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金縢》新探

阮明套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尚书·金縢》新探

阮明套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 陕西 西安710069)

清华简《金縢》提供了研究传世本《金縢》的新文本,清华简《系年》所载周初史事对《金縢》的研究也至关重要。这些新材料澄清了周初重要史事的基本脉络。周公所言“我之弗辟”指诛杀武庚,而非三监;周公遗《鸱鸮》诗于成王未获谅解是因为周公对摄政之事只字未提;最终使成王释疑的是周公以身代武王死一事的公布;成王与周公二人最终和解,进而开创出周人的基业。

《金縢》;《系年》;周公;三监

《金縢》是《尚书》的一篇,它记载了周初重要历史事件,因而受到历代学者重视;但是,该篇记事时间跨度较长,记载内容也有所省略,与周初诸诰文体不类，亦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怀疑,甚至被认为是“伪书”[1](P380)。近年来,清华简第一册的公布引起了学者研究《金縢》的热潮,诸多问题得以澄清,这为此后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由于学者研究视角不同,某些问题并没有达成一致见解,清华简第二册公布的《系年》则为我们解决纷争提供了新材料。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运用清华简《金縢》和《系年》拟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系年》与“我之弗辟”解析

学界一般认为《金縢》成书于东周时期,而其原始材料则源于周代史官记录,因而其记载内容是真实的。那么,历代学者的分歧又是怎样产生的呢?笔者认为这与其所载历史跨度较长、所记史事省略有关；其中,学者对“我之弗辟”的种种误解正是由于忽略此点造成的。该句位于“武王既丧”至“王亦未敢诮公”一部分,现将传世本《金縢》与清华简《金縢》这一部分作如下比对。

传世本《金縢》与清华简《金縢》内容比较

在传世本《金縢》中,“武王既丧”之后紧接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一事,并用一“乃”字,这就容易使人产生两件事情是前后相承的错觉;实际上,此处“乃”字更近似于语气助词,它在句中并无实际含义,这从司马迁对《金縢》的引用即可看出，此句《史记·鲁周公世家》作:“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4](P1828)司马迁并没有译出“乃”字,可谓得矣。因此,武王既丧与管叔等人流言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清华简《金縢》证明了这一点,简本在两件事情之间加入了“成王犹幼在位”一事,但即便如此,文义犹未明晰,司马迁却为我们补充了缺失的信息,据《史记》记载:

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4](P1828)

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4](P1883)

(武王)后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4](P169)

从以上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周武王去世后,周成王虽然即位,但是周公乃“摄行政当国”,掌握着周的实际权力,这是《金縢》所缺载的。试想如果没有周公摄政当国的特殊事件,“公将不利于孺子”一句便不知所云了。周公摄政当国引起了时人疑虑,不仅有管、蔡等人,召公也包括在内,“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4](P1865)。在这种情形下,管、蔡等人提出“公将不利于孺子”的言论就不能仅仅当作流言,它是当时客观情况的反映*这里主要是指此时周公的地位和权势而言,并不是说周公有不臣或者篡逆之心。;既然该言论是客观的,周公会作出如何反应呢,这就牵涉到如何理解“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清代学者袁枚认为:

经文曰:“我之勿辟,则无以见我先王。”训“辟”字为诛辟,则二叔倘已称兵,周公征之宜也,不必为此言;二叔尚未称兵,仅流言而已,周公不可以王师报私忿也。[1](P382)

