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抑或“始终如一”——列宁的“两种资本主义观”批判性考察

李雪阳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广州 510610)



“转变”抑或“始终如一”
——列宁的“两种资本主义观”批判性考察

李雪阳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广州 510610)

学界有人认为，在列宁整个理论中，存在着前后两种明显不同范式的资本主义观，即前期主张竭力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的观点以及后期更多倾向于否定(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帝国主义论。这种看法无疑是对列宁主义的一种误读和曲解。列宁的资本主义观从来都始终如一，即无论是早期暂时肯定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还是后期彻底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一个特殊形态，永远只是朝向更高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和“中介”，其毫无疑问最终必将被超越与取代。这一历史进程并不存在某种教条的、僵化的“铁的必然性”，在条件允许时，越早实现越好。

列宁主义；资本主义观；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

列宁在早期批判俄国“民粹派”时倡导俄国应当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似乎与日后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典范代表的“帝国主义论”中坚定反资本主义世界统治体系的基本立场，形成了难以回避的矛盾表述和观点对立。也正因此，学界中有人将列宁的资本主义观划分成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范式：即前期对资本主义的肯定同后期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结论是难以成立的：首先，此类判断混淆了现象与实质，将文献中叙述表象所呈现出的前后不一致错判为基本立场或本质内涵上的一种根本性“转换”或“演进”；其次，刻意回避和忽视了列宁早期文献中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过渡性以及展望社会主义的语句及其中蕴藏的深邃思想；再次，缺乏足够证据证明列宁主张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内涵社会形态更迭的“铁的必然性”意蕴。此外，对列宁“帝国主义论”做出的颇多指责有失偏颇。本文通过回顾以及辩证考察列宁早期对俄国“民粹派”与“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以及积极倡导的俄国土地革命国有化方向，试图表明：列宁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与根本否定早已有之，并非源起于1914年(列宁写作《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或“帝国主义论”(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标志)形成时期！列宁的资本主义观从来都始终如一，资本主义永远只是朝向更高一级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和“中介”，其终将被超越与取代！这一历史进程并不存在某种教条、僵化、神秘的“铁的必然性”，在条件允时，越早实现越好。

一、一种辩证资本主义观——列宁对俄国“民粹派”的批判

俄国“民粹派”*俄国“民粹派”，“共有三派，早期的包括‘回到民间派’或者‘宣传派’及‘准备派’，以拉普罗夫为代表；还有同期的特卡乔夫与巴枯宁为代表的‘暴力派’；以及后期的自由主义民粹派。按照列宁的说法，俄国民粹派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60—70年代的革命的民粹主义或旧民粹派，第二个时期是19世纪80—90年代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民粹派的基本观点是把俄国的村社制度理想化，肯定俄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主张跳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参见张一兵主编：《资本主义理解史》第3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31。是在俄国1861年开始的农奴制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种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理论流派，其可被划分为新、旧两个时期或理论流派，即所谓的新、旧民粹主义(新民粹主义也被称为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然而，无论新、旧民粹主义，在对待俄国发展资本主义问题时基本上均持一种断然否定的态度和立场。在他们看来，一方面，俄国根本就不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先天资质与优势条件，如果说俄国的确已经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因素，也只能这样认为，即这仅仅只是一种“偶然”的“人为”(或“离开道路”)的现象，其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应当被视为一种衰落和退步的表征；另一方面，由于俄国农民、俄国“农民村社”及其劳动组织形式在集体合作的意义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加优越和先进，因而其无疑应当成为未来俄国成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社会主义社会的某种胚胎或萌芽形式。作为俄国“民粹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丹尼尔逊明确提出，俄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道路来发展自身社会经济。他曾对恩格斯这样说道：“资本主义导致危机，损害了我们的全部社会的和经济的生活。俄国不会从资本主义找到出路……出路只能够从继承我们先前的历史发展的基础找到。”[1]139-140

面对俄国“民粹派”，尤其是自由主义民粹思想长期以来对俄国社会与俄国思想界的持续浸染，列宁指出，俄国“民粹派”的相关言论及其基本立场无视俄国社会客观发展情形，牢牢禁锢在一种抽象与“先验”的理念藩篱之中，因此，其所得出的理论见解与展望必然是荒谬且没有出路的。列宁通过密切结合俄国当时具体的特殊国情和民情，严厉地批驳了俄国“民粹派”彻底否定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可能的错误思潮。首先，列宁在1893年所完成的《农民生活中的新的经济变动》中，通过深入考察俄国社会中三类农民(及所谓的上、中、下等户农民)生产和生活中客观存在且愈发显著的“经济悬殊”状况，深刻揭示出当时的俄国农村公社中早已存有资本主义因素(无论主观上是否愿意承认)，从而有力地批驳了俄国“民粹派”有关俄国农村公社尚未被资本主义触动的错误见解。

