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的分化、分类与分层：概念辨析与边界厘定

孙伦轩 陈·巴特尔

（1.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387；2.南开大学，天津 300381）

高等学校的分化、分类与分层：概念辨析与边界厘定

孙伦轩1陈·巴特尔2

（1.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387；2.南开大学，天津 300381）

高等学校的分化、分类和分层是高等教育领域极具理论意义的学术议题。从“学科之眼”的视角看，三者分别遗传了生态学的“适应之眼”、管理学的“效率之眼”和社会学的“平等之眼”，三个“学科之眼”照射到的不同空间范围赋予了它们完全不同的内涵与边界。由此可见，高等学校分化是高校为适应内外环境而寻找合适“生态位”以求得生存的过程；高等学校分类是政府为了增加高校资源配置效率和建立合理秩序而使用的管理手段；高等学校分层则是由于稀缺资源的不平等配置而导致大学间的不平等结构。廓清三个概念的内涵与边界能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框架性参考。

高等学校；多样性；概念辨析；学科之眼

高等学校的分化、分类和分层是高等教育领域非常重要的理论议题之一。整个高等教育发展史就是一部大学分化的历史，对分化形成的客观差异进行分类，有利于引导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而对于分化分类后的院校分层进行研究，则是透视高等院校变革的一种重要途径。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这一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但很多研究都越过了对概念的解读而直接进入了实践层面的分析，缺乏对三者的概念内涵进行共识性界定从而导致了彼此之间的混淆使用，这亟待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支撑与探索。

吴康宁教授提出的“学科之眼”的概念，对我们理解学术概念的起源有重要启示意义。事实上，任何一个概念都起源于某一特定的学科，而任何一个学科都拥有不依附于其他的“学科之眼”，即这个学科对待特定问题时所看到的“空间范围”，如政治学使用的是“权力之眼”，经济学则使用的是“利润之眼”。[1]源于特定学科的概念也就天生遗传了这种“学科之眼”，当其从一个学科迁移到另一个学科时，这种学科视野也随之迁移。如此，我们透过不同的“学科之眼”即可以反向捕捉不同概念的理论内涵。这一过程不但为我们进行概念辨析提供了理论路径，也同时让新概念的生根发芽更具生命力。基于这一逻辑，本文试图在厘清分化、分类和分层的学科之眼的基础上，对高等学校的分化、分类和分层进行概念辨析和边界

厘定，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框架性参考。

一、概念辨析：“学科之眼”照射下的空间范围

要通过“学科之眼”来辨析三个概念的差异，首先就要追溯分化、分类和分层的母学科及其概念迁移的过程。分化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是对生物体功能的变异、分离与专门化的过程的特称。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认为生物分化导致的物种多样性并不是源于“神创”而是因为物种有性繁殖同随机适应环境相结合的过程。19世纪末，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首次用“社会分化”来解释社会进化过程中的现象，认为与生物有机体类似的是：社会组织也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不断分化，使社会各部分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正是这种社会的分化，促进了社会的分工与进步。随后，涂尔干、韦伯等都对社会分化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中的分化被视为“社会系统的自适应过程来保持功能和结构以获得对环境的更大适应”。

与分化这种随机的、较为客观的过程相比，分类则是一个较为主观的过程，通常是指基于对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认识，把物和实体的分化结果按照类群或者等级排列起来。分类最早被使用于生物学科，为了表示种与种之间相似程度的不同和便于识别物种，人们用界、门、纲、目、科、属、种来对动植物进行划分。马克思最早将分类理论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他在《资本论》描述到：“不同物的量只有化为同一单位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不同物的量只有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是同名称的，因而是可通约的。”[2]社会学家在观察总体单位和测量他们的特征时，需要收集一手资料并对其进行系统化概括，以便弄清某些现象的本质属性。随后这种纯粹学理研究中的分类被运用到有更多实践意蕴的管理学领域，强调通过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进行协调、规划、引导、控制和服务等一系列过程，来增加宏观管理的效率。

与前两者源于生物学科相比，分层则最初被用于地质学，用来描述地质构造的不同层面。社会分层则迥异于相对固定和静止的地质构成，指的是人们依其不平等享有的资源、权力与特权而被社会明显分为相对固定的群体。社会分层主要关注统驭与附属、强势与弱势之关系的本质与基础，这种强弱之势划分出社会群体及其相互关系并赋予其特征。韦伯认为，社会的不同层次和阶级差异主要是由于来自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方面权力不平等分配所致。因此，通过分层来透视已经广泛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是社会分层研究的主要空间范围。概而述之，分化遗传了生态学的“适应之眼”，分类继承了管理学的“效率之眼”，而分层却侧重于社会学的“平等之眼”。

