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雷州港衰落的原因探究

2016-04-12 08:22申友良
社科纵横 2016年4期
关键词:雷州半岛雷州泉州

申友良

(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  广东  岭南 524048)

宋代雷州港衰落的原因探究

申友良

(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广东岭南524048)

宋代雷州港衰落的原因,集中体现在雷州港所在地区的经济开发程度相对较低、泉州港的兴起、对外交通格局中所处地位不占优势以及其本身自然条件的限制等四个方面。而宋代雷州港作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宋代对外贸易的发展。

宋代雷州港衰落原因

位于中国大陆西南端的雷州港,原名海康港,自唐代至元代750年间,雷州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前沿地段雷州半岛的第二个出口主港,贸易往来给雷州港带来了繁荣,但宋末雷州港逐渐衰落,明清时其对外贸易作用影响更加弱化,主要作为军港而存在。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雷州港对雷州半岛的交通、工业和对外贸易,甚至对于整个雷州半岛的区域经济发展都影响重大。但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雷州港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特别是对唐宋时期雷州港兴起原因方面的成果较少,目前仅见赖琼的《历史时期雷州半岛主要港口兴衰原因探析》一文,但该文不是专门分析宋代雷州港衰落的原因的,所以就很不全面。因此,本文将在该文的基础上,专门对宋代雷州港衰落的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以期为雷州半岛的港口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迪。

一、雷州港的历史沿革

雷州港的发展可以分为隋唐时期、宋元时期与明清时期三个阶段。

(一)隋唐时期

由于海康县城区域政治中心的确立以及当地经济的发展,雷州港在隋唐时期便兴起了。同时,雷州港自身具有成为港口的优越条件。雷州湾外有东海岛、硇洲岛等海岛为天然屏障,避风条件好;港内水域相通,港池开阔,航道水深,且有南渡河、通明河、武乐水三条内河通往港口,海运与内河航运相连,形成港口的条件甚至还要优于徐闻港[1](P3)。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随着岭南地区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从隋代开始显现。隋代在这里正式置海康县,成为合州治所的所在地,开始取代徐闻成为雷州半岛的政治中心。海康县在隋朝成为州郡之治所之后,一直到民国二年废除雷州府,所有州郡治所都设在海康。

另外,隋唐时期对海南岛及周围地区统治的巩固,使得徐闻地区突出的军事和政治地位随之消失。与此同时,随着北方移民的不断迁入,雷州半岛的人口也逐渐增加,雷州半岛开发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增强。雷州半岛的开发是由南向北逐渐展开的,这一点从县府的设置和分布情况也能看出。两汉时期雷州半岛仅设置一县,即徐闻县。南朝梁时,在雷州半岛北部今遂溪和湛江一带析置椹川县和扇沙县[2](P176)。隋朝,雷州半岛上共设置有4县,分别是隋康(今徐闻)、海康(今海康)、铁杷(今湛江西南)、扇沙(今遂溪)。唐代则调整为3县:徐闻、铁杷和椹川(今遂溪西)。北宋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省并,只设海康(今海康)一县。由此可见,在两汉时期,雷州半岛的开发重点在半岛南端,南朝时则推进到半岛中部和北部,到北宋时,半岛中北部的开发程度已远远超过的半岛南端,此时在雷州半岛只保留海康一县即是明证。

(二)宋元时期

雷州港在唐宋时期是比较发达的,这一点从有关的历史记载可以看出来。据清代阮元监修《广东通志·前事略》记载:“唐咸通三年,雷州刺史陈听思,家人随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这个记载说明在唐朝时期,雷州港往来船舶还是比较大的。另根据《宋史·仓库志》记载,唐宋时期雷州港出口的主要物资有米、谷、牛、酒、黄鱼等。唐宋元时期的海康陶器,便是通过雷州港输往海外的。宋元时期雷州地区陶瓷业的大发展,极大地提高了雷州港作为对外贸易地位。唐宋时期频繁的航海贸易,也促进了雷州港造船工业的发展。嘉庆《海康县志》记载,海康县城附近的南亭溪西侧的僵波轩,为唐宋时期督造船舶之所。

但在宋代,雷州港已有走向衰落的趋势了。宋代雷州港的经济缺乏发展后劲,因为此时的经济开发主要以种植业为主,手工业技术水平不高,各行各业发展很不平衡,同时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水平逐渐超过了雷州半岛,宋代又将对外贸易的港口限制在广州、泉州等地,岭南地区与中原的交通也移到东部大庾岭道,由于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人们生活方式也有所改变。所以,宋代雷州港慢慢走向衰落。