其次，在1897年底完成的《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中，列宁将俄国“民粹派”指认为这样一种思想观点的体系，其大略包含下述三个特征：第一，“民粹派”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和退步；第二，“民粹派”认为整个俄国经济制度具有独特性，特别是农民及其村社和劳动组合等方面；第三，“民粹派”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制度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有联系。针对俄国“民粹派”将传统本土的农村公社视为某种与前资本主义时期任何国家的任何其他农村制度迥然有别的特殊东西的盲目乐观主义，列宁批评道，这种理想化与清醒的、现实主义的遗产的传统处于极端矛盾之中，“对农村的虚伪的理想化与关于‘村社倾向’浪漫主义的梦想，使民粹派分子对于农民在当前经济发展下的真正需要采取了极其轻率的态度。……宁肯停滞，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进步，——这实质上就是每个民粹派分子对农村的看法。”[2]122-123

再次，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5—1899)中，针对“民粹派”否认俄国存在商品经济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社会分工的看法，列宁在该文第一章“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中给予了严厉批评。列宁指出，商业性的(和资本主义的)农业的专业化，出现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在国际分工中，同样也出现在改革后的俄国。以瓦·沃·先生及其《俄国农业和工业的分工》(1884年《欧洲通报》第7期)为代表的“民粹派”认为俄国社会分工“不是从人民生活深处成长起来的，而是企图从外部硬挤进去”的，竭力否认与抹杀俄国社会分工的事实。不过，此类“民粹派”观点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其乃是建立在“没有任何资料，不顾众所周知的事实”的虚妄和“先验”基础之上的。俄国“民粹派”除了使用罔顾事实地否认俄国社会分工或宣布其为“人为的”方法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办法来建立俄国资本主义“人为性”理论了[3]19。

再其次，针对以瓦·沃·先生和尼·—逊为代表的“民粹派”关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理论中漏掉了“人口离开农业到工业中去”以及“这一事实对农业的影响”这样一类在俄国已然出现的客观情况或基本社会经济趋势，列宁指出，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个工业部门同农业相分离的过程，同时也是愈来愈多人口同农业相分离的过程，这样一个社会历史进程意味着：工业人口增加以及农业人口相应减少[3]20。进而，列宁认为，这样一种农业人口离开本土向外的“流动迁徙”不仅对工人而言是有利的(因为他们一般能够获得相较于本土来说较高的薪酬待遇)，而且此类现象代表着“一种进步”，因为其必将有力地破坏由大地主施行的本土工役制度所产生的严酷盘剥。对此，列宁说道：“迁移是防止农民‘生苔’的极重要的因素之一，历史堆积在他们身上的苔藓太多了。不造成居民的流动，就不可能有居民的开化。”[3]220

同样还是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针对俄国“民粹派”认为由于俄国社会中的小生产逐渐被大生产所代替，小业主变成了雇佣工人，因此俄国国内资本主义市场日益缩小的看法，列宁说，“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对于资本主义市场而言，重要的不是众多社会生产者的生活水平，而是生产者所拥有的货币量，换言之，当一部分人破产后，这部分人曾经握有的生产资料与货币必然会转移到别人手中。“早先主要经营自然经济的宗法式农民，他们生活水平的降低与他们手中货币数目的增加完全相一致，因为这种农民愈破产，他们就愈加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就愈加必须在市场上购买自己的(即使是极有限的)生活资料的更大一部分。……因此，从抽象的理论观点来看，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社会中，小生产者破产所表明的情况……是国内市场的建立，而不是缩小。”[3]22

