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幽索隐 考镜源流
——评王勇著《明清博山赵氏家族文化研究》

2016-04-11 09:35郭乾隆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6年2期
关键词:博山赵氏家族



烛幽索隐 考镜源流
——评王勇著《明清博山赵氏家族文化研究》

郭乾隆

家族研究包括如家族志的编纂、家族史的梳理、家族档案的管理、家族教育、家族与社会的互动研究等。家族研究长期受到重视,是由家族的地位决定的。钱穆先生曾说:“‘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钱穆《中国文化史寻论》)而“文化资源是整个家族能否延续发展的关键性资源。文化资源包括知识、荣誉、特定的精神和生活方式等等,是望族最关键的一种权力资源。”(朱亚非《明清山东化宦家族与家庭文化》)家族文化既是这个家族得以“凑聚”、壮大的缘由和使之延续发展的纽带,也是使本家族区别于其他家族的核心要素之一。既然作用如此重要,家族文化日益受到研究者关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王勇先生《明清博山赵氏家族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12月,第1版)(以下简称《研究》)作为《山东文化世家研究书系》(28种)中的一部,是研究家族文化的厚重之作。相较于之前博山赵氏的相关研究,《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首次从整体上专门研究博山赵氏家族。全书共六章,第一章据《笼水赵氏世谱》《博山县志》及相关人物的墓志铭、行状等对赵氏家族的两大世系——“南赵”和“北赵”进行考述,从总体上对赵氏家族500余年的发展作一概观。第二章主要梳理赵氏家族的奠基人物赵振业的仕宦历程,论述赵氏家族政治地位的崛起。第三章主要介绍赵氏家族文化事业的奠基者赵进美的生平、交游和创作以及赵氏家族文化事业的发展。第四章则论述赵氏家族的转捩人物赵执信以及由其升沉带来的家族政治、文化事业的盛极而衰。以上三章是以赵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为线索贯穿整个家族的发展,前后连贯、脉络清晰。第五章细述博山赵氏家族与诸多山东文化世家的联姻。第六章集中论述博山赵氏家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仁孝与文艺,对赵氏家族以儒为主、兼融释道的思想体系,爱国敬民、孝友勤俭的道德风范,博涉各体、佳作迭出的文艺成就,立足现实、特色鲜明的学术贡献进行了分析。《余论》及《附录》是博山赵氏家族的生活区域、迁徙情况、重要遗存以及家族大事系年、人物传记资料、著作提要等。全书内容宏富,各个部分有机结合,对赵氏家族文化作了整体的研究。《研究》的撰写也颇富新意,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特点。

一、历时与共时结合

历来涉及到博山赵氏家族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个别代表人物的研究上,如赵执信、赵进美,对赵氏家族的其他成员则关注寥寥,遑论对于赵氏家族的兴衰历程做出系统梳理,所以之前对于该家族的研究大多是点状或片断式的。

《研究》则注重将代表人物放入家族发展的整体历程中,从历时的角度考察博山赵氏家族的发展源流。如第一章便对赵氏家族两大世系长达500余年的发展历程进行纵向考述。从作者的考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赵氏家族在二十余代中,家族人数不断增多,反映出赵氏家族的日益壮大:科举中式者亦代不乏人。这既是家族中的教育氛围浓厚的表征,也有利于家族政治和文化地位的不断抬升。

《研究》在梳理赵氏家族的发展历程时,以赵振业、赵进美、赵执信为三个节点,叙述了三个人物对于博山赵氏家族发展的关键作用。其中赵振业是“博山赵氏成为望族的奠基者”,“他提升了博山赵氏家族的政治地位。”赵进美则是“博山赵氏家族文化事业的奠基者”。而在博山赵氏家族历史上,声望最高的赵执信,“他的起伏跌宕,正标志着博山赵氏家族政治地位与文化事业的盛极而衰。”这样便大致勾勒出赵氏家族的发展脉络,比较清晰地反映出赵氏家族的起伏。

《研究》注重历时性讲述的另一个表现是强调后世子孙对于家族前辈的不断追怀。如赵进美《过晋阳家大人生祠》、赵执信《太原县拜先曾大父生祠三首》都表达了对赵振业的崇敬。在讲述赵进美的影响时,《研究》特意强调赵进美狂狷不拘的个性对“狂人”赵执信的影响。赵氏家族还非常“善于保存、收集、整理、研究并刻印前辈、兄长、弟子、朋友的创作成果”。这种做法有助于保证家族文化的绵延不绝和家风的稳定。《研究》对于历时性的重视避免了之前赵氏家族研究中只见片断、难见流变的缺陷。

