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田千秋风雅颂
——温州博物馆馆藏古砚品赏

□高启新

砚田千秋风雅颂
——温州博物馆馆藏古砚品赏

□高启新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wo types of inkstone collected by Wenzhou Museum. One is Biyong inkstone produced by local Ou kiln in Wenzhou, while the other is Celebrity Inkstone and its delivery and handling figures will also be introduced.

明代高濂在《燕闲清赏笺》一书称点“砚为文房最要之具”。砚与“研”谐音，是一种研磨器，既可是琢磨玉器，也可当为石器的抛光工具，或者研磨朱砂等。纸张使用前，以刀代笔，写在竹简上，刀片刻钝了边上要一个磨砺的用具。砚如同磨刀石一样，就放置在身边随用随拿。砚与笔、墨、纸的组合为文房四宝，已是唐宋以后的事。南朝萧子显所著的《南齐书·王慈传》中载：“（王慈）年八岁，外祖宋太宰、江夏王义恭迎至内斋，施宝物恣听所取，慈取素琴石研，义恭善。”翻译成白话的大意是，南朝刘宋时王僧虔儿子王慈八岁时，外祖父江夏王刘义恭为了逗外孙玩，摆放了很多珍宝，听任他选取。王慈只选择了素琴、石砚两种，得到了刘义恭的赞赏，此故事表达那个时代所代表的价值取向。但最早的砚台的功能，从考古发现来看，当非文人专属。1980年，在陕西临潼姜寨遗迹发掘出一套绘画工具，其中就有一块石砚，砚上面还有石盖，掀开石盖，砚石凹处有一支石质磨棒。姜寨遗址是一处距今五千年之前的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而仰韶文化时正是彩陶发达的阶段，故此砚台应为当时绘制彩陶的陶匠充当天然色料的碾磨用具。商周以降，刀刻铜铸文字占据主流，春秋战国至西汉，流传的的帛书，即以用笔书写，《墨子·尚贤下》：“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槃盂，传以遗后世子孙。”大至表示当时的几种书写方式。其中“书之竹帛”即写在绢帛上的文书，如1942年长沙楚墓出土帛书（后流失国外），即点墨笔写。值得一提的是1976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纪年（前217年）秦墓，出土了一套完整的书写工具，包括毛笔、笔套、铜削、木削、研磨器和石砚，其中的石砚虽为天然石块，但砚面平正，虽无墨池与内凹处，但与研磨器形成一个咬合的平面，足以说明，当时砚的基本功能已具备。到了东汉，带墨池的三足砚，开始出现。但此时，砚的用材往往是就地取材，对材质并无太多讲究。此时，由于成熟的青瓷烧造在浙江出现，一种以青瓷为特材质的砚台开始流行。在越窑与瓯窑中都有大量的实物出现。砚台经秦汉，越魏晋，到了唐宋，出现了一个辉煌的时期，开始了用广东端州的端石、安徽歙州的歙石，甘肃临洮的洮河石制砚台的历史，生产了著名的端砚、歙砚、洮河砚，合称为“三大名砚”。至清代末期，又将山西绛州的澄泥砚，与端、歙、临洮砚，至此“中国四大名砚”的合称定型。北宋翰林学士苏易简，于雍熙三年（986年）写成一部《文房四宝谱》共五卷，第一、二卷为笔谱，第三卷为砚谱，第四卷为纸谱；第五卷为墨谱。这是我国最早系统介绍文房四宝的专著，从此，笔、墨、砚、纸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代表和象征。明清之后，文人与砚台朝夕相处，成为深入骨髓的一种情节，故明代陈继儒在《妮古录》中言：“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是时，几乎没有文人不爱砚台。砚与毛笔的组合，堪称是文人的另一种形式的佩剑，既有铁肩担道义的凛然风骨，又兼顾妙手著文章的风雅，如同带刀武士，它给文人们是温柔的文胆、叱咤风云的豪气、纵横捭阖的灵感。自仓颉造字之初，天地动鬼神泣，由此，以文字为抓手的读书人，一旦与文字（文化）紧密结合，内心深处也都沾染上仓颉般的自负与得意。因此，与文人们配伍的砚台、砚滴、笔筒、笔架、笔管、笔洗、笔掭、印盒、臂搁、镇纸等装备，也毫无例外的成为中国文人们武装自我的绝妙人生道具。不过，相比众多的文具，砚台与笔墨是最为亲近的，舞文弄墨离不开它，难怪在农耕社会里被读书人亲切的昵称为“砚田”。好像与春种秋收的农夫一样，既维系着生计，也寄托了人生梦想。

