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根据地“落脚点”的选择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以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为例

孟晓霞，李先明



论革命根据地“落脚点”的选择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以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为例

孟晓霞，李先明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建立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大革命失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但后来由于时势变化，加之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的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付出重大牺牲后，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在之后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中，中央红军一直在不断地寻找新的根据地作为“落脚点”，并最终把根据地转移到“天时”“地利”“人和”的陕北，从而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

革命根据地；长征；中央红军；中国革命

建立根据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长期以来，史学界对革命根据地建立过程及历史意义研究得比较充分，而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选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由此对于革命所造成的影响则明显关注不够。本文拟以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为切入点，从中国的地理、政治格局、历史传统这一宏观的历史场域中探讨一下革命根据地“落脚点”的选择与中国革命的挫折与胜利之间的必然联系。不当之处，敬祈指正。

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根据地总是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必然遇到，却不容易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流动作战”，没有建立根据地的。这类起义往往能够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而取得主动权，但由于不重视根据地的建设，使斗争没有依托之地，不能巩固革命成果，最终难以取得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唐末黄巢、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以及北洋军阀时期白朗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就是这种“流动作战”的典型代表。另一类是建立了根据地的。这样的农民起义也很多，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成功的有秦末刘邦、元末的朱元璋等。失败的当然更多，其中以太平天国起义最为典型，它虽然一度占领了富庶的江东并建立了根据地，但是到了后期，洪秀全以保卫天京为战略，不能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及时转变战略，根据地反而成了拖累，结果以失败告终。相比之下，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重点进攻陕北解放区，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野战军的做法要高明得多，他们于1942年3月18日主动撤离延安，采用灵活的战略战术，最后完全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的重点进攻。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流动作战”式的农民起义无一例外的失败了；凡成功的农民起义都是建立了根据地的。但有的农民起义虽然建立了根据地，却也失败了。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建立根据地；而建立根据地，又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原则：一是“地利”原则。根据地的位置，不能四面受敌，要有险可守；自然资源丰富，并且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样的战略要地从地理布局上来看，在中国有关中、东北、巴蜀和江东。上文提到的刘邦就是因为占据了关中、朱元璋占据了江东而取得胜利的。二是“人和”原则。建立根据地不能是孤零零的一块，而应有许多，并形成犄角之势，且还要有统一的政令。刘邦就是以关中为根据地，然后采纳袁生的计策，派韩信收复河北燕赵故地，彭越占领下邳，卢绾、刘贾占领梁地，彼此互相配合，最终击败项羽。当然，朱元璋的情况有些特殊，与朱元璋同起的有张士诚、陈友谅等，这些人虽不服朱元璋，但却在客观上对朱元璋起了保护作用。历史上刘邦和朱元璋的胜利，正是具备了建立根据地的这几个条件，所以才取得了胜利。三是“天时”原则。建立根据地要应乎“天时”，而“天时”是会变化的，这就要求革命者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根据敌情的变化，及时地调整和选择根据地的“落脚点”。洪秀全就是因为在太平天国革命后期，不能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及时调整根据地的战略布局而失败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长征之前中央红军的根据地情况：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起义部队向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开辟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又相继成立了赣南闽西、湘鄂西以及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根据地都建立在山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其经济条件却都非常落后。至为关键的是，这些根据地大都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而未能连成一片。如井冈山根据地的状况就是：“周围数百里，人烟稀少，土地不肥沃，粮食很缺乏。山上虽然有不少竹木山货可以换取粮食及生活用品，但为敌人封锁，贸易往来完全断绝。”[1]在这种情况下，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来到赣南，后来与红三军和红十二军合编为红一军团，革命力量壮大，士气大大提高。1930年8月，红一军团与陈毅率领的红三军团合称为红一方面军，把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随后统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根据地。据统计，鼎盛时期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四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六十个行政县。“总面积为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为453万。”[2]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展如此迅速，首先要归功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其次就是因为占有“天时”，即蒋介石这时正忙于消灭其他各路军阀，看着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但在中原大战结束后，情况就不同了。就拿中央革命根据地来说，它地处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交界处，虽然这一地区有适合红军进行游击战的山川地貌和发展根据地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由于地缘优势，蒋一直把靠近南京政府的中南各省看做自己的畿辅重地。所以，从1930年10月到1934年9月，他调集主力部队，亲自挂帅，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这注定中央红军在这里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其次，第五次反“围剿”之前，中共中央远在上海，遥控指挥，难以直辖各根据地，致使各根据地之间各自为阵，彼此联系不够密切；另外，自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集团进入革命根据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领导人的先前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被完全否定，从而给中央苏区的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危害。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时既不具有“天时”，也没有“地利”，更不用说“人和”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说，既使第五次反“围剿”取得胜利，蒋介石也会继续发动“围剿”，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是必然的。