(三)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雷州港衰落程度加深。唐张九龄开凿大庾岭道之后,雷州半岛不再是中外交通的便捷之地,而是大庾岭道开始成为联系岭南和中原的主要通道,随之广州地区发展为联系中外的交通枢纽。雷州地区则由秦汉时期的通衢变为宋元明清时期的僻壤[3](P26)。明清政府海禁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也促使雷州港不断衰落。而此时,澳门港和赤坎港的兴起进一步打击了雷州港的发展。

二、宋代雷州港衰落原因

雷州港的衰落主要是受港口所在地当时的经济开发程度、其在对外交通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其他港口的兴起;雷州港自身缺陷以及国家政治、经济和对外贸易政策的制约。

(一)宋代雷州港的衰落与其经济的开发程度有关

宋代雷州港经济开发程度较低,经济发展存在许多问题,促使雷州港逐渐走向衰落。

宋代雷州港地区的经济开发虽然具有很高的成就,但其经济开发程度远远落后于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而且其经济发展存在着许多问题。由于生产技术及土地、气候条件的限制,雷州港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比江南、广州远远落后。雷州港内人口的耕作方式种类单调,港内绝大部分土地只种稻谷。由于雷州港内地区的耕作技术落后,水稻是一年一造晚稻,而且以撒种耕作为主,只有少数水土条件较好的田地才以插秧耕作,因为撒种可以使禾根浅发粗长,保持株距均匀,虽遇干旱仍能保持一定水分。但是,这种耕作方式仍是粗放经营,生产效率很低,生产投入大,生产收获少。而且经济作物在雷州港内还很少种植,这样和经济开发程度较高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比,更是已失先机。此外,雷州港地区的土糖、制瓷、炼铁等手工业虽有发展,但技术水平不高,产品绝大部分供本地消费,对外贸易水平不高。而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丝织、植棉等行业还没有兴起。两宋政府在发展海外贸易时,规定从事国内外海外贸易的商船,由所在口岸市舶司登记,返航仍须回至发船处,抽税后方许发卖,这对于腹地运输受阻的雷州也成为限制发展的枷锁。综上可知,宋代雷州港的经济开发主要以种植业为主,手工业有所发展,但是技术水平不高,各行各业发展很不平衡,和外部的联系也很少,导致雷州港在元、明、清时期的发展缺乏后劲没有新的突破,这也是导致宋代雷州港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4](P43)。

(二)宋代雷州港的发展受其在对外交往中所处的地位制约

宋代雷州港在对外交通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不具备优势,使得雷州港趋向衰落。秦汉时期,雷州半岛的开发重点在南部地区,秦汉以后,雷州半岛的开发重点却是在北部地区,徐闻在边疆开拓中的重要地位随着边疆政策的变化而趋于消失。此后及至宋代,雷州港取代徐闻港在对外交通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主要对外贸易港口。但是,由于这时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水平逐渐超过了雷州半岛,岭南地区与中原的交通也移到东部大庾岭道,再加上宋代又将对外贸易的港口限制在广州、泉州等地,雷州港在对外交通中的地位始终没有达到徐闻港的水平[1](P3)。同时,附近高、化、钦、廉诸州的土著势力仍比较强大,经常攻掠骚扰雷州,使雷州港对广大内陆腹地的交通经常受到阻滞[4]。此外,唐五代岭南道内陆交通是十分发达的。如以广州为起点,北可抵长安、洛阳,东北与江南沟通,西出南诏可达南亚诸国,东通闽浙,南达沿海州府及海南岛,具有全方位的交通路线。其次,唐代岭南主要形成了广州、安南两个交通中心,他们是具有国际意义的贸易港市。随着时间的推移,直至后来,广州的重要地理位置使得广州港的作用逐渐取代了雷州港。由此可见,宋代雷州港的衰落与其在对外交通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息息相关,雷州港在对外交通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不够好,是其在宋代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