此外，列宁还在此文中颇费笔墨地批驳了俄国“民粹派”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而国外市场对像俄国这样的后进(即很晚才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而言可望而不可即的谬论(某种意义上说，列宁的这个批评直接回应了卢森堡的相关理论观点)。在列宁看来，以尼·—逊和瓦·沃·先生为代表的“民粹派”的相关见解早已远离了《资本论》中有关分析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及其额外剩余价值实现的问题时应当避免将对外贸易引入分析范式的基本原理(尽管他们号称自己在“体系中所采用的正是马克思的理论”)。列宁进一步阐释道，“生产的发展(因而也是国内市场的发展)主要靠生产资料，看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并且显然是有矛盾的。这是真正的‘为生产而生产’，就是说生产扩大了，而消费没有相应地扩大。但这不是理论上的矛盾，而是实际生活中的矛盾；这正是一种同资本主义的本性本身和这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其他矛盾相适应的矛盾。正是这种生产扩大而消费没有相应扩大的现象，才符合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及其特有的社会结构，因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而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结构却不让人民群众利用这些技术成就。在资本主义固有的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人民群众有限的消费(所以是有限的，是因为他们处于无产阶级地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马克思在一些原理中也确认了这种矛盾，而民粹派却喜欢用这些原理来论证他们所谓国内市场在缩小、资本主义不先进等等的观点。”[3]40因此，列宁对他们的学说批评道，尼·—逊和瓦·沃·先生“对资本主义的矛盾的估计是极为肤浅的，因为如果讲到实现的‘困难’，讲到由此而产生的危机等等，就应当承认，这些‘困难’决不单单对额外价值，而且对资本主义产品的各个部分都不仅是可能的，并且是必然的。这一种因各生产部门分配的不合比例而引起的困难，不仅在实现额外价值时，而且在实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时，不仅在实现消费品产品时，而且在实现生产资料产品时，都经常发生。没有这种‘困难’和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但与此同时，列宁提醒道，绝不应当因为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而无视和否定它与从前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相较而言的进步性)[3]28-29。进而，列宁在资本主义破坏了以往旧的历史时期经济体系的孤立与闭关自守状态以及将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连接成一个统一经济整体的意义上试图表明，寻求国外市场并不像“民粹派”经济学家描述的那样，是证明资本主义无力维持下去的证据，恰恰相反，其毫无异议地证明了资本主义进步的历史作用。总之，在列宁看来，以尼·—逊和瓦·沃·先生为代表的俄国“民粹派”不仅在额外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上的分析和结论是错误的，而且在讨论俄国是否有国外市场问题上也由于其深陷某种“先验”的理论研究方法而注定归于荒谬与不可取信。

质言之，列宁批判俄国“民粹派”经济学家们的基本观点可大致归纳为：现存(当时)俄国社会中已经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出现了众多资本主义因素，特别是被俄国“民粹派”严重忽视的在农民经济(不论是农业的或手工业的)结构中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因素及其矛盾。资本主义相较于以往历史上众多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相应社会生产力而言，毫无疑问具有显著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而并非如同“民粹派”所指认的那样，资本主义在俄国意味着一种衰落和退步。俄国“民粹派”在认知传统农民和村社问题时罔顾客观事实，因而犯了严重理想化的错误，犯了总是把“资本主义的现实同对前资本主义制度的虚构加以比较”的错误，也犯了始终坚信由于俄国存在的传统公社制度，俄国完全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错误。于是，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愈往前愈深入地发展，任何资本主义商品社会所共有的矛盾在农村中表现得愈厉害，则民粹派分子关于农民的‘村社倾向’、‘劳动组合心理’这类甜言蜜语与农民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这一事实之间的对立就愈来愈尖锐，继续用农民眼光观察事物的民粹派分子就愈加迅速地从感伤的浪漫主义者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2]122。现实的情况恰恰是，现存(当时)的俄国农村公社制度已经与资本主义相较而言反倒是呈现出更加明显的落后性，并日益成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阻碍，其不仅没有能力去促进俄国社会经济的建设发展，反而会使本来就已经远落后于当时西欧各国和地区的俄国变得愈加贫困落后。俄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不在于刻意地强调俄国传统农奴制度中的农民、俄国“农民村社”及其劳动组织形式虚幻抽象的社会主义社会“胚胎”地位或作用，也不在于去着意地推动俄国具有某种集体主义意蕴的“农民村社”建设，恰恰相反，俄国未来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希望只能是因势利导和顺其自然，即不仅不应当视而不见或刻意回避在俄国早已经蔓延开来的众多资本主义因素，以及由此促生出的资本主义政治和文化因素，而且还应当充分意识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落后的农村公社无力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与此相应，俄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也绝对不是“民粹派”所认为的天生具有社会主义素质的农民，而是俄国产业工人。正因此，列宁才甚为深刻地指出：“俄国当前的资本主义发展是缓慢的。它不能不是缓慢的，因为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残存着这样多的旧制度，这些旧制度与资本主义不相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使生产者状况无限制地恶化，而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3]552

