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威权与帝国行政的史学审视
——读《文书行政的汉帝国》

陈名扬 邹赜韬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文书威权与帝国行政的史学审视
——读《文书行政的汉帝国》

陈名扬 邹赜韬

《尚书·多方》有言：“为殷先人，有典有册”。简牍，作为中国早期历史的记录物，自其在上世纪初被发现以来，便一直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在著名汉学家森鹿三教授的主导下开展了“居延汉简研究班”的活动，这意味着日本汉简研究体系的肇始。之后，日比野丈夫、大庭脩、永田英正等学者陆续投身到汉代简牍及其所折射的社会历史的研究中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京都大学富谷至教授的《文书行政的汉帝国》(刘恒武、孔李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标志着近十几年来日本汉简研究达到的新高度。该书将“文书行政”视为汉代集权帝制得以最终确立的基石，并指出汉帝国文书簿籍的高度发达与集权行政的臻于完善是两个相生相成的历史景观。《文书行政》分三编九章，著者不仅对“文书行政”的史学内涵及其语境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诠释，且对汉代简牍文书的视觉设计、文书的字形特征与话语范式、文书的传送方式、通行文书与吏民流动控制、仓廪簿籍与廪食分配管理等问题展开了细致入微的考察。笔者希望借本文对《文书行政的汉帝国》在观察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特色做一评析。

一、 文书简牍形制、字体及辞令中的视觉策略

“视觉简牍”是《文书行政》提出的一个独特概念。在著者眼中，汉代文书简牍的尺寸及形制的设计、文书字体和辞令范式的设定，实质上共同构成了一整套昭示行政文书权威性的视觉策略。著者对“视觉简牍”的诠释集中于第一编“简牍的形态与功能——视觉简牍之观察”，同时贯穿于第二编“文书记录及其相关背景”。

关于汉代简牍的形制，著者认为“简札的长度差异使书籍、文书具有了等级意味”(第13页)。“尺一诏”“三尺之律”等有关不同性质简牍的尺寸定制，意味着作为书写材料的简牍已拥有层级的区别，而这种层级化则使简牍本身也成为了政治权威的表现载体。简牍归根结底属于一种承载文字的器物，且是一种被识文解字的小众群体所垄断的器物，是在中国早期社会归属于特权群体的器物，往往拥有某种凌驾于日常用途之上的象征意义。具体而言，秦汉以前的上古玉琮、三代铜彝，无一不是礼仪与威权的物化，先秦的器物系统始终以权力等秩的宣明作为其主要社会功能。我们亦可将这种带有强烈宣谕性的器物系统理解为一种特殊的话语体系，其意图表达手段并非文字，而是既可观览又可触摸的形状与纹饰。虽秦汉简牍与先秦礼器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其形制的设计余地较之礼器要逼仄许多，材料亦不如玉、铜器物贵重，且其记录文字的实用功能受到更多的关注，但就其利用群体而论，简牍与礼器具有很大的一致性，都是支配者阶层专属的权力道具。因此，汉代简牍形制设计中含纳的象征性，实际上是先秦以来器物系统被注入的政教象征性的历史延伸。诚然在秦汉帝制时代由于成文律条与诏令已经发挥出强大的约束力，君王权威已无需依靠礼器和祭典来支撑，而作为器具的简牍本身与简牍上之文字相比确具有更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简牍形制的法式设定，实质上就是以“昭然于世”的姿态，在公众的视觉情境中设立了一个不可僭越的，法定权利话语的具像。这种“标准主义”的齐协规范堪称一种高效的强化行政权威的手段。

《文书行政》第一编第三章“檄书考”亦是本书的一个亮点。富谷先生指出，檄是一种在功能上臻于极致的“视觉简牍”。檄作为一种“特殊文书”(第47页)，其形制为多面体单简、长短不一,且“以露布的形态进行传送、旨在公诸于众”。著者认为，“用檄的意图并不在于强调训诫和宣谕，其根本目的在于强化文书行政与文书传送，进而对各级官吏实施有效掌控”(第88页)。檄的视觉效果和文字内容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传达了行政中枢的权力意志，这正是简牍文书的优势所在。与后世平板化的纸质文书相比，以檄为代表的简牍文书在形态层面上具有更大的威权表现尺度，能给予观览者以更形象真切的权威压迫感受。笔者认为，我们只有切实把握这一点，才能够有机会进一步窥探汉代文书行政在话语辐散与权力施加方面的时代特殊性。

