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沙口村历史研究

朱光涌

(唐山学院 社科部，河北 唐山 063000)



蚕沙口村历史研究

朱光涌

(唐山学院 社科部，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在查阅历史资料和实地走访的基础上，对河北省民俗文化名村蚕沙口进行了全面考察和研究。河流环绕和入海口的地理位置使蚕沙口成为古代海运、漕运的必经之地，它也由此获得了渔盐之利。而渔盐资源的划分与渔民作业技术的进步也影响了当地村民的生活，同时妈祖信仰借助海运的发展和政府的推广，成为了当地民众的信仰。

关键词：蚕沙口；渔业；盐业；妈祖信仰

唐山市曹妃甸区蚕沙口村有着独特的渔家民俗文化，是北方妈祖信仰重地，2014年被评为河北省民俗文化名村。蚕沙口村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古时候是海运避风之地和海、河转运码头。笔者在查阅相关历史资料和实地走访的基础上，对蚕沙口村进行了全面考察和研究，以期加深我们对该村历史的认识，从而更好地发掘和传承海洋民俗文化。

一、河与海交汇处的村落

蚕沙口村位于渤海湾畔的曹妃甸区柳赞镇。在当地的地名资料中有如下记述：“蚕沙口：位于柳赞公社驻地西偏北2.5公里处，地势平坦。属盐碱土质。有1 657人，均为汉族。耕地1 080亩。以渔业为主，兼营农业。为蚕沙口大队驻地。据滦县志载，该村在明朝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属滦州柏二社。过去有高姓从山西山后陆洲迁至此地打鱼为生，并建村定居。因从地下挖出蚕状空心姜石和沙粒，村西又有溯河入海口，故取名为蚕沙河口。后简称蚕沙口。”*1984年河北省滦南县地名办公室编《滦南县地名资料汇编》。这段资料简要介绍了当时该村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其向海而生的特点十分突出。蚕沙口村地形图见图1。

图1　蚕沙口村地形图

先看一下蚕沙口村的人文环境。地名资料称，“据滦县志载，该村在明朝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属滦州柏二社”。民国《滦县志》记有“柏二社”*民国《滦县志》卷三《地理·乡村·户口》。，却没有指明蚕沙口村属于柏二社，也未将时间设在明永乐二年。嘉庆《滦州志》载，“柏二社，(距城一百一十里，计村庄一十有七)……蚕沙口”*嘉庆《滦州志》卷之一《疆理·屯社》。。光绪《滦州志》则载，“柏二社……蚕沙口(城南一百里，八十一户，六百零八口)”*光绪《滦州志》卷十三《赋役·户口》。。可见，历史上蚕沙口村应属“柏二社”。据明弘治《永平府志》载：“滦州，民社四十一……南百二十里曰柏家庄社一里、曰柏家庄社二里、曰柏家庄社三里。”结合上文所提到的柏二社相对滦州城的方位和距离，“柏二社”应当是“柏家庄社二里”的简称。又据康熙五十年版《永平府志》载：“京东州县则有社、有屯。土著曰社，迁发曰屯。起于永乐之初，因地多荒芜，召南方殷实户与土人相错而居，遂以名焉。”燕王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使永平府人口凋零，土地荒芜，在永乐初年通过移民填充人口之虚。因而上文所称的“永乐二年”改为“永乐之初”更为恰当。由此可见，王朝的更替也在这个沿海小渔村得到了体现。

再看蚕沙口村的自然环境，“海”与“河”这两大自然环境要素对蚕沙口村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海使其享有渔盐之利和海运之便，而河则是沟通蚕沙口村与渤海湾的桥梁。从图1可以看出，有新、老溯河流经该村的西南方向并由此入海。弘治《永平府志》载：“溯河，在滦州西二十里，南流入海。”*弘治《永平府志》卷之一《山川》。