基于以上分析，高等学校的分化、分类和分层的概念内涵就分别是生态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的“学科之眼”关照到的高等学校多样形态的空间范围。高等学校的分化指的是高等教育系统内新的组织产生的过程。新的高校组织之间彼此不同，有些继承了中世纪大学的最原始职能，而有些则完全是一种新的大学实体。这一过程是在生态学视角下的适应本能驱动下完成的。为了应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国家兴起、知识经济、财政紧缩等外在环境的变换，中世纪大学在理念、职能、属性、体制等多个维度主动变革，演变出高等教育历史长河中的古典大学、技术性专门学院、研究型大学、创业大学等多种组织形式，这种演化彰显了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主观能动性。[3]高等教育分类则是管理学视角下分类主体依据反映高校本质特征的某一个标准将具有共同特征的高校进行归类的现象，以促进宏观教育管理的效率提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明确提出要“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这种分类管理在于通过高校职能分工与办学定位，凭借政府宏观引导、协调以及社会的广泛参与，实现政府制定科学的教育发展规划和实施分类指导与服务，优化高等教育系统结构，建立不同类型高校之间分工协调发展、同类型高校之间有序竞争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4]高等学校的分层则意指社会学视角下高等教育系统内大学组织之间的声

望等级与地位差异，与之相关联的是稀缺资源在不同层级大学之间的不平等配置。在马丁·特罗眼中，对院校分层进行研究的最大用处不是用来说明高等学校的类别，而是探讨其变革方式的一种途径。[5]院校分层促成了不同大学组织的策略行为，不同院校为了拥有更强的外部影响力和获得更多稀缺资源，在分层过程中努力寻求有利的地位。由此可见，不同的“学科之眼”给表面上神似的概念赋予完全不同的内涵，当三个概念被用于教育学领域时，便分别归于三个不同的交叉学科，分别是教育生态学、教育管理学和教育社会学。

二、高等学校的分化：教育生态学观点

高等学校的分化是一种教育生态学观点。教育生态学把教育视为一个有机的、统一的生态系统，其中的各个生态因子都有机地联系着，这种联系又动态地呈现为统一与矛盾、平衡与失衡的状态。[6]高校作为一种组织，也是这种生态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且与其他部分紧密相连、共生互动。[7]高校要从外在环境中汲取营养，包括学生、教师、资金和其他资源，同时也为这个生态系统输出自己的成果，包括毕业生、新知识和咨询服务等。同自然界的有机体一样，高校的存亡取决于它从外界获得必需给养的能力，在资源稀缺的时候需要彼此竞争，适者生存。与此同时，高校可能会去影响外在环境以获得更好的生存，因此，两者之间的影响是交互作用的。无论是被动地融入环境还是主动地改造环境，高校任何行为的终极目的都是在环境中寻找合适的“生态位”以求生存。

高等学校的分化是寻找这种“生态位”的关键途径，而外在环境的嬗变则是主要的选择性因素。中世纪大学在诞生之初，只是一种不带有任何功利色彩的原生态机构。随着世俗化在17世纪的欧洲政治生活中日渐显露，高等教育的民族化趋势日渐明显。传统大学因墨守成规而危机四伏，大学由此分化为传统大学和非传统大学。后者以实用主义为导向，法国的“大学校”、德国的“专门学院”和日本的“实业学校”就是如此分化而来。[8]传统大学也开始走出象牙塔，关注国家利益和社会需要，如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不再固守传统的“绅士教育”，而开设适合工商业发展的课程并开始进行科学研究。此外，大学原本没有公私立之分，规模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师资紧张和经费不足等问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80年代后的政府经费赤字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各国高等教育开始呈现出程度不一的私有化趋势。除了被动地适应外部环境，大学也会主动分化以延续其知识传授和人才培养的本能。大学最早是研究“高深知识”的机构，但随着知识的分化其专业性越来越强，传统大学开始分化出各种单科性大学，从而专注于某一领域的知识生产。劳动力市场对学生需要的日趋多样也会促使大学在人才培养的目标方面日益分化。当博雅教育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的生产需要时，以功利主义为理念的工科大学就会出现；当教学型大学无法满足知识分化的要求时，以科研为己任的研究型大学就会出现。[9]除此之外，知识经济、信息技术、国家体制等诸多外界因素也是大学分化的动力与诱因，正是因为这些因素才让我们认识了虚拟大学、创业大学、网络大学、巨型大学等多种多样的高校形态。因此，高等学校的分化研究要从高校本身出发，以生态学的“适应之眼”来关照分化过程的动因、过程和结果，才能识别高等学校分化的理论内涵。