《研究》还注重从共时的角度对赵氏家族进行考察,这突出表现为详细考述了赵氏家族成员与其他文人的交游和赵氏家族与其他家族的联姻。前者以赵执信为例,赵执信不仅与王士禛、蒲松龄、李澄中等山东文化名流有交往,还与朱彝尊和查慎行等江浙名流、梁佩兰与陈恭尹等岭南名流以及阎若璩、吴雯、曹寅等士人相往来。之前研究者所撰赵执信年谱中涉及到这些交游,但因为年谱的体例关系只是点到为止。《研究》则用详赡的史实加以充实,这对于更细致、完整地研究赵执信的交游网络十分有益。其中《研究》指出赵执信与阎若璩的交往还有助于《谈龙录》的写作,这是之前关于赵执信研究所关注不够的。除赵执信之外,赵进美亦是交游广泛。他曾与丁耀亢、査继佐、方以智、周亮工、宋琬、王士禛等著名士人相交。这些交游是赵氏家族与外部广泛连结的表现。现在研究者虽然对赵进美的文学成就关注较多,但是对其交游还较少涉及。《研究》对于赵进美交游网络的梳理对于推进赵进美的研究必将大有裨益。广泛的交游,尤其是与名流相交,是赵氏家族成员良好声誉的反映,也扩大了博山赵氏家族的影响力。

此外,《研究》还对博山赵氏家族与其他家族的联姻做了比较详细的考察。我们之前可能更重视博山赵氏家族与新城王氏家族的联姻,因为牵涉到一桩诗史公案。但是作为对赵氏家族的整体研究,这显然不够。《研究》详尽记述了博山赵氏与同邑王氏、孙氏等家族、淄川张氏、毕氏等家族以及临朐冯氏、历城朱氏家族的联姻。婚姻是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讲求门当户对的时代,博山赵氏能与山左诸多望族结为姻亲,是赵氏家族在当地有较大影响力的体现。与其他家族的联姻也促进了赵氏家族的发展,比如赵氏家族三世赵廷杰与王氏家族结亲,“揭开了博山赵氏家族与山左文化世家联姻的序幕,”“王氏家族勤奋、孝顺、谦逊、重教的文化传统,也对博山赵氏家族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博山赵氏家族还与某些家族世代联姻,尤其是与博山孙氏“联姻数量既多,历时亦久,”前后共有29对。这种共时的观照则凸显了赵氏家族与同时的其他家族的互动关系。

二、全面与重点兼备

博山赵氏家族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文学、艺术、语言学、医学等领域都有相当影响的文化世家”。然而学界对于博山赵氏家族的研究多是集中于赵进美、赵执信等重点人物的诗歌创作及理论,对于他们的其它造诣则语焉不详。除这些重点人物之外,学界对于赵氏家族的其他成员关注较少。《研究》则注意针对这些现状,既对重点人物的主要成就加以研究,又兼顾他们的其他成就;不仅关注重点人物,还尽力扩及其他家族成员,可谓全面与重点兼备。

赵进美、赵执信等人的主要成就在诗,所以《研究》着重叙述了他们在诗歌创作及诗论上的成就。《研究》首先从赵进美的诗作入手,采用细致的文本分析,点明了赵进美在诗歌上的建树。而赵进美作为“第一个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提出了明确诗歌主张、产生了广泛家族与社会影响的文学家”,除诗歌之外,还有各体文章116篇。这些文章或巧妙立论,或骈散结合,或运笔跌宕,都文质兼并,情感充盈,体现出极高的文学价值。而赵进美的词“感情真率,极为本色”。其《瑶台梦》和《立地成佛》两部杂剧“曲词雅俗相济,风格本色自然”,也是剧中佳构。只有如《研究》这样对赵进美多方面的创作成就进行分析才能完全建构起赵进美的“才子”形象。

再如,赵执信历来因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为世人所重,故《研究》首先详尽搜罗了赵执信诗集的版本,对其诗之内容进行了细致的分类,说明了他在诗学上的成就。当论及赵执信诗之形式时,《研究》特意点出赵执信“经常运用古体灵活、奔放的某些手法创作近体,又经常运用近体工整、严密的某些手法创作古体”。因为假如不明此法,分析赵执信的诗歌体裁时则会出现偏差。在分析其诗之风格时,《研究》认为赵诗之“镵刻”自具特点,与唐宋诸贤作品中的“镵刻”并不相同,突出表现在“取材细大不捐”、“想象狂放不羁”、“结构跌宕不平”、“语言卓尔不凡”四个特点,这种分析对四库馆臣以“镵刻”评论赵执信之诗有所补充。除诗学成就之外,《研究》还介绍了赵执信的词、文的创作,还列专章论述了赵执信的学术成就,包括诗论、诗歌声调论、民俗理论、书法理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研究》还特别注意赵执信对《才调集》《唐诗鼓吹》《梅村集》《涧堂诗草》等的批校,指出这些文字虽然比较零散且较少受到关注,却是理解赵执信的文学观点的重要材料,而之前的研究对这些材料还未予以足够重视。