由此可知，溯河是流经蚕沙口村的一条河流，它是该村由河入海的便利通道，村民可以循此河出海捕鱼。只是溯河的名称后来发生了变化。康熙重刻万历版《滦州志》载：“大泝小泝入于青河：大泝河在州城西十八里，发源卢龙县马家庄经栗园折南……又东南入青河；小泝河，在州城西十二里发源烽火山东港，经拐头山过双山入大泝，达于青河。”清朝和民国时期编纂的《滦县志》中关于大、小泝河的记载与此类似。从该河与滦州的距离和河流的走向来看，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这里所说的大、小泝河即是弘治时出现的溯河，该河的入海方式由先前的直接入海变成了汇于青河再入海。据康熙重刻万历版《滦州志》载：“青河距州东南二十里名马城，又西南二里为南闸头乱泉突起，一派西南行一百三十里……经乐亭县西南马头营达于绿洋沟入于海；一派西南行十六里经破桥……又西南四十里至蚕沙口入于海。此秦汉以来漕运故道，闸迹尚存。”泝河即溯河，汇入青河西南行的支流入于海，这种情况应当一直持续到清嘉庆年间。据嘉庆《滦州志》载：“青河在城南二十里发源自城西五子山东五里许……乱流突涌分为二派，东派出南闸头南行一百三十里经乐亭西码头营达绿洋沟入海；其西派由龙堂寺西南经破桥、三岔口，合泝河水折而西南下沙沟……又西南至蚕沙口入海。”*⑤嘉庆《滦州志》卷之一《疆理·山川》。

不过这种情况至迟于光绪十二年发生了改变。光绪《滦州志》载：“青河在马城西三里，发源于翟家庄之西北……东南经李家大桥、沙沟子、清水等庄(自光绪十二年后皆已淤塞)下流数十里至大青河口。旧志青河在城南二十里发源白城西五子山东五里许……乱流突涌分为二派，东派出南闸头南行一百三十里经乐亭西码头营达绿洋沟入海；其西派由龙堂寺西南经破桥三岔口合泝河水折而西南下沙沟……又西南至蚕沙口入海。”*⑥光绪《滦州志》卷之七《封域上·山水》。

显然，这里的“旧志”指的是嘉庆以前的志书。方志的编写者紧接着感慨道：“据此今昔殊轨，不特上游溷于二滦河，下游亦迥非今之青河矣。”由于河道淤塞等原因，该地区以前的河道走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小泝河借以入海的河流也发生了变化。光绪《滦州志》载：“小泝河在城西十二里，发源烽火山东港……至莲台与大泝河汇；大泝河在城西十八里，发源烽火山西北二十里三港湾庄西……折而东南至莲台与小泝河合并入二滦河。案旧时大、小二泝河俱入青河，今改。”*光绪《滦州志》卷之七《封域上·山水》。

据此，大、小泝河入海的河道改成了二滦河。二滦河“即滦河由蔡家营庄东分而西南流之一大支也……自光绪九年后频岁水灾均由此处决口，汪洋澎湃，沙水俱下，西南行分为数股……经胡各庄、喑牛淀西、荣各庄东、蚕沙口庄西，入于海”*同上。。

以上是各历史时期流经蚕沙口村西的泝河河道的变迁情况。但不论怎样变迁，蚕沙口作为众多河流入海口的地位却一直没变。志载：“蚕沙口达于海：蚕沙口河在州城南一百二十里，天井之别，南入于海。”*康熙重刻万历版《滦州志》卷四《疆理三·山水》。也正因为如此，蚕沙口村成为了南来北往的船只停泊避风的港湾。光绪《滦州志》记曰：“志云潮河东二十里有蚕沙口，一名林里河，又曰交流河，旧时海运多避风于此。”它不特是古代海运的避风港，亦是古代漕运的必经河道之一。志载：“考漕运自三岔河有三道，一由天津经白河至通州，一由娘娘宫经粮河至蓟州，一由芦台经黑洋河、蚕沙口、青河至滦河。是滦之漕乃三岔河之东道也。”*民国《滦县志》卷二《地理·河流》。由此可知，蚕沙口是从三岔河漕运滦州的东道必经地之一。康熙《永平府志》载：“元会通河初开，岸狭水浅不能负重，岁不过数十万石，故终元之世海运不罢。其并海通河者，自三岔河有三道，一由娘娘宫经粮河至蓟州，一由芦台经黑洋河蚕沙口青河至滦州……中统间，因陆运之费，从姚演言，欲通漕，势不可，遂止，而并可漕者废之，但资造船之役焉。”该段文字道出了元代海运和漕运并行的原因。蚕沙口作为“并海通河者”，无论是漕运还是海运都要经过它。同时，海运、漕运的畅通对当地商贸发展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海漕既通，商舟乃集，南北物货亦赖以通，荒瘠之区，稍变饶腴”*康熙二年修，十八年续《永平府志》卷之八《漕运》。。处于海运、漕运必经之地的蚕沙口，必能从中获得益处，从而影响村民的生计、信仰等。