一、辟雍砚，瓯窑斯文的岁月

温州从东晋永宁元年（323年）始建郡治，其时，虽有大批文化人名士莅任郡守，其带动一地之风气功不可没，如王羲之、谢灵运、裴松之、邱迟等都任上都有政声。今天，在温州尚留书圣王羲之临池洗笔砚的遗迹—墨池。地名墨池坊即由此得名并流传至今。但我们无法得知书圣所用笔砚为何质何形。不过本土化的瓯窑里却可找到蛛丝马迹。瓯窑在东汉中晚期率先在楠溪江下游瓯江沿岸开始烧制，经三国魏、西晋、东晋、南朝时期，瓷器烧造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从文化层面上讲，此时，书法艺术里的隶草行楷四体都已完备，文人们对书法艺术的不断实践中，对文具在质与量上也有了较高的需求。因此，兼顾了观赏性和实用性、以瓷土或粘土造制的陶瓷质砚台脱颖而出，被文人阶层普遍接受。如从东晋永嘉夏甓山窑出土褐彩铭文残砚（图1），圆形，敛口，薄唇，折沿，平底，下置狮首形或羊蹄形支丁四只，足上点有褐色彩，外壁施釉，底面釉下有“文苑山者”四字，褐色行书体。虽字有残缺，但大致可推测其以文为崇的寓意。同时代的是瑞安市上山根东晋太元十二年（387年）砖室墓出土的瓯窑青瓷砚（图2）。从瓯窑瓷砚的出现之始与永嘉建郡似乎有某种相合之处。瓯窑里另一种型制的砚台为辟雍砚（图3）。这种砚，六朝时期其制作已基本成熟。在隋唐盛行。其特点是，砚面居中，研堂与墨池相连，砚台中心高高隆起，砚台四周留有深槽储水，以便润笔蘸墨之用。因砚面呈圆形且周边环水如辟雍而得名。“辟雍”一词，亦作“璧雍”，本为西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为名。辟雍砚中间不施釉，用以研墨。六朝时，因用矮几，人们席地而坐，为了提高视线与便于使用，特意在砚的下部用为数众多的珠足承托，用以加高砚身。六朝以后，即便桌椅进入日常生活，但辟雍砚高足的特征依然被继承。因此辟雍砚有人又俗称为多足砚。

图1　东晋夏甓山窑褐彩铭文砚

图2　瓯窑青瓷砚瑞安市上山根东晋太元十二年（387）砖室墓出土 瑞安文物馆藏

图3　南朝青瓷辟雍砚

瓯窑是浙南瓯江流域的地方名窑，东汉中晚期在楠溪流域下流一带即开始烧制。随着两晋时期大量北方人口的南迁，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带入东瓯。特别是六朝定都南京，东晋永嘉建郡，学者型的主政者对文风良俗的倡导，使得温州的文化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从目前考古发掘与调查来看，六朝的瓯窑产品里，文房用品的数量与质量都远远超出其后的各个朝代，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这件来自温州瑞安的南朝青釉辟雍砚（图4），砚面没有施釉，呈现着古朴醒目的火石红，底部是一排很具装饰韵味的兽型足，兽足之间是连通的橄榄状孔径，那种迷离的光影斑点令人浮想。

图4　南朝青釉辟雍砚（多足砚）温州瑞安出土

二、王十朋端砚的前世

2010年7月，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文房清玩·历代名砚专场”春季拍卖会上，李辅耀自用三国吴太平元年砖砚，高出估价七倍，最后以78.4万元成交。2015年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吉金嘉会·金石碑帖”专场秋季拍卖会上，同为李辅耀手拓《宋高宗御赐王十朋（号梅溪）之砚》纸本轴（30×49×2厘米）（图5），估价为6万至8万元，最终以8.05万元成交。近年的一些书画、古籍及文玩的拍会常可见李辅耀的东西，而且，行情不错，从无流拍。2004年上海崇源拍的何维朴送李辅耀的团扇山水合册，6.16万元成交，远远高出估价，此外，李辅耀编的图书市场行情也看好。不过此件《宋高宗御赐王十朋之砚》为何要高度关注。因其实物今藏温州博物馆（图6、7）。按拍卖会上对此拓片的描绘：拓本有鉴藏印：怀庐长物（白），李又梅手拓金石文字（朱），余性端而寿古（朱）， 宋砚斋（白）， 定叟（白）。 此砚乃宋高宗御赐王十朋之砚，旧为武林赵氏小山堂收藏，光绪丙申（1896年），李辅耀得之于韩鹤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温州市文物部门从李氏后人处征集，此砚现藏浙江温州博物馆。此本为李辅耀手拓，有其题跋。

