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初女性，我的身体我做主
——盛可以小说《北妹》性别诗学探析

⊙汪保国［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海口　570228］



原初女性，我的身体我做主
——盛可以小说《北妹》性别诗学探析

⊙汪保国［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海口570228］

摘要：盛可以小说《北妹》通过锋利急促的语言塑造了一位不同以往女性写作的原初女性形象——钱小红。作者通过自身的打工经历以独特的叙述语言第一次将中国底层打工女性纳入文学聚光灯之下，《北妹》既是用身体欲望反抗现实性别秩序，又是对以往女性写作的一种突破。

关键词：《北妹》原初女性性别诗学身体

盛可以小说《北妹》问世已有十年之久，然而文艺评论界并没有从文学史意义上以及性别诗学意义上给予足够的评价与重视。这是一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百年历程，未曾有作家像她这样触及中国底层打工女性这一群体且叙述的故事是如此的有力量。对它做出这样评价是不为过的。小说呈现中国底层打工女性的生存困境问题，作者叙说着中国底层打工女性的苦难的故事，这种叙说本身就具有特殊意义。它完全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那样——一个人的私人生活，它述说的是发生在中国底层人民的故事，作品给人坦诚与真实感，很重要的原因是源于作者不受西方话语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写作“传统”的束缚与影响，用自己的生存经历去言说属于自己也属于这一底层群体里的故事。所以，西方有关的女性主义理论在这件作品上存在失语，然而令人担心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在这件作品上同样存在失语，而这是值得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反思的。

一、独特的叙事风格盛可以的语言风格，一开始就具备一套属于自己叙说的语言，可以这样说，优秀的大作家都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如鲁迅的语言风格以及赵树理的语言风格，具有作者鲜明的印记。《北妹》写作于2002年，经历90年代打工潮的她书写此类故事时，不仅仅是在写自己的经历，更是由点到面，写的是这个群体的生存境遇。有人评论她的语言如刀，锋利急促，如火山喷射的岩浆，读来酣畅但更多的是令人焦灼，因为这里面承载着足够深的苦难，它里面抽离出了温暖。

作家盛可以是一位叙事的高手。她的这种叙事方式已经不同于以往固有的三种有关底层人民的叙事方式。第一种叙事模式是怜悯式的叙事，作品不仅包含叙事者自己的怜悯，而且作为叙事者心中理想的读者是对自己所写之人与事要心存怜悯。我们能从作品中感受到作者的怜悯之心，并也让自己对作者所写之物产生怜悯，但是这种叙事难以写出底层群体的真实生活；第二种是持一种零度情感进行写作。作者完全置身于事外，这种外观化叙事策略，看似是零度情感，然而在写作中却很难不带有某种情感，同时这种模式也很难让读者进入故事之中；第三种苦难叙事便是集中放大苦难，聚焦所写苦难，然后突出苦难的灾难性，这是很多作者惯用的手法，但是读完之后，没有难受，只有如同好莱坞大片一样将苦难娱乐化一番，没留下任何印象，更不要说有什么鲜活的形象出现。盛可以的叙事不同于这三种，她既不放大苦难也不处于零度情感写作，然而更多的是以如刀的姿态直面现实女性问题。

1990年女性文学中女性叙事存在一个共同的前提：文化水平素质高、经济能力独立自主，且具有一定艺术鉴赏能力，如果经济和艺术鉴赏前提消失，这些女性很有可能沦落为金钱的附庸。90年代女性叙事往往回避女性与金钱、性别以及意识形态背后复杂的历史关系，而将女性放在温暖的房间之中，回避社会现实问题。这很容易使女性文学写作引入身体享乐与欲望发泄。盛可以《北妹》却以直面社会现实，直面底层女性，直面女性与金钱、性别以及意识形态之间历史关联。