然而，必须指出，早期肯定俄国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列宁绝非无立场、无原则地一味肯定和支持资本主义。事实上，通读《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这一时期的其他文献)不难发现，列宁在当时就已经表现出了一种辩证的资本主义观，即在倡导俄国应当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仍不忘时时提醒人们注意资本主义的黑暗面、消极面，及其面向更高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特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使命’”章节中列宁明确写道：“我们还要对著作界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使命’问题，即资本主义在俄国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问题作出总结。承认这种作用的进步性，与完全承认资本主义的消极面和黑暗面，与完全承认资本主义所必然具有的那些揭示这一经济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的深刻的全面的社会矛盾，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在叙述事实的每一阶段上都力求详细指明这一点)。正是民粹派竭尽全力把事情说成这样，仿佛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就是充当资本主义的辩护人，正是他们犯了过低估计(有时是抹杀)俄国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矛盾的毛病，他们掩盖农民的分化、我国农业演进的资本主义性质、具有份地的农村雇佣工人与手工业雇佣工人阶级的形成，掩盖资本主义最低级最恶劣的形式在著名的‘手工’工业中完全占优势的事实。”[3]548-549由此视之，仅凭列宁这段极为重要且关键的深刻论述就足可以彻底驳倒那一类坚称列宁早期拥有一种(无立场、无原则)肯定和赞赏资本主义立场的极端隘狭而错误的观点。从以上列宁表述的重要语句中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第一，列宁在批判俄国“民粹派”时期肯定在俄国国内发展资本主义与正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消极面及其必然的历史局限性并不构成矛盾和对立，事实上，二者是辩证统一的；第二，过于偏执地否认俄国已经存在且日益壮大的资本主义因素，罔顾事实地主张在俄国国内复兴陈腐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不仅因为违背了客观现状与发展规律而注定归于失败，而且必将低估甚至是抹杀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矛盾；第三，列宁在反驳“民粹派”时提出俄国应当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并非是在一种“绝对意义”上得出的，换言之，其具有相当显著的“相对意义”，即列宁主张或肯定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是在深刻认知俄国传统经济政治制度落后性的基础上得以建构与形塑的，即同落后的俄国传统农奴制度相较而言，资本主义毫无疑义具有“比较”维度上的进步性和优越性。然而，这却并不意味着列宁早期主张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内涵社会形态更迭的“铁的必然性”意蕴。

最为关键且难能可贵的是，尽管身处最为黑暗、最为艰难的岁月中，列宁肯定了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然而，列宁却始终没有忘记去积极展望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璀璨前景，始终没有忘记马克思主义的最终旨向与崇高诉求：为了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因而，人们可以看到，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列宁提醒人们：“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并不是资本主义唯一的矛盾，而资本主义没有矛盾就根本不能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证明了它的历史暂时性，说明了它瓦解和向高级形态转化的条件和原因。”[3]42综上视之，一方面，列宁早期对资本主义的肯定同“合法马克思主义”无原则颂扬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列宁在后期(“帝国主义论”时期)主张超越和推翻帝国主义世界统治的思想自然绝非一种空中楼阁或无源之水式的突发奇想，换言之，其实际上与他早期反俄国“民粹派”时所呈现出的资本主义观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二、资本主义并非永恒——列宁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19世纪90年代，俄国社会上涌现出一股被称谓为“合法马克思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又被称为“司徒卢威主义”，因其常常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在经过沙皇政府准许的合法报刊杂志上发表言论，故而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将之戏谑地称谓为“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其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斯基、布尔加柯夫、别尔嘉也夫等人。值得一提的是，“合法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一起共同对俄国“民粹派”进行了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为：坦然承认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肯定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及其取代封建(农奴)制度的进步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合法马克思主义”在声讨与批判“民粹派”的过程中客观上或多或少展现出了一定意义上的积极性同进步性。也因此，列宁才一度将其视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暂时的同路人”。

