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资本论》：理论构架的新探索

仰海峰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重读《资本论》：理论构架的新探索

仰海峰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按照传统的研究思路，《资本论》被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应用与证明，《资本论》本身的哲学意义并不能真正呈现出来。本文通过反思《资本论》研究的传统模式，从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区分入手，强调以资本逻辑为根本范畴来重新展现《资本论》自身的哲学思想，以新的理论来呈现《资本论》的内在逻辑。

《资本论》；生产逻辑；资本逻辑；结构化

《资本论》看作是马克思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对于研究者来说不会产生任何分歧，但如何理解《资本论》，不同的学者则有着不同的回答。

在以传统教科书为代表的研究思路中，《资本论》被看作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结果，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证明。在这一语境中，《资本论》中的哲学被简单地看成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其关于商品、货币、资本的讨论则被置于经济学的话语中。这种解读，看似体现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伟大，实际上却使之肤浅化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真正想要表达的哲学理念，被付之阙如。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体现在《资本论》中的哲学思想的经济决定论式解读。虽然恩格斯晚年曾对这一解读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批评，但并没有改变当时对马克思思想的已经流行的解释。从哲学理念上来说，这种解释关注的是以费尔巴哈(尤其是狄慈根)为代表的自然唯物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并将物质决定论的模式运用于历史唯物主义，使之成为社会历史的解释框架。早在第二国际时代，这种解读模式就引起了理论上的混乱。伯恩施坦就认为，这种经济决定论与辩证法的斗争精神相结合，就会形成相对立的暴力论，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不足之处，为了避免这一点，也为了应对组织化资本主义带来的新问题，他强调要以康德的道德哲学弥补这种决定论的不足。在这种视野中，《资本论》只是经济决定论的注脚。

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对于《资本论》的经济决定论式解读，只是在列宁的《哲学笔记》中才得到改变。在研究了黑格尔哲学之后，列宁指出：“虽然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的字母)，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1]372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他才发出这样的感叹：“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1]200在《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中，列宁直接提出《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逻辑学”。对于列宁的这一批评，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列宁重新回到了黑格尔传统，重新理解了辩证法的真实意蕴。这的确是《哲学笔记》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更为重要的方面在于，列宁这个反问提出了《资本论》中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哲学！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如果拘泥于列宁关于《资本论》第一章问题的提示，那么对《资本论》的研究就会真的完全回到黑格尔的逻辑中*列宁指出：“开始是最简单的、普通的、常见的、直接的‘存在’：个别的商品(政治经济学中的‘存在’)。把它作为社会关系来加以分析。”(参阅列宁：《哲学笔记》，第375页)。比如内田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与黑格尔的<逻辑学>》一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黑格尔《逻辑学》的关联从1840年开始就成为贯穿马克思的主题，那不是马克思写作《大纲》时偶然有机会重新阅读《逻辑学》才产生的主题，而是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就开始思索的主题。”[2]333为了强调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内田弘认为两者之间表现出如下的对应关系：“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导言’相当于《逻辑学》的‘概念论’、‘货币章’对应于‘存在(有)论’，‘资本章’对应于‘本质论’。”[2]334在《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阿瑟同样强调《资本论》第一章与《逻辑学》的内在关联。在他看来，从商品交换到价值的运动可以类比于黑格尔的“存在论”，货币和商品的双重化可以类比于“本质论”，作为在劳动和工业中得以现实化的“绝对形式”的资本具有黑格尔的“概念”的全部特征。阿瑟甚至列出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与马克思的“形式价值辩证法”的对应关系，来展现《资本论》的新辩证法思想[3]。这些讨论无疑有助于展现《资本论》的哲学理念，但过于拘泥于第一章，以及过于拘泥于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将会遮蔽《资本论》更为丰富的内容。

