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达爆炸：恐怖主义席卷东南亚的开端？

张洁

2016年1月14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一家购物中心附近发生爆炸袭击。图为警方在爆炸点附近搜寻犯罪嫌疑人。供图/东方IC

2016年1月14日，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街头发生汽车连环爆炸式的恐怖袭击。这是印尼近年遭受的最严重恐袭，导致7人死亡（含恐怖袭击嫌犯5人）、17人受伤。很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对此次行动负责。更多报道指出，策划者是身在叙利亚的印尼裔极端分子，目的在于呼应“伊斯兰国”在全球的恐怖活动。

从2015年起，东南亚各国的恐怖活动呈现反弹之势。1月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发布安全警报，指恐怖组织可能在马来西亚策划恐袭;9月美国和澳大利亚驻马使馆同时发布安全警告。虽然东南亚各国政府相应加大了防范力度，马来西亚和印尼还挫败了多起恐袭计划，但最终还是防不胜防。不过，此次雅加达恐袭伤亡人数比2002年发生在旅游胜地巴厘岛、导致200多人死亡的爆炸案少很多，主要得益于印尼反恐部门的反应速度和专业性的提升。

这次事件恐怕只是恐怖主义浪潮再度席卷东南亚的开端。未来，恐怖活动与防恐、反恐的博弈在该地区将会更加激烈。东南亚各国在加强本国反恐能力建设的同时，更应推动区域内外的安全合作，通过“内外兼修”遏制恐怖主义的蔓延，保障本国和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政教合一与极端主义挑战

印尼地域广阔，穆斯林人口众多，这是“伊斯兰国”极端思想得以渗透的重要原因。印尼国家反恐局的数据显示，到2015年底，至少已有800名意图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的印尼公民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多起未遂恐怖活动被破获。较之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印尼经济发展落后，国家治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印尼长期被是否建立政教合一政权的争议所困扰，并且因此在历史上发生过内战和分离运动，但这与目前受“伊斯兰国”影响、通过极端暴力手段谋求建立“哈里发政权”的恐怖活动是有本质区别的。

印尼没有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形态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首先，印尼的宗教信仰多元化。从20世纪初民族觉醒到40年代建国初期，印尼逐渐形成了宗教信仰多样化的政治生态，亚齐人信奉具有苏菲神秘主义色彩的教义;爪哇的穆斯林分为各种教派，包括正统的伊斯兰教师联合会派，爪哇岛西部地区势力强大、政治狂热的伊斯兰教运动派，爪哇北部一些港口城市志在改革教义的穆斯林商人集团，还有与遥远的开罗有着文化渊源的现代主义穆罕默德协会改良派。中爪哇和东爪哇内地居民虽然名义上也是穆斯林，信奉的其实是伊斯兰教东渐前当地的崇拜精灵的传统习俗。此外，印尼还存在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多种宗教信仰。宗教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治主张的多元化，正统伊斯兰教政党建立伊斯兰教政权的主张无法得到非伊斯兰民众的认同。

其次，世俗政权的建立有利于印尼国家统一。在印尼建国初期，面对内忧外患，以苏加诺为代表的印尼领导集团力图克服思想、宗教、民族的国内差异，将印尼统一在民族主义目标之下，为印尼的统一与独立寻求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思想基础。在1945年的“独立准备调查委员会”上，苏加诺提出了“建国五基”，其中一条便是“信仰神道”，强调宗教信仰自由，不强迫所有人都皈依伊斯兰教，从而否定了政教合一的主张。

但印尼的穆斯林精英一直没有放弃政教合一的政治诉求。当民族危机消失后，关于政权性质的争论重新出现，成为政治斗争焦点之一。1949年西爪哇曾兴起“伊斯兰教国”运动，一些人甚至宣称要对“异教徒”开展“圣战”。1953年亚齐发生地方叛乱，1956年苏门答腊又发生叛乱，苏拉威西岛上出现了反政府的“全面斗争约章集团”。但这一时期，所有政治斗争都是在承认印尼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和民族存在的前提下展开的，并不采取攻击平民的恐怖主义手段。以恐怖袭击为手段试图推翻东南亚各国现政体、建立跨国界的“哈里发政权”的势力在印尼政治生活中仍属于极小众。

如果对印尼目前的恐怖主义活动进行比较研究，更准确的对比样本应该是2001年后在东南亚范围内出现的恐怖主义活动。这两轮恐怖主义浪潮在思想、目标、组织方式和手段方面有很大相似性，并且在人员组织上存在密切联系。他们都以建立跨国界的“哈里发政权”为目标，都采取极端暴力手段，都与中东的恐怖组织有着密切联系。