再如在叙述重点人物时,《研究》也没有孤立看待,而是将他们放在家族发展的整体中全面审视。如在讲述第九世赵振业时,《研究》先叙前八世赵氏族人在科举和仕宦事业上的漫长探索,后叙赵振业兄弟及子孙在为官之路上的不断开拓,这就对赵氏家族参与政治的情况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在叙述赵进美时,也是先对赵进美的前辈和兄长在文化上的建树做了介绍,又点出了赵进美的子侄在文化事业上的拓展。这样的安排就比较清楚地说明了赵氏家族文化的发展脉络,也说明一个代表人物的出现乃是家学的熏染和家族文化不断积淀的结果。

赵进美、赵执信等虽然知名,但毕竟只是赵氏家族的一小部分,对于研究整个家族的文化显然不够,所以《研究》还大力发掘赵氏家族的其他成员。正如上文所论,《研究》在第一章对赵氏家族的世系进行了考述,作者统计出“南赵”二十二世中事迹可考者为269人,“北赵”二十四世事迹可考者为215人。种统计能比较清楚地显示出赵氏家族各代成员的为人、科举、职官、婚配、子嗣数量等情况,而这些是赵氏家族文化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对这些材料的挖掘和整理则显示出《研究》的作者对于赵氏家族文献的熟稔。

《研究》在介绍家族其他成员时,虽然也是着重介绍其文学建树,但是也未忽略他们在其他方面的造诣。如《研究》点出了赵愻擅长作诗,才华横溢,也介绍了他在书法上的建树。赵执贲善于作诗,也工于绘画,其山水画“立意新巧,引人入胜”。赵祜的《新刊地理紫囊书》作为堪舆学著作,“推理之缜密、行文之流畅,亦值得称道。”

再如赵进美之侄赵作羹所作《季汉纪》是“博山赵氏家族所撰史书的代表作”,与陈寿《三国志》、常璩《华阳国志》等都是记述三国历史的重要史籍。但是因为流传不广,所以罕被论及。但是其中的一些记载可补现存史料之缺。《研究》特意指出,《季汉纪》卷十二记载:“(建兴六年)夏四月,镇军将军赵云卒。初,云以贬爵,讨贼之志益厉,忧劳萃集,一疾不起。帝闻之,辍朝悲悼。”其中所载赵云逝世的时间就与通行的建兴七年(229)不同,后主悼念赵云的细节等也为各本所无。所以《季汉纪》的史料价值值得学界予以重视。

三、时代与地域通观

自明洪武初年赵氏始祖赵平迁入博山一直到清末,赵氏家族的积聚、壮大、鼎盛、衰落是与明清的时代状况息息相关的。而博山这一特定地域对于赵氏家族也是影响深刻。《研究》将赵氏家族放入时代与地域两个场域中进行观照,可谓切中了研究赵氏家族最重要的两大背景。对这两大背景的考察可以对赵氏家族的发展及家族文化的成因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种分析在以往对赵氏家族的研究中用力不够,所以这也是《研究》的创新之处所在。

明初的休养生息政策,促进了农业的快速恢复和发展。这使得迁入博山的赵氏始祖能够免除饥馁之虞,快速地在异乡立足。明代中后期商业日益发达,赵氏族人能够顺应社会的发展趋势、抓住商机,不断积累财富,为家族的发展奠定经济基础。六世赵仁称其祖父赵辕“勤于农商,家业始大……吾族之盛,实由我祖之阴德有以基之也。”这是赵氏族人受明清时代影响的表现。

明清易代对于赵氏家族的影响更是明显。赵振业原仕明朝,曾任邯郸令、云南道监察御史、应天学政、四川布政司右参议、湖广按察司副使等职,廉洁奉公,正直清谨,堪称“循吏”。但终因有功未获赏以及上司刚愎自用等原因称疾辞归。至此赵振业仕宦之路看似中断。但顺治元年(1644)山东抚案等人的多次推荐,使赵振业有再为“循吏”的机会,起补山西按察司佥事,不久升江南布政司右参议。也就是说,与很多家族在明清易代中遭受重创不同,明清易代赵振业再获官职,使得赵氏家族政治事业得以继续发展。而赵振业之子赵进美也是先仕明朝,后仕清朝。赵振业父子的连仕两朝使得家族在社会动荡中屹立不倒并在政治上不断走向鼎盛。