相比于《资本论》与《逻辑学》在形式上的关联，列宁更为关注的是实践基础上的辩证法，这一思想构成了《哲学笔记》的内核。非常遗憾的是，列宁并没能在这个维度上重新去解读《资本论》的哲学思想，而是沿着《资本论》的经济学逻辑写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列宁写作《哲学笔记》之后的几年，卢卡奇一反第二国际时代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无视与责难，重新回到了黑格尔传统，并力图对马克思的哲学进行新的解释。在卢卡奇看来，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由经济决定论所体现出来的，而是由主体—客体的历史辩证法所体现出来的，这是一种具体的总体性理念。对于这一历史辩证法的解释，卢卡奇恰恰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去阐发的。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指出“物化”的历史基础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普遍化。随着商品生产与交换的主导地位的确立，社会存在本身被碎片化了，与之相应，人的意识与理性也被碎片化了，近代以来的哲学就是无法把握社会总体性的哲学，是处于理性与总体性社会存在的二律背反状态中的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新康德主义，哲学的变化体现了哲学家总是力图把握社会总体的追求，但最终在新康德主义的二元论中，默认了解决二律背反问题的无力。在卢卡奇看来，只有无产阶级才可能重新把握社会存在的总体性状态，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处于不断边缘和异化的状态，这种间距才能为无产阶级提供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空间。另外，无产阶级也只有在变革资本主义中，才能真正地将自己解放出来，才能使自己成为历史的主体。从这一视角出发，卢卡奇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的批判理论。

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将理论的主题集中在对《资本论》的讨论上。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由于将“物化”看作是与人的主体相对立的现象，卢卡奇也就无法在理论逻辑上去论证劳动的合理性，他所谓的工人在历史过程中实现解放的学说也就无法在社会存在论上得到证明。这一问题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第一，在卢卡奇看来，劳动构成了社会存在的本体，是人的主体性与自由的基础。在具体劳动过程中，劳动的本体性设定使之具有合目的性，但这种合目的性并不是与外部世界无关的合目的性，而是沉入外部世界中并对外部世界保持批判精神的合目的性。“从整个一部人类史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设定目的的意识对人的其他方面(首先是肉体)的支配，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的意识对人的自身的保持距离和进行批判的态度”[4]111，这意味着，劳动不仅会改变外部世界的存在，也改变着人的本性，从而实现了自由与必然的统一。第二，与《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完全从否定方式来理解物化不同，卢卡奇此时认为，异化是劳动二重性的一种结果。劳动一方面体现为主体的自由与创造性过程，另一方面劳动的外化也产生了异化，“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具有一定高度的(大约从奴隶制时代就已开始的)劳动分工的全部人类史也是人类异化史。”[4]623因此，异化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经的阶段。但劳动的合类性使人能够意识到异化，并展开了对异化的斗争，使社会朝向人的合类性发展方向。劳动本体论的确立，是卢卡奇解读《资本论》的纽带。

在卢卡奇关于《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思想的解释中，建立在劳动本体论上的人的主体性，构成了其理论建构的基础。对人的主体性的重视，对人的存在境遇的关注，随着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公开出版，成为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一大热点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使人们看到了与经济决定论完全不一样的马克思，这是一个关心人的本质与存在境遇的“真正的马克思”，这样的思路也成为解释《资本论》的根本思路。弗洛姆就指出，过去对马克思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的学说并不认为人的主要动机就是获得物质财富；不仅如此，马克思的目标恰恰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脱出来，以便他能够成为具有充分人性的人；马克思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使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克服异化，恢复人使他自己与别人以及与自然界密切联系的能力……马克思的目标就是社会主义，它是建立在他关于人的学说之上的”[5]23，在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及其批判的理论中，劳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劳动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中介，“劳动是人类生命的表现，通过劳动改变了人同自然的关系，因此通过劳动人也改变着自己。”[5]33在他看来，马克思关于人的本性、异化、能动性的思想，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一以贯之，其思想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5]78。费彻尔同样认为，虽然《资本论》的论证风格和理论重点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样，其“批判的出发点，即以更人性、更自由和更令人满意的社会为方向来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探求，始终未曾改变。”[6]这种观点在今天仍有较大的影响，在《重读<资本论>》中，杰姆逊就是在劳动的创造性这个维度上展开对《资本论》的解读的*杰姆逊：《重读<资本论>》，胡志国、陈清贵，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如在第四章“《资本论》中的时间”中，杰姆逊就指出：“生产的创造性在于它的否定性，而非任何正面或肯定的内容。”(参阅第73页)在第五章“《资本论》中的空间”中，杰姆逊说：“对马克思来说，未来的工厂，资本主义之外的乌托邦生产空间，应该被看作也是生产、建构主体的空间。”(参阅第94页)。

