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漫画中多模态隐喻转喻的意义构建
——基于概念整合理论的个案研究

付梦蕤，吴安萍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学院，浙江 宁波　315800)



廉政漫画中多模态隐喻转喻的意义构建
——基于概念整合理论的个案研究

付梦蕤，吴安萍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学院，浙江 宁波315800)

作为人类对客观世界进行概念化的基本方式，隐喻和转喻不仅存在于语言中，还广泛存在于廉政宣传领域的新宠——廉政漫画中。以反腐倡廉主题漫画大赛的一幅参赛作品为例，同时将隐喻和转喻置于同等地位，以多模态隐喻和转喻互动基础上的概念整合角度，分析廉政漫画语篇中的意义构建过程。廉政漫画的语篇意义构建是以多模态隐喻转喻互动为出发点；漫画涉及三种隐喻转喻互动模式：转喻对隐喻意义的延伸作用、隐喻的转喻理据以及转喻对隐喻映射特征的制约作用；与概念隐喻的双域映射相比，概念整合理论对多模态隐喻的阐述力更佳。

廉政漫画；多模态隐喻；多模态转喻；概念整合；意义构建

一、引言

隐喻和转喻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进行概念化的基本方式。这一观点已经受到众多语言学学者的普遍认同。但近三十年来，隐喻和转喻研究“主要聚焦于其语言体现”[1]2。隐喻和转喻做为人类的基本认知方式，不仅存在于语言中，还存在于图像、声音、手势、构图、造型等交际模态中。如在漫画(主要是图像模态，少量书面语言模态)中，隐喻和转喻被广泛运用，以实现形象化地表达抽象意义这一目的。

漫画以其生动形象、幽默等特征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新闻媒体中以反映社会现象和褒贬时事。近几年来，其运用范围被扩大至反腐倡廉领域，形成了一种新类型，被称作“廉政漫画”。在这些廉政漫画中，因为空间和感知途径的限制，漫画作者必须通过别出心裁的组合或拼接，以隐喻和转喻的方式来传达新创寓意，从而实现感染受众、警醒党员干部、弘扬廉政之风的目的。

因此，对廉政漫画中的多模态隐喻和转喻的意义构建过程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受众真正理解其深层意义和诉求，更好地发挥其批判、警醒和弘扬功能。事实上，虽然廉政漫画备受关注，但至今鲜有学者尝试探究廉政漫画中的多模态隐喻和转喻的意义构建过程。鉴于此，本文以一篇多模态廉政漫画为语料，同时将隐喻和转喻置于同等地位，运用概念整合理论，以多模态隐喻和转喻互动基础上的概念整合角度，分析廉政漫画语篇中的意义构建过程。

二、多模态隐喻和转喻研究

(一)多模态隐喻研究

20世纪90年代之前，尽管有少量研究从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理论出发探讨了图像隐喻，但整体来看隐喻研究基本囿于其语言表征。直至近十年，Forceville等人才开始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内对隐喻的非语言呈现或多模态呈现形式进行了系统研究。大体来看，国内外多模态隐喻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对各种语类的分析(如广告、漫画、连环画、手势语、音乐、电影等)，证明隐喻也存在于非语言符号或多模态符号中，并同时总结出了多模态隐喻的区别性特点——动态性、叙事性、鲜活性，“具体—具体”映射的普遍性等。其中漫画作为第二受重视的语类，受到较多学者的关注。他们主要分析了漫画中多模态隐喻与语言隐喻的一致性，证实了多模态隐喻仅仅是概念隐喻的外在表征，两者的解读过程一致[2]。

第二，运用不同理论框架或其整合来分析多模态隐喻的意义构建。目前大部分研究沿用从语言隐喻发展而来的双域映射理论来阐释多模态隐喻，但越来越多学者认识到了双域映射理论对主要传达新创隐喻的多模态语篇的解释局限性。尤其是对于漫画、广告和电影等语篇而言，因为它们只能依赖视觉听觉等感知符号在非常有限的时空内传达抽象意义和情感诉求，因此更依赖于艺术创新来传达新奇意义。鉴于此，认知语言学家开始运用Fauconnier和Turner[3]的概念整合理论来阐述漫画、广告和电影等语篇中的多模态隐喻的动态构建过程[4]95，[5]