三、高等学校的分类：教育管理学观点

高等学校的分类是一种教育管理学观点。教育管理的目的在于如何通过合理地组织和配置教育系统内的人、财、物等因素，在现有的条件下提高教育活动的生产力水平。政府对高等学校进行分类的目的在于关注管理的效能，提高其管理高校的能力和水平，最终建立一个功能强大的高等教育系统。此外，分类也是重建高校系统秩序的一种方式。经历800年自然分化的大学系统某种程度上是混乱的，加之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更加剧了这一问题，高校分类

有利于建立新的秩序，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分类的关键是选择一个“分类标准”，来回答“怎么分类”的问题。潘懋元先生认为：“高等学校的基本职能是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那我们就应该根据高等学校的这一基本职能来划分才合理。”[10]其他的分类标准如规模大小、办学形式或管理体制，都应该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成为辅助性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我国的高等学校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基本类型：学术型大学、应用型本科高校和职业技术高校。需要指出的是，三种类型的大学并没有优劣高低之别，都是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完整高等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高校分类对于高等教育系统中的诸多行动者来说都大有裨益。对于政府来说，高校分类所重建起来的新秩序同时也为高校竞争划定了公平公正的规则，这就意味着竞争应该发生在同类型的大学之间，他们彼此实力相当，培养的人才类型也较为相似。而不同类型大学之间只有分工不同，却没有竞争关系。因为这种竞争是一种不公平竞争，也是一种无序竞争，会导致不同类型大学之间的制度同构和行为模仿，从而损害纵向的学校类型多样化，不应该受到鼓励。不同类型大学分工不同、相同类型大学有序竞争的系统秩序有利于政府进行宏观管理和促进资源分配的效率提升。对于学生、家长和其他社会参与者来说，分类本身并不具有增加高等教育多样性的功能，它仅仅通过描述每一类院校的概况，客观展现了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图景，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并在作出决策时提供参照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11]事实上，高等学校本身也是诸多利益相关者中的一员。在分类管理的制度框架下，个体高校能够根据参考标准来“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前者是指基于自身条件、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来制定符合指定类型高校的战略规划，做到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后者是指不轻信“分类崇拜”，不盲目攀比，不参与不同类型高校的竞争以打破系统秩序。同时，我们要承认每种类型高校内部都存在一种“向上发展”的内驱力，这是一种有利于组织激励的合理存在。而这种内驱力需要被合理引导至高校的优势、特色和内涵发展上，使每一所高校在不同的类型内部“更上一层楼”，也能获得不因类型差异所标识的发展成就感。

四、高等学校的分层：教育社会学观点

高等学校的分层是一种教育社会学观点。教育社会学关注教育公平，以这一学科之眼来审视教育，所看到的便是影响着教育、发生在教育及受制于教育的各种各样的平等问题。[12]如果说社会分层阐释了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那么院校分层无疑也说明了大学组织之间存在的不平等，与之相关联的就是稀缺资源在大学中的不均等配置。马丁·特罗认为，高等教育本身是一个分层的系统，系统内部的组织即大学正式或非正式地按照地位、名望、财富、权力以及影响进行等级划分。[13]这个分层结构的根源在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资源的稀缺性，驱动着越来越多的大学孜孜不倦地追求较高的等级，因为等级越高越接近利益和权力的中心位置，也就更能得到优秀的师资、学生和充足的经费，而资源的聚集又会进一步固化现有的院校分层，从而产生“马太效应”。因此，分层既是公平失衡的自变量，又是公平缺失的因变量。

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和冲突主义对分层的认知各执一词，可以为我们理解高等学校分层提供理论视角。功能主义集大成者帕森斯非常信奉秩序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指的是人们共享的社会价值和信念体系。社会对高等教育系统的秩序尤其是大学的声望等级的评判具有较为一致的价值信念，进而对不同大学的一般性功能和特殊性功能有所认知，这是大学进行分层的重要基础。[14]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功能主义进一步认为院校分层的存在意味着这种现象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从而解释了分层存在的普遍必要性。不同院校在分层系统中的位置取决于其功能的重要性和人员占有的稀缺性。[15]随着研究型大学在各国知识创新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流大学发挥的研究效用越来越得到彰显，促使其与二流、三流大学之间的