与这种关于《资本论》的主体论解释相对立的，正是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与《读<资本论>》所要表达出来的立场，即《资本论》从根本上来说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在这里，主体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被抛弃了，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多元决定论意义上的历史理论。阿尔都塞认为，主体从根本上来说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把人建构为主体合乎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古典经济学正是在这种人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人本主义理论中，一方面存在着普遍的人的本质，另一方面存在孤立的个体，人本主义的逻辑正是主体的经验主义与本质的唯心主义的整合。“政治经济学所特有的理论结构直接建立在既定现象和意识形态人类学的同质空间上，这种人类学以人即有需要的主体(经济人的既定存在)的经济现象和空间为基础。”[7]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早期深受这种人本主义的影响，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但经过1845—1846年的“认识论断裂”，马克思实现了总问题的变革，从意识形态走向了历史科学，这一思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初步的体现，并在《资本论》中得以完成。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这一定位，与对《资本论》的人本主义解释形成了对立。

从上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对于《资本论》的解释形成了四种不同的构架：一是历史唯物主义扩展论，形成了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模型。《资本论》被看成是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应用与证明。二是将《资本论》与《逻辑学》进行比较研究，从而陷入到黑格尔的哲学逻辑中。三是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的主体性解释构架，关注的是对人的异化的批判以及人的潜能的自由实现。四是与这种模式相对立的阿尔都塞的“断裂说”，强调《资本论》与早期人本主义著作之间的对立。这些解读模式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论》的不同理解，揭示了《资本论》中的丰富内涵，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不同的解释模式也意味着，对《资本论》的理解并没有穷尽，重新阅读《资本论》，总能开启出马克思哲学解释的新空间。

在这些不同解读模式中，从哲学内容的阐发层面来说，将《资本论》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经济生活的成果，这是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也正是对这一观点的反拨，从劳动本体论出发来解释《资本论》、强调《资本论》的黑格尔传统得以呈现。在这一讨论中，最为根本的基础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开始形成的生产理论，《资本论》只是对这一理论的运用与确证。对《资本论》研究模式的再思考、对《资本论》哲学构架的新探索，都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按照过去的研究，经过《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的哲学变革，马克思形成了以生产逻辑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之后，马克思的思想只是运用与发展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一理解中，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发展是一种渐进式的量变。按照笔者的理解，这一构架并不能充分地展现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状态。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存在着双重逻辑，即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8]，自1845之后，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发展在于从生产逻辑向资本逻辑的转变，这个转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开始较为明显地呈现出来，并在《资本论》中完成*从哲学逻辑上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与《资本论》是非常不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在《大纲》中，劳动本体论是其哲学基础，这是以主体性为内核的解释构架，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解释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而在《资本论》中，资本逻辑占主导地位，这是非本体论的结构化逻辑，劳动本体论被消解了。参阅拙文：“《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逻辑差异”，载《哲学研究》2016年第8期。。如果说在1845年马克思实现了哲学革命，即创立了以生产逻辑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那么从生产逻辑向资本逻辑的转变，更是一次重要的逻辑转换，对于这一逻辑转换的意义及其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影响，过去的研究还没有将之作为主题加以探讨，更没有在新的逻辑基础上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新的阐述。以资本逻辑为基础，重新探讨《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就成为今天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中尚未展开的问题。