二、濒海地区的生民

光绪二十四年《滦州志》卷十三《赋役·户口》载：“柏二社蚕沙口，城南一百里，八十一户，六百零八口。”民国二十六年《滦县志》载，蚕沙口村有103户，男女共1 105人*民国《滦县志》卷三《地理·乡村·户口》。。两志对比，发现人口增长了近一倍。那么，这些人的生计如何呢？《滦州志》对此作了一个总体的介绍：“滦境滨海之地，东西广九十余里，南北四十余里，皆斥卤不毛，如场之涤，远或十数里，近亦七八里，间有人烟砺墙草屋，村止数家，晒盐捕鱼外，无生业。布粟所需，器械所用，均购之于数十里外。”*光绪《滦州志》卷之七《封域上·山水》。

据此可知，沿海之地皆斥卤，人烟稀少，衣食所需，均仰之于外。蚕沙口作为其中的村庄之一，情况也不外乎此，志载“近蚕沙口二三十里皆盐滩”*同上。。濒海地区“布粟”的缺乏，则导致了该地区粮食贩运的发展。嘉庆《滦州志》载：“商，……其他惟粮店最盛，盖籴于关东口外之有余，粜于西南郡县之不足者也。”*嘉庆《滦州志》卷之一《疆理·风俗》。东北的粮食被贩卖到此处，以接济缺粮之民。民国《滦县志》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记载：“行商作贾惟粮客为最盛，昔自迁安之建昌营运口外之粮由陆路委输开平，以粜于西南郡县之不足者也。至道光初年始改由滦河用梭船(船型如梭)运八沟(即平泉州)之粮委积于城内，以粜于四境之不足者也。而州南八社尤赖之。自咸丰年后，大庄河民船出海，自运关

东之粮，接济沿海一带，粮价稍平。”*民国《滦县志》卷十四《实业·渔业》。由此可见，该地区粮食贩运的路线经历了由陆路到水路再到海路的变迁，沿海居民的参与度也不断提高，最终实现了“自运”粮食，致使粮价“稍平”。

值得指出的是，恶劣的自然环境更能激发起人们改造自然的热情。志载：“沿海之地数万顷，问，以其五谷不生而弃之也。然而民无生计或择稍高之地四围筑堤，堤外穿渠，夏秋之际，积雨于堤内，其卤水下渗入渠，俟二三年，卤性泄尽，堪以施种五谷，乃报认荒田，每段多只五六亩，过则雨水不足以泄卤，遇捻岁所收亦薄，不能与膏壤比也。”*光绪《滦州志》卷之七《封域上·山水》。

沿海地区的人民通过择高地围堤泻卤的方式，改良土壤的性质，将“五谷不生”之地改良成能够种植五谷的地方。这种改造沿海土壤的方法，早在光绪元年就已在临近滦州的天津得以实施。志载：“光绪元年提督周盛传，在小站新城一带引流水涤卤水，挑沟建闸，引溜涮碱，以斥卤之区变为沃壤，垦稻田至十三万六千五百余亩，迄今获利匪浅。若以滦境濒海旷地，仿而行之，其效自当相准。”周盛传改造盐碱土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志书的编写者强烈建议在滦境仿行此法。

海又给了该地区以渔盐之利。光绪《滦州志》载：“海，在城南百三十里……总计东西一百三十余里，海滨有七铺(铺名详盐法)相距或二十里、十余里不等，皆渔户聚网之所……”*同上。该段文字记载了此处沿海渔民捕鱼的地点，即七铺。图2(清光绪二十四年《滦州志》卷首《舆图》)标注了这七铺的位置。从图中可看到在七铺旁，分别画有类似房屋的图例，这说明这里的“铺”设有简易的民用设施，可供出海的渔民停留。民国《滦县志》载：“相传康熙五十八年，始分沿海七铺，某铺以某处为界，某界内为某村某姓之产，排列井井，划界分明，亦犹土田之有经界，相守莫踰。其始必因有利而群趣之，趣之不已，而共争之，争之至烈，始经政府划定界限，使人坚守如今日之七铺，亦视为不动产矣。”*民国《滦县志》卷十四《实业·渔业》。