“视觉简牍”的内涵并未停留于简牍形制的设定，而是进一步延伸到了简牍文书的字体形态和辞令格式。文书字体与辞令格式亦成为简牍文书发出者宣示文书公信力的视觉策略的组成部分。《文书行政》第二编第二章“字体、书法、书法艺术——行政文书造就的书法艺术”深入分析了汉代文书采用的字体和笔划特征，且指出文书字体的选择和关键文字笔划的变化均遵循了一种带有特殊意图的成规，此“特殊意图”正是政令文字超常态的视觉效果的达成。“悬针”与“波磔”笔法的运用最具典型性，它们被集中运用于“令”“教”“可”等含有指令意味的关键字词，其夸张的笔划处理为整篇行政文书带来了独特的视觉节律，使得指令性词句更为引人注目，而超常态的观感也渲染强化了行政文书的震慑性。此外，在《文书行政》第二编第二章的讨论中，笔者还发觉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汉文书在字体书写方面有着严苛的要求，我们可以将这种规范视作具有强大历史惯性的“大传统”，而那些颇具创造力的基层书吏却为了追求特定的表现效果，刻意在一些书写细节上采取了独到的艺术加工，创造了部分“脱轨”的“小传统”。于是，在当时特定的文书行政环境中，这种双线发展的脉络勾勒了汉代文书的特有张力，使得汉文书不拘一格地发展绵延，促进了强盛帝国的效率化深透式行政运营。

文书简牍形制和文字笔法的设计都旨在赋予行政文书一种凌驾于普通文字记录之上的特殊性，而行政文书辞令模版的确立则彻底将行政文书与一般文字记录割裂开来。著者在《文书行政》第二编第三章“行政文书的格式和惯用语”中认为，汉代行政文书结尾“如律令”“有书”“有教”等惯用辞令及文书发出者的亲笔签名为行政文书建构起了专有格式，同时在视觉上亦可产生警示效果，凡此种种，均以行政文书权威性的树立为最终目的。同时，正如系统语言学家所指出的，“语言不仅反映世界，更多地是以其词汇语法系统对人类经验以归类(taxonomy)和重新组合(reconfiguration)”*朱永生，严世清著：《系统功能语言学再思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第36页。,这些特定的、类型化的辞令模版，是汉代基层官吏经过修辞学意义上的归纳整合，再加工而成的。由于其囊括了基层权力运作的积极经验，所以，无论其表达模式属于限制性话语抑或其他，这种辞令模版对后世行政文书乃至官僚文化的影响都是颇为深远的。

二、 汉代的文书行政与集权帝制

对于中央集权的汉帝国而言，不仅需要建构起统治中心与政权边缘之间的直接支配体制，且要保证权力中枢的政令能够传达至地方行政末梢并使之得到彻底的执行。周振鹤先生曾指出，汉代的县级政区以下存在着“里—什—伍、亭部”*周振鹤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版，第141页。等局地权力发生机构，这些机构在保证“上令下达”的畅通之外，同时须对下辖地区的民力、物力资源进行细密、有效的管理。《文书行政》第三编“汉代行政制度考证”，“顺蔓摸瓜”地对汉代文书行政的实施机制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解读。

通过简牍形制、文书字体及话语范式的设定使简牍文书昭示权力的威严，并不意味着简牍文书的功能就此实现，实质性行政信息的传达才是文书发挥作用的根基。《文书行政》第三编第一章“汉代的地方行政——关于汉简中‘亭’的分析”首先对汉代邮、亭等文书传送设施进行了严谨的考证，进而对文书的传送、备份及传送过程的督检展开了条分缕析的阐释。在著者看来，作为行政信息载体的行政文书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保持一种动态的存在方式，即必须得到传递、移送，而帝王权力意志在空间上的伸张正是凭借文书传送的网络得以确保，此点在指令文书和报告文书上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行政文书是联结中央与地方、核心与边缘的纽带，考察行政文书的传送方式无疑可揭示帝王指令通达贯彻至行政终端以及末梢情报流通到中枢的技术路径。根据书中复原的历史景观我们可以看到，汉代的文书邮传系统及邮送督检体制已达到高度完善的程度，其机制之缜密、运行之高效是同时代其他帝制政权所无法匹敌的。以至于在具有“荒僻旷远、地贫民穷、不宜人居”*刘详学：《地域形象与中国古代边疆的经略》，载《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3期，第12-13页。形象的边疆地带，文书行政的运作进程也是通达无阻。由此也可想到，汉朝对匈奴的防御性军事成果及面向西域的疆土拓张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因于边境地区行政通讯的高度发达。汉代的文书行政堪称是世界古代行政制度史上的一个奇迹。