如果我们将马克思的哲学聚焦于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分析，那么这种哲学首先是非本体论的，或者说，它不会去寻求一个永恒不变的本体，作为自身的根基。按照笔者的看法，本体论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流动的现代性社会的心理期待。从社会变迁的视角来说，摆脱宗教依赖的现代人，面对飘忽不定的现代空间和不断流失的现代时间，急需为自身寻求一个确定的点，以摆脱无家可归的状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形而上学的奠基与本体论的追求，构成了现代人确认确定性的幻觉。马克思很长时间并没有摆脱现代理性的这一主题，到了《资本论》之后，马克思放弃了这种本体论的幻觉，把资本看作一个不断结构化的过程，这是不断的结构化、解结构化并重新结构化的向外扩张过程，在这个扩张中，资本逻辑又承受着内在的压力，从而有可能导致自身的瓦解。在资本逻辑结构过程中，一切都是在这个结构与解构过程中形成、呈现与消失的。如果说资本是一列高速奔驰的列车，那么本体论的追问类似于为这列列车寻求一个永恒的固定点。而对于《资本论》之后的马克思而言，问题不再是确定一个永恒的点，而是跳进列车中来寻求列车解体的可能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批判与资本逻辑批判，构成了一枚钱币的两面。

资本逻辑体现为一个抽象化、形式化与结构化的过程，从而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化为一个不断更新的总体。对于马克思来说，他一方面需要揭示这一逻辑的展开环节，另一方面需要对这一逻辑的总体进程及其在各个环节上的表现进行批判。对于马克思哲学的新的探索，需要同时在这两个方面展开，并从资本逻辑与生产逻辑的统一中进行历史性的分析。这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将《资本论》中的一些经济学范畴重新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成为重新探讨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范畴，并通过这些范畴建构新的解释框架。这对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1)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形式化。根据马克思的讨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与传统相“断裂”的社会，发生这一断裂的根本原因在于：商品获得了普遍化的统治地位。在传统社会中，也存在着商品及其交换，但这种简单的商品交换只具有局部的意义，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9]商品交换成为社会存在物质交换的基本形式，支配着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过程。这是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用卢卡奇的话说：“一个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对所有生活形式都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和一个商品形式只是短暂出现的社会之间的区别是一种质的区别。”[10]在对商品及其交换过程的分析中，马克思揭示出社会存在的抽象化过程，即在普遍化的商品生产过程中，由量化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构成了社会的“本体”，这决定了一切具有“质”的规定性的劳动必须简化为只有“量”的差别的劳动，产品的“质”被还原为“量”，一切内容的东西都被数量化了，成为一种抽象“形式”。“这种简化表现为一种抽象，然而这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把一切商品化为劳动时间同把一切有机体化为气体相比，并不是更大的抽象，同时也不是更不现实的抽象。”[11]虽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商品的普遍化作为分析的基础，但在现实的生活过程中，商品的普遍化实际是以资本的普遍化为前提的。这也意味着，这种抽象化、形式化，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本质。历史唯物主义需要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形式化展开批判。

(2)资本逻辑视野中的商品、交换、货币、拜物教等的哲学分析与批判。商品、货币与交换既是现实的存在，又是表现这些存在的概念，这就需要对这些存在进行哲学分析，揭示商品交换过程、货币存在方式的哲学意蕴，从而揭示商品普遍化时代的心理与意识结构，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的意义。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提出了社会存在形式化、抽象化问题，马克思通过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商品交换、货币的产生等问题的分析，具体地揭示了这个形式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抽象”才是黑格尔哲学中抽象概念统治一切的历史基础，也是阿多诺后来批判同一性哲学的社会基础。商品交换与社会的货币化进程，对社会生活与人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商品拜物教体现了商品普遍化社会的精神结构。