袁枚总结了清以前学者的研究成果,并进行了辨析;但是他站在怀疑《金縢》篇为伪书的立场,认为经书记载不可信,这从其对“辟”字的分析即可看出。他认为“辟”字若训为“诛辟”,必定要涉及管、蔡二叔称兵与否的问题。如果二叔已经称兵,周公征之宜也,这种假设就其因果关系来说是成立的;假如二叔尚未称兵,仅流言而已,周公若征之则是以王师报私忿。那么,管、蔡二叔是否称兵,假如称兵,又是在什么时间,这是以往研究所忽略的问题,以至默认管、蔡二叔称兵为事实,由此造成了学术史上聚讼不已的两种观点,即“东征说”和“避居说”。清华简《系年》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我们从清华简《系年》所记可知三监实为殷人所杀。因而推断当时的历史情形应该是在商人起兵造反时,以管叔为首的三监起到了监殷作用,并进行了抵抗,但由于力量悬殊,他们最终被商人杀害,最终周公以成王的名义进行东征。在这一史实基础上,我们再回到袁枚的分析上,既然管、蔡二叔只是流言,没有称兵,并且为殷人所杀,那么“辟”字训为“诛辟”是不是也就难以成立了呢,当然不是!由于管、蔡二叔没有称兵,这里的“辟”训为“诛辟”才是最合理的,但是诛辟的对象不是以往学者认为的三监,而是武庚等造反的殷遗民。

正如上文的分析,武王既丧与管叔等人流言之间不存在因果联系,同样管叔等人流言与周公告二公一事之间也不存在因果联系,两件史事之间存在着时间差,我们从清华简《系年》及其他历史记载相结合可以看出。武王去世后,周公摄政当国,引起管、蔡等人不满,流言于国,这时还只是周王室内部矛盾;但是,商王朝残余势力抓住了这一矛盾,他们认为此时是“百世之时也”,进而怂恿武庚起来造反;而三监等人奋力抵抗,最终被杀,这促成了周公东征。所以,周公告二公一事不是在管、蔡二叔流言之时,而是在三监被武庚杀死之后。此时商周矛盾激化,周公将要东征,其所言“我之弗辟”正是指诛辟以武庚为首的殷遗民,这从清华简《系年》得到了证实。

当武庚起来造反后,周公告诉二公说“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这可以看作是周公对二公的战争动员,意在说明东征是为了维护周先王所开创的周朝基业,这一思想在《尚书·大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大诰》是周公东征前对周人所作的战争动员辞,其背景与周公告二公一事相同。《大诰》书序记载:“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5](P197)前人囿于书序记载,多认为它是周公为征伐商人及三监而作。但是,孔颖达已经看出了书序的问题,他根据《大诰》内容指出:“管蔡导武庚为乱,此篇略于管蔡者,犹难以伐弟为言,故专说武庚罪耳。”[5](P198)孔颖达认为《大诰》略于管、蔡,而专说武庚之罪,这是很中肯的见解,但是他认为之所以如此,是难以伐弟为言,则又属推测之词,并无文献依据。我们根据清华简《系年》的记载可知《大诰》略于管、蔡的原因,实是管、蔡二叔已经被武庚杀害而未参加叛乱,所以才专说武庚之罪。

“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大诰》的主旨,即周公东征平叛是为了延续周的基业;“我无以告我先王”这一目的实是要维护并继承周先王基业,这一点在《大诰》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历服。

敷贲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

今蠢今翼日,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敉文武图功。

不可不成乃文考图功。

予不敢不极卒文王图事。

予曷其不于前文人图功攸终。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文王大命。[5](P198-199)

在《大诰》中,周公反复以继承文王大命为己任,只有不使其坠于地才可以“告我先王”;而“告我先王”首先就是要平叛,要诛杀武庚等人,这才是《金縢》“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的真实含义。

二、《鸱鸮》与“周公之志”

既然周公为了维护周王朝基业,不使其坠于地,那么,在平定东方叛乱后,周公理应得到周成王的礼遇才是。而事实恰恰相反,成王不仅没有以礼待周公,甚至还欲“诮周公”,只是畏于周公的权威而未敢,原因又何在?这涉及对《鸱鸮》一诗的理解问题。

