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礼仪中的苏中十番乐

2016-11-19 07:19程桂林刘小萌
人民音乐 2016年4期
关键词:扬剧丝竹锣鼓

程桂林 刘小萌

2012年底,文化部公布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名录,江苏省扬州市申报的十番乐——邵伯锣鼓小牌子名列其中。但据笔者调查了解,如今很多当地百姓却对这一民间器乐品种并不熟悉。由此说明,邵伯锣鼓小牌子作为一个地方性乐种,其生存状况正面临着挑战,入选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同时,也敲响了传承与保护的警钟,亟待当地各级政府部门及音乐学界能对此给予大力扶持和高度关注。为全面了解这一民间器乐品种,笔者利用节假日对其进行了实地考察,先后多次与该“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及乐班成员近距离接触,亲身感受和领略到了邵伯锣鼓小牌子的文化意蕴和艺术魅力。

一、历史及礼俗源流

邵伯现隶属扬州市江都区,是京杭运河线上名闻遐迩的古镇之一。其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底蕴,为民间音乐的汇聚与传播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江苏著名民歌《拔根芦柴花》和《撒趟子撩在外》就诞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清·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十番鼓者吹双笛,用紧膜,其声最高,谓之闷笛……若夹用锣铙之属,则为粗细十番……是乐前明已有之”。据此,今人普遍认为,邵伯锣鼓小牌子起源于明代,形成于清代,发展于民国,繁荣于建国初,是苏中地区独具特色的民间器乐形式。另据该“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年近八旬的王荣堂老先生讲,邵伯锣鼓小牌子是民俗礼仪活动的产物,其发轫和发展与宗教活动密切相关。王荣堂老先生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小时候经常跟大人一起去佛堂烧香,听到的就是这种音乐,而且每次赶庙会都能听到锣鼓小牌子的演奏。另据《甘棠小志》记载,明代邵伯地区道教兴起,大小祠堂、庙宇随之兴建,如嘉靖六年兴建的五圣祠、洪武三年兴建的城隍庙、洪武二十九年兴建的东岳庙、天启元年兴建的玉皇阁等二十多处道观遍布全镇,各种道场活动(如超度、拜忏、驱鬼、镇宅)日益频繁。由于十番乐演奏是各种道场活动的重要仪式和环节之一,因此具有宗教色彩的十番锣鼓、丝竹乐等器乐表演形式逐步得到了发展。这些都表明,邵伯锣鼓小牌子这一地方性民间乐种与宗教活动关系密切,其发轫时间应该不会迟于明代。

如果说邵伯锣鼓小牌子起源于明代,而清代中后期则是其进一步完善和形成一定规模的重要时期。随着道教庙会及民间社火活动的日益增多,邵伯锣鼓小牌子的演奏也日益红火起来。在当地,不仅规模较大的庙会(如东岳庙会、都天庙会、城隍庙会)要演奏十番乐,而且一些较小规模的祭祀仪式(如火星会、青苗会、盂兰会)也要有十番乐的演奏。此外,各行各业的祭祖活动也少不了有演奏十番乐的内容和环节,比如,木匠业的鲁班会、粮食业的雷祖会、铁匠业的老君会、布业关帝会、理发业罗祖会、木船业大王会、药业药王会等。特别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各种祭祀仪式及行业祭祖活动推动了邵伯锣鼓小牌子的普及和发展,一度成为当地百姓在各种喜庆场合中喜闻乐见的民间器乐表演形式。到了建国初期,邵伯锣鼓小牌子的演奏更是达到鼎盛,曾参加配合华东军区文工团慰问渡江大军的演出,并受到热烈欢迎。1952年曾代表扬州市赴南京参加了江苏省的文艺汇演,省广播电台录制了《梅花三弄》《二六》《八段锦》《鹦鹉歌》《青阳扇子》等五首代表性曲目,从而使悠扬的邵伯锣鼓小牌子曲传遍全省。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和成就,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邵伯锣鼓小牌子的很多乐队成员相继进入省、市、县扬剧团成为专业乐师,他们以其纯熟的技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扬剧音乐。但不幸的是,由于骨干乐师的纷纷离去,活跃在民间的邵伯锣鼓小牌子从“文革”开始走向衰落,一度销声匿迹。