然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弊病却也是显而易见的。该思潮总是试图将对民粹主义本来属于正确范围内的批判别有用心地转变到另一个方向上去，即转变到过度粉饰与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向上去。“合法马克思主义”常常将资本主义奉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佳)典范，竭力颂扬资产阶级，号召向这个已经在西欧全面地取代了封建贵族的(先进)阶级学习。例如，司徒卢威就曾大肆鼓噪，要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最终，“合法马克思主义”在向外宣介其核心思想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其深藏的旨向与诉求：否认资本主义必将会伴随着自身无法克服与超越的内在基本矛盾而最终走向灭亡的客观历史规律；试图抽象地证明资本主义的高度优越性及其永世长存的历史必然性；试图否认和取消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与斗争。这一点正如苏联学者罗森塔尔在《哲学家列宁》中所说的那样：“司徒卢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首先在于试图取消资本主义社会内的阶级斗争，把历史过程看成脱离人们积极的实践活动、脱离阶级和政党斗争的过程。”[4]3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司徒卢威为首的众多“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考察了马克思有关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之后断言：通过对马克思有关研究所能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实现了协调的、按比例的发展。巴兰诺夫斯基甚至公开宣称：“只要社会生产比例适当，无论消费需求怎样减少，也不会使市场上产品供给总量超过需求。”[1]146

正因为“合法马克思主义”在同俄国“民粹派”的激烈论战以及自身持续演进的进程中上述美化与粉饰资本主义的倾向愈加凸显，列宁才愤怒地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为了在沙皇政府准许的合法报刊上发表观点，已经将马克思主义缩小和曲解得“不成样子”了！“合法马克思主义”从来不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从来不谈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直接目的及其深邃旨向乃是通过揭露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以帮助无产阶级实现推翻这些形式；将一些根本不懂阶级斗争，不懂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必然对抗，不懂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算做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把一些直接提出资产阶级方案的人也算做马克思主义者。因而，“合法马克思主义”早已经沦为了俄国或世界机会主义链条中的一环[2]81-82！列宁进而有力地批驳了修正主义(包括“合法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永恒性辩护的错误立场：“现实很快就向修正主义者表明，危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在繁荣之后，接着就来了危机。……卡特尔和托拉斯把生产联合起来了，但是大家都看到，它们同时又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变本加厉，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加没有保障，资本的压迫更加严重，从而使阶级矛盾尖锐到空前的程度。最新的巨型托拉斯恰恰特别清楚、特别广泛地表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不管这是指一次次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还是指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崩溃。”[5]此外，针对“合法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的实现理论转化成按比例分配理论的作法，列宁相继写了《再论实现论问题》《市场问题评述》等文章，从资本主义自身发展无法克服与逾越内在基本矛盾角度出发予以了严厉批驳。他指出，无限扩大生产的企图和有限消费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固有矛盾，资本主义再生产归根到底要依靠个人消费来推动，而由于资本家一方面要尽量限制广大人民群众的个人消费，促使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却要无限扩大积累和生产，由此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已然存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与激烈。资本主义没有能力超越和解决这个根深蒂固的基本矛盾，并因之而日益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步伐，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将被取代和超越。“马克思的理论指出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即人民的消费没有随着生产的巨大增长而相应地增长这一矛盾是怎样发生的。因此，马克思的理论不仅没有复活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理论(像司徒卢威幻想的那样)，相反，它却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去反对这种辩护论。……我根本不想否认存在着无数历史的和实际的条件(更不必说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了)，这些条件正在并且必定会把资本主义引向灭亡，而不会把现代资本主义变成理想的资本主义。”[6]

学术思想上的某种倾向必然指导和深刻影响着现实的具体实践。不难想见，“合法马克思主义”表面上高擎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实质上却干着为资本主义唱赞歌勾当的一贯理论立场所导致的最终历史结局就是：尽管“合法马克思主义”在一段时期内可能显示出相对意义上的“进步性”，然而，由于内在资本主义卫道士的本性使然，其在指导思想以及政治实践上早晚必将陷入全面反动。而日后发展的客观事实也的确无情地证实了这一点：在理论上，司徒卢威与别尔嘉也夫等人很快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旋即转而拥抱新康德主义，进而，别尔嘉也夫彻底走向了宗教神秘主义；在政治实践上，司徒卢威等人于1909年参加编写《路标》文集，公开拥护斯托雷平反动统治，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众多“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相继成为白卫分子，司徒卢威本人则成为了邓尼金和弗兰格尔反动政府的成员。