(三)宋代中原文化对雷州港发展有很大影响

宋代中原文化对雷州港的影响很大,改变了雷州港渔民出海打鱼为生的生活方式,这样雷州港就慢慢失去了它原有的作用,慢慢走向衰落。唐五代之后,中原汉人与闽南人大量迁往雷州,北宋末年,被贬雷州的苏辙在《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的引言中说:“予居康海,农亦甚惰,其耕者多闽人也。”苏东坡撰写的《伏波庙记》也说:“汉宋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聚于此。”中山大学司徒尚纪教授在《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宋元时期,福佬系已自发展为一个族群以后生齿日繁,人地关系越来越紧张,除部分人留在当地谋生外,大批福佬人远走他乡,开始了大规模的民系迁移潮,首先之地即为地理环境相类似的雷州半岛和海南岛沿海,继及东南亚各地……”到宋代,汉民已经成为雷州半岛雷府民系的主体。南宋末年,30万军民随南宋朝廷逃至雷州半岛,宋亡后,不少人散居在雷州半岛各地。宋元年间(公元1078-1085年)雷州府发展为91274户,27万人。移民不仅使雷州半岛的组群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也推动了雷州半岛的大规模开发。尤其到了南宋,中原动荡,北方兵祸连结,偏处南方的雷州半岛相对稳定,移民增加,农商繁荣,交通便利,已成富庶之地。道光时期撰修的《广东通志·雷州府》指出:“州多平田沃壤,又有海道可通闽浙。故民居富实,市井居庐之盛,甲于广右。”移民潮带来了汉化高潮。还有唐宋时期中原王朝的贬谪官员,他们在雷州体恤民情,爱护当地老百姓,并设学官,置书院,教化民风,培养青年才俊,他们成为中原文化的传播使者与重教兴学的先驱。流人带来的中原农耕文化,闽潮移民带来的具有海洋特色的闽潮文化,与土著文化交汇融合,彻底改变了唐朝以前以土著文化为主要内涵的半岛文化。宋代开始中原文化开始不断渗透到雷州半岛,农耕文化影响了人们的观念[5](P67-68)人们开始慢慢改变以出海打渔为主的生活方式,这样雷州港就开始慢慢失去了它的作用,逐渐走向衰落。

此外,岭南的封建文明开发,起步迟于中原。就广东全省而言,秦汉以后虽然番禺(今广州)发展较快,而大部分地区在唐宋时期还是较为落后,以至于成为朝廷贬谪流放仕宦之地[6](P75)。雷州古为“蛮烟瘴雨”之地,谪官贬宦流放之所也。志书称:“雷地僻于海,俗尚朴野,宋时为明贤贬谪之乡,声明文物多所濡染。”而后人所谓十贤,即宋代谪居或因贬谪路过雷州的十位名相贤臣。他们大力倡导读书学习之风,传播了中原文化,并自此兴办教育,县有书院,乡有社学,重教兴文[7](P44)。“遂溪风俗,视海康尤朴,其田野腴而旷,农窳于耕,商獠猥骠,性多轻悍……巨族多建祠堂舍祭,新妇谒祠,子姓毕集,有尊祖聚族之义。”[8]这些都深深影响了雷州人民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可这个开发的积累渐进的进程,到了明代才是一个飞跃转变的时期。即使有所发展,与粤中、粤东等地相比,还是相对落后。

(四)宋代时期其他港口的兴起对雷州港的冲击很大

宋代时期雷州港之外的其他港口,特别是泉州港的兴起与发展,也是促使雷州港走向衰落的原因。

雷州湾外有东海岛、硇洲岛等海岛为天然屏障,避风条件好;港内水域相通,港池开阔,航道水深,且有南渡河、通明河、武乐水三条内河通往港口,海运与内河航运相连,形成港口的条件甚至还要优于雷州港[1](P3),虽然没有发展成为宋代时期对外的主要港口,但是对雷州港还是造成一定的冲击。此外,宋代泉州港的迅速崛起,是雷州港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两宋之交,泉州港迅速崛起,一时甚至凌驾于向来称雄的广州港之上,自泉州出海的多桅帆船舰队,往往驶抵西亚和东非海岸。“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扩大,使刺桐港声名大噪,成为世界大港口。[9](P87)哲宗绍圣二年(1095),泉州永春县知县江公望在其《多暇亭记》文中,描写了泉州城的海外贸易状况:“希奇难得之宝,其至如委。巨商大贾,摩肩接足,相刃于道。”当时在城人口大为增加,到徽宗宣和初年,泉州城内外画坊八十区,人口已达五十万多。建炎以后,泉州港因没有遭受宋金战争的严重影响而继续有所发展。首先,泉州市舶司在国内市舶本钱的分配份额方面,已具有独占鳌头的趋势。高宗建炎二年(1128),朝廷给度煤、师号二十万贯付福建路,十万贯付两浙路充市舶本钱。数年之后,经广南路的请求,才付给它空名度碟三百道,紫衣、两字师号各一百道充作市舶本钱。南宋前期,度牌每道售价在三十贯至二百贯之间与师号售价不详,可能稍贵。但即使全部以最高价格二百贯计算,也不过八九万贯。市舶本钱是港口经济标尺的重要一环。由此可见,泉州市舶的发展程度,一时已超黔广州,跃居全国首位。孝宗乾道三年(1167),朝廷又于福建路泉、漳、福、建州、兴化军上供银内,截拨二十五万贯,专充抽买乳香等本钱”,交付泉州市舶司。泉州港的市舶本钱,又上升到新的高度。泉州港设立市舶司后,在国家行政机构的组织和财政力量的支持,以及其他多种因素的交叉作用下,海外贸易急速增长,泉州港迅速崛起。这个势头大致在高宗、孝宗和光宗三朝持续发展。泉州市舶司的设立,使泉州港的海商和船民可以就地办理出海手续,并藉以合法地回帆本港。这为他们集散商品、雇募梢工和尽量减少商业利润的无谓耗损,提供了有利条件,自然促成了远航海外的热潮。由于北方人民大量南移,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海上贸易也发展起来,海上运输就成为当时同西亚等地区联系的主要手段[10]。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地处东南沿海要冲的泉州港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成为当时海上贸易的中心,代替了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的地位。

