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女拜寿》与《李尔王》看中西方迥异文化

⊙张国清［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南京　211169］



从《五女拜寿》与《李尔王》看中西方迥异文化

⊙张国清［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南京211169］

摘要：文章从官场与家庭、婚姻与门第、血缘与亲情以及欣赏习惯等众多方面入手，以对比研究的方法，对《五女拜寿》与《李尔王》这两部剧作进行了深入解读，揭示了蕴含于其中的中西方民族不同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官场与家庭婚姻与门第血缘与亲情欣赏习惯文化元素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而文化的脉搏连着民族的心脏。世界各国的文化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也表现在《五女拜寿》和《李尔王》这两部剧作中，其具体表现为官场与家庭、婚姻与门第、血缘与亲情的复杂关系和不同的欣赏习惯等众多方面。

一、官场与家庭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在社会与个人的相互关系上，把重点放在个人者，是谓个人本位；同在此关系上而把重点放在社会者，是谓社会本位。个人本位的社会尤以英美为明显例子，而社会本位的代表则以苏联为典型例证，而中国则是一“伦理本位的社会”①。所谓“伦理本位”，是指由家庭生活所产生的人伦关系推及渗透到社会各层面而成其基本结构的社会与文化特征。因此，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家庭矛盾往往折射出官场的政治纷争，家庭又十分敏锐地受到官场的影响而成为它的晴雨表。“一人得道，鸡犬飞升；一人失势，全族遭殃”的描述，恰恰印证了这一独特的中国文化元素。

《五女拜寿》就是从家庭成员伦理情感的演变，将家庭命运和国家命运有机地融为一体的。“花树同园不同根，我与那姐妹并非一母生。想当年生父惨遭严嵩害，救孤女多亏叔父杨继盛。”②这段唱词道出了杨三春的身世和家庭关系，也使观众了解到她眼下的境况是由政治斗争所造成的；“富而无骄贫无谄”“不想攀龙附凤”③的邹应龙是有品节的君子，所以要忍受岳母的白眼以及势利眼婢女们的奚落，是因他胸怀鸿鹄大志，要等机会向杨继盛面献除奸之计；杨继盛未扳倒严嵩反遭斩首，杨继康受到株连，家庭命运从天上掉到了地下，也只因“一人失势，全族遭殃”。由此可见，官场的政治斗争深深影响了个人的家庭生活，并渗透于各家庭成员关系之间。另外，在政治斗争环境下，家庭矛盾呈现出新的变化。起先，身为户部侍郎的杨继康因不满严嵩专权，有意告老还乡。他的女儿女婿们争抢着奉养他和老伴，都摆出各自最有竞争力的条件。而当其受到株连被削职抄家、无家可归之时，其亲生女儿女婿们又将其拒之门外。何以如此？一是二老有积蓄；二是当时官员告老还乡，虽无重权，尚有人脉。而一旦被削职抄家，非但失去了原本的这些优势，还要背上一个“罪臣”的恶名。可见这个家庭与官场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折射出朝廷内部的矛盾及由此产生的势力格局：支持杨继盛力除奸党严嵩的，以邹应龙和杨继康为代表；畏惧奸贼、胆小怕事、明哲保身的中间派，以陈松年为代表；趋炎附势、为虎作伥的恶贼奸党，以认贼作父的女婿俞志云为代表。

而《李尔王》所展示的是个人本位社会，其中大小人物多带有个人本位特征。老王李尔感到身心疲惫，不想为国事所累，但还想继续保住自己的权威。因此，他从个人意愿出发，将国土分给女儿们。而当小女儿没有按照他固执己见的规则去做时，他由着性子将她逐出家门。在高纳里尔和里根的眼里，李尔不是父亲，是王，她们觉得自己只是他的奴才，因此她们能够为了个人利益对他屈意承欢、阿谀献媚，甚至在目的达到之后，减掉其随从卫兵并将其驱逐荒野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孝。而已婚伯爵格罗斯特一时冲动搞了一场“销魂的游戏”，结果就有了私生子爱德蒙，而这个私生子为了发泄私怨、谋取私利，设计并实施了系列计划，不惜残害父亲与哥哥。而在这期间，公主出身且已身为公爵夫人的高纳里尔和里根竟然红杏出墙，同时爱上了爱德蒙，还为他争风吃醋，甚至相互残害。由此看来，在当时的那个社会，家与国的概念是他们十分漠视的，其个人意愿才是行动的准则与动力。这与《五女拜寿》中表现出的家国念完全不同。

