏目录》。刻有《丹鹤丛书》、《丹鹤外书》、《朝野部类》等。其藏书印除“新宫城书藏”外，还有“丹鹤城图书记”等。

由以上五枚藏书印章可知，此本最初由陈衎所收藏，后流传至日本，先后被狩谷望之、新见正路、水野忠央等多位名家收藏，并被其主人铭以印记。至于如何辗转流入我馆，已不得而知。但其版本之善，已明晰可见。

四、 馆藏《唐文粹》的流通

本书应该是在清初传入日本。中国古籍在早在隋唐时期就已经流入日本，历经宋、元、明初，一直都有古籍传入日本，甚至中国的印刷术也随之传入，中国刻印板、刻工也输出到了日本，在日本翻刻中国典籍。明万历中期以后，日本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7)，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大发展。中国古籍主要通过两国使节往来、两国人士互访以及商人的贩运等途径传入日本，并且以商人贩运传入的古籍占绝大多数。据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在日本的流传》中的统计“总计江户时代传入日本的中国典籍，约近万种。”*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在日本的流传》，《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第178页。本馆此书初为陈衎所藏，而根据陈衎生活时代可知，明末清初正是日本的江户时代，此本从陈衎手中流出，传入日本的时期应是在中国的清初当时日本的江户时期，和其他大批的中国古籍一起传入日本。

本书应该是在清末民初回归中国。在日本，此本被狩谷望之、新见正路、水野忠央收藏。狩谷望之、新见正路、水野忠央都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著名藏书家。特别是在狩谷望之求古楼所藏之时，被森立之载入《经籍访古志》。此书在日本历经名手之后，又回归中国。这与清末民初东传汉文古籍回归中国之潮流相合。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崇尚西洋文化，鄙视汉学，汉文古籍弃如敝履。日本书肆上，很多藏书家将古籍论斤售卖。而在中国古籍善本价格上扬。很多有识之士发现这正是收购汉文古籍善本的绝佳时机，则开始通过各种办法将古籍采购回国。光绪初年方功惠(1829—1897)派人赴日，以低价购得曼殊院、尾府内库、知止堂及佐柏文库的珍贵典籍；杨守敬(1839—1915)在驻日使馆担任何如璋的随员期间(1880—1884)，以森立之《经籍访古志》为据，不遗余力地购买汉籍，不到一年，就已收购古籍三万余卷，并著《日本访书志》记录其访书所得；随黎庶昌赴日的萧穆(1836—1904)用所得俸禄尽力购书；姚文栋(1852—1929)于1882—1887年在日本期间，尽力采购汉文古籍，亦收获颇多；李盛铎(1859—1937)，光绪年间出使日本，得其好友岛田翰相助，获得很多古籍善本，包括珍贵的日本古活字本、古刻本、古钞本及朝鲜古刻本。

本书在清代初期由中国流入日本，再于清末民初由日本返回至中国，历经坎坷，反映了中国古典文献的东传日本、在日本的流传以及东传汉籍回归的历程，这是中日两国图书交流的缩影，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体现。

(作者单位：兰州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