第三，少量学者总结出了多模态隐喻和转喻的互动模式，如 Urios-Aparisi[4]100把Ruiz de Mwndoza与Diez Velasco对语言符号中的隐喻转喻互动模式分类延伸到电视广告语篇中，认为其分析的四条电视广告分别属于隐喻对应要素的转喻压缩、隐喻靶域的转喻压缩、隐喻源域的转喻延伸。而在国内，潘艳艳和张辉认为影视广告中存在四种互动模式：转喻丰富隐喻的含义、转喻呈现隐喻的靶域、转喻呈现隐喻的源域以及不依附于任何隐喻而独立存在的转喻[6]。并且他们都强调了隐喻和转喻在不同的语类中可能会有不同的互动模式。

第四，少数学者对多模态隐喻的表征方式进行了分类。国外的研究只关注了图像隐喻的表征方式，对文字模态考虑不多，语类也主要为广告[7]。而国内的俞燕明[8]和杨友文[9]分别对新闻漫画和海报中的多模态隐喻表征方式进行了研究。

第五，少数研究探究了各种因素对多模态隐喻解读的影响，包括语类、文化、受众的背景知识等[1]8。

(二)多模态转喻研究

对于转喻的研究，一直未能受到重视，仅仅是“论述隐喻时顺便提到”[10]1。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概念转喻研究才受到一定的重视，主要涉及转喻的本质、分类、及其与隐喻的异同和相互作用等[10]1。同样，“多模态转喻的研究相对滞后”[11]16。直到近几年才有几篇文章涉及图像转喻和多模态转喻，且“主要是在讨论多模态隐喻的基础上才提到转喻”[11]16。这些文章聚焦多模态转喻的以下方面：(1)转喻的普遍性。如Forceville[12]在研究广告语篇中的图像隐喻过程中，发现广告语篇中存在大量图像转喻，如产品的logo、名称或产品图像被转喻性地指代产品本身或生产者。(2)转喻的基础性。Urios-Aparisi[4]111，以及张辉和展伟伟[11]20都用实例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隐喻映射的源域或靶域是通过转喻激活的,转喻“在诱发隐喻、制约映射特征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4]96。而Mittelberg& Waugh则直接以“转喻在先，隐喻在后”[13]329为题，运用手势语实例说明多模态隐喻的实现必须先基于转喻。(3)转喻与隐喻互动模式(详见上文第三)。(4)转喻与隐喻互动下的意义构建过程。如张辉和展伟伟[11]21以及赵秀凤和苏会艳[14]都探讨了广告语篇中多模态隐喻与转喻互动下的动态意义构建过程，证明了隐喻转喻互动下的概念整合是隐喻性多模态语篇的整体意义构建的基础。

总结以上，首先，国内外多模态隐喻转喻研究刚刚起步，其中已有不少关注了漫画语类中的多模态隐喻转喻，但语料都是报刊杂志上的关于某政治事件或人物的政治漫画。而在作为政治领域重要组成部分的廉政工作中，廉政漫画日益成为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工具，但关于廉政漫画中的多模态隐喻和转喻研究至今鲜有涉足。其次，上述研究基本只关注政治漫画中的隐喻，而对于转喻只是顺带提到。但转喻是隐喻的基础和理据，且隐喻和转喻的互动是多模态隐喻和转喻意义构建的基础。再次，大部分研究沿用从语言隐喻发展而来的双域映射理论来阐释多模态隐喻，但对于主要依赖新奇隐喻来传达抽象意义和情感诉求的漫画语篇而言，其阐述力不够。

三、基于概念整合理论的廉政漫画中多模态隐喻转喻的意义构建

(一)漫画概述

本文所分析的个案是2011年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和人民日报社《讽刺与幽默》报共同举办的“反腐倡廉”主题漫画大赛的优秀参赛作品之一(见图1)，漫画题目为“养肥再杀”，作者安艳艳[15]。从空间构图来看，该漫画属左右结构：左边以一个头部像猪，但具有人身与人手，能坐立的人的形象占据突显位置；右边以一个身穿西服、手拿公文包、但头部是把刀的人为突显成分。除了首先进入受众注意窗的这两个人物形象外，漫画中的其他物品，如桌子、椅子、手提箱等都组成了背景。