三、俄国土地改革的“美国式道路”与社会主义旨向

在俄国，1905年革命尤其是“六三政变”后，农民与土地逐渐成为俄国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当时俄国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下，破除旧的农奴制封建残余，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彻底扫除障碍，成为俄国社会革命的第一要务。因而，在这一点上，独立的农民运动以及土地革命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当时俄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换言之，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1]178。1907年冬，列宁重新深入调查和研究了俄国的土地关系，提出并论证了俄国社会未来的土地国有化纲领。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中，列宁首次提出在俄国国内消灭封建农奴制度的“两条道路”选择问题，即要么选择农奴主农场缓慢地转变为资产阶级农场，大批农民从此变成贫困农民和雇农，同时一小撮农民成为资产阶级农场主的所谓“普鲁士道路”；要么选择基于“美国式道路”之上的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全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的“道路”。列宁最后的选择无疑就是后者：“要在俄国建立起真正自由的农场主经济，必须‘废除’全部土地……的‘地界’。必须摧毁一切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体现这种经济必要性的，就是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全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7]进而，列宁通过思考和探索俄国土地国有化革命运动以社会主义革命更高的历史任务提醒俄国社会民主党：作为争取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当然不能把自己和任何资产阶级革命的任何时期联结在一起，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某一资产阶级革命的某种结局联结在一起。无论结局怎样，我们都应当是独立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坚定不移地领导劳动群众去实现他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目标。由此必然得出结论：我们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纲领只能是土地国有化。列宁于1917年9月28日为《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所写作的《跋》中提出，土地国有化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成就”，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2]780-788。由此可见，无论是在1905—1907年间，还是在1917年9月，列宁坚定地提出的“俄国土地国有化”方案，其内涵的深远诉求和最终旨向均毫无疑义地着眼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运动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的远大目标。

四、对列宁“两种资本主义观”看法的反驳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再理解》提出，列宁的资本主义观并不等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换言之，列宁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有着前后两种明显不同范式的(以1914年为分野)，即1914年之前主张自由竞争的“前资本主义观”以及1914年以后的以帝国主义理论为典范代表的“后资本主义观”。该书认为，1914年之前的列宁的资本主义观直接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对马克思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坚持和发展，是传统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观的经典表述。这一时期列宁在继承《资本论》思想基础上，根据俄国当时的特殊国情和社会历史状况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做出了详细阐述，通过对俄国现状的分析，指出俄国的现实不在于否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于资本主义是否得到了充分发展，俄国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出路，即实现社会主义[8]40。首先，该书详细回顾了列宁为批驳俄国“民粹派”而写作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此鸿篇巨著的完成标志着早期列宁资本主义观的最终形成。接着，该书回顾并考察了列宁“经典资本主义观”的理论渊源和形成语境，认为列宁不仅受到普列汉诺夫有关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而且更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包括《资本论》)直接且强烈的影响，因而，列宁一方面形成了马克思经典的所谓“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是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阶段”的“铁的必然性”的观点；另一方面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行阶段划分这个意义上与普列汉诺夫有所区别。此外，该书还考察了列宁同“民粹派”斗争和交融，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联合与斗争，以及同经济派斗争的具体历程。最后结论就是：列宁的前期资本主义观是对资本主义的肯定，后期的资本主义观则更多地倾向于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后期资本主义观表明：资本主义在现阶段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和无产阶级革命视野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帝国主义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已经从本质上发生了改变，从竞争的、具有强大推动力的、前进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垄断的、垂死的、腐朽的垄断资本主义[8]57。总之，列宁资本主义观“转换”是有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1)对自由资本主义否定过多，即过分夸大垄断的力量，而否定了自由竞争的力量，武断地否定了自由资本主义存在的必然，看不到资本主义的进步性，而当今的事实却是，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并存；(2)把帝国主义范式等同于资本主义观的最后和最高成就，即将帝国主义阶段当做了最终阶段，走向灭亡的阶段，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的垄断必然导致腐朽和寄生的趋势，而这些趋势又势必造成资本主义的最终消亡，帝国主义预示着资本主义的结束和终结，然而，历史给人们开了个巨大的玩笑，列宁之后的帝国主义并没有消亡，反而还继续发展[8]74-75。

客观地讲，这本专著中的某些分析还是富有启发意义的，例如，对列宁早期资本主义观诸多形成因素的辩证考察；提醒人们更进一步思考列宁早期资本主义观中到底是否蕴含着一种“铁的必然性”内涵等等。然而，文章中分析的不足之处也是较为明显的：首先，该文将列宁的资本主义观机械地划分为两个前后迥异的历史阶段或范式的做法值得商榷；其次，该文对列宁资本主义观“转换”而付出的“惨重代价”的描述也欠准确和妥当。