差距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少数一流大学聚集了大量的稀缺高层次人才，使其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获得了一种不可替代性。由此建构出的等级秩序是高等教育系统得以平稳运行的基础。冲突理论则对此并不认同，认为分层和不平等是少数院校通过控制和垄断资源并排斥其他高校的结果。竞争和冲突是不同阶层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这个过程促使了院校分层的流动，一些大学成功跃升到分层结构的顶端，而另外一些大学则会跌落至底端，引发不同群体地位状态的改变和利益的重新分配。这个过程同时有其积极的影响，会勾勒出不同院校群体之间的边界线，促进其内部力量的凝聚与整合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特权。同时，为了向上流动或者打破现有垄断局面，低级别的院校群体也会整合新的群体来抱团取暖，增加竞争实力，如此便会增加院校的多样性和系统的活力。

上述两种理论在理解角度上的差异客观存在，但它们对分层的客观事实并没有异议，那就是揭示了高等教育系统内部院校之间的不平等现象。

五、研究展望

高等学校的分化、分类和分层是高等教育领域极具理论意义的学术议题，未来的研究要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搞清楚三个概念中的行动主体及其行动意愿的差异。高等学校的分化是以高校为行动主体，是在外界环境冲击情况下被动适应新的社会情境，从而衍生出新的学校形式的过程。高等学校的分类则是以政府为行动主体，主动制定某种标准进而形成新的秩序和提升管理效率的过程。高等学校的分层是以高校为行动主体，他们为了获得优先发展权做出垄断、排斥、竞争等行为，进而导致彼此之间的声望等级与地位差异。在这个过程中，高校一直扮演一个急先锋的角色，乐此不疲。

其次，要搞清楚三种现象的先后次序和传承关系。其中，高等学校的分化是其分类的基础。分类是将大学在责任、使命和特定方面的客观差异贴上一个“标签”，而这种差异正是由于高等学校的分化而来。[16]可以说，没有分化，就无需分类。而且，高等学校的分化也是分层的基础，但两者并不等同。因为分化并没有使得哪一个社会单元相对于另一个社会单元具有了特权地位，而分层往往涉及权力和结构导致的不平等问题。同样，大学分类也不会导致彼此之间层次的高低之分，更无社会地位之别，分类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抑制高校盲目攀比的风气。每一个类型都应该有重点高校，都可以培养不同层面的拔尖人才。[17]从学理上看，厘清高等学校分化、分类和分层的概念边界至关重要，能有效防止高校为了获得分层中不平等地位而进行的分类定位行为，也能有效预防将自然分化与主观分类相混淆，从而忽视了大学分化规律进行分类定位的思想误区。

本文使用了“学科之眼”这一视角，对这三个概念进行内涵的辨析和边界的厘定，进而形成了三个概念链：“生态学—适应—高等学校的分化”、“管理学—效率—高等学校的分类”、“社会学—平等—高等学校的分层”。从这个角度看，高等学校分化是高校为适应内外环境而寻找合适“生态位”以求得生存的过程；高等学校分类是政府为了增加高校资源配置效率和建立合理秩序而使用的管理手段；高等学校分层则是由于稀缺资源的不平等配置而导致大学间的不平等结构。上述理论辨析有望为后续研究提供框架性参考，从而推动高等学校的分化、分类和分层研究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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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潇剑）

Diversifi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Concept Discrimination and Boundary Ascertainment

Sun LunxuanChen Bateer

The differentiation,classifi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HEIs) are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field.In academic studies on this field,there have been traditionally three perspectives,e.g.the“adaptation eye”of ecology,“efficiency eye”of management and“equality eye”of sociolog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eye of the discipline”.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disciplines have different space range,which means they have completely different contents and boundarie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HEI is a process where they are looking for a right niche to survive in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the classification of HEI is a management mechanism used by government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establishing a reasonable order;the stratification of HEI is an unequal structure which lead to the unequal allocation of scarce resources between different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categories different problem domains within the different discipline fields of vision based the process of concept discrimination,which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ramework for the future researche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diversity;concept discrimination;discipline eye

G640

A

1672－4038（2016）10－0022－06

2016-09-1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6YJC880068）

孙伦轩，男，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陈·巴特尔，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