图2　沿海七铺、盐场、盐滩与蚕沙口道里远近关系图

据此看来，沿海水域如同陆地上的田产一样也被定疆划界，而且，这种做法已推行了一段时间。在这个由利益驱使，沿海海域由“公”到“私”的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或者说，该区域因公共利益划分而导致的矛盾，为政府介入资源分配提供了机会。人们在公共资源分配方面更倾向于相信政府。至于政府是如何划分界限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某界内为某村某姓之产”来看，这种划分有将公共资源划作某村或某姓的私产之势。如柳尖铺为柳尖庄(俗名柳赞)一村公产；高尚铺为柏各庄刘王姓私产；南草基铺为柏各庄周姓私产；河旺铺为蚕沙口、敖上庄、柏各庄、边家庄、领上镇五村，田李高张朱杨桑七姓公产*同上。。但是，在这七铺私属海域之外，仍有属于公有的区域。志载：“曹妃甸(甸，一作殿)为柳尖庄南海中，为以上七铺人之公产，七铺人皆得捕鱼虾。惟距柳尖庄极近，故捕鱼虾者以柳尖庄人为多。”*同上。曹妃甸作为脱离陆地，独处海中的孤岛，被作为公共资源使用，未被纳入私有的范围。但在现实中，因受距离远近的制约，往往是如上文所提到的柳尖庄“近水楼台先得月”。而在沿海七铺的划分中，这一原则有时并未得到执行。如从图2来看，蚕沙口村距离佳伙铺最近，但却需要到距离相对较远的河旺铺捕鱼。也许正是由于沿海渔业资源的“某姓”私产化趋势，濒海渔盐之利往往擅于大户之手。志载：“州属滨海，其利鱼盐……鱼则擅其利于滨海，大户为网铺资本巨万，所息亦有丰歉，丰则谓之熟海，其余河流淀港蒲苇鱼虾之利远不逮也。”*民国《滦县志》卷十四《实业·渔业》。以上所提到的七铺，是大户出资包工从事渔业生产之地。关于民国时期该地区渔工的工作状况，志书有如下记载：“渔工每铺多或百余人，少则数人不等。工资，铺长及驾长每年或百余元。余则渔工，每人每年数十元不等，衣由网主备，但终日与水接触，每人除棉衣一袭外，仅予单裤衩一件。食由网主供给，但除红粮外无他食，惟鱼虾每食不禁，住屋小、地底湿、空气光线均感不足，于卫生未免有碍。”*同上。由此可知，每铺的渔工人数不等，工作条件艰苦。

濒海地区渔业之外的另一大利为盐业。关于该地区的盐业生产情况，明万历《滦州志》载：“旧盐户三百有八，济民场户一百六十有九，归化场户一百三十有九，今分去归化场，止济民场……海壤薄瘠，民方托以苟活，非如河东淮浙之厚价也。”*康熙重刻万历四十六年《滦州志》卷三《则壤·盐法》。这里的盐户当是指专门生产盐的灶户。明初承袭元代的做法，将全国户口分为军、民、匠、灶等不同的户类，并让其承担不同的差徭。关于明初灶户的情况，光绪《滦州志》有详细的记载：“明初创立盐法，置场于近海，编户于州县，而签民为灶，区划海滨地土，给灶户以为恒产，名为灶地；樵采草刍，煎办盐课者，名为草荡；斥卤不毛之地，刮碱取土盘煎池晒资以成盐者，名为滩地。官锅只办盐课绝无民粮，其灶户自置民地名为灶产者照常办纳粮焉(粮即钱粮焉，谓应当马役等役)，免其杂差。”*光绪《滦州志》卷十三《赋役·盐法》。即灶户生产所需的自然资源均由政府统一分配，且不需承担其他差役，但灶户自置民地部分则需承担差役。据此可知，明初虽然不同的户类承担不同的差役，但一旦其置有民地，则需承担民户应承担的差役。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煎煮器皿则需灶户自备，政府不管置办*清康熙二年修，十八年续《永平府志》卷之八《盐法》载：“明洪武二年正月戊申，置河间长芦转运使，郡之四场隶之，曰济民……其盐法灶户自备器皿煎煮。”。