《金縢》记载周公东征之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可见,《鸱鸮》一诗乃是周公心迹的表达,他希望通过此诗能够取得成王的信任。那么,《鸱鸮》究竟要表达周公什么样的心迹呢,这涉及到《鸱鸮》一诗的主旨。《鸱鸮》诗序曰:“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5](P394)《诗序》认为《鸱鸮》写的是周公救乱之事,这是正确的;但毛传认为周公所救为管、蔡二叔叛乱,则是错误的,这从清华简《系年》即可知。在这里,周公救乱指的是周公东征平定东方叛乱。我们先看这首诗:

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

学界一般认为此诗是周公以鸟自比。“既取我子,无毁我室”一句,朱熹认为:“以比武庚既败管蔡,不可更毁我王室也。”[6](P93)这是正确的。由清华简《系年》可知,诗句是讲武庚已经杀害了管、蔡二叔,决不能再毁坏周王室了。“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是说周公殷勤于周王室,乃是出于哀闵成王。在这首诗中,不仅没有管、蔡二叔造反的迹象,反而是其被武庚杀害的情形。由于武庚造反,周王室面临着巨大威胁,周公勇于担当重任,果断东征,这便是该诗第一章的含义。

周公东征的艰辛由《鸱鸮》一诗可见一斑。该诗三、四两章以小鸟筑巢的艰辛、遭遇的坎坷写出了东征过程的艰辛。周公以小鸟筑巢来暗示东征的艰辛,表明了东征目的乃是为了巩固周王室的统治,与小鸟筑巢有相似之处。这种艰辛与《东山》《破斧》等诗表现的情形一致。所以从《鸱鸮》整首诗来看,它表达了周公为了巩固周王室的统治,毅然东征,平定了叛乱,而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和坎坷,这就是《诗序》所说的“救乱”、《金縢》所说的“勤劳王家”。

那么,周公这种鞠躬尽瘁的精神为什么没有得到周成王的谅解呢?由于清华简《系年》的发现,我们发现周成王怀疑周公是有原因的。管、蔡二叔所言“公将不利于孺子”的情形在当时是存在的,以管叔为首的三监又被商人杀害,可见,他们忠于周王朝,这就增强了他们言论的可信性。周公为讨伐殷遗民,毅然东征,成为东征的主导者和实施者,这体现出周公的实际影响力,这对幼年继位的周成王来说,确实是一种无形的威胁。周公以《鸱鸮》一诗遗成王,诗中仅是表明了自己勤劳王室的形象,而对于“摄政当国”一事绝口不提,因而并不能消除周成王的疑惑。周成王虽有疑惑,但是畏于周公的权威,“亦未敢诮公”。

那么,《诗序》所指“周公之志”又是什么呢?周公又为什么不提摄政当国一事呢?这是由当时社会实际情况决定的。由“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一句可知周公东征是为了维护周先王所开创的基业,这是“周公之志”。但东征刚刚胜利,社会并不稳定,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周成王还不足以应对这种局面，周公对此十分清楚。所以周公在《鸱鸮》诗中并没有提及自己摄政当国之事,以避免加深成王的疑虑,这在当时乃是一种策略。

三、成王释疑与周代基业

周公遗诗成王并未获得谅解,这是由两人所处的地位和对社会形势的判断决定的。那么,成王是如何消除疑虑的呢,这在《金縢》篇中有明确记载。导致周成王消除疑虑的偶然因素是风雷示变,而必然因素则是周公“自以代王”之志。