二、长征中中央红军对根据地“落脚点”的选择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但当时红军领导人在选择革命根据地“落脚点”的问题上仍然没有清醒的认识。伍修权同志在对遵义会议的回忆中讲到：“1934年春，李德就曾向博古谈话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到湘鄂西去，同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革命根据地。”[3]但后来他们知道，这样的选择是不恰当的。因为在1934年12月，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之后，其战略意图已经被蒋介石识破，他亲任“剿匪”总司令，在苏区以及通往湘鄂西的路上布下了陷阱，以多于红军五六倍的兵力围追堵截。正是在这危急时刻，毛泽东竭力说服临时中央政府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防守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进军。

1934年12月17日，党中央到达黎平，次日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接受毛泽东同志的主张。会议决议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4]但中央红军强渡乌江进入贵州之后，才发现在这里建立根据地虽然有一定有利条件，可与二、四方面军配合协同，然而，这时又遇到新的情况，蒋介石已迅速调集168个团共40万的兵力，紧紧追击中央红军。红军要在黔北立足，首先就要打破敌人汹涌而来的追剿，当时刚入贵州，要在尚无根据地倚托的条件下同优势敌人作战，是十分困难而且很难取胜的。因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改变了黎平会议通过的战略方针，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5]应该说，从地理格局和历史传统来看，到川西及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其一，这儿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因为红四方面军很早就在通南巴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其二，红军可以利用蒋介石和四川军阀以及四川军阀内部的矛盾发展自己；其三，四川地区进可攻退可守，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蒋介石“发觉了我军的战术方针有了新的变化，……研究我军近来的作战特点，规定了‘长追稳打’的战术”[6]，派兵围追堵截。另一方面，川滇军阀利用长江天险，竭力阻挡红军北渡长江，而张国焘又不积极相迎。所以，只能放弃去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对此，陈云批评道：“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地了解和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标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7]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放弃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后，开始率领红军在川滇黔边地区机动作战，粉碎了蒋介石对川滇边区红军的围剿，并最终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

1935年6月12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西部懋功地区会师。此后，党中央先后在两河口和毛儿盖地区召开政治局会议，并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8]实际上，这个决定离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实际目的地仅有一步之遥。但由于蒋介石的“川陕会剿”和张国焘的“左”倾错误，使中央红军未能实现原定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计划。193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甘肃榜罗镇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即“榜罗镇会议”，正式决定并宣布把陕北作为红军战略大转移的“落脚点”。

事实上，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到1935年8月，中共中央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理想的根据地。以何处为“落脚点”，一直是红军在漫漫长征中苦苦思索的一个关乎党的生存发展、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最终红军找到了长征的正确方向——向陕北进发。长征最后以落脚陕北而告终是必然的。上文提到的四大战略要地中，江东地区是蒋介石统治的核心地区，自不必多说。东北地区路途遥远，“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一直把东北地区作为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况且，这儿先前没有经过大革命的洗礼，缺乏革命基础，此地自然也去不得。这样，只有巴蜀、关中两地了。就巴蜀地区而言，虽然这里资源丰富，沃野千里，易守难攻，但当时蒋介石在重庆至宜宾一线上布下重兵，四川军阀也竭力围剿红军。前有埋伏，后有追兵，此时如果强攻四川，就会造成灭顶之灾。最后中央红军也不得不放弃在川北建立根据地的想法。毛泽东何尝不想占据关中一地呢？但是关中地区靠近大城市，西安又有重兵把守，广阔的平原地区也不利于红军的游击战争。因此，中央红军最后选择了蒋介石统治的边缘地带——陕北地区，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三、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始

中央红军把长征的“落脚点”选择在陕北，无论从当时的情况还是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都是中国革命史上的绝妙一笔，它在抗日战争中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9]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不能不归结为陕北革命根据地作为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驻点所发挥的优势。这些优势可以用“天时”“地利”“人和”来概括。具体来说：

（一）“天时”