图1　廉政漫画《养肥再杀》

(二)输入空间内的转喻映射

为了理清输入空间1(猪)和输入空间2(官员)内的成分、属性以及关系，我们需要分析两个输入空间内部各自的转喻映射，因为在漫画中，由于空间的限制以及图像表达的局限性——只能呈现出可感观的事物，所以很多情况下漫画不能直接呈现隐喻的源域或靶域，而需要通过转喻的方式激活其源域或靶域[1]6。根据Alac和Coulson[16]的参照点理论，语篇中心和高度突显的项目首先被受众或正在进行概念化的人(conceptualizer)注意到，作为认知参照点，激活/唤起同一ICM或认知域矩阵中另一个不那么突显但与其有临近性的项目/概念(这往往是语篇想要描述的目标)，即为其提供心理可及(mental access)。

在该漫画的输入空间1(猪)中，主要显性成分是长着突起嘴巴和扇形大耳朵的猪脑袋。作为猪的主要部位，也是最有区别性的体貌特征，指代猪本身，即部分代整体或典型特征代范畴；而猪臃肿的身躯说明被喂养的程度；另外因为脸部表情、眼睛和眉毛是内心状态的最直接体现，所以猪张开的嘴部以及上翘的眉毛都说明了其愉悦的心情，属于脸部表情代情感(外观代内质的一种)。另一个高度突显的项目是右边人物顶部的刀，联系到左边的猪，可以激活抽象概念屠杀工具，属于具体代抽象。刀在蓝色的背景下显得尤其亮闪，也转喻表达了其凶残属性，属于外观代内质。而且这把刀置换了本应出现的人头，它可以转喻性地为杀猪这一事件的施事(屠夫)提供心理通达，属于工具代施事。经过隐喻和转喻之后(见表1)，这些成分之间关系是施事(屠夫)—工具(杀猪刀)—受事(猪)，再辅之于标题“养肥再杀”，输入空间1可具体表述为：凶残的屠夫等猪养肥了之后，使用凶残的工具屠杀心情愉悦的猪。

表1　输入空间1的转喻映射

在该漫画的输入空间2(官员)中，主要显性成分是身穿西服、手拿公文包的人，其衣着、配包以及身后的手提箱都代表着商人的典型外观，所以可以激活“商人”这一概念，属于衣着代人或人物身份(外观代内质的另一种)。再加上公文包上的字，使其身份更具体化为“开发商”。其头部本应该出现的脑袋被刀代替，形成了混杂隐喻：“脑袋是刀”。刀的凶残性被映射到了开发商的脑袋，而转喻(脑袋代本性)则延伸了该隐喻意义：从凶残的脑袋到凶残的本性(这是隐喻转喻互动方式的一种，即转喻对隐喻意义的丰富、延伸作用)。他身后的手提箱主要功能一般是容纳和携带文件、贵重财物等，但手提箱上的标记文字“贿”限制了其转喻的靶域仅为用来行贿的钱财即贿金，属于容器代被容纳物。而坐在办公桌后面的猪头人身形象的头顶部带有中国古代的官帽。在“中国古代官场”这一ICM中，官帽是官员区别于他人的主要外观特征，作为参照点它可以为临近的“官员”概念提供心理通达，形成衣着代人或人物身份转喻。再加上桌牌写着“X长”，更说明了其官员身份。而他手里正拿着一些信封，在本漫画语境中，受众会转喻地联想到其功能之一——容纳现金等钱财(也属于容器代被容纳物)，信封上面所标的人民币符号“￥”更进一步激活“钱财”范畴，属于符号代实体。而信封的数量以及手提箱的容纳量暗示着大量的贿金。总之，经过转喻和隐喻之后(见表2)，输入空间2内成分之间关系是施事(开发商)—工具(贿金)—受事(官员)。输入空间2可具体表述为：凶残的开发商使用大量贿金作为工具对付官员。