二、婚姻与门第

婚姻与门第的结合，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表现。门第的含义，是指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等级和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等。中国古代社会中上层社会家庭在考虑子女的婚姻问题时，首先考虑的是未来亲家的门第，也就是门当户对。门当户对的婚姻使得世家大族强强联合，尽享优越的物质资源和政治资源，这种由门第缔结的婚姻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政治关系。这一特点在《五女拜寿》中得到了印证。身为户部侍郎的杨继康在选择女婿时定然要看对方的门第：长婿俞志云为尚书公子、状元种子；次婿丁大福是苏州首富、有财有势；四婿陈文新和五婿陈文华，是前朝相国之后、礼部侍郎陈松年之子，皆为杭州才子、江南名士。杨继康与陈松年既是同窗又是同年，同朝为官二十多年。可见，这四位女婿不是“权贵”就是“财富”，是典型的门当户对的婚姻。而三婿邹应龙初为一介贫士、穷酸秀才，所以为人不齿；而一旦腾达则为乘龙快婿、门户即等。这一传统的文化元素，也是导致本剧官场与家庭难解难分的主要因素。

在莎士比亚反映婚姻爱情的剧作中，婚姻双方考虑的不是门第问题，而多为种族问题（《威尼斯商人》）、家族矛盾（《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尔王》似乎也不存在这种婚姻关系。李尔王高高在上，在他眼里，公侯伯子男都是他的奴才，他要的是服从与尊敬。在这种情况下，又有哪个门槛能与他门当户对呢？长婿奥本尼和次婿康华尔都是公爵，前来向小女求婚的是国王和公爵。法国国王娶走具有个人魅力的考狄利娅，一方面可能这是作者在演绎一种新的婚姻理念，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是李尔王的政治外交手段。

表面看来，身份显赫的李尔王与杨继康在嫁姑娘时都要考虑门第问题。但他与杨继康有所不同，他是王，而杨继康是臣。杨继康不仅需要靠门第高的亲家形成人脉在官场上左右逢源，等老了还需要有钱有势的半子来孝养，而李尔王并不需要这一切。这正是中西两种文化的不同所造成的。

三、血缘与亲情

“血缘”是由婚姻或生育而产生的人际关系，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兄弟姐妹关系，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其他亲属关系。“亲情”是人间最无私、最真诚的一种感情，它重在“情”字。血缘与亲情之间，一般来讲，血浓于水，有血缘的应该有亲情。但这并不绝对，有血缘不一定有亲情，无血缘不一定没有亲情。血缘可以成为亲情的基础，而亲情又可以超越血缘。亲情可以消除隔阂，而血缘却不一定行。

中国社会一向有重视血缘和亲情的传统，在两者之间，对血缘的看重往往胜过亲情。《五女拜寿》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民族文化元素。当家人禀报：“禀老爷夫人，苏州大小姐大姑爷、二小姐二姑爷，杭州四小姐四姑爷、五小姐五姑爷一齐进京拜寿来了！”④杨氏夫妇异口同声地说道：“快快有请。”而当家丁禀报：“禀老爷夫人，三姑爷三小姐拜寿来了。”⑤杨夫人马上表现出不快，而杨继康向家丁说道：“吩咐他们进来。”前面是“快快有请”，后面是“吩咐他们进来”，不同的话语表现出他们对亲生女儿和没有血缘的义女的不同态度。杨夫人多次表现出对非血缘关系的轻视，如在义女三春未来之前，她说：“我四个亲女儿够了。”⑥在得知三春两手空空前来时，又说：“哼，这个领养的野丫头，嫁了个穷书生流落天涯，她来做甚？”⑦尤其是当三春教训出言势利、没有规矩的婢女夏莲时，她竟然以“不孝”的罪名将三春夫妇赶出门外。杨夫人如此绝情以至于后来自己都觉得“路已走绝”。相反，该剧还表现出对亲情的重视。尽管为义女，尽管总是遭受养母以及二姐双桃的白眼，甚至还要忍受势利婢女的奚落与不敬，杨三春却有一颗感恩的心：“爹爹收我螟蛉女，没齿难忘养育恩。”⑧这深重的感恩之情就是亲情，它能使人不计前嫌而消除隔阂。因此，后来当杨老夫妇投亲遭拒、走投无路、濒临绝境之际，义女三春喊着“爹、亲娘，儿来晚了！”⑨将二老接至家中悉心奉养。剧作家对人物之间血缘与亲情的处理，颠覆了“血浓于水”的传统误区，热情地讴歌了超出血缘的人间真情。这一处理非但不影响对传统的发扬，反是对博大的民族心理的礼赞。