对于盐业收入不如南场的情形，万历《永平府志》记曰：“郡有四场(其一为济民场)，延亘数百里，皆海滨自然之利。然而舟楫不到，商贾不通，非如河东淮浙之厚值也。且北场煎晒较南场尤难，冬冰秋草，昼候干，夜候潮，户无虚口，岁无虚时。”*万历二十七年《永平府志》卷之二《盐法》。这种情形主要是由商旅不通和自然条件限制造成的。就技术层面来讲，沿海地区制盐的两种主要方法是煎与晒，而晒盐法优于煎盐法。康熙《永平府志》记曰：“盐有煎晒两种，晒易而煎难。晒宜南，而北则宜煎，风气殊也。”*康熙二年修，十八年续《永平府志》卷之八《盐法》。

从图2可以看到，距离蚕沙口最近的盐场为济民场。康熙《永平府志》载：“济民：则距分司七十里，使司五百七十里，南滨海，东极潮河接石碑，北至倴城，滦州境西，跨运河连越支延亘百三十五里，中盐坨三……堡三……煎滩八处，灶房八间，浅锅五十四面，草场四处……”*同上。

到嘉庆年间，济民场发生了变化，“州之盐场曰济民，在城南柏各庄，距运司分司三百十里……中盐坨三，今废，堡三，今存煎滩三处，一在新庄一在常坨一在边家灶……”*嘉庆《滦州志》卷之三《则壤·盐法》。其中，三处盐坨已遭废弃，煎滩也由原先的八处改为了三处。到了光绪年间，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滦州产盐处所，旧有三坨三堡，道光间犹存煎滩三处：一在新庄一在边家灶一在常坨。后改煎为晒，坨堡俱废。今归并蚕沙口，开筑晒盐滩共七副半，东西相距二十里许，每滩一副占基二里余，晒盐俱归灶丁，执役护总领之，盐成运至柏各庄(即济民场，据称一百二十里)”*光绪《滦州志》卷十三《赋役·盐法》。。

据此可知，由于制盐技术的改变，道光以后，原存的盐坨盐堡都被废弃掉了，而蚕沙口的位置却得到了凸显。从图2可以看到，在蚕沙口附近有两处盐滩。这其实也是与蚕沙口的自然条件分不开的，上文业已提到“近蚕沙口二三十里皆盐滩”，滦境濒海之地，以晒盐捕鱼为业，蚕沙口又是当地的海口之一，必有从事盐业的灶户。

濒海之地，擅渔盐之利。蚕沙口村作为濒海渔村之一也不例外，直到今天，蚕沙口村仍为向海而生的渔村，不过，渔民的作业技术与手段有了很大的进步。

三、灵与肉共同的寄托

在今天的蚕沙口村，最为有名的民俗文化为妈祖信仰。据当地村民讲，原天妃宫(即妈祖庙)坐落于蚕沙口村西，座北面南。始建以来，历经了明永乐、清乾隆及民国二十年三次较大规模的扩建修葺。天妃宫正殿门楣上有“碧霞元君”(崇祯二年对娘娘加封的谥号)的金字大匾。这一信仰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影响。每当赶庙会，大家都来拜妈祖，请亲戚，吃麻花，唱评戏，拉洋片。上世纪五十年代，天妃宫被改建为学校，拆除了神像。1960年代末，天妃宫连同古戏楼一同被毁。改革开放后，根据老人们的回忆和当时遗留下来的照片，村民重建了妈祖庙。如今，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生日前后，国内外数万民众、客商都会来到这里朝拜。

笔者所见现存志书中最早提到滦州地区天妃(妈祖)信仰的是明万历《永平府志》，志载：“天妃宫，在州西门外。元通海运，祀天妃，滦滨海亦尝有运，故祀之。俗称圣母庙。”*万历二十七年《永平府志》卷之三《寺观》。康熙《永平府志》则记曰：“郭造卿(1532-1593)曰：元通海运，祀天妃。今永乐五年特建宫于龙江关。元海滨所祀未尝禁止也。郡滦滨海，当通海运尤多，旧志具之，俗称圣母庙。天妃宫，滦州在西门外。迁安在治北。山海二。”

从这两段文字来看，二者把明代滦州地区天妃信仰的盛行，都归因于元代滦州濒海地区所盛行的海运。无独有偶，弘治《永平府志》亦有类似的记载：“天妃庙，在山海城南十里南海口，洪武间因海运建，天顺八年重修。”尽管这里指的是山海关地区的天妃庙，但其修建原因亦源于海运，而且，这里的海运更多地是指政府的行为，而非民间自发的海运。因而，这里的天妃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指政府所认可并加以推行的信仰。这一点也可从其距离当地的政治中心较近得到印证。这就不难解释，海上的保护神为何不伫立在滨海地区，却传播到了与海洋并无关系的迁安县。此外，这一信仰也有传承性。元亡明兴，制度文物革替，但亦有不变，其中之一就是海神信仰。这一信仰一直延续到清朝，光绪《滦州志》载：“天妃宫，在西关外。明嘉靖三年重修。”*光绪《滦州志》卷之末《外志·寺观·仙释》。