明清两代是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考取功名是大多数读书士子获得晋身之阶的最重要的途径。在赵氏家族二十余代中,科举中式者代不乏人。正是明清两代提供了这种改变自身命运和家族地位的机会,赵氏家族才能通过科举不断入仕。这也影响到了赵氏家族的教育氛围,比如“北赵”十二世赵执璘妻吕氏,舅姑早殁,结婚数年丈夫亦离世,吕氏独自抚育孤儿但仍不忘聘请老师对其进行教育。明清时代科举中式的难度比以往更大,所以赵氏子弟不得不在制艺写作上多加磨练。《秋谷先生遗文》中的《“岁寒”至“岂不尔思”》“引经据典,借题发挥,观点鲜明,结构严谨”,反映出赵执信在写作制艺文上的功力。这也是时代影响赵氏家族发展的表征之一。

博山因为孝妇颜文姜被称为“孝乡”,孝是博山最具特色的思想文化。赵氏家族也秉承了这种优良品质,出现了一大批名垂史册的“孝子”、“孝女”和“孝妇”。《研究》认为“重视仁孝与文艺,是博山赵氏家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就清楚地揭示了赵氏家族受博山地域文化的影响。

赵氏本由外地迁入博山,三世赵廷杰娶同邑王氏家族王让之姊为妻。而王让是“目前可知的第一位博山籍举人”,永乐时曾侍奉皇太孙朱瞻基读书,朱瞻基即位后被任命为吏部右侍郎。赵氏家族在发展之初便与博山当地望族结亲对于本家族的发展当助益甚大。故《研究》指出“王让的独特地位,对迁入不久的赵氏家族迅速融入当地社会、不断提高文化与政治地位想必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受博山文化侵染及当地氏族帮助的赵氏族人对故土感情深厚。赵氏族人纷纷在自己的作品中大力讴歌家乡风物,以示赞美之情,如赵执琯《岁底杂感》中写道:“何幸吾乡毓灵秀,纷纷相遇尽诗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赵执信的《礼俗权衡》。此书的写作缘起是“发觉乡之习俗殊有不可解者”,目的是使之成为“一乡之书”,使乡俗更加清晰易懂,以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这是受博山的思想文化熏陶出来的赵执信在运用自己的学识改造当地的文化。《研究》还回顾赵氏家族积极参与《博山县志》的编纂的情况,“仅直接参与《博山县志》编印的赵氏成员就有18人次。”这些都体现出赵氏族人热爱乡邦、回馈桑梓的诚挚之意。

除上述三个特点之外,《研究》一书还体现出学术研究应有的客观、求实的特点。如在论述赵执信与王士禛交恶时,《研究》认为:“由于政治观点、处事原则、文艺主张、学术见解等的不同,赵执信和王士禛之间确实存在很多矛盾,有时甚至是激烈冲突。双方互有短长,不可一概而论。”这是对双方交往的诸多史实进行研读、分析之后得出的审慎之论,也就避免了对待此公案非此即彼的褊狭之见。再如四库馆臣认为赵执端在赵执信与王士禛交恶中“独舍执信而从士祯”(《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宝菌堂遗诗>提要》),以致有人认为执信、执端兄弟势如水火,但《研究》指出二人多有诗作唱和,诗中深寓兄弟思念之情。这无疑说明了四库馆臣说法的不当。再者,《研究》在赵氏家族资料的搜罗上也有重要贡献。比如赵恮《绿槐轩诗》、赵国馝《小隐园诗集》皆是抄本且为私人收藏,作者大力寻访,录其篇目。在《余论》和《附录》中,《研究》还对赵氏家族的生活区域、迁徙情况、重要遗存及家族碑文、传记资料等加以著录。这些无疑也是赵氏家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之前的研究对此关注不够。所以《研究》对这些稀见内容加以辑录,省却了其他研究者的搜罗之力,有功于赵氏,嘉惠于学界。

作为博山人,作者自幼便对赵氏家族的相关文化有较多接触,又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其家族与赵氏家族又有长久来往,所以作者执笔《明清博山赵氏家族文化研究》可谓优势明显。而《研究》一书也确实达到了“重点考察明清博山赵氏家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揭示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并对齐鲁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研究做出贡献”的目标,将博山赵氏家族文化的整体研究推进一大步,定会对博山赵氏家族文化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郭乾隆,复旦大学古籍所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孙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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