由以上论述可见，第一，列宁早期批判俄国“民粹派”时，尽管主要是以肯定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面貌呈现于世，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列宁并没有在一种“无立场”“无原则”“绝对意义”上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在俄国的发展持肯定或赞赏的态度，换言之，列宁是在一种“相对意义”上肯定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而且，他在当时写作的各类文献中仍不忘时时提醒人们注意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黑暗面”“消极面”，及其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个特殊形态在朝向更高级社会历史形态——社会主义社会时所具有的“暂时性”和“过渡性”；第二，列宁否定或严厉批判资本主义(包括积极展望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言论也并非1914年或“帝国主义论”形成、成熟时期才出现，事实上，早在批判俄国“民粹派”时期，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时期，以及思考俄国土地革命的国有化道路时期就已有之。据此而言，那种指认列宁具有两种截然相反资本主义观的看法毫无疑问是站不住脚的：其不仅将言语表述同深层思想内涵和基本立场相混淆，而且断章取义，刻意回避了列宁早期相关文献中反资本主义(包括展望未来社会主义)的言辞及其所体现出来的重要思想。仅仅通过强调列宁早期肯定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言辞和篇章就断定列宁一定是沿着《资本论》序言里“铁的必然性”思路继续往下走的观点也是过于主观而武断的。换言之，并无更多证据证明列宁早期主张俄国资本主义内涵社会形态更迭的“铁的必然性”意蕴。我们同样可以设想或猜测，列宁并非具有这样一种“铁的必然性”思路，而仅仅是依据当时俄国农村公社更多呈现出来的现实落后性以及资本主义所彰显出来的某些显著先进性来肯定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即这里更多地体现出来的恰恰是列宁在战略策略层面上的高度“现实性”和高度“灵活性”。尤其是，列宁早期多个文献中对于资本主义“暂时性”“过渡性”“黑暗面”“消极面”的深刻揭示无疑早已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反资本主义”立场，很难想象，拥有这一坚定立场的列宁还可能会具有某种“铁的必然性”思路与信念(考茨基等机会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拥有“铁的必然性”思路倒不难想象)。

将列宁本来始终如一的资本主义观截然划分为迥然有别的两类或两个时期资本主义观的看法的另一个充分理据是，学界和政治界普遍承认的列宁在理论和实践上一贯的高度变通性和高度灵活性，“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其思想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列宁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始终能根据现实的变化在理论和实践上及时地调整自己的策略。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8]58然而，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严重误判，即列宁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高度灵活性和高度变通性仅仅停留在非原则和非基本立场的层面，也可以说仅仅停留在一种战略策略层面，换言之，列宁最大的特点之一尽管是始终能依据现实变化在理论和实践上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然而，这种调整却并非“无原则”和“无立场”的！对此，可以回顾一下卢卡奇的相关评论，列宁主义的力量在于，“无论一个概念在哲学上是多么抽象，他总是考虑它在人类实践之中的现实含义，同时，他的每一个行动总是基于对有关情况的具体分析之上，他总是要使他的分析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有机地、辩证地结合在一起。”[9]注意，这里卢卡奇还是强调了“原则”性！