以上记载均未提到蚕沙口村的妈祖信仰，这是否意味着蚕沙口村就没有妈祖信仰呢？答案是否定的。有诗为证，清(滦)州人史睿《蚕沙口天妃宫诗》云：“年年三月赛天妃，晒网新从海上归；阿姑拈香郎酹酒，风波无恙水田肥。”*光绪《滦州志》卷之七《封域上·山水》。这首诗从普通渔民的立场而非政府的立场记载了蚕沙口村的天妃宫，描写了当地渔民于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诞辰日，从海上归来晒网，信女信男们进香祭酒，祈祷出海平安，收获丰厚的场景。同时代的张灿在其所作《蚕沙口诗》中记曰：“普天渡慈航，多应海滨祷。三月廿三日，胜会香火燎……鼓吹杂铙歌，优孟衣冠姣……杂剧斗纷华，百技競拙巧。众聚似云屯，群观如堵绕。停车齿密排，联绮雁行袅。尽是欢喜缘，嬉游除懊恼。”*同上。作者将三月二十三庙会期间的人山人海，歌舞杂剧齐聚，喧哗热闹的场面描绘得惟妙惟肖。庙会多为民间自发活动，参与者之多，场面之喧闹，反映了妈祖信仰在当地的广泛传播，蚕沙口不仅成为当地妈祖信仰的寄托之地，也成为娱乐文化的中心。借助庙会，各种歌舞杂剧、技艺纷纷登场表演，使普通民众身心愉悦，同时这又是伴友悠游的公共场所，由此扩大了当地公众的活动空间。

蚕沙口村民妈祖信仰的形成自然与该村村民从事海上活动，及蚕沙口作为海运、漕运的必经之地和转运之地有关。该村西边的溯河在当地曾被称作“铜帮铁底运粮河”。昔日元朝兴海运时，朝廷下令疏浚滦河，并设有滦潮运粮万户一职，亦可间接证明这一点*嘉庆《滦州志》卷之三《则壤·漕运》。。而海漕运道的畅通又带动了当地商贸的发展，使它成为南北方商贸往来的孔道。在这一背景下，在南方盛行的妈祖信仰自然而然随着南方信众的北上而流播到此地。在当地流传着元初江浙巨商黄百万贩卖南方货物北上，途经曹妃甸遇险，得到妈祖救助平安到达蚕沙口，因而许愿建庙的故事[1]。且不论这一故事的真实性如何，单说其反映的元初海道畅通、南方商舟北上贸易的历史事实应该是确切的。

四、结语

蚕沙口村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传统以及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在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它身边的海与河，不仅使其享有渔盐之利，也将它与滦州地区甚至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了一起。当海道畅通，南北贸易发达时，该地颇为受益，在南方广为传布的妈祖信仰也在此地扎根发芽，经历了几代人的传承，直至今日庙会盛事远近闻名。透过蚕沙口这个小渔村的渔民生计，我们可以看到，世世代代的普通民众在积极地改变身边的环境。可以说，从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到民间信仰的传布，都离不开民众的参与。

参考文献：

[1]朱永远，朱长波.神龟背上的村庄[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80-82.

(责任编校：夏玉玲)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the Village of Canshakou

ZHU Guang-yo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Tangshan University，Tangshan 063000，China)

Abstract：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has comprehensively studied the history of Canshakou，a famous village of folk culture in Hebei Province，based on both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available and field visits.The location of the village，surrounded by a river and near to an estuary，makes it a good port for water transportation.Thus，it benefited a lot from fishery and salt.The sea sourc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echnology influenced the life of the local people.Moreover，the belief in Mazu，due to sea transportation and governmental support，became the common belief of the villagers.Key Words：Canshakou；fishing industry；salt industry；belief in Mazu

基金项目：唐山市社科联2014年度立项课题(TSSKL2014-79)

作者简介：朱光涌(1980-)，男，山东即墨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K29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6)01-0047-06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6.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