邵伯锣鼓小牌子之所以能够重获“新生”,一是得益于国家制定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二是归功于老艺人们的“痴心不改”和执着追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王荣堂为代表的原部分乐班成员从专业剧团退休后,念念不忘儿时的乡音,开始潜心研究锣鼓小牌子,并组织成立了“甘棠文化活动中心”,收集、整理原汁原味的邵伯“牌子曲”。在调查采访中,笔者曾多次聆听乐班成员的排练和演奏,他们的娴熟技艺令人敬佩,执着追求的精神让人感动。正是在众多“玩友”的共同努力下,沉寂四十多年的邵伯锣鼓小牌子又重新焕发了生机,成功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传承和保护这一独具特色的民间器乐品种做出了贡献。

二、表演场合及形式

《扬州画舫录》记载:“郡花部皆系土人,谓之本地乱弹,此土班也,至城外邵伯、宜陵、马家桥、僧道桥、月来集、陈家集人自集成班。……若郡城演唱皆重昆腔,谓之堂戏;本地乱弹只行于祷祀,谓之台戏。”这段文献记载已清楚地表明,扬州城外邵伯等地的民间戏班及民俗礼仪活动非常繁盛,其乐班及其成员构成均源于本土,即当地人“自集成班”,故谓之本地乱弹,且明确指出,“本地乱弹只行于祷祀”,这与锣鼓小牌子的表演场合及礼仪功用完全一致。另据老艺人们讲,以前迎神赛会唱台戏的乐队成员就是锣鼓小牌子的人马,具有庄重典雅的韵味。因此可以肯定,《扬州画舫录》中所记载的邵伯本地乱弹应该与今天的邵伯锣鼓小牌子有着一定的渊源。

邵伯锣鼓小牌子的乐队编制一般为二十人左右,规模较大的近百人,规模较小的也在十人以上,而一支完整的乐队需在四十人以上。可见邵伯锣鼓小牌子的乐队编制具有灵活机动的特点。早年间,参加活动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主要是从事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的民间器乐爱好者,如道士、和尚、文人、名医、船民、铁匠、厨师等等,他们之间互称“玩友”。其中,组织者是乐班的核心,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和社会活动能力。最早主要采用“工尺谱”以及通过口传心授的方法传承技艺。

如前所述,邵伯锣鼓小牌子是当地民俗礼仪活动的产物,主要演出于庙会、民间庆典、社火活动以及各种节日(如春节、元宵节)等喜庆场合,活动内容和目的就是祭祀神灵、祈求祝福,这一点与江南丝竹有本质区别。过去,“在苏南江都、扬州、武进、阳湖各地,民家凡遇婚丧之事,亦多动用丝竹之乐。《江都县志》记载:丧礼……近俗,于治丧日,灵前唯乐人笙簧、丝竹之音,与哭泣相间,庭中广延宾客,坐立如堵。《重修扬州府志》载:丧礼……近日扬城治丧,灵前笙簧丝竹之音,胜于哭泣。”①从表演场合来讲,上面文献中记载的用于“丧礼”场合的“灵前笙簧丝竹之音”,显然不属于邵伯锣鼓小牌子的表演范围和属性。因为,邵伯锣鼓小牌子不用于“丧礼”活动,因此,《江都县志》和《重修扬州府志》中所说的“胜于哭泣”的“笙簧丝竹之音”,指的应该不是锣鼓小牌子。这说明在江都(邵伯)地区与锣鼓小牌子还同时并存着另一器乐品种,二者应该在“小家伙”等某些特色乐器的配备和音乐曲牌(调)选择上有所区别。

在表演形式上,锣鼓小牌子与江南丝竹则完全一样,也有“坐台”“行街”(亦称“踩街”)两种形式。“观音会”“盂兰会”等多为“坐台”演奏,人多时为了体现乐队布局的层次感,一般讲究“台中有台”,即大台上搭小台,打击乐队坐小台,丝竹乐队则分坐于下面两边,显得场面热烈,气势恢宏。各种庙会主要是“行街”演奏,与“坐台”演奏一样,“行街”演奏也非常讲究乐队的排列布局,严格遵循“对称”原则。“行街”演奏往往是乐队成员展示“绝技”的时候。据现乐班成员讲,已故老艺人颜琦(1915—1990)具有“头顶奏高胡”的“绝技”。由于他的演奏情绪热烈,技艺纯熟,因而在当地颇有名气,被誉为“花彩”演奏大师,后来成为江苏省扬剧团著名演奏员,曾获华东戏曲会演琴师奖。此外,很多锣鼓手老艺人都有自己的“绝活”。“行街”时各种“绝技”的展示,最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喝彩声不绝于耳,也因此扩大了锣鼓小牌子的社会影响力。另据王荣堂老先生讲,在“踩街”时,乐班成员(包括和尚、道士)一律穿长衫、纱帽、红绶带,以表示对“神”的敬重。由于有和尚、道士加入其中,因此他们为了表现自己常常演奏佛堂里的音乐。“踩街”时除了有锣鼓小牌子的演奏外,还有站高肩、荡湖船、挑花担等民间歌舞,共同营造了百姓同乐、万民同欢的场景。

