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口译活动的特点

陈纯霞

抗战时期，重庆地区的翻译活动十分活跃，其中口译活动在当时起到尤为关键的作用。为了满足中印缅战区对军事翻译的需求，在渝的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教育部以及各大学等翻译赞助者，有效地组织了规模庞大的译员征调工作，在重庆举办了多期实用、高效、较为系统、突出口译特点的译员培训班，为军事译员的战地双语服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当时战争形势严峻，对军事翻译的需求大，国民政府为了应对形势的发展，在全国陆续征调和招收了翻译近五千人，合称“五千译员”。培训译员是一个相当紧张的过程。当时的重庆译员训练班是典型的美式强化训练，译员们统一经过六个星期的集中培训后就被派遣到军队。部分译员因为外语基础比较好，经过短短三四个星期的集中培训后就被派遣。当时训练氛围十分紧张，有的译员甚至将地方方言误听成外语。“有一天听隔壁两个人吵架，结果一句没听懂，后来才意识到，这两位说的是地道的四川话，我当英语听了。”张良皋笑道。

当时个别有条件的学校是由外教教学，比如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每天教师们会教译员们一般的军事术语和英语对话。部分译员外语基础较弱，常常会因为英语讲不好闹笑话。但是，学校的英语系教授和个别美籍教师要求大家用英语进行谈话，目的就是让学生们克服害怕讲英语的心理。由于各地急需军事译员，周太康和部分口语较好的同学只培训了三周，就被提前派遣到各地。

中共方面，重要的口译人物主要有以下三位。在《中华儿女》杂志上的回忆录，阎明复曾在毛主席身边担任俄文翻译多年，有幸亲历中苏关系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吴莉莉，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认识了埃德加·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七七事变”后，她回国参加了抗日，和史沫特莱一起去了延安。当时，她是毛泽东和史沫特莱的专职翻译。

黄华，他曾作为向导和随行翻译协助埃德加·斯诺完成了名噪全球的《西行漫记》的采访工作。在《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中黄华回忆说，1936年6月，燕京讲师埃德加·斯诺诚邀他同行去陕北采访（当翻译），在那段时期黄华陪同斯诺不但采访了毛泽东，还访谈了上百位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挥员。

国民党方面，重要的口译人物主要有以下两位。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从事文学翻译长达六十余年，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在1941年，陈纳德上校率领美国志愿空军第一大队，来到昆明援助中国抗日。许渊冲和许多男同学一起报名服役，为美国空军担任翻译。在欢迎陈纳德将军的招待会上，翻译不知道该如何翻译“三民主义”一词，许渊冲当即站起来翻译到：“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陈纳德将军听懂了。

曹越华，1943年毕业于重庆北碚夏坝复旦大学文学院外文系，之后被分配到昆明担任英语译员。当时，曹越华和部分译员在昆明东郊的炮兵学校担任翻译教学和军事翻译工作。炮兵学校共有四个教学组，分别是战炮组、通讯组、驮载组、兽医组。曹越华一直在驮载组担任教学内容的翻译工作。1944年7月，曹越华从昆明炮校调往印度，8月初，被分到该部新一军88团第三营当翻译官，后上调到由孙立人任军长的新一军第30师师部翻译室，任中校主任。

口译活动从古至今都发挥着重大作用，对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口译人员不仅曾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而且往往亲身参与塑造历史。军事翻译活动及其军事译员培训是抗战时期尤为关键的活动之一。对抗战时期的口译活动及其相关口译人员的来源特点与规律的研究较少。通过对被长期湮没的历史事实的挖掘，可以弥补中共近代革命史、党史的这一领域的空白。在全民抗日这一战时特殊的环境下，口译人员起着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中外双方在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进行有效沟通的“钥匙”。抗战时期，口译活动具有针对性和独特性。口译史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盛世修史”，期待越来越多的学者为中国口译史研究添上华丽的一笔。

（作者单位：北京电子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