(五)宋代时期的政治、经济以及对外贸易政策对雷州港的影响

一个港口的兴衰主要是受港口所在地当时的国家政治、经济和对外贸易政策的制约。宋代时期的雷州港自然也是如此,其发展与当时宋代的政治、经济以及对外贸易息息相关。

随着南宋的政治中心南移到临安(现在的杭州),经济中心也南移,经济中心都集中到东南地区。此时宋代的经济政策都为东南地区的发展而服务,制定出了一系列东南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在农业方面,宋代官府颁布政策让东南各地均大规模兴修水利。江浙沿海为防海潮侵袭,修筑了护海堤;福建等地也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农具也有所改进,如“秧马”就是宋代创造的新型插秧工具。农作物方面,从越南引进的“占城稻”,已推广到江浙地区,当地农民又加以培育更新,出现许多新的品种。由于水利大量兴修,农耕工具改进和优良稻种推广,江南地区农业生产已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在手工业方面,矿冶业、纺织业、造船业、制瓷业等方面,宋代官府都颁布有关措施使其快速发展,尤其是制瓷业,宋真宗景德年间在浙江龙泉的哥窑建立了官窑,虽然在此烧制出来的瓷器不在市场上流通,可是却是提高了制瓷的技术,在此所造瓷器的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10](P123)在对外贸易方面,却是把东南地区推上一个新高峰。此时的宋代对远在南部的雷州港的发展政策就没顾及那么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对外贸易等方面,所颁发的政策都是略少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了政府相关政策支持的雷州港,发展速度就越来越慢,对外贸易水平也就慢慢降低,雷州港趋向衰落。

(六)雷州港地区的气候以及自身条件对其本身的影响

雷州港地处低纬,热量丰富,三面临海,水汽充沛,极易产生强烈的积雨云,雷暴活动十分频繁,以“雷”著称,是我国著名的三大雷区之一,因雷电引起的人畜伤亡、森林大火、运输工具及设备损害等时有发生[11](P649,P650)。数据表明,年平均雷暴日数各站在84-100天之间。最多雷暴年和少雷暴年差异大,多雷暴年里的雷暴日数超过全年1/3天数,约是少雷暴年雷暴日数的2倍。加上雷州港属热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终年受海洋气候的调节,热带风暴、台风频繁,多狂风暴雨,易酿成灾害。[12]很多对外贸易的商船以及以出海打鱼为生的渔民都不敢贸然出海,就是害怕遇到雷电、热带风暴以及台风。这让雷州港在对外贸易以及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受阻,逐渐走向衰落。

一个优良港口要具备的条件:天然海湾或人造海湾,即有避风港和船舶停靠地;海陆交通发达,便于陆上货物运输及海上货物装卸;有广阔的经济腹地,即拥有充足的货源经济发达区,贸易繁忙,内海湾宽阔水深;地形平坦有利于筑港;交通便利,经济腹地广阔发达,以大城市为依托;水深港阔有利于船舶进港、停泊。而雷州港自身条件不具备形成一个优良港湾,在宋代它并没有广阔的经济腹地,没有大城市作为其发展的依托,它的地形并不是很平坦,地貌条件也不好,而且港内水量也不是特别大,一年的水量受其气候影响,只要遇到干旱天气、台风天气,对外贸易就会受阻。这也是雷州港衰落的原因之一。

三、结论

通观全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自秦汉以后,雷州港取徐闻港而代之,其在对外贸易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直到宋代,雷州港开始衰落,究其原因,当时的经济开发程度、其他港口的相继兴起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宋代雷州港虽衰落,但在生活中似乎未受到当地人民的重视。他们只对世代耕种的土地表现出强烈的归属感,雷州港的衰落若不危及自身利益便任其沉寂。当地人民目光之短浅,雷州港衰落也只是迟早之事。然而部分学者将雷州港衰落的原因笼统地概述到宋元明清时期,却对宋末呈现衰落的原因没有进行详尽描述,这就是本文研究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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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45

A

1007-9106(2016)04-0098-04

*本文为2014年岭南师范学院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唐宋时期雷州港对外贸易研究(WZW1403)”的阶段性成果;岭南师范学院南海丝绸之路协调创新中心项目。
*

申友良(1964—),男,湛江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后,从事中国史、民族史和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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