据称，“伊斯兰国”2012年开始招募东南亚志愿者时，最初的参加者很多都来自“伊斯兰祈祷团”的“根据地”，而“伊斯兰国”的出现无疑给印尼当地遭受沉重打击的原生恐怖组织带来了“重生”机会。在“伊斯兰祈祷团”组织领袖先后被捕后，其较年轻成员另起炉灶，以中苏拉威西的波索地区为根据地，创立“东印尼圣战士”组织，这个组织已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并在2015年杀害了多名警察和平民。

区域反恐需“内外兼修”

应该说，“伊斯兰国”的影响力在东南亚地区蔓延得相当迅速。2015年初，“伊斯兰国”对东南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本土穆斯林前往中东参加“圣战”，二是在中东接受军事训练后的极端分子重返东南亚进行暴恐活动。到了2015年下半年，“伊斯兰国”对东南亚的影响迅速转化为发动恐怖袭击的现实安全挑战，潜在威胁日益显性化。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破获的多起恐袭策划案均与“伊斯兰国”有关。更多发现也证实，“伊斯兰国”对东南亚恐袭活动的资金和装备支持力度在加大。

2015年11月22日，第27届东盟峰会举办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一名骑警在双峰塔附近巡逻。供图/东方IC

面对恐怖势力的卷土重来与再度整合，东南亚各国政府开始积极应对。首先是反恐态度与立场的转变。以新加坡《联合早报》为样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早期的新闻多以零星报道恐怖主义活动为主，各国政府的反恐举措则以防范本国公民前往中东为主。2015年中期起，关于东南亚各国政府的反恐政治表态以及新出台反恐措施的报道显著增多，这反映出东南亚各国反恐事业正发生从态度上模棱两可到行动上坚决果断的转变，背后折射出的是恐怖主义对各国安全挑战的日趋严峻。

其次是反恐实际行动。东南亚各国的反恐行动在国内、国际两条线上同时推进。2016年1月雅加达恐袭发生后，印尼政府表示，将进一步增加预算应对恐怖主义，包括对出狱的极端分子行动加强监控、遏制“伊斯兰国”的网上宣传与招募、对国内现有反恐机构加强整合等。事实上，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与中央权力的重建，到苏西洛总统执政后期，印尼已经重新踏上了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道路，这为印尼反恐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与物质保障。

东南亚区域内部的反恐合作也在加强。早在2015年2月，马来西亚就强调合作反恐的重要性，指出如果所有东盟国家不保持高度敏感，恐怖组织的袭击将给本区域带来严重破坏。在雅加达恐袭发生的第二天，新加坡宣布与印尼加强反恐情报信息共享。2015年底东盟宣布建成共同体，有助于东南亚国家进一步加强彼此之间的反恐合作，并利用与域外国家的多边对话合作框架增设反恐议题，争取外界援助与合作。

当然，东南亚反恐仍面临资金匮乏与机构低效等困难，东南亚各国对恐怖主义活动的研究也远谈不上深入，都将阻碍反恐措施的有效实施。

中国是东南亚反恐的利益攸关方

2016年1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对印尼雅加达恐袭表示谴责，强调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未来，面对东南亚的恐怖主义浪潮，中国应是利益攸关方而非旁观者。这至少由三方面的原因所决定。

首先，东南亚反恐事关中国国家安全。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为中国国内的宗教极端分子前往中东的“通道”，中国的反恐努力离不开东南亚国家的配合。恐怖主义将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挑战，直接威胁到中国在海外的大型铁路、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安全。

其次，东南亚反恐事关中国—东盟的政治与安全互信构建。安全合作是中国—东盟关系中的短板。虽然近年来中国着力推进与东盟的海上安全合作，但进展缓慢。恐怖主义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面临的安全挑战，通过分享反恐经验和情报、提供资金技术支持等多种方式，双方可以培育政治与安全互信，为拓展相关领域合作奠定基础。

再次，反恐事关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博弈。在2001年9.11事件后，东盟被美国视为反恐“第二战线”，美国与东盟在反恐领域具有长期合作的基础。关注近期美国、日本的外交动向，可以发现反恐再次成为它们与东南亚国家进行双多边合作的重要议题。在2016年1月举行的美菲国防、外交部长2+2对话中，双方明确强调要共同应对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

中国应该怎么做？事实上，中国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双边反恐合作进展顺利，取得积极进展。不仅如此，在地区安全对话层面，中国也加强了对打击恐怖主义的关注。2015年11月由中国主办的香山论坛专门设置了有关反恐与地区合作的讨论议题。

今后，中国可利用2015年12月通过的《反恐法》，加大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合作力度，同时，推进多边合作，包括在现有安全对话机制中设置议题、提出倡议，并适时提议与有关国家举行联合反恐演习。这种合作应是非排他性的，在实际推动的同时还要注重对外宣传，树立中国维护地区和平的积极形象。而通过加强反恐合作构筑更为有效的功能性区域安全机制将是一个长期进程，上海合作组织和湄公河联合巡逻的经验值得借鉴。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