朱子常黄杨木雕 东坡观砚

图5　李辅耀手拓 宋高宗御赐王十朋之砚纸本轴

需要交代的是这方砚台跟二个历史人物有关，一为王十朋，一为李辅耀。王十朋（1112-1171年）字龟龄，号梅溪，温州乐清人。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进士第一，是温州历史上第一位状元。生平光明磊落，以名节著名于世。为官忠直清正，力主抗金。因遭主和派排斥，历知饶、夔、湖、泉四州，清廉勤政，政绩卓然，深受吏民爱戴。官至太子詹事。龙图阁大学士。卒谥忠文。《宋史》卷三八七有传。著有《梅溪先生前后集》五十四卷，朱熹代刘珙撰序，将王十朋与诸葛亮、颜真卿、范仲淹等并称，并谓其诗“浑厚质直，思恻条畅，如其为人”。李辅耀（1848—1916年），李辅耀（1848-1916年），字补孝，号幼梅、又梅，湖南湘阴人。以内阁中书改官浙江钱塘江海塘工程局驻工督办。博学多才，工诗，善画。两位事主相隔700多年，因一方砚台有了关联。

王十朋是温州家喻户晓的传奇状元。李辅耀从光绪二年（1876年）出任杭嘉湖道台，辛亥革命前夕离浙返湘。在浙江一地做官的时间达三十多年。与杭州八千卷楼主人丁申、丁丙、丁立诚、丁仁等丁家老少忘年之交；与王福厂、胡镢、许增、吴待秋、吴昌硕等人结下深厚的友情。李辅燿的家族名声显赫，他的祖父李星沅（1797—1851年），字子湘，号石梧，道光十二年进士，始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广东学政，江苏布政使，陕西巡抚，江苏巡抚。1845年升云贵总督、赐衔太子太保。随后调任两江总督。李星沅有5个儿子，李辅燿是其三子李桓与夫人周佩芳所生的儿子。李辅燿的生父李桓（1877—1891年），字叔虎，号黼堂。咸丰年间历官江西九南兵备道，江西粮道兼江西厘局总办。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升江西布政使，署江西巡抚。同治十年（1871年），他应好友方鼎锐、俞樾的邀请第一次出游浙江，在温州乐清知县的陪同下游览雁荡山大龙湫，题写了摩崖石刻“天下第一瀑”。说来也巧，王十朋也是乐清人，如此说来，李辅燿的生父李桓也曾与乐清有过缘份。

再说说李辅耀与浙江与温州的关联，一是他从政良好的官声；其次是晚年做了一件很有影响的义举，既把杭州孤山西泠桥的别墅“小盘谷”捐给了刚成立的西泠印社做场所。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李辅耀父亲名叫李黼堂，他随儿子定居杭州后，非常喜欢西湖边的孤山景致，于是大孝子李幼梅就置地筑别墅，父子都嗜好金石书画，一来二往，别墅就成了杭城文人的雅集之所。而李辅耀的儿子李庸、外孙唐醉石与西泠印社丁仁、王禔、叶铭、吴隐等四位创始人是至交，唐醉石还直接参与了西泠印社的早期的创建，在西泠印社上交官府的第一份报告中就记有唐醉石的名字。当李辅耀卸任准备回湖南老家之际，与李家的小盘谷毗邻的西泠印社名声已传扬开来。出于对金石书画的厚爱，已回乡的李辅耀于1911年，叫儿子李庸来到西泠印社，转达了将小盘谷无偿捐赠给西泠印社意愿。这样，西泠印社的历史上便永远留下他的佳美的故事。

李辅耀是在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1907年8月2日）奉调任温处盐厘金局监理。厘金又叫“厘捐”，或“厘金税”，就是在水陆要道的货物设立关卡征收的一种捐税，职能与当今的税务局有点相同，不过他任职的时间很短。可稽查的资料不多。另外一件事就是前面说到的珍贵的御赐王十朋端砚就是由他保存下来的，此砚长18.2、宽11、高9厘米。呈长方形，背面有三十六星柱，星座，顶露一“石眼”。两侧刻王十朋手书题记：“绍兴丁丑（1157年）三月二十一日集英殿赐第，特赐御铭宝砚，恭作砚颂并诗一章有序。”另一侧为对皇恩的长颂赋，最后有落款“臣王十朋恭识”。关于此砚的传承，杭州著名藏书家“八千卷楼”藏书楼主人丁丙之侄、丁申之长子丁立诚（1850-1911年）曾有记述，他说，砚台是王十朋绍兴二十七年登进士第一，宋高宗特赐以示恩宠，王十朋题记诗颂。砚台辗转后被杭州赵氏小山堂所藏，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天国李秀成部攻陷杭城，对典章文物洗劫，砚台下落不明。李辅耀在杭嘉湖道台时，于光绪五年（1879年）兵丁在疏浚杭州南湖时，无意间得此砚，可惜出土时已断两截，但李辅耀一直视为奇珍异宝而庋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温州文物部门得此线索，从杭城李氏后人处征集而入馆收藏。

Appreciation of Inkstones collected by Wenzhou Museum

Gao Qixin

图6　王十朋端砚温州博物馆馆藏

图7　南宋王十朋端砚馆藏拓片本

（责任编辑：劳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