三、乐种特征及风格

邵伯锣鼓小牌子的传统演奏乐器有:笛、管、笙、主胡、高胡、四胡、琵琶及小三弦、秦琴、大三弦、海锣、大堂鼓、高音小堂鼓、中音锣、五音锣、七音锣、小齐高音锣、小云锣、铙钹、小齐钹、大木鱼、小木鱼、撞铃、酒盅、瓷碟、小汪子、单皮鼓、檀板等。在当地人的观念中,双数是个吉利数字,而且锣鼓小牌子主要用于民间礼仪中的喜庆场合,所以乐队的主奏乐器(管、弦)一般要求是双数。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整个锣鼓小牌子的乐器家族中,除了常规乐器外,一些具有浓郁“生活情趣”的乐器格外引人注目,如瓷碟、酒盅、筷子等。考察期间,王荣堂老先生曾多次为我们进行了瓷碟、酒盅等特色乐器的表演,其淋漓尽致、花样繁多的演奏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据说这些被乐班成员称为“小家伙”的乐器,是从扬州清曲的乐队伴奏中借鉴而来,奏法有“伸手揽月”“海底捞月”“蜻蜓点水”“匹马单枪”“放点子”等,更加凸显了邵伯锣鼓小牌子的地域特色和音乐特点。另外“将一般击器碟子(瓷盘),作为一种特色乐器加入乐队,与某些江南丝竹乐队(上海郊区)也将称为‘彩盆的瓷碟作为击奏乐器使用的现象如出一辙,显然具有同地域内文化共性方面的习俗性联系。”②因此仅从乐队的配备和使用来看,邵伯锣鼓小牌子既有江南丝竹的韵味,又有“苏南十番鼓”的特点,同时又有地方特色。如今乐队中,不仅加入了扬琴,还引入了西洋管弦乐队中的大提琴。由此可见,邵伯锣鼓小牌子是一个善于吸收,且包容性很强的民间器乐品种。

邵伯锣鼓小牌子不是一个孤立的器乐品种,而是与戏曲、曲艺等民间音乐有着直接关联,其称谓本身就体现了这样一种特性和关系。因为,“曲牌”“曲牌体”“牌子曲”“干牌子”“混牌子”等都是戏曲、曲艺中的概念。我们认为,之所以称为“小牌子”,并不仅仅“是因为该乐种的音调主要来源于地方民歌、小调”,更不是“为了与牌子曲相区别”③,而是借用戏曲、曲艺中的名词、术语。《中国音乐词典》等音乐辞书中虽然没有关于“小牌子”的记载和诠释,但却收录了“小字牌子”这样一个民间音乐术语,明确写到:“小字牌子,戏曲音乐名词,或称工尺牌子,指不带唱词的吹打曲牌,如[小龙吟][柳摇金]等。”④

笔者通过对比研究发现,扬州清曲、扬剧、邵伯锣鼓小牌子三者之间有着深层次的渊源关系。亦即,扬剧和邵伯锣鼓小牌子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均受到扬州清曲的影响。扬剧的唱腔及伴奏除了部分是吸取京戏及其他剧种和民歌小调外,目前在舞台上所运用的基本上是由扬州清曲衍变而来。⑤而从曲牌的运用及乐队编制来看,锣鼓小牌子显然是从扬州清曲中脱胎出来的。因为,邵伯锣鼓小牌子所用大部分曲牌与扬州清曲的曲牌完全一致,如[剪剪花][青阳扇][柳青娘][下盘棋]等等,甚至很多曲牌的曲调也一模一样,比如邵伯锣鼓小牌子的代表性曲目《十八省》与扬州清曲中的《十八省》为同一旋律的曲目。

乐曲《十八省》是邵伯锣鼓小牌子的代表性曲目,曾入选《中国民族器乐曲集成·江苏卷》,该乐曲与扬州清曲中的《十八省》不仅同名,而且曲调结构、旋律音调基本一致,所不同的只是在每个乐句处进行了“填充”和“加花”处理,使乐句间衔接的更紧密,突出了器乐曲的特点。

扬剧音乐与锣鼓小牌子相互融通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解放后锣鼓小牌子的部分乐班成员先后进入省、市、县扬剧团,退休后又“重操旧业”,这样一来,扬剧与锣鼓小牌子在曲牌、曲调的运用及音乐表现上,都会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同一性。