虽然《文书行政》限于篇幅，仅以典型的西北边疆状况来“管窥”全局。但就研究资料而言，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简牍所包含的极其丰富的历史信息已然很好地“抽象”出了汉朝全境文书传送机制的共相，确为我们呈现了汉帝国文书行政最为精密、最为发达的一面。这也在近年来学界对睡虎地秦简*正如永田英正先生曾指出的：“毋庸讳言，汉代的文书行政是继承秦制而来的”(《文书行政》，收入[日]佐竹靖彦主编：《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9月版，第243页)，秦代简牍所折射的地方行政体制可以对汉代的有关状况进行举证。、尹湾汉简的解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

文书行政的外延不仅限于以简牍文书为载体的下达指令与上报政情的传递、回馈和执行，而且覆盖了吏民移动的控制和廪食分配的管理。吏民和廪食同属国家基本资源，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关涉到国家的生存命脉，自然被纳入到文书行政手段的运用范围之内。《文书行政》第三编第二章“交通行政——通行证和关卡”探讨了通行证件——“传”的申请、出示、誊写及关卡职能等问题，再现了文书在汉代民众出行管理中扮演的角色。著者认为，“传”是一种由官府发放给旅行者的身份证明文书，出行之际须出示给沿途关卡并履行查验手续，因此，“传”实质上属于交通行政文书，其目的在于使官方掌握人员流动信息，从而实施必要的管控。本章对于关卡和通关凭证的考释也成功地在汉中叶这个“时间水平横剖面”上复原了肩水金关、居延县索关、玉门关的地望及其有关历史交通地理信息。这些基于出土文献资料的翔实考证，对一些争议纷纷的“学术公案”给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尝试，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第三编第三章“粮食供给及其管理——汉代谷仓制度考”立足于“廪名籍”“谷出入簿”“廪某月食名籍”“当食案”等簿籍文书展开考证，让读者得以窥见汉代凭借文书行政实现的极尽精细、高度规范的廪食管理体制。“廪名籍”是汉代边地基层军事机构编制的预定粮食领取者名单(第315页)，“廪某月食名籍”是实际的粮食领取记录(第316页)，“当食案”则是针对粮食发放过程中临时出现的变动调整而撰制的核查记录(第321页)。廪食簿籍文书覆盖了粮食分配的每个环节，且须向上级机构提交，廪食资源流动的信息便在军事行政机构之间得以明示。据《文书行政》对汉代各类行政文书的论述，我们可得出一个结论：空间的移动是行政文书存在方式的常态，行政文书只有在移动中才能使自身承载的行政信息得以通达、传告。著者在其《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一书中曾指出，简牍文书具有介于时间、场所(线状联系的两个端点)以及移动区间的“四维性”*富谷至著，刘恒武译：《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65页。，因而，我们在考察简牍文书之际须关注到它的空间移动轨迹及与之相伴的时间变化。整个第三编的内容贯彻并诠释了这样一种思维，而基于如是思维的相关考证也为本书营造了莫大的吟味空间。

《文书行政》以“文书——文书行政”这一谱系为主轴，将著者多年的研究成果整合在完整的逻辑架构下：第一编“简牍的形态与功能”聚焦于文书简牍自身展开考察，第二编“文书记录及其相关背景”着眼于简牍上的文书进行探讨，第三编则针对文书在汉代行政系统中的运用方式做出分析。依笔者浅见，《文书行政》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突出特色：

其一，《文书行政》建基于严谨扎实的史料考证，大到历史叙事、规制溯源，小到文物观察、用语阐释，著者都最大限度地搜集、罗举和运用了相关简牍资料和文献史料；

其二，《文书行政》并不仅仅注目于简牍的“文献”属性，而是兼顾简牍的“器物”属性，多维度、多方位地对作为器物的简牍进行观察。

其三，《文书行政》一书在写作过程中视域宏阔，思路发散，能够在牢牢把握“政治史”这一写作主旨的同时，有条不紊地兼论书法艺术史、历史地理等周边学科的有关内容。这显然是著者“精于业”的良性结果，也使得《文书行政》较之其他同类著作更具参考价值，更开创一种“叙史新模式”。

虽然《文书行政》在个别问题的探讨中，由于虑及佐证史料或有所欠足，著者并未给出清晰明确的断语，但正如著者在终编结尾所言：“在假说的基础上堆砌假说，这必会招致远离历史真实的危险”(第340页)，著者的自我存疑是出于守护历史真相的考虑。应当承认的是，疑辨空间的存在将进一步激发我们这些后来者求索的热情。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