交换的普遍化只是资本逻辑的表层现象。表面看来，交换是为了获得剩余价值，但交换本身并不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来自于生产过程，所以资本逻辑批判需要揭示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这是马克思与当时的庸俗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在这个逻辑转换中，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至关重要的一环。马克思关于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才真正地走出了古典经济学以及近代以来的哲学的思想前提，从而形成了关于资本逻辑的独特分析。这是从资本的现象界进入资本的本质界的重要一步。

(3)资本逻辑与时空规划。剩余价值生产有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主要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实现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主要是通过提高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实现的。相比较而言，前者直接体现为对时间的控制，后者更侧重于对空间的规划。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与空间规划就是以剩余价值生产为核心而展开的。这种规划不仅促进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且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时空规划的核心，体现着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马克思结合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对时间的分析，实际上揭示了海德格尔后来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的时间理论的社会存在基础。海德格尔所说的枚平化的时间，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即只有在商品交换普遍化的时代才是可能的。

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空间规划日益取代时间规划，成为全球化时代资本逻辑的主导性策略，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列菲伏尔、哈维、苏贾等人的现代空间理论，正是以《资本论》为基础，结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变迁而提出来的。

(4)资本逻辑与技术问题。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涉及技术在资本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可以说，资本的本性必须要发展技术，但资本的本性又必须压抑技术，并借助于技术论证自身的合法性。因此，在资本逻辑的视野中，需要对技术问题进行重新讨论。

在这一问题域中，特别是在卢卡奇之后，将会产生技术支配与控制问题，这是自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到当代都无法绕过的问题。与马克思时代相比，今天关于技术讨论的语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既体现了理论思维方式的变化，又体现了社会历史的变迁，这更需要我们深入讨论马克思从资本逻辑出发对技术的哲学分析，从而审视当代思潮。

(5)资本逻辑与人的解放。对于马克思来说，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体现为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且体现为全人类的自由发展。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出发，马克思一方面揭示资本逻辑的历史合理性，即它为人类解放提供了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揭示资本逻辑的物化特征，这决定了人的解放必须要冲破这一牢笼，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成为人类解放的现实力量。对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分析固然为人的解放提供了依据，但只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出发，并不能自发地培养出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自觉意识，如何对这一问题展开思考，正是马克思提到但没有展开的课题。《资本论》第三卷以“阶级”作为结尾，但如何理解“阶级”的自我意识，马克思并没有展开。在这个维度上，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度建构，必须要重新讨论资本逻辑与主体问题。这个讨论与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的主体性讨论相关，但又有着根本不同的维度。那时的讨论，关注的是生产逻辑(实践)意义上的主体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根本的问题恰恰是资本逻辑语境中的主体性问题，只有在这一讨论中，我们才能真实地讨论无产阶级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问题，面对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对主体问题的重新探索，形成我们自己的解释构架。

[1]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M].王青,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Christopher John Arthur.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M].brill, 2003. Chapter.5.

[4]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M].白锡堃,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5]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M]//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6]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M].赵玉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1.

[7]Althsser, Reading Capital[M].Trans.by Ben Brewster.London and New York, 1967:162.

[8]仰海峰. 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J].哲学研究,2010(11):11-18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7.

[10]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44.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23.

责任编辑 李兰敏 英文审校 孟俊一

Rereading "Das Kapital": New Explor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tructure

Ang Hai-fe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Das Kapital”,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thought, has been understood as the application and the proof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field of economy. The philosophical meaning of the “Das Kapital” does not really present itself.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pattern fro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oduction logics and capital logic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And then it stressed the practice that we should present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Das Kapital” by taking the capital logics as the basic category, and present the internal logics of “Das Kapital” with new theories.

“Das Kapital”; production logics; capital logics; structuralization

2016-10-13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16AZX002)的阶段性成果。

仰海峰(1969-)，男，安徽潜山人，哲学博士，长江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

A811

A

1001-733X(2016)06-0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