“秋,大熟,未获”至篇末是《金縢》最后一部分,主要讲述了风雷示变以悟周成王,致使成王与周公和解之事。风雷示变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宗教观念的认知水平*周代宗教观念的进展包含着非理性因素,这由清华简《程寤》篇即可得知。《程寤》篇记载在灭商之前,周文王之妻太姒作了一个梦,由占卜结果来看为吉梦,周人因此自认为得到了天命,这与风雷示变十分相似。,这从《尚书·洪范》即可看出。关于《洪范》,晁福林认为:“此篇成书于周代史官之手,系周代史官取其所掌握的资料写作而成,而在东周时期的传抄过程中可能混入个别后代的语辞。”[7]《洪范》既然成书于周代史官,当是对社会状况的反映。《洪范》九畴中的第八畴是各种征象,包括雨、晴、寒、暖、风五种,君王行为得当,则自然现象正常运行,反之,则会表现出不同灾异,“这就形成一种宣扬君主行为的好坏能引起气候好坏的神秘的感应说。但这种感应,是源于早期的商周奴隶主对至上神和宗祖神的意志的夸大和引申”[8]。例如“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5](P192)，这些灾异均体现着君王过错;因而,由“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这种反常自然现象,周人意识到成王的行为出现了过错,而这种过错最可能体现在其对周公的态度上,这就促成了周公占卜祭祷辞公之于众,最终促成了成王释疑。

由于周公“以身代王之志”祭祷辞的公布,成王看到了周公为周王朝基业延续而愿代武王去死的事迹,消除了“公将不利于孺子”的顾虑,充分肯定了周公所作所为乃是“勤劳王家”,从而亲自迎接周公。周成王对周公的信任,为周公在东征之后继续施政创造了良好环境,从而有建侯卫、营成周、制礼作乐这些重要措施的实行,进而巩固了周王朝基业,并为其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周公又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为成康之治奠定了基础。这一切成就的取得,皆是成王与周公合力完成的。

根据清华简《系年》的记载,我们对周初史事有了新的认识,从而解决了《金縢》中存在的种种纷争;那么,《金縢》所要表达的主旨是什么呢?自清华简《金縢》发表以来,学者的研究多有所发明,杜勇曾指出:“细绎《金縢》可以发现,周天子始终处于权力核心的地位,位尊权重的周公也只能服从这个最高权力执政。”[9]这可谓是确论,但问题又不止于此。周成王的权威是来自周人长达百年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尽管年幼,但仍为周朝上下所拥护。当周公摄政之时,以管叔为首的群兄弟便发出“公将不利于孺子”的言论,这自然会在周人中引起共鸣,导致周公处于不利的地位。周公虽能果断东征平叛,但又不能不顾及周朝上下对周成王权威的服从,在这种情况下,周公主动向周成王表明心迹,并最终获得了周成王的信任。周公的这些举动,为此后一系列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开创了“郁郁乎文哉”的周代基业。

[1] 袁枚.《金縢》辨[M]∥王英志.袁枚全集(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2] 李学勤.初识清华简[M]∥李学勤.通往文明之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 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M].上海:中西书局,2011.

[4]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5] 阮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 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8.

[7] 晁福林.说彝伦——殷周之际社会秩序的重构[J].历史研究,2009,(4).

[8] 刘起釪.《洪范》成书年代考[J].中国社会科学,1980,(3).

[9] 杜勇.清华简《金縢》有关历史问题考论[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2).

[责任编辑刘炜评]

A New Study of Jinteng in Shangshu

RUAN Ming-tao

(School of History,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China)

The text of Jinteng kept in Tsinghua University is a new version to study the transmitted text. The history of Wester Zhou Dynasty kept in the Bamboo Slips kept in Tsinghua University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tudy of Jinteng inShangshu. Based on the material aboved, we know that “Wo Zhi Fu Pi” said by Zhou Gong means that he was going to kill Wu Geng. After the Dong Zheng, Zhou Gong was not forgiven by Zhou Cheng Wang, because he did not mention that was he regented by the latter. Zhou Cheng Wang forgare Zhou Gong because that Zhou Gong would instead of Zhou Wu Wang to die. At last, Zhou Cheng Wang became reconciled with Zhou Gong and created colorful civilization.

Jinteng;Xiniang; Zhou Gong; San Jian

2015-09-15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5H008)

阮明套,男,河南平顶山人,历史学博士，从事先秦史研究。

【历史研究】

K224

A

10.16152/j.cnki.xdxbsk.2016-04-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