表2　输入空间2的转喻映射

(三)隐喻转喻互动基础上的概念整合

经过上述多个转喻过程后，两个输入空间的成分、属性及其关系得以扩展，并激活隐喻映射所需的源域和靶域。这是隐喻转喻互动的另一方式，即转喻诱发隐喻并为其提供理据。这些成分、属性及其关系进入各自输入空间(用点表示，见图2)，形成对应关系即隐喻映射关系(用实线表示)。这两个输入空间所共有的抽象结构(施事-工具-受事)被投射到起统领作用的类属空间，同时两个输入空间的部分成分、属性及其关系也被选择性地投射到合成空间(都用虚线表示)，并被组合(层创结构的第一个运作阶段)起来，形成以前不存在的新关系：输入空间1的猪与输入空间2的办公桌椅组合，形成了现实中不存在的新关系——猪是办公桌椅的使用者；而输入空间1的刀与输入空间2的西服和公文包组合，形成另一新关系——刀是西服和公文包的使用者。然后在第二阶段——完善阶段，输入空间1的“猪”概念会激活受众的图式知识，如“愚蠢”“贪图享受”“不能意识到被喂养的原因”和“最终难逃被杀的命运”等属性，以及这些属性之间的因果关系(前两者导致后两者)；以及激活“憨厚”“可爱”“随遇而安”等属性(图2中用其他没有文字标注的点来表示)，但是由于漫画中突显的是猪的头部，即转喻喻体是猪头，而猪头往往和“没有思维”“没有远见”有临近性，再加上廉政漫画的语类规约决定了其往往呈现腐败分子的负面形象，所以只有猪的“愚蠢”“不能意识到被喂养的原因”等负面属性才被映射到“官员”域上；而“屠夫”概念会激活“暂时喂养”和“利益驱动性”这些属性及其手段——目的关系，即屠夫暂时养猪，是在等待猪养肥后实现最终目的——杀猪取肉，从而获取利益。同样，“屠夫”的图式知识通常还包括“野蛮”“身强力壮”等概念(用其他点表示)，但由于转喻喻体是“杀猪刀”，所以只有激活“凶残”“获得利益”等。这都反映了隐喻转喻互动方式之一，即转喻喻体的选择“制约隐喻映射特征”[4]96。上述这些被完善的成分在输入空间内并没有突显，而是合成空间中的模式完善的结果。这些成分属性及其关系都会投射到合成空间中，再反射到输入空间2中：因为官员象猪一样愚蠢、贪图享受，因此他们不知道被行贿的原因，结果是象猪一样最终难逃任人宰割的下场；开发商象屠夫一样唯利是图，其行贿仅仅是手段，是为了象屠夫一样把官员套牢。然后在第三阶段——扩展，受众通过心理模拟，形成原本输入空间都不存在的层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图2中用长方形表示),即本漫画所蕴含的多模态隐喻的意义：愚蠢的官员，若因为贪图享受，不能察觉屠夫一样凶残的开发商目的(通过行贿让其套牢，然后从其处获取利益)，所以接受贿赂，其结果必然是成为开发商的玩物，任其宰割。而且，不同受众还会进行不同的进一步心理模拟：若受众是党员干部就会想象，如果自己接受贿赂，就会成为漫画中的猪，被开发商或其他行贿者套牢，最终任其宰割，难逃法律的制裁，甚至死亡。从而实现本漫画的诉求目的，即警醒党员干部行贿受贿的悲惨后果，使其廉洁奉公，远离受贿。若受众是普通群众，他们则会想象实际生活中的受贿干部也会像漫画里的猪一样最终都会受到惩罚，进而增强对廉政工作的信心，从而也实现了该漫画的另一宣传目的。

图2概念合成图

四、结语

本文运用概念整合理论，从多模态隐喻转喻互动基础上的概念整合角度，分析了一幅多模态廉政漫画的意义构建过程：通过隐喻和转喻的多次互相激活、互为理据，受众建立源域和靶域两个心理空间，再通过组合、完善和扩展，这两个心理空间被整合，并产生层创结构，从而揭示该漫画的整体意义。同时，分析结果表明：( 1)廉政漫画的语篇意义构建以隐喻转喻互动为出发点；(2)多模态隐喻转喻之间存在不同互动模式。而本文所分析漫画涉及三种：转喻对隐喻意义的延伸作用、隐喻的转喻理据以及转喻对隐喻映射特征的制约作用。而这些隐喻转喻互动是多模态语篇整体意义构建的基础；(3)与概念隐喻的双域映射相比，概念整合理论对多模态隐喻的阐述力更佳。因为其层创结构解决了双域映射理论的一个不足——解释不了为什么隐喻意义可能既不存在于源域，也不存在于靶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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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亚君]

2016-04-05

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研究课题“口语多模态教学对提升外语交际能力的实证研究”(2015SCG130)；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院级科研课题“基于启发式隐喻研究法的高职院校教师信念实证研究”(NZ15023)。

付梦蕤(1978-)，男，江西九江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教师发展的教学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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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630(2016)04-004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