西方社会更重视利益和法律，在利益和法律面前血缘和亲情失去了价值。李尔王与其三个女儿均存在血缘关系，但当他的三女儿没有说出满足他虚荣心的花言巧语时，他断然取消了她的土地继承权并将其远嫁异国；而当他的大女儿和二女儿违背诺言对他百般刁难时，他竟恶毒地诅咒她们——造化的女神，取消她的生殖的能力，干涸她的产育的器官！”⑩“不要让一颗忘恩负义的人类的种子遗留在世上！”⑪似乎怎样都难解心头之恨。三姊妹之间存在血缘关系，而眼看着自己的亲妹妹考狄利娅被父亲轰出家门，高纳里尔和里根不但不为之说情反而幸灾乐祸地说，“妹妹今天空手跟了汉子去也是活该”⑫；为了独享“爱情”，亲姐妹争风吃醋、相互残杀。作为私生子，爱德蒙与格罗斯特是有血缘关系的。但依照法律，私生子没有土地继承权，尴尬的出身已让爱德蒙痛苦不堪，而更令他难以忍受的是父亲提起他时那种戏谑的口吻；爱德蒙与爱德伽是有血缘的同父异母兄弟，但为了个人利益，亲兄弟挡路也要除掉。《李尔王》中父放逐女、女驱逐父、兄弟仇杀、姊妹相残的丑剧，彻底暴露了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民族心理的痼疾。也许你会提到考狄利娅救父、爱德伽救父，那只是作者为挽回人伦而点亮的希望之灯罢了。

我们通过观察分析两部剧作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剧情当中的精彩表现，可以看出中西方不同民族在血缘和亲情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结局与欣赏习惯

好的戏剧作品，故事必须要“完整”，这是亚里士多德戏剧理论所要求的。《五女拜寿》与《李尔王》的故事都是完整的，但结局却不同。在《五女拜寿》末场，邹应龙在朝廷上终于参倒祸国殃民的严嵩，杨继盛平反昭雪。杨继康官复原职，牡丹厅重开寿筵，义女三春上升为主角，势利女双桃被母骂羞愧跑掉，翠云被杨老夫妇认作义女，杨府又上演了五女拜寿一幕；而在《李尔王》的结尾，考狄利亚带兵回国欲救助精神崩溃的老父李尔，但战斗失利，她和李尔都被关入地牢。之后虽然恶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考狄利娅却被秘密处死，痛失爱女的李尔也悲伤至极死去。

尽管在取材、情节气氛等方面具备了悲剧元素，《五女拜寿》与中国其他的传统戏剧一样，有着一个大团圆结局。有人认为，中国戏剧没有真正的悲剧，就连《赵氏孤儿》与《六月雪》那样的悲剧，都有赵孤复仇、窦娥终得昭雪的结局。究其原因，不外有三。其一，作者的创作目的之一是要抚慰观众与读者的心灵。在谈及中国人的欣赏习惯时，王国维认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⑬同情弱者、匡扶正义的民族心理，使观众往往觉得剧中正角是他们自己，他们就是邹应龙、杨三春、赵孤和窦娥。其二，反映历史的真实。《五女拜寿》所依据的严杨斗争是真实的历史事件，邹应龙大败严嵩的结局也是真实的。尽管杨继盛的结局是悲壮的，但严嵩毕竟被邹应龙拉下了马。这种结局不只能抚慰观众，也符合历史的逻辑。其三，大团圆结局取决于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由于长期受佛家“历史循环论”的影响，中国人民逐步积淀而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使大团圆结局成为中国戏曲的一种结构模式。有人认为大团圆结局是一种“中庸”态度，这种剧作成了“亦悲亦喜不悲不喜”的怪物，这个说法有待商榷。

《李尔王》同西方其他悲剧一样，结局大多不取“大团圆”模式，反而要悲上加悲。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亚里士多德《诗学》里的戏剧理论影响：悲剧和喜剧要概念清楚、泾渭分明，各自具有不同的审美效果；“悲剧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⑭，暴露其中的可恨可怜，而最可恨可怜的就是亲属之间的仇杀。该理论要求悲剧不仅仅是一种悲痛，而是一种对人性的震撼。可见，西方悲剧定位在拷问人们的良心，用剧中人的悲惨命运，尤其是“高尚”人物之死来考验观众的耐受力。这一点上，《李尔王》做到了极致。

可见，中西方戏剧创作目的的不同、所依据理论的不同，再加上东西方观众欣赏习惯的不同等方面因素，使得二者出现了人物命运的不同、结局的不同。

《五女拜寿》与《李尔王》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在于它们都通过精妙的戏剧手法，从“家庭”视角入手，将目光聚焦于国家的命运与前途，并揭示了病态社会中人性的善恶，展示了东西方民族各自的丰富文化内涵，这正是它们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原因。

①梁漱溟：《梁漱溟全集（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顾锡东著，中国戏剧家协会浙江分会编:《顾锡东剧作选》，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第16页，第3页，第5页，第5页，第5页，第9页，第31页。

⑩⑪⑫莎士比亚著：《莎士比亚全集（九）》，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第203页，第158页。

⑬王国维、蔡元培：《红楼梦评论〈胡适文存〉石头记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⑭亚里士多德著：《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作者：张国清，英语语言文学硕士,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西文学比较研究以及英美文学教学工作。

编辑：郭子君E-mail:guozijun0823@ 163.com

基金项目：本文为金陵科技学院博士/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编号：jit-b-20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