随着日本扩大侵华，特别是“华北事变”发生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1935年6月，中国共产党及时发表宣言：“宣布对日作战，号召全中国海陆空军与红军携手北上抗日，号召全国民众……共同参加反日的神圣战争。”[10]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又召开了许多会议，形成了一系列的抗日决策，同时充分发动民众，号召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智识出智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以对付中国人民公敌……”[11]34。1935年12月，党中央在瓦窖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中国共产党积极的抗日行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在政治上逐渐取得了主动。西北军的杨虎城和东北军的张学良也被中国共产党所感化，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放弃剿共，合作抗日。

（二）“地利”

首先，从地形上看，陕北地处黄土高原中北部，北与鄂尔多斯沙漠相连，南面渭河流域，西接甘宁高原和六盘山山麓，东以黄河与山西分界，这样的地理位置，给敌人围攻根据地造成诸多困难，有利于红军的生存发展。其次，这儿远离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大中城市，并且不是蒋介石直接统治的地方，因而“蒋介石本人不像长征中追中央红军那样直接插手指挥，只是从战略上作全盘指示”[12]。再次，陕北根据地面积达12.96万平方公里，物产丰富、地广人稀，适合耕种的土地较多。此外还有军队必需的煤矿、食盐储备，这就为中央红军在此立足与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经济物质保障。

（三）“人和”

1．陕北地区具有一定的军事基础

早在1928年，中共优秀党员刘志丹和谢子长就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武装。然后他们经过艰苦的游击战争，先后创建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并最终把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在根据地全盛时期，“其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发展和巩固了20多个苏维埃政权”[11]1。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这里已有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以及红十五军，共7000多人，这都是红军最终决定以陕北为“落脚点”，并将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力量保障。

2．敌人内部貌合神离

陕北地区一直在西北军的控制之下，众所周知，西北军和蒋介石一直是貌合神离，虽然杨虎城曾连续两次发动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但他更以保存实力为目的。蒋介石派西北军“围剿”红军，只是希望他们两败俱伤。蒋介石和西北军、东北军以及其他各路军阀之间矛盾重重，这样，他们就难以统一起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后来的西安事变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3．党内的团结

1935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及时纠正了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统一了全党和全军对敌斗争的思想，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大大巩固了根据地，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后来又经过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内部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

建立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但后来由于时势变化和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在二万五千里的战略转移中，中央红军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根据地，选择最有利的革命根据地就成了长征的牵引力，长征的过程就是不断寻找合适的根据地的过程。中国的地理、政治格局、历史传统在深处影响着长征的路线，长征最后以落脚陕北而告终。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陕北革命根据地一直是党中央的所在地，亦是全国革命运动的指挥中心，也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总的后方基地。正是以陕北地区为革命中心，中国共产党后来领导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1]陈伯钧.毛泽东领我们上井冈山[G]//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资料室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上海师范大学,1977:94.

[2]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

[3]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G]//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红军长征在贵州资料选辑.贵州:贵州社会科学丛书出版社,1983:108.

[4]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1934-12-18)[G]//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阳：贵州社会科学丛书（内容发行）,1983:7.

[5]中革军委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G]//中央档案馆编.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125.

[6]刘伯承:回顾长征[G]//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资料室,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资料室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上海师范大学,1977:284.

[7]陈云:陈云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13-314.

[8]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G]//中央档案馆编.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北京：学习出版,1996:241.

[9]导读编写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44:150.

[1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与蒋介石卖国宣言(1935-06-15)[G].中央档案馆编.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227.

[1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1935-11-28)[G]//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著.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12]晏道刚:蒋介石追堵红军长征的部署及失败[G]//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阳：贵州社会科学丛书（内容发行）,1983:377.

The Influence of the Choice of Revolutionary Base’s Foothold on Chinese Revolution: Taking the Strategic Shift of the Central Red Army as an Example

MENG Xiao-xia, LI Xian-mi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 Shandong)

Establish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base is the prerequisite of Chinese revolution’s victory. After the Great Revolution’s failure, the optimistic situation of nationwide revolution was promoted powerfully by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entral Revolutionary Base. Due to the changing situation and the misdirection of the Wang Ming’s “Left” adventurism, the Central Soviet Red Army was forced to make an great strategic shift after the tremendous sacrifices in the fifth anti-encirclement. In the Long March, the Central Red Army constantly searched new revolutionary base as the foothold and finally transferred it to the Northern Shanxi with favorable climatic, geographical and human conditions so that reverse the crisis of China’s revolution .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Long March; the Central Red Army;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6.06.30

K26

A

1004-4310（2016）06-0138-04

2016-09-25

孟晓霞（1992- ），女，山东青州人，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李先明（1970- ），男，山东济阳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国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