此外，该类见解对列宁所谓后期资本主义观(帝国主义观)基本持一种“部分否定”的态度，这一点单纯从“转换的代价”这样一类用语中就可以窥见一斑，然而，其对列宁后期批判帝国主义世界统治体系观点的批评还是多少显得有些仓促和偏颇。首先，该见解指责列宁思想转化的代价首当其冲地在于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否定过多。事实上，众所周知，列宁并没有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集中和垄断趋势而否定了自由竞争，列宁只是说，垄断占据了统治地位，而非自由竞争。列宁更指出，垄断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除或摒除掉竞争(包括大多数中小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相反，垄断统治之下竞争的残酷性和激烈程度反倒是与日俱增。此外，当今历史时期的自由竞争的确存在，然而，这种所谓的自由竞争决然不同于早期古典时期的自由竞争，其始终处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意识形态引领下，由跨国公司担纲执行者、承载者、营运者的垄断资本的“全球化”“自由化”历史进程中，其并未离开列宁意义上的垄断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换言之，这一时期仍然是垄断而非自由竞争占据统治地位。所以，假若非得说当前经济全球化时期自由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并存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判断在列宁所深刻指出的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乃是垄断这点上并没有太多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另外，该类见解还指出了另外一个“转换的代价”，列宁将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最高、最后阶段的论断有些站不住脚。我们认为，首先，不要将眼光仅仅局限于数十年或百年短暂的时间藩篱内，换个角度看，自由资本主义不也历经了数百年沧桑变化吗？而且，列宁事实上也早已为垄断资本主义可能出现的适应性调整及快速发展腾挪出一定的弹性空间，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如是说道:“如果以为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10]再者说，今昔历史语境客观地存在巨大差异，当时列宁作出此类判断是有其战略实践深意的，即尽最大可能动员和激励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劳动群众，竭力突破帝国主义世界链条中的薄弱环节，争取获得革命胜利。所以，这一重要论断在当时不仅是一个局限于书斋和象牙塔内的单纯学理研讨，其更担负着沉甸甸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其次，应当怎样理解帝国主义是“腐朽寄生”以及“垂死”的论断呢？第一，在列宁看来，“腐朽寄生”特征并非只有帝国主义时期才有，其事实上贯穿了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历程，只不过，在帝国主义时期，这些特征变得异常明显了(且越来越明显)；第二，在列宁那里，“垂死性”是“过渡性”的自然延伸与逻辑结论，因此，“垂死性”需要首先放在“过渡性”语境中作出阐释；第三，在列宁那里，“垂死性”并不意味着人们常常用通俗语言去解释的那样，就是帝国主义“马上死亡”“很快速地灭亡”等等，在“过渡性”语境之中，“垂死性”指认了资本主义的一种总的历史必然发展倾向和趋势，正如同人类的老年或暮年时光一样，其注定消亡，然而却有一个时间过程，有时候甚至还比较漫长。诚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布劳特在一个针对批评列宁的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重要论断观点做出的反批评中所说的那样，列宁“帝国主义论”并不像某些人想当然认为的那样预言资本主义将会在短时期内迅速垮台。实际上，其仅仅作出了这样一种预判：帝国主义时期内必然充满了罢工、战争、起义，以及其他类似的社会动荡，此后或早或迟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面来临[11]。

综上而言，第一，列宁从来就不曾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资本主义观，其资本主义观历来始终如一，即无论是暂时倡导资本主义发展还是彻底否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永远只是朝向更高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和“中介”，其毫无疑问必将被其所最终超越与取代，这一历史进程并不存在某种教条、僵化、神秘的“铁的必然性”，在条件允许时，越早实现越好。第二，列宁的“资本主义观”决然不同于以“超帝国主义”为重要表征的考茨基式的“消极等待主义”，也决然不同于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空想为代表的伯恩斯坦式的“修正主义”，与“帝国主义论”中有关思想、立场，甚至情绪相一致，列宁在早期对“民粹派”以及“合法马克思主义”等错误学术流派及其观点的严厉批判中，满满地充溢和张扬着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实践的高度尊崇，并始终闪耀着辩证法的睿智光芒。毋宁说，列宁的资本主义观始终从属并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运动以及步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

[1]王伟光，侯才.社会主义通史：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列宁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马·莫·罗森塔尔.哲学家列宁[M]. 沈真，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34.

[5]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

[6]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3-74.

[7]列宁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90-391.

[8]刘维春.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再理解[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9]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0.

[10]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23.

[11]J.M.Blaut, Evaluating Imperialism[J].Science & Society, Vol.61, No. 3 (Fall,1997):388.

责任编辑 李兰敏 英文审校 孟俊一

“Conversion” or “Consistency”——Critical Review of Lenin’s Two Concepts of Capitalism

LI Xue-yang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Marxism, Guang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Guangzhou 510610, China)

Someone divided Lenin’s concept of capitalism into two different periods or paradigm. They believed that the concept of late capitalism, namely, Lenin’s concept of capitalism of overthrowing the global system rule of imperialism is no doubt wrong or at least arbitrary and hasty. However, we believe that such kind of view is undoubtedly a misreading of Lenin’s thought. Lenin’s concept of capitalism has always only one, whether the concept that is temporarily raised to advocate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or the one that repudiates capitalism, which believed that capitalism is always the “transition” and “brief” historical stage and will eventually be transcended and replaced by socialist society.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does not exist in some doctrines and rigidity of the “necessity of the iron”, if possible, it should be realized the sooner the better.

Leninism; concept of capitalism; populist; legal Marxism; Imperialism theory

2016-09-26

李雪阳(1979-)，男，贵州贵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博士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代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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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33X(2016)06-00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