谱例2原是扬剧中的曲目,后被移植于锣鼓小牌子曲中,通过“加花变奏”,现已成为一首著名的锣鼓小牌子曲。

由于扬州清曲的很多艺人,同时又是扬剧的著名演员,如王万青、葛锦华等。由此可见,扬州清曲、扬剧、邵伯锣鼓小牌子作为同区域的三个音乐品种,具有相同的属性和特征,应该是同宗同源、一脉相承的。而就邵伯锣鼓小牌子来讲,之所以称之为“小牌子”,就是因为它是从戏曲(扬剧)中脱离出来的“不带唱词的吹打曲牌”,同时将扬州清曲、江南丝竹的特色乐器融为一体,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苏中十番乐——邵伯锣鼓小牌子。

邵伯锣鼓小牌子的曲目除了源于扬州清曲和扬剧外,很大一部分来自“网调”。所谓“网调”,亦即渔民们捕鱼劳作时所唱的“渔歌”。

扬州邵伯地区水系发达,很多当地民众世代以捕鱼为生,渔民是锣鼓小牌子的主要参与者。因此“网调”也就成了锣鼓小牌子的重要体裁之一。谱例3原是一首典型的“渔歌”,后被吸收改编成了一首著名的锣鼓小牌子曲。

如上所述,解放前由于该地区佛堂、道观众多,宗教活动活跃、兴盛,宗教音乐与锣鼓小牌子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据王荣堂等老艺人们介绍,《八段锦》来自佛堂,《鹦鹉歌》源于道观,充分表现出该乐种的极大包容性。邵伯锣鼓小牌子演奏的曲牌不仅多为地方民歌小调,而且将江南丝竹乐和苏南吹打乐很好地融合贯通,自成一体。丝竹乐曲调丰富优美,锣鼓乐点子变化多端,器乐演奏特技画龙点睛,构成了丝竹乐和打击乐在艺术上的完美结合,其曲牌既雄浑深沉、气势雄伟,又委婉细腻、格调清新。因此,邵伯锣鼓小牌子既有江南丝竹典雅之韵,又有里下河水乡古朴之风。正是这种兼收并蓄的艺术特征和音乐风格,使之成为了苏中地区独具特色的民间乐种。

邵伯锣鼓小牌子采用单曲牌体和套曲牌体两种类型,单曲牌体主要有[粉红莲][二六][青阳扇][鹦鹉哥][剪剪花][穿心][柳青娘][十八省夹堂子][九连环][下盘棋][补缸][老八板][鲜花调][满江红]等几十个单支小曲牌;套曲牌体主要以[八段锦]或[花八段锦]为代表,该作品由四个小曲牌《八段锦》《鹦鹉歌》《十八省》《十八省夹堂子》组合在一起,这四首曲牌均用锣鼓《慢长锤》连接,进而成为一个结构完整的套曲。《八段锦》《十八省》原曲调旋律比较简单,经过器乐艺人运用加花变奏手法处理,旋律优美、跌宕起伏,节奏明快、情绪热烈,加上中间锣鼓敲击过门,更烘托了热闹的气氛。《鹦鹉歌》顾名思义好似鹦鹉在唱歌,婉转动听,全曲以丝竹乐为主另加“小家伙”,既突出了优美典雅的旋律,又彰显了小打击乐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风情。

然而,通过考察我们发现,邵伯锣鼓小牌子虽然已经成功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但由于老艺人们大都年事已高,青黄不接的现象比较严重。加之受活动经费、场地等条件的制约,邵伯锣鼓小牌子要重振往日的辉煌并不容易。正因为如此,每次考察结束时,我们都能深切感受到老艺人们从心底发出的那种期待和祈寄的目光。真诚地希望国家和当地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及媒体,对此加大扶持和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关注、支持这一濒临失传的民间乐种,使之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发展,进而绽放出更加迷人耀眼的光彩。

① 伍国栋《江南丝竹》,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

② 同①,第134页。

③ 陈培刚《音声背后的风景——江苏邵伯锣鼓小牌子文化意蕴考察》,《中国音乐》2010年第1期,第208页。

④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版,第432页。

⑤ 武俊达《扬剧音乐》,北京:音乐出版社1962年版,第3页。

[本文为扬州大学2014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项目“邵伯锣鼓小牌子的音乐特征及其传承发展研究”的主要成果。]

程桂林 扬州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刘小萌 扬州大学音乐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 刘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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