二、理论困境与自发的理论出路盛可以是第一个正面接近并将底层女性纳入中国文学史上的作家，因为之前没人像她这样写作，以前的作品没有像她这样将底层女性放在文学聚光灯下进行手工解剖。这不是西方理论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小传统的那条路，这是她自己的路。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也给中国理论界提供了一个问题。现当代文学深受西方文艺思潮影响，很多作品是用西方的话语逻辑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盛可以这部作品并不是这样，很难用西方理论解释她的作品，或许我们不该用西方理论去阐释，她提供的作品是在向我们自己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所以如何讲述中国故事，我们可以不需要用西方的话语言说自己的故事。

欧洲与中国国情不同，西方大部分阶层是中产阶层，无所谓“底层”。一百年来，中国女性阶层的独特性和现代性不同于欧洲。中国大部分是底层阶级女性，中产阶层很少，中国妇女最重要的问题是妇女生存困境问题。妇女主要面临三个问题，一是来自市场与资本家的压力；二是来自男人的压力；三是来自传统道德观念的压力。讲述中国故事，尤其是中国女性故事，不能回避三个主要压力，我们需要直面现实中女性的生存状态。

我们女性写作第一个问题是贫困人口中的贫困女性。《北妹》关注的是珠三角的“打工群体”，21世纪以来，每年至少有一亿次打工人口流动。文学反映的是人的问题，文学反映的最大多数人的问题应是中国大多数这样的文学需要关注的。

然而，这群人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她们是“被”产生出来的。改革开放后，当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出现困境时候，国家投身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之中，投身于全球化之中。珠三角率先开放“资本市场”，出口初级产品，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充当加工厂的角色，因为当时中国包括现在中国处在劳动红利阶段，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涌入城市，涌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中。北妹这些底层女性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中产生。

珠三角生产的产品是供应给欧美国家，这些商品被中国老板剥削后又要被外国资本家剥削，打工妹承受着世界资本主义剥削，被纳入资本市场之中。资本市场的逻辑是追求最大利润，用最低的成本去生产商品，从而来获得最大的利润。所以会出现压低工人工资、延长工人工作时间的做法，《北妹》中便是如此的行径。他们承受双重剥削，在家门口被美国老板剥削。

三、原初女性，欲望与反抗钱小红的身体并未得到解放，仍旧受到父权的歧视。她为钱打工，用自己的身体去抗争，这并非西蒙娜·波伏娃所说的“身体解放”，而是仅能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武器来反抗。钱小红的身体依旧是男性把玩欣赏的对象，这是不自由的状态，或者说是一个伪自由命题。

钱小红的成长背景：母亲不在，父亲不管，她生存在一个道德真空状态之下，在这种真空下，她对自己的身体也是无知。身体早熟，过早地将她引入性生活，她姐夫在她身体未正常发育的状态下开发她的身体。这也意味着乡村道德的解体和乡村礼义廉耻的秩序的解体。这种解体也意味着金钱的胜利。钱小红的家乡湖南，可谓是一个人文底蕴深厚的地方，近代出现左宗棠、曾国藩等历史文化名人，传统纲常伦理本应该不错，然后观看钱小红所处的环境，已截然不同，从传统走向现代是个趋势，这种趋势下的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个人也难以避免，钱小红走上一条本应该不是她走的道路，然而又成了一次机会，使她有了成为原初女性的前提。这种女性处于道德无知与性无知的双重境遇之中。

钱小红的身体属于自己，听从自己身体的感受。此种身体状态与原初道德水平下的身体状态相似。她对性的追求听从自己身体的感觉，不理解她的人认为她是“放荡”之人，但作者呈现出的是一种“本真”状态。她没有感觉到与姐夫因“偷情”而带来的羞耻感，而发现自己因性而对身体产生的感觉。以及后来与民警马小明之间的关系均是为了听从自己身体原初感觉。听从自己身体原初感觉可以说是原初女性标志之一，钱小红就是这样的女性，与众多男性之间的性行为均是听从自己身体的原初感觉。钱小红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父权社会通过各种说教来控制女人身体，市场社会也能通过市场逻辑控制女人身体，然而钱小红听从身体原初感觉，冲破这些“控制”，她的身体她做主；其次，她没有在市场逻辑中失去尊严。原初女性也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社会对自身评价下追求向上的渴望。钱小红离开农村去东莞打工是为了“新生”，她为了追求一种做人的尊严，她想学习去读夜校，无论旁人怎么冷嘲热讽，她都保持向上努力的心态；第三，她不受道德约束，这种真实来源于她的生长环境。钱小红没有道德约束，是有前提的，有些是不能卖的，正如她自己的身体是不能用来卖的；第四，她具有同情心，她帮助别人，也对帮助她的人心存感恩。帮助在医院跳楼的发廊女孩，并鼓励她另寻谋生之处，同时对帮助自己的民警朱大常也心存感恩之心；第五，钱小红对男人的看法很真实，也很接近社会底层男性，小说中出现的朱大常、马小明、廖正虎等底层男性，没有将他们妖魔化。像钱小红这样的底层打工女性的群体，直接压迫她们的是男人，但在写对男人的看法时并非那样固化；第六，她存有姐妹情谊。女人之间有小群体，有同性之间的情谊，小说中东莞旅店里的妓女群体虽然看似没到道德，但有姐妹情谊，她们一起凑钱去救被抓的同伴，这些显得如此真实。钱小红与李思江从县城到深圳，一路上相依为命，有情有义。这两个人最后没有自杀，没有对这个社会产生怨恨报复之心，而这个姐妹情谊起到重要的暖心作用。

盛可以的小说语言刚猛，她的语言是日常生活语言，这种语言通过钱小红这角色而被言说出来，它是不加掩饰的话语，这种日常生活语言并不是钱小红她自己“借力打力”——借用男人话语来戏论父权，而是不被父权话语所能约束的语言，日常生活语言在钱小红这里变成了她自己的语言，并非仅供男人所使用的，钱小红可以自由地像男人一样说着日常熟语与看似不是女性所讲的言语。另外，小说的叙述语言是从女性视角而言说出，对事物的看法均是从女性视野去观察，从女性视野写作在女性写作中并不缺少，然而却很少像盛可以这样从底层打工女性这一视野去叙述底层人民的生活。

盛可以小说《北妹》塑造了这一原初女性形象，是对以往国内女性写作的一次新的视野与反思。女性写作不仅只是些“茶杯里的风波”，也不仅仅是“西学东渐”下的产物。国内女性写作有其自身独特之处，也许盛可以的写作验证了这点。她是第一位正面接近并将底层女性纳入中国文学史上的作家，因为中国以前没有人如此写作，以前的作品没有像她这样对底层女性投以聚光灯。

然而，小说塑造出这一原初女性的同时也给我们抛出这样的疑问：女性可以这样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欲望吗？一方面，钱小红是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之下的女性，如果这样的环境发生改变，女性又将会呈现何种姿态？所以，道德仍旧需要，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道德秩序仍是维系社会的一个重要纽带；另一方面，钱小红这样的女性身体既可靠又不可靠。可靠的是她们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身体，去为自己的身体感觉也好，还是去为了金钱也罢，都由自己控制。但是身体被当作一种资源后，女性身体又变得不可靠，她们的风光期正是女性的青春期，女性的身体状态如果仅以青春期为活力建立起生存模式，这种模式必然会坍塌。《北妹》这部作品仍然把女性活力建立在女性青春期之上，建立在女性的丰乳之中，这样的女性怎么可能不以悲剧告终？所以，钱小红在未来仍是没有出路的，然而，女人的出路不是作家所要考虑的问题，而是需要众多有能力改变社会的人去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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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虹.后女性写作：消费时代的性——身体话语［J］.文艺评论，2005（4）.

［6］陶己.点评盛可以：轻到重时重为轻［J］.广州文艺，2006（8）.

作者：汪保国，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辑